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或野生的

　　我們仍只了解自己所認知的事物，誠如埃茲拉·龐德所言，「桃杏之味的辨識從未失傳，兩者皆非通過書本學習而得以傳授」。其他認識均為道聽塗說。作為在自己生活的環境裡得心應手的居民，人們熟悉所認知的事物，自然就體會到力量、自由、持續、自豪的存在。認知可分兩種。
　　第一種認知使你置身於真實情境之中。一切都是你熟知的：南北走向、松杉之別、新月方向、活水源頭、垃圾去向、握手姿勢、磨刀技巧、利率調節。這類知識本身可以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拯救瀕危物種。通過復興文化，我們學會了此種認知。這就好像重新棲居一樣，我們遷徙到一個曾被濫用且近乎被遺忘的領地，然後重新種植樹木、疏導河床、清除瀝青。有些人會說，倘若沒有「文化」傳承下來，那將會怎樣呢？總會有的，正如(無論在何處)地方和語言總會存在一樣。一個人的文化修養是在家庭和社區中培養出來的。當你們開始攜手做某項真正意義上的工作，或嬉戲玩耍、講故事、搗蛋，或當有人生病、去世或出生，或當你們參加諸如感恩節的聚會時，文化就會展現出它的光芒。文化是一個根深蒂固，且需要予以管理的鄰里或社區之網；它有所限制，但普通尋常。「她很有文化」這句話並不意味著她是「精英」，倒更像是說她「有修養」。
　　(culture，「文化」，一詞可透過colere追溯其拉丁語含義，如「崇拜、護理、培養、尊重、耕耘、照顧」。詞根kwel的基本義是圍繞一個中心旋轉，與whee，「旋轉」，及希臘語telos同源，意即「完成一圈」，故teleology有「目的論」之意。梵語中用的chakra，「精神中心、心靈中心」，即指「輪」或「宇宙巨輪」。現代印度語中的charkha，「手紡車」，表示「紡車輪」之意。甘地身陷囹圄時，曾透過「手紡車」的隱喻來沉思冥想印度的自由問題。)
　　另一種認知源於野外遊蕩。梭羅曾記敘過野蘋果(亦稱酸蘋果、海棠果)一事：「我們的野蘋果是野生的，就像我自己，也許並不屬於這裡的土著居民，而是偏離了教化世系，誤入了一片森林。」此想法一直縈繞在約翰·繆爾心中。在《野羊毛》(Wild Wool)一書中，他引用了一位農民朋友告訴他的話：「文化是一個果園裡的蘋果，而自然是一個野生的蘋果。」(回到荒野，蘋果就會變酸、變澀、變野，而且不需施肥、不需修剪。這些野蘋果生命力旺盛、適應力強；每年春天，花開燦爛、驚豔群芳。)事實上，當代所有人都屬教化一族，但我們依然能偏離方向，重返森林。
　　一個人背井離鄉，開始探尋一片危機四伏的原始荒野。在這片荒野中野獸成群，到處都是滿懷敵意的陌生生物。這種與他者(異類群體)的相遇經歷，從裡到外均要求一個人放棄舒適安寧，忍受飢寒，並且選擇飢不擇食。或許你再也見不到故鄉，孤獨就是你的麵包。或許你的屍骨某天會出現在某個河堤的泥濘裡。然而，荒野給予你自由、擴展和釋放的天地。你可以無拘無束、輕鬆自在、片刻瘋狂。在這裡，荒野打破禁忌、瀕臨放縱、教導謙卑。走出去——忍飢挨餓——獨自高歌——跨越物種區域而開懷暢談——祈禱——感恩——回家。
　　從神話層面上來看，荒野是世間廣為流傳的英雄敘事的泉源。從精神層面上來看，荒野要求我們像接受自己一樣去擁抱他者，跨過物種的界線。這不是簡單的「融為一體」，也不是將所有東西混雜在一起，而是在內心深處，小心翼翼地堅持事物間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它既可指我們見到故鄉的房屋、道路和鄉親時宛如初次相識的感覺；它也可指聽到的每個字在我們心靈深處產生的共鳴；它還可指我們由於感恩流下的神祕淚水。總之，我們的「靈魂」就是我們對他者的夢想。
　　「荒野文化」是一場在當代文明內部發起的運動。深層生態學哲學家以及他們與綠色運動、社會生態學家和生態女性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和爭辯，是正在流行的運動的一部分，這些都是可以嘗試的。深層生態學思想家們堅持認為，自然界本身擁有價值，自然體系的健康應是我們首要關注的焦點，如此才最契合人類的利益。他們深知，任何地方的原始人在這些價值理念方面都是我們的老師(塞申斯和戴維爾，1985)。「地球第一！」(Earth First！)組織的出現使環境保護論的緊迫性、冒進性與幽默性上升到一個新的層面。民權運動和勞工運動時期所採用的直接行動(3)策略被運用於生態事務。正因為「地球第一！」組織，美國大盆地最終登上了世界政治舞臺。這些持不同意見的人迫使已有的環保組織機構變得更加激進。與此同時，亞洲、婆羅洲、巴西、西伯利亞的草根運動迅速壯大。它喚醒了世界眾多民眾的希望——從捷克的知識分子到居住在馬來西亞沙撈越州熱帶雨林的母親們，都意識到了自己的權利。
　　最初的美國環境保護傳統來自於對公共土地和野生動植物的保護政策(為了保護鵝、魚、鴨，成立了奧杜邦協會(4)、艾薩克·沃頓聯盟(5)、鴨無界協會(6))。幾十年來，荒野保護這一有限而重要的議程促使人們開始參與這項志願者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保護」變成「環保」，其關注領域便從荒野地區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涉及諸如森林管理、農業、水汙染、空氣汙染、核能等我們熟知的其他問題。
　　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已拓展至全球範圍。有些國家將工作重心幾乎完全放在人類的健康和福祉問題上。將此運動所涉範圍從野生生物轉移到城市健康是合適的。然而，假若忽視自然的其他部分，人類和城市健康就無從談起。適度激進的環保主義者的立場絕不可能是反人類的。我們需全方位領會人類生存條件艱苦的複雜性，加強意識，認識到某些重要物種和棲息地是何等岌岌可危。自相矛盾的是，關於這一切，我們卻企圖從文明深處、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獲取大量訊息。現在，環保界的批評焦點主要集中在兩類人之間：一類人具有以人為本的資源管理心態；另一類人的價值取向則反映了他們對整個大自然完整性的認識。後者的立場實質就是深層生態學的立場，在政治上表現得更鮮明、更勇敢、更歡快、更冒險、更科學。
　　讓我們再來了解一下「自然」(nature)與「野性」(wild)這兩個術語之間細微卻關鍵的差別。有人認為，自然是科學的主體，可對其進行深入探究，如微生物學，而野性卻不能以這種方式被歸為主體或客體。要對其進行探究，我們必須承認它自身內部有一種固有的特性。自然最終不可能瀕臨消亡，而荒野卻存在這種風險。野性堅不可摧，但我們卻可能看不到它。
　　荒野文化興起於此領域的某處。文明是自然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的自我在潛意識領域發揮作用。歷史發端於全新世時期，而人類文化卻扎根於原始時期和舊石器時代。我們的身體屬於脊椎哺乳動物，但我們的靈魂卻在荒野中四處遊蕩、無拘無束。

　　　　　　四面聚合，漫山遍野
　　　　　　成群結隊的馴鹿穿越而過
　　　　　　長滿了金色苔蘚的大地
　　　　　　悄然無聲，飛奔數千里
　　　　　　　　W. H. 奧登
　　　　　　　　　　選自《羅馬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