第一部 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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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逝世410週年紀念會】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53年12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舉行的哥白尼逝世41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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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以一種興奮和感激的心情來紀念這樣一個人，

他比任何人，對於西方擺脫教會和經院哲學統治的枷鎖，而做出的貢獻都更大。

誠然，希臘古典時期就有一些學者確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

但是，這種對宇宙的認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認。

亞里士多德和希臘天文學家依舊堅守地球中心的概念，當時很少有人提出質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闡述太陽中心概念的優越性，必須具有難得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直覺，也要掌握當時不易獲得的天文事實。

哥白尼的偉大成就，不僅為現代天文學鋪平道路，也讓人們的宇宙觀產生關鍵的改變。

一旦認識到地球並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顆較小的行星，那麼以人類為中心的錯覺就如過眼雲煙。

可以說，哥白尼以其工作和偉大的人格，教導人們要謙遜。

沒有一個民族可為他們中，出現這樣一個人而驕傲。

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對哥白尼這樣內心獨立的人，難以用它來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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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瓦爾特·拉特瑙】


瓦爾特·拉特瑙，德國猶太實業家、作家、政治家，曾任魏瑪共和國外長

德國民主黨（DDP）領袖、德國通用電氣總公司經理和董事。

“一戰”時期，他任普魯士政府戰時資源局局長。

“一戰”結束後，他成為德國民主黨領袖。

1921年，他任魏瑪共和國復興部長；1922年，任魏瑪共和國外長。

1922年4月，他出席熱那亞會議，為打破德國在歐洲的孤立局面，同蘇聯簽訂《拉巴洛條約》。

同年6月回國後，24日被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暗殺。

愛因斯坦的這篇紀念文章，1922年8月發表於《新評論》。

本文，最後一句來自《聖經·新約》中的《馬太福音》（7:16）：「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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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拉特瑙，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我都懷有愉悅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因為他在目前歐洲的陰暗局勢中，帶給我希望和安慰。

亦因為他的高瞻遠矚和古道熱腸，同我一道度過難忘時光。

他對宏觀經濟關係的概括，對各民族特點和各色人等心理的理解，以及對個別人物的了解，都令人欽佩。

他有積極的人生觀，雖然洞察人性，仍然博愛眾生。

與朋友共桌閒談之際，既認真又帶著地道的柏林式的幽默；這種可貴的結合，使他的談吐別有風趣。

一個耽於幻想的人，不難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他卻是一個入世的理想主義者，世事洞明，遠超常人。

我對他就任外長一事感到遺憾。鑑於德國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大多數人對猶太人的態度，

我認為，在公共生活中，猶太人應當採取一種自尊而謙虛的姿態。

我絕沒有想到，仇恨、盲目和忘恩負義會達到極端的程度。

但是，對那些在近50年來，掌握德國人民倫理教育的人，我要高聲吶喊：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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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瑪麗·居里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紐約羅里奇博物館，舉行的居里夫人悼念會而發表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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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位像居里夫人這樣傑出的人物走到生命的盡頭，

我們不應僅滿足回顧她的工作成就，為人類做出的貢獻。

傑出人物的道德品質可能比純粹理智的成果，對一個時代以及整個歷史進程的意義還要大。

不僅如此，甚至後者的取得也要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境界；

而且，這種依賴程度比通常認為的要大得多。

我很幸運能與居里夫人保持20年高尚而純潔的友誼。

她那偉大的人性，使我的欣賞之情與日俱增。

她的力量、意志的純潔、她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客觀公正、堅定不移的判斷力

所有這些不易被發現的品格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

她在任何時候都認為自己是一名社會公僕，

她那極度的謙遜從未給自滿留下任何空間，

她始終感覺到社會的殘酷與不平等而備受壓抑，這使她的外表帶有嚴肅的一面。

這一點很容易被不熟悉她的人誤解——這是一種罕見、不能為任何藝術氣質減輕的嚴肅。

一旦她認為某條道路是正確，就會毫不妥協、持之以恆地追求到底。

她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成就——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並把它們分離出來。

並不僅因為她超凡的直覺，還因為她在無法想像的極端困境中，仍然保持的專注與執著。

假使居里夫人的品格與獻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

僅有一小部分還活在歐洲知識分子的心中，那麼歐洲就會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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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馬克斯·普朗克】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48年4月舉行的馬克斯·普朗克紀念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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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用偉大的創造性思想造福世界的人來說，

