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生態區

　　　　區域是承載文明的另一個地方。
　　　　　　——馬克斯·卡福爾德


　　在各自領地休養生息的小民族，過去習慣遵循某種自然規律。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北美洲當地主要群體的文化區域幾乎與廣義上的大生態區相重合(克魯伯，1947)。人們曾生活在流動變化、界限模糊卻又實實在在的故土上。後來，歐亞大陸上相繼出現的民族國家不斷用暴力手段恣意劃分邊界，於是，之前那種更為古老的人類生活經歷就漸漸被取代了。有時，這些強加的邊界以同樣強制性的手段將完整的生物區和種族區分隔開來。從此，居住者失去了生態知識，喪失了群體凝聚力。在古老的文化中，人們習慣把動植物種群和地貌看成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現在的文化和自然世界幾乎成了一個影子世界，而所謂的現實世界也只不過是政治司法行政轄區和純經濟化再現的非實體世界。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倒退的時代。不過，通過發現原始的疆域，依靠它們的存在而不是那些隨意劃分的國界、州界和縣界之地，我們至少在故土和心靈上能重拾昔日那種歸屬感所帶來的微妙感受。
　　區域是「半共時空間內的相互滲透體」(卡福爾德，1989)。定義一個區域時，生物群、分水嶺、地貌和海拔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同樣，文化區域也有它的子集，比如方言、宗教、各種放箭器、各類工具、神話主題、音階、藝術風格。植物可以標記一個區域的輪廓，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標誌性樹種——花旗松就是一個例子。(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時就熟知它，那時我生活在位於華盛頓湖和普吉特海灣之間的一個農場裡。當地的斯諾荷米什人管它叫lukta tciyats，「寬針」之意)，其覆蓋範圍自北環繞著卑詩省境內的斯基納河，自西穿過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和北加利福尼亞州的山脊西部，而南部海岸線生長的花旗松與鮭魚生活的區域大致相同，並沒有越過大蘇爾河南部。在內陸，花旗松從內華達山西坡向南一直延伸到聖華金河的北分叉處。這種植物的生長區域穿越了三個州界和一個國界，故而勾勒出一個更加廣闊的自然區域。
　　花旗松的出現預示著降雨量和溫度的範圍，示意人們可以種植什麼作物，屋頂該傾斜多少，該準備什麼樣的雨衣。但在波特蘭或貝靈漢姆這種現代都市裡生活，你就無須了解這些細節。不過，如果懂得植物和天氣所傳達的訊息，像掌握小道消息似的，你就會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我們把大地上各種力量的總和籠統地稱為「地方精神」。要想了解一個地方的地方精神，就要意識到你是部分中的一部分，而整體是由部分組成，每一個組成部分又共同構成一個整體。你源自你作為整體參與的那部分。
　　好像有點堂·吉訶德式荒誕不經的觀點背後，其實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春分後的一個月，我和加里·豪爾薩斯開車從安克雷奇前往阿拉斯加的海恩斯。我們繞過育空河部分支流，沿著庫珀河流域盆地的上部邊緣行駛，開過了海恩斯頂峰。一路駛來，黑雲杉、白雲杉針葉林帶依然被冰雪覆蓋。順著山的隘口向下行駛至奇爾卡特鹽水區的入口，馬上置身於一大片阿拉斯加雲杉林和沼澤中伸出的臭菘之中，這裡已是一番春天的景色。我們跨越了生態區分界線。第二天，我有幸受邀到一家名為暗鴉的咖啡館，和奧斯汀·哈蒙德以及一群印第安特林吉特族老人一起喝咖啡，聽他們談論一些意味深長的話題，有關於人們對其生存地方所應承擔的責任。當我們透過哈蒙德前面的窗戶，遠眺鹽水區那邊山頂的懸冰河時，哈蒙德正用冰河比喻帝國與文明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外部力量如何強大——就像工業文明——進步與倒退同時上演，而定居下來的人們如何靜候其結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蒙大拿州波茲曼曾舉行過一次美洲土著酋長和活躍分子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聽到一個克勞族長者講過一些類似的話：「你知道，我認為人們如果在某個地方待得夠久，即使是白人，地方精神也會開始影響他們，這就是來自大地的精神力量。這些精神和古老的力量不會消逝，它們只需人們一直守候在四周，最終這些精神會逐漸影響他們。」
