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薩拉版序言本文節譯自塔杜施·德萊夫諾夫斯基

　　(Tadeusz Drewnowski，1926-)為《博羅夫斯基短篇小說選集》(2000)所寫的序言。他是波蘭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博羅夫斯基傳記作者和研究專家；其專著《逃離石頭世界》(1972)「對博羅夫斯基自殺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釋，並且澄清了有關這位作家的許多訛傳，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易麗君：《波蘭戰後文學史》，外研社，北京，2002，第323頁)。
　　塔杜施·德萊夫諾夫斯基
　　在戰爭期間和戰後蓬勃而多樣的波蘭文學中，塔杜施·博羅夫斯基是一個獨特的人物。雖然他才活到二十九歲，而且留下的作品在數量上不多，未能充分發揮和免除內在的矛盾，但是對於他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是很難不高度評價的。
　　……所有相關種類不同的作品，即使是最傑出的作品，也沒有能夠提供關於這場整體的戰爭、尤其是它的集中表現——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完全的真實情況。
　　博羅夫斯基並未妄言，他講述了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全部真實。而且，他在自己的小說中敘述了可能是最本質的和最痛苦的真實。他善於把劊子手和犧牲品的心理狀態擱置一旁，也善於超越幾百萬人的苦難和自己所處的集中營地獄般的苦境——而用冷峻的毫不憐憫的目光來看待集中營的種種。
　　對於博羅夫斯基來說，集中營就是第三帝國和希特勒主義強加給被擊潰的歐洲的新秩序之昌盛和勝利的成果。為了實現日耳曼種族統治世界的計劃，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必須利用被征服的各民族，強迫犧牲品參與對他們自身展開滅絕的野蠻程序。所以，集中營並不構成罪惡滔天群魔的夜宴，也不構成使用大量犧牲品的大燔祭或對人類罪惡的報復，而是構成了為希特勒分子們制定的目標服務的、組織嚴密的體系和依照明確目標組成的群體。所以，集中營也不構成卡繆所說的人類自古以來熟悉的普通的狂熱殺戮，而是達到了更高的階段：邏輯的屠殺。極權主義制度把這種邏輯推進到了完備的地步，到了歷史上空前的規模，到了種族滅絕的尺度。現在，多年之後，這個機制得到了準確的研究：依據檔案梳理和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許多科學機構向社會揭示，希特勒分子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國家推向特殊的狀態的，他們推進的這種國家秩序帶來何等的後果，如何接近達到完全實現的地步——而博羅夫斯基在沒有檔案和學者支持的情況下，從第一次親眼目睹就揭示了這個制度，以自己的目光，展現了這個制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的機制。
　　但是，除了認識論的價值之外，除了對希特勒罪行邏輯的審視之外，博羅夫斯基的小說還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在這裡，集中營的悲劇表現得不同於幾乎其他全部的文學作品。悲劇的沉重之點轉移到了受難者方面。對於博羅夫斯基來說，集中營真正的悲劇不是在於劊子手和遇難者的關係之中：劊子手們甚至被剝奪了相對的理性，他們是希特勒剝削與罪行機器的百依百順的官員，的確應該送上絞刑架，但是他們還沒有資格列入悲劇前列的、有身分的參與者行列。