後代的褒獎並無什麼必要，他自身的成就已給予他更高的獎賞。

然而，今天所有追求真理與知識的代表，從地球的各個角落來到這裡相聚，的確是一件好事，而且很有必要。

他們到這裡來是為證明，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政治狂熱與殘酷的武力，

像利劍一樣懸掛在飽經痛苦、驚恐萬狀的人頭上，我們追求真理的理想標準仍然高高在上、光芒不減。

這一理想是一條將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科學家永遠聯結在一起的紐帶，它以一種罕見的型態，體現在馬克斯·普朗克身上。



儘管希臘人已經想像到物質的原子本性，並且，19世紀的科學家使原子概念的提出，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然而，卻是普朗克的輻射定律，第一次在不依賴其他假說的情況下，精確地測定出原子的絕對大小。

不僅如此，他還令人信服地說明，除了物質的原子結構外，

還有一種受普適常數“h”支配的能量的原子結構，這個常數是由普朗克引入的。


這一發現成為20世紀所有物理學研究的基礎，從那時起，幾乎完全決定物理學的發展。

沒有這一發現，就不可能建立分子與原子理論以及決定二者能量轉化過程的有用理論。

不僅如此，它還粉碎經典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整個框架，

也為科學確立一項新使命：為整個物理學尋找一個新的概念基礎。

儘管至今為止已取得一部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這個問題仍未得到滿意的解決。

為向這位偉人致敬，美國的國家科學院表達自己的希望：出於純粹的知識目的，而進行的自由研究，應該不受任何阻撓與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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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莫里斯·拉斐爾·科恩致敬】



本文是1949年11月15日愛因斯坦在莫里斯·拉斐爾·科恩學生紀念基金會上的致辭。

莫里斯·拉斐爾·科恩（1880—1947），美國哲學家、律師和法學家。

他出生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一個猶太家庭，12歲移居美國紐約，26歲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後在紐約城市學院、芝加哥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

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等校教授哲學和法學。

他被認為是一位傳奇的教師，將實用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和語言學分析結合起來。

英國哲學家的伯特蘭·羅素，認為他是當代美國哲學家中，最具有創造性思想的人。



歐內斯特·內格爾是美國科學哲學家，代表作為《科學的結構》

他與卡爾納普、萊欣巴哈以及亨普爾，並稱為邏輯實證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

本文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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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們、先生們：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大都市裡，很高興知道有人沒有完全受到當前世事紛擾的影響。

你們的研討會見證那些勤於思想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既不受浮華現世的威脅，也不懼生死隔絕的威脅。

與我們特別親近的人，大多已不在人世，最近莫里斯·科恩也離開我們。

我深知他是一個樂於助人、性格獨立的有良知的人，我有幸經常與他討論共同興趣的問題。

當我偶爾想說出一些關於他的精神個性的東西時，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對他的想法還不夠熟悉。

為了填補這個空白——至少為了略知一二——我開始閱讀他與歐內斯特·內格爾合著的《邏輯與科學方法》一書。

然而，我沒有輕鬆地做到這一點，由於時間太少，難免有些緊張。

但是一旦開始閱讀，我就變得欲罷不能，以至於忘掉讓我產生閱讀的外在動機。

幾個小時後，我回過神來，自問到底是什麼讓我如此著迷。

答案很簡單：書中並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而是先呈現對事情的各種思考方法，

進而激發科學的好奇心，之後才試圖通過完整的論證來清楚說明問題。

作者在思想上的誠實，使之與我們分享他內心的思考過程，這是天才教師的標誌。

知識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沒有生命，存儲在書本中；一種是有機地存在於人的意識中。

第二種存在形式才是核心；第一種也許不可或缺，但處於次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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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保羅·朗之萬】



本文選自1947年巴黎出版的《思想》（La Pensee）雜志，2—3月號。

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國著名物理學家，以對次級X射線、

氣體中離子的性質、氣體動理論、磁性理論以及相對論等方面的工作而著稱。

他在法國學術界傳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提出“雙生子悖論”。

朗之萬是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

這是在1934年2月6日發生極右派騷亂之後，創立的一個反法西斯組織。

1931年，朗之萬受國際聯盟的指派，到中國考察教育事業，直接促成1932年中國物理學會的成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在國際社會聲援中國的抗日戰爭。

1944—1946年，朗之萬任法國人權聯盟主席。

在此之前，他剛加入法國共產黨，他因直言不諱地反對納粹而被捕。

他在維希政權的大部分時間裡遭到軟禁。




朗之萬是皮埃爾·居里的博士生。

居里因車禍去世後，朗之萬與居里夫人傳出緋聞，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

後來，兩人被迫分開。

多年後，朗之萬的孫子米歇爾，與居里夫人的外孫女埃萊娜結為連理。

朗之萬死後享有哀榮，被葬在先賢祠。

在愛因斯坦所有的法國同事中，他與朗之萬最為親近，政治理想非常契合。

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愛因斯坦和朗之萬為增進法德關係共同做出的努力，進一步加深他們的友誼。