　　生態區意識以獨特的方式使我們明白，僅僅「愛自然」或者想「與大地女神蓋婭和諧相處」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因為「一個地方」的存在而形成，它必須植根於知識和經驗。例如，「真正的人」輕而易舉就熟知當地的植物。在歐洲、亞洲和非洲，人們過去常常認為每個人具備這種植物知識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現在很多美國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了解植物」，這的確是一個衡量異化的標準。如果我們掌握一些關於植物種群的知識，就會樂於思考類似這樣的問題：阿拉斯加州和墨西哥在什麼地方交會？它會在加利福尼亞州北海岸的某個地方交會。在那裡，加拿大松鴉、阿拉斯加雲杉與熊果樹、藍橡樹混雜一起，自由生長。
　　對於加州北部山脈，我們會稱之為「沙斯塔山生物區」，而不是「北加利福尼亞」。如今的加利福尼亞州(即古老的上加利福尼亞地區)至少可分為三個自然區。正如花旗松那個例子所表明的一樣，特定的植物種群在北部第三個自然區往北長勢喜人。它的邊界大致可從克拉馬斯印第安部落與羅格河交界處劃分，向南至舊金山港灣，向上到薩克拉門託和聖華金河交會處的三角洲。分界線向東到達內華達山頂，並以此為一個明顯分界線，向北延伸至蘇珊維爾。至此分水嶺分叉，大致沿著莫多克高地邊緣延展到華納山和鵝湖，並朝東北方向傾斜移動。
　　分水嶺的東部是大盆地，沙斯塔山北部是卡斯卡底古陸／哥倫比亞地區，繼續向北有一個叫作伊什河村的地方，那裡是普吉特海灣和喬治亞海峽的排水口。為什麼我們要如此構想呢？我會再一次說明：身臨此景讓我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儘管有數百萬人出生在北美，但他們的思維力、想像力或道德觀念並不是在這裡發展形成的。這樣看來，美洲土著人確實更有使用「當地」這個詞的優先權。正是因為他們深愛這片土地，所以他們會歡迎數以萬計的移民從內心深處轉變為同他們一樣的「美洲土著人」。對於那些非美洲土著人，要這片大陸成為他們真正的家，他們就必須在這個半球上——在這片大陸上，準確地說在「龜島」上，重新出生一次。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自覺地完全接受，並認識到這裡就是我們的居住之地，同時牢記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未來的千年裡，我們的後代將在這裡繼續繁衍生息。此外，我們必須尊重這片土地遺留下來的偉大古風——原始野性，我們必須去了解它、保衛它，讓其生物多樣性(包括所有物種的後代)健康完整地代代相傳。到那時，歐洲、非洲或亞洲將被視為我們祖先的發源地，是我們可能想去了解和拜訪的地方，但它們不是「家」。家，就是從內心深處、精神高度上必須根植於此的地方。「美國」是以一個陌生人的名義命名的地方，而「龜島」則是美洲土著人依據創世神話為這片大陸所取的名字(斯奈德，1974)。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這些暫時性的政治實體，毋庸置疑是具有合法性的。然而，如果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繼續肆意妄為，就會喪失這種託管權力。那就真的是「國破山河在」的情形了。
　　然而，這項運動的任務不僅僅是為了西半球、澳洲、非洲或西伯利亞的新移民，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一場心靈淨化運動同樣迫在眉睫，該運動旨在希冀人們自發地去觀察地球表面的真實活動情況。假若有了這種意識，人們便可出席各種聽證會；為了保護大地和樹木，他們就會在卡車和推土機前挺身而出，顯示與區域共存的堅定決心！最初這一想法顯得多麼古怪。生物區域主義成為進入歷史辯證法的入口。我們也許會說，曾經一直被忽視的「等級物種」，如動物、河流、岩石和草地，如今正登上歷史舞臺。
　　這些觀點會引起一些矇昧無知的迴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人們害怕小社會群體，害怕針對國家的批評。對生於斯、長於斯的人來說，要想察覺這個國家與生俱來的貪婪、動蕩、無序、混亂、非法之特性也絕非易事。他們不以為然地援引諸如狹隘主義、地區衝突的觀點，以及那些無法讓人心悅誠服的文化多樣性的表達方式，去闡釋這些問題存在的根源。我們的哲學、世界宗教和歷史都偏向於統一性、普遍性和集權化，簡而言之，就是一神論的意識形態。當然，在特定條件下，相鄰群體的爭執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冗長乏味的記憶和敵意就像放射性廢物一樣持續有害。迄今為止，這種情況在中東地區仍在上演。在歐洲的部分地區和中東地區，持續不斷的種族和政治災難有時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時代。這不能歸因於人類本身的好鬥性。早期帝國擴張之前，部落和自然形成的民族就偶有衝突，這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國家的出現，使戰爭帶來的惡果與破壞性急劇增加。