　　希特勒有意識的罪行——邏輯的罪行，所達到的最嚴重的集中營悲劇，乃是踐踏受難者的人性、迫使他們以生命的代價屈服，有意識地千方百計地算計親朋好友。在博羅夫斯基看來，這是集中營最顯惡魔惡性的千真萬確的悲劇所在。但是，在自己的小說中，博羅夫斯基不注重經常出現的集中營精神崩潰或者病理個案，也不注重並不少見的見義勇為事例；他注重「存活基線」。根據這個規則，他沒有把自己小說的人物變成罪犯，也沒有變成集中營裡的聖徒，而是變成了想要保全生命的人——集中營裡的隊長、完成職位功能的囚徒，或者乾脆就是有經驗的集中營化的人——這樣的人了解集中營，善於適應控制著集中營的規則。這樣的常人在天性上至少不是壞人，而是集中營化的人，他的遭遇構成了《在哈門茨的一天》、《女士們先生們，請進毒氣室》、《起義者之死》的實質內容。
　　博羅夫斯基在自己的書中沒有止步於描寫集中營的故事，身為作家的他還完成了更加具有冒險意義的下一步。在描寫集中營之外生活的小說中，對被占領時期(《告別瑪麗亞》)和解放時期(《格倫瓦爾德戰役》)他提出了問題：關於在戰爭現實中被集中營化的這個人，會有人預見，戰爭結束之後，這個人的檔案上會留下什麼記錄。他就是這樣擴展了對於人本主義價值觀衰落、人性墮落的診斷的，同時把診斷指向其他的情況，指向更寬闊的時代語境。
　　博羅夫斯基小說在其純粹外在的所謂行為主義的描寫中，在風格和語言中都是十分徹底的，但是還有一個事實強化了這些小說的挑戰性質，亦即：作者把自己的名字給予了小說中的詩人隊長。雖然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組作品都是巧妙而縝密的文學建構，但是，集中營的過來人博羅夫斯基這樣做，卻不是偶然的。從他那一方面來說，這是有意識的道德行動。雖然文學形象和他無多少共同之處，但是，與他在詩歌中表達的信念結合起來看，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願意承擔那個時代常人行為中包含的罪責的。他就是這樣理解自己的寫作任務的，而且在文章中也要求其他人這樣做。
　　《告別瑪麗亞》展現了「輕蔑時代」的完全獨特的景象(最接近這種景象的是納烏科夫斯卡的《橢圓浮雕》)，招致當時雖然免除了一切說教、卻是最嚴厲的道德論批評。但是這部作品和當時對文學的理解標準是格格不入的。作品引起震動，卻幾乎沒有得到理解。最初的批評文章把人物形象和作者同一化，認為博羅夫斯基自我暴露他本人就是一個集中營罪犯，應該被押到被告席上。另外一種批評現實化對待小說中人物虛構的意識，沒有看到作家的評判原則，而把作品看作是不由自主的證實：證實了「死亡感染症」、全部價值觀的淪喪、虛無主義。對於描寫被占領時期和戰爭結束時期的小說，有人感到特別的憤怒。在這部作品問世的時候，只有個別的人理解其藝術的繁複特質，看到了其中最本質的事物：與時代之惡展開搏鬥的特殊方法。
　　一九四八年，博羅夫斯基的下一部作品出版：一組短小的短篇，題為《石頭世界》。作者稱這一組短篇是「由二十個獨立部分組成的一篇小說」，構成了對於《告別瑪麗亞》以特殊視角勾勒的景象的補充。《石頭世界》也是對於自己受到猛烈攻擊的立場的維護。和前一部作品比較，《石頭世界》保持了同樣的風格，並且將其運用於短篇小說這種困難形式，而且帶來了明顯的創新：不再把「塔代克隊長」當媒介，脫離了原有的「存活基線」，轉移到了更加鮮明的集中營情節(《晚餐》、《施林格爾的死》)，更直接地取材於自傳素材(《一個真實的事件》等)。博羅夫斯基似乎是想要證明，令輿論大為震動的《告別瑪麗亞》，與集中營裡實際發生的事、與他親身經歷的事相比較，只不過是相當緩和的景象而已。《石頭世界》的一半篇幅涉及得到解放的世界，但是依然和集中營裡過去的一切緊密相連。博羅夫斯基把戰後的日常生活和集中營的經驗或種種後果對立起來，但是方法並不總是依據充足的。《石頭世界》的大部分短篇故事都是寫給同時代著名作家的，因為作者認為，他的作品和這些作家的作品或立場展開了直接的論爭。博羅夫斯基在維護自己綱領的同時，在《石頭世界》中又用補充的新作品和論據充實這個綱領，並且攻擊了當代文學，認為這種文學漠視了戰爭造成的最困難的和最具本質意義的墮落。
　　在寫作《告別瑪麗亞》和《石頭世界》的同時，作者越來越廣泛地看到了自己的作為。他構思了並且開始一步一步地寫作新的作品，即長篇和中篇系列，就像在短篇小說系列中那樣，旨在實現既定的綱領，豐富人在「輕蔑時期」的精神遭遇和道德感受，寫完人所經歷過的精神史篇章。