和愛因斯坦一樣，朗之萬也直覺地認識到，歐洲和平的關鍵在於法國與德國的和諧關係。

在和平最終恢復後不久，朗之萬就離世了，這給愛因斯坦帶來了悲痛的回憶。

愛因斯坦在自1939年創辦之時起，就一直由朗之萬擔任編輯的雜誌上，與法國民眾分享他對朗之萬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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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發生在這些不幸、失望的歲月中，那些大多數事件而言，

保羅·朗之萬逝世的消息對我的打擊更沉重。為什麼會這樣呢？

難道他長壽、充滿豐碩的創造性成果的一生，不是很和諧地體現在他身上嗎？

難道他不是因為對知識問題敏銳的洞察力而受到廣泛尊敬，

因獻身於一切正義事業並對一切生靈表現出寬容、仁慈而獲得普遍的愛戴嗎？

自然界為生命確定界限，以使它在結束時彷彿一件藝術品一樣被表現出來，

這一事實難道還不能使我們感到一定的滿足嗎？

保羅·朗之萬的逝世帶來的悲痛之所以如此刻骨銘心，

是因為它使我體驗到一種被拋棄後，極端孤獨淒涼的感覺。

任何一個時代，極少有人不僅對事物性質有清晰的洞察力，

而且，對真正人性面臨的挑戰具有強烈的感覺，並有採取鬥爭行動的能力。

這樣的人物離開人世，他留下的空隙仍然是活著的人無法承受。

朗之萬俱有極為清晰的科學思維，同時又不固守成規，並且對關鍵點有準確無誤的直覺性洞察力。

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他的講座對不止一代的法國理論物理學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朗之萬關於實驗技術的知識同樣非常豐富。

他提出的批評以及具有建設性的建議總能產生實際效果，

然而他自己的那些頗富創造性的研究，對科學的發展也產生決定性影響，特別是在磁學和離子理論領域。

然而，他一貫樂於承擔責任的做法，限制他的研究工作。

因此，他的勞動成果體現在其他科學家出版物中更多。

在我看來，似乎有一點是毋庸置疑：要不是其他人先提出狹義相對論，

朗之萬本來是能夠完成這項工作，因為他已經清楚地覺察到這一理論的本質方面。

另一件令人欽佩不已的事，則是他充分體會到德布羅意[1]思想的意義，

薛定諤後來從這些思想中，發展出波動力學的方法——甚至在它們尚未結合成為一個連貫的理論之前。

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他告訴我這件事時，那種興奮與熱情——我也記得我是帶著猶豫與懷疑接受他這些話。



朗之萬在一生中，始終對社會與經制的缺陷與不平等有清醒的認識，並為此感到痛苦。

然而，他堅定地相信理性與知識的力量。

他的心靈是如此純潔，他甚至相信，一旦發現理性與正義之光，

所有人都應該願意做出充分的自我克制。

理性就是他的信念——一種不僅要帶來光明，而且，要帶來拯救的信念。

他想要促使所有人生活得幸福的願望，甚至比他對純粹理智啟蒙的渴望更加強烈，

這使得他將大量時間與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啟蒙活動中。

從未有一個求助於他的社會良心的人，會從他那裡空手而歸。

正因如此，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質，使許多無聊透頂的知識分子對他懷有刻骨的敵視。

反過來，他卻對他們都表示理解，他那仁慈之心從未對任何人懷有怨恨。

我只能為認識這一位純潔和啟發人思考的人，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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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布羅意，巴黎龐加萊研究所理論物理學教授。

1929年，因對電子的波動性研究，他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關於他與愛因斯坦之間的私人關係，在卡爾·澤利希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瑞士》一書中，

收有德布羅意教授的文章《1927年在索爾維委員會會見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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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瓦爾特·能斯特