　　當人們身處沒有過剩積存的時代，強行進入其他地區的誘惑也就不是很大了。下面就以我所處的這部分世界舉例說明。(我這樣描述自己的位置：地處尤巴河流域，北內華達山脈西坡，海拔三千英尺的南分叉處的北面，坐落於一個由黑橡樹、翠柏、漿果鵑、花旗松和西黃松環繞的群落裡。)內華達山脈西坡有冬雨和降雪，而乾燥的東坡卻被另一些不同的植被所覆蓋。在土著人未被白人驅逐之前，居住在這片區域的當地人很少有外出冒險的慾望，因為他們的生存技能只適用於其所居之地。假若他們進入一個陌生的生物群落，也許就會捱餓。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學會識別什麼植物能吃，在哪裡能找到這些植物，怎麼去儲備它們。所以，內華達山東部的瓦肖人用松子和黑曜石與西部米沃克人和邁杜人交換橡樹子、紫杉弓箭和鮑魚殼。夏天，他們在領地的交界處，內華達山草地上安營紮寨幾個星期，在這塊公共地上彼此進行交易。(「野蠻人」，掠奪文化的專屬品，逐漸演變為一種對附近文明及其財富的回應。據說成吉思汗在貝加爾湖附近的圓頂帳篷內接受覲見時曾說：「中國的墮落和奢侈惹怒了老天爺。」)
　　世界上小文化間和平共存的例子不勝枚舉。總有使用多種語言的人們橫跨大區域去進行和平交易或旅行。共享的精神感悟或儀式習俗，以及跨越語言障礙的神話故事，淡化了人們之間的文化差異。但宗教導致的深度分化又是怎麼回事呢？必須提到的是宗教中的排他性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仰的怪異特徵，在世界範圍內它是最近的(從整體而言)少數新生事物。亞洲宗教以及遍及世界的民間宗教、萬物有靈論和薩滿教均讚賞或至少包容多樣性的存在。(人們對食物不同口味的偏好似乎導致了真正嚴重的文化差異。我在俄勒岡州東部安裝套木索時，其中有一個同事是沃斯科人，他的妻子是西邊的奇哈里斯人。他跟我說，他們夫妻兩人吵架時，妻子罵他是「該死的吃蚱蜢的傢伙」，而他總是吼著回敬她：「吃魚的傢伙！」)
　　文化多元性和多語言性乃是全球的共同規範。我們在世界性的多元化與深層地方意識之間尋求平衡。我們一直在追問，在等級制度和中央集權制剝奪了公民權的幾個世紀後，整個人類如何才能在適當的位置重獲民族自決權。我們不應將這一運動與「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它同民族主義恰恰相反。民族主義簡直就是個騙子，國家的傀儡，一個在失落的群落裡咧嘴狂笑的幽靈。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生態運動不僅僅是一個鄉村運動：它對於恢復城市鄰里生活關係、綠化城市也同樣功不可沒。我們所有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穿梭於多個領域，這包括灌溉區、固體廢物處理區、長途區域代碼地區，等等。位於舊金山港灣區的行星鼓基金會(6)，為了把城市重建為宜居之地，與當地許多地方組織一起，進行了有關城市河流鑑定和修復治理等數個項目的合作(伯格等，1989)。世界上還有很多組織同第三、第四世界的人們一起重新構想地域領土問題，同時饒有興趣地為他們新發現的老區域尋找合適的名字(《提高風險》，1987)。後來，生態區域大會在龜島召開了多次。
　　當然世事無常，我們最終需要對「世界各民族」進行更為謹慎的定義；同時，為了維持藍色地球的地貌特徵，也需我們開始考慮重塑(改變)政治主張。人們對可持續發展型經濟、生態友好型農業、充滿活力的社區生活、野生棲息地的要求——以及熱力學第二定律(7)——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人們應採取這種行動。現在，我也意識到這是一種生態政治，亦是一場戲劇。它不僅僅只是街頭戲劇，更是一部擁有夢幻的山脈、田野和溪流的戲劇。正像吉姆·道奇所說：「生物區域主義成功與否……都無關緊要。如果一個人，或一些人，或一個群落中的人們，在踐行生態區域實踐過程中過上一種更加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那就是成功。」但願它能加速瓦解超級強權。誠如「超級地方主義宣言」所聲稱的：
　　區域政治不會出現在華盛頓、莫斯科和其他「權力寶座」之上。區域政治不會「靜坐不動」，它四處蔓延，經由水域和血液，穿過神經系統和食物鏈。區域無處不在，卻又無處可尋。我們都是一群非法移民。我們是本土人，卻又漂泊無定。我們沒有國土，卻又生活在國土之內。我們遠離國家政權內部。區域反對政權——任何政權。區域是無政府的。(卡福爾德，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