　　遺憾的是，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開始了一個不利於他寫作的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從天而降，都是教條主義的簡單化的口號，要求告別戰爭題材，返回現時代和社會主義建設，返回政治文學和教化文學。博羅夫斯基並不相信這些口號，但他的兩部作品所遇到的誤解，嚴重地動搖了他對所選擇的文學表現法的信心，以及對這些作品理應為之服務的「道德革命」理念本身的信心。
　　博羅夫斯基早就是革命的社會意向的擁護者，他在一九四八年加入了波蘭工人黨。新的暴風雨般的政治階段和這位作家所持有的疑團分裂了他的注意力。在一段時間之內，博羅夫斯基試用了文學兩極法：在不放棄自己原有做法的同時，嘗試某種創新；他不久就寫出了短篇小說《一月反攻》，小說把「輕蔑時期」的問題從道德層面轉移到了歷史政治層面，並且最終結束了這一組重大的故事，以至在一段時間以後與其決裂，還要堅決地批評它。這一組作品雖然沒有最終完成，但是，在文學中，它是這一類作品中最重要的。數年之後，雅羅斯瓦夫·伊瓦什凱維奇Jaroslaw Iwaszkiewicz(1894—1980)，波蘭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為《告別瑪麗亞》寫的前言中寫道：「我們都覺得，除了博羅夫斯基之外，在潛入令人類蒙羞的行徑的本質方面，任何人也沒有達到這樣的深度，任何人也沒有能夠這樣準確地勾畫出人類變得卑鄙醜陋的方法和後果。所謂『任何人』，不僅指我們波蘭的任何人。我們覺得，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學都不能夠和博羅夫斯基的小說相比。在這一種文學創作中，他的作品乃是巔峰的成就。」這一評價確證了博羅夫斯基小說在世界上日益增長的聲譽。
　　一九四九年，在離開德國三年半之後，博羅夫斯基返回德國。在日益猖獗的「冷戰」時期，他開始了在東柏林波蘭新聞情報處的文化報導員的工作。在對犯罪民族展開再教育的事業中，他想有所作為；在他的信念中，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完成此舉。他熱情獻身於在此時建立的民主德國開展的文化運動，在德國進步作家圈子內留下了最佳的記憶。從那裡返回的時候，他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熱烈擁護者。他將生命最後的一年獻給了狂熱的政治活動和激烈的爭論(首先是在《新文化》週刊版面上)；這樣的爭論往往不擇手段，論據混亂，沉沒在這個情況複雜時代的頑固不化的特質之中。他自己的寫作脫離了原有的計劃，但是當時的某些作品，儘管依從了他自己宣告的原則，卻依然保持了過去的尺度(《赫爾岑堡的音樂》、《種植員工的一天》)，或者也力求在新題材中獲得自己的非公式化的表現風格(《多羅塔女士的煩惱》)。作家突然自殺身亡當時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且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謎。博羅夫斯基在慕尼黑寫作的一首詩中寫道：
　　世界像魔怪編織的迷宮般
　　路線紛繁糾纏似通而非通……
　　——《迷宮》
　　作家此前曾經多次巧妙打穿的迷宮，石頭世界之後復又出現的迷宮，這一次在作者看來也是沒有出路的，而自身若是進入這座迷宮，則是對於往昔神聖理念的背叛。
　　博羅夫斯基屬於那種罕見的與眾不同的作家，對於他們來說，生活和歌曲就是同一回事。這一點決定他成就非凡——卻要為此付出最高的代價。他既然用血寫作了自己的作品，面對世界卻沒有保護自己。正如在他的作品中消除了個體與世界之間的隔閡那樣，他同時要求自己和每一個人要為另外一個人、為他的歷史、為共同的世界承擔責任。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已經是遙遠往昔的這些篇章還依舊有生命力，還依舊泛出震撼的力量，還依舊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