本文選自1942年2月在華盛頓特區出版的《科學月刊》（The Scientific Monthly）第54卷。


我很高興接受這本期刊編輯的請求，

為最近去世的科學巨人瓦爾特·能斯特寫點東西。

他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密切交往的、最具特色、最有趣的學者之一。

在柏林，他從不錯過任何一次物理學會議。

他簡潔的發言不僅顯示了一種驚人的科學天賦，

而且表現出他總是掌握並深刻地了解數量巨大的事實材料。

他對自己擅長的實驗方法與實驗技巧有罕見的駕馭能力。

雖然有時我們會善意地笑對他那孩子般的虛榮與自滿，

但我們對他卻有著由衷的讚賞與私人情誼。

只要不犯以自我為中心的毛病，他就會顯示出一種非常少見的客觀公正性、

一種對關鍵問題精確的感知能力以及發自內心的探索自然界深層次相互關係的熱情。

要是沒有這種熱情，他那具有非凡多產的創造以及在20世紀最初的三分之一時間對科學生活產生的重大影響將是不可能的。



作為一個以熱力學、滲透壓力以及離子理論為研究基礎的那個時代的最後一名成員，

他從阿倫尼烏斯[1]、奧斯特瓦爾德[2]、范特霍夫[3]當中脫穎而出。

直至1905年，他的工作基本限於這些概念範圍。

他的理論武器略顯幼稚，但他卻以一種罕見的敏捷掌握了它。

我可以舉出“濃度局部可變液體中的電動力理論”以及通過加入溶解物質以降低溶解度的理論作為例證。

在這一時期，他還發明了利用惠斯通電橋（交流電，以電話機作為指示器，在比較電橋支路中的補償電容量）

測定導電體介電常數的巧妙的零點法（null-method）。



這個最初的多產時期，

是與能斯特改進方法論並完成對一個領域的探索工作聯繫在一起的，

這個領域的基本原則在他之前已為人所知。

這項工作逐漸把他引導到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難題，

可表述如下：

由一個系統在各種狀態中的已知能量，

能否計算出該系統從一種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狀態時增加的有用功。

能斯特認識到，僅憑熱力學方程無法利用能量差U從理論上確定過渡功A。

從熱力學方程可以推出，在絕對零度，A與U的溫度必然是相等的，

但對於任意的溫度，即使U的能量值或能量差在任何條件下都已知，也無法利用U求出A。

除非引入一個關於這些增量在低溫條件下發生的反應的假設（這個假設非常簡單，因此是顯而易見的）

上述計算才是可能的。

這個假設就是：

A在低溫條件下將不再受溫度影響。

把這個假設作為一種假說（熱力學的第三條主要原理）

引入是能斯特對理論科學最偉大的貢獻。

普朗克後來發現了理論上更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即熵在絕對零度時消失。


從熱力學的較老的觀點來看，

第三條主要原理所要求的物體在低溫條件下發生的反應很異常。

為了確保這一原理的正確性，必須對低溫條件下的量熱學方法做重大改進。

高溫條件下的量熱學也因能斯特而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所有這些研究，以及他那不知疲倦的天賦，

為這個領域的實驗者提供了許多具有鼓舞作用的建議，

他最富成效地推進了他那一代的研究工作。

量子理論一開始就得益於這些量熱學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結論，

特別是在玻爾的原子理論使光譜學成為最重要的實驗領域之前，

情況更是如此。

能斯特的本職工作“理論化學”不僅為學生，

而且為學者提供了大量啟發性的思想。

從理論上講，它們只是基礎性的，卻富有機智、生動形象，

而且充滿關於各種各樣相互聯繫的提示，這的確反映了他理智的特點。


能斯特不是一個眼界狹窄的學者，

憑藉良好的常識，他成功地投身實際生活的各個領域，

與他進行的每一次談話都會使一些有趣的事情真相大白。

他與幾乎所有同胞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令人矚目地從偏見中擺脫了出來。

他既不是民族主義者，也不是軍國主義者。

他幾乎完全憑藉結果的成敗與否而非某種社會或道德理想對人或事做出評判。

這是他擺脫偏見的結果。

同時他對文學很感興趣，並且具備像他這樣擔負如此繁重工作的人少有的幽默感。

他是一個富有創造精神的人，我從未遇到過一個在任何本質方面與他相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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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倫尼烏斯（Arrhenius），1859—1927），瑞典物理化學家。
他最著名的貢獻是電解質的電離學說。 ——編譯者註

[2] 奧斯特瓦爾德（Carl Wilhelm Wolfgang Ostwald，1853—1932）
德國化學家，畢生從事教學、研究和編輯工作，促進膠體化學的發展，
大部分生涯在萊比錫大學度過。 ——編譯者註

[3] 范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1852—1911），
荷蘭物理化學家，生於鹿特丹，由於在反應速度、化學平衡和滲透壓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成為第一個（1901年）
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1887年與德國化學家奧斯特瓦爾德一起創辦了很有影響力的《物理化學雜誌》。 ——編譯者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