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企鵝版序言

　　揚·科特本文是波蘭著名文學評論家揚·科特(Jan Kott，1914—)發表於1976年的文章，後被企鵝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博羅夫斯基小說集《女士們先生們，請進毒氣室》用作「序言」。揚·科特曾在華沙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多年。
　　塔杜施·博羅夫斯基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擰開了煤氣的閥門。他還不到三十歲。博羅夫斯基的自盡令人震驚，只有二十一年前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的自盡可以與之相比。在遭受戰爭殺戮的這一代人當中，博羅夫斯基曾是波蘭文學最大的希望，他也是共產黨最大的希望，是黨的使徒和檢察官；而在很多年之後，我們很多人才意識到，他也是它的殉教者。他去世後出版的五卷本選集收入了詩歌、新聞作品、短篇小說；在最後這一部分中，至少有一百頁，是這個從達豪和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解放出來一年之後的二十四歲青年發表過的；而這些篇章——在博羅夫斯基死後有人寫道——「只要波蘭文學存在下去，就必將留存於世」。但是，博羅夫斯基描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短篇小說，不僅是波蘭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傑作。在關於大屠殺和死亡營的眾多的圖書之中，博羅夫斯基這本薄薄的小說集，在時隔二十五年之後，繼續享有獨特的地位。這本書是關於人對人的所作所為的最為殘酷的見證之一，也是一個無情的判斷，亦即：人對人施惡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博羅夫斯基也留下了他自己的生平故事。有些作家的生平不僅屬於文學史，而且也屬於文學本身——就是說，這是人的命運的扼要記錄。這首先是詩人們的傳記：他們放棄了文學，如阿瑟·蘭波；陷入瘋狂，如荷爾德林；或者自殺，如克萊斯特和普拉斯。生存的經歷包含在這些生平故事之中，文學結束和沉默王國開始這二者的界限得到揭示。博羅夫斯基的傳記是不一樣的。它所揭示的是我所說的人的命運。一位波蘭裔的法國作家加里，在維爾紐斯度過兒童時代，為自己描寫德國占領年代的第一本小說定名《歐洲式的教育》。在有些年月和地點，有時候在幾個十年和幾個民族之內，歷史特別清晰地揭示了其威脅性和破壞性的力量。有受選的民族，其含義與《聖經》稱呼猶太人為選民相同。在這些地方和年代，歷史——就像我的老師所說的——「放開了皮鞭」。在這樣的時候，人類個人的命運就顯得似乎是被歷史直接塑造的，僅僅變成了歷史的一章。
　　博羅夫斯基接受的是完全的「歐式教育」。也可以說是過度的教育。他於一九二二年誕生在蘇聯烏克蘭的日托米爾市，父母是波蘭人。他父親原來是一個會計，於一九二六年被送到卡列利亞地區北極圈內參加挖掘白令海運河。那是一個最苦的勞役犯集中營。他父親之所以被流放，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一個波蘭軍事組織。他八歲的時候(1930年)，母親也被送到一個小居民點，比較近一點，在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上。那是集體化和饑饉的年代。每月的糧食配給是兩磅麵粉。這一時期他得到他的一位姨媽的照料，他上學和放牛。
　　一九三二年，他父親與在波蘭入獄的共產黨員交換，而作為兒子的他被紅十字協會送回波蘭。兩年後，他母親回到華沙，和他們父子團聚。父親在一個倉庫裡工作，母親在家裡縫衣服，收入低微，生活艱苦。他們把兒子送到一個聖方濟各僧侶開辦的寄宿學校，那裡不收費用。二戰開始的時候，他還不滿十七歲。德國占領期間，中學和大學禁止接收波蘭學生。博羅夫斯基在地下學校學習。一九四〇年春天，華沙開始大規模抓人，當時他正在參加畢業考試。他的短篇小說《市場街的畢業考試》描寫了這一天的事件：「在那裡，林蔭路的末端，有一排汽車，正在等候電車，就像埋伏在羚羊必經之路上的老虎一樣。我們從行駛中的電車上跳下，滾到斜坡下面的青菜地裡……而在河面對岸的那個地方，就像在濃密的叢林裡一樣，獅子正撲向行人。」外面正在抓人，室內完成的畢業考試乃是「歐洲式的」。
　　博羅夫斯基在一個出售建築材料的公司裡找到守夜人和倉庫雜役的工作。在那個時期，當然，青年人工作主要是為了得到一個工作卡，工作卡可以使他們免於被送到第三帝國去。實際上，維持生計是靠非法的或者半非法的交易。建築材料不容易買到；黑市上的價格比規定價格高十倍。博羅夫斯基竭力賺錢餬口，同時在地下大學學習文學課程。他們在私人家裡上課，為安全起見，分成很小的小組。在他所屬的那個小組的十三個人中，今天只有五個健在。
　　他很早就開始寫作。在一次關於英國文學的課堂討論中，他翻譯的莎士比亞《第十二夜》中的那段愚人歌引人注目。當然，他自己也是寫詩的。一九四二年冬天，他發表了這些詩，印數：一百六十五本。
　　除了官方的內奸派日報和幾種半黃色的週刊之外，在德國占領的波蘭，沒有一份波蘭語期刊是合法出版的。但是，光是在華沙，每天就有幾十種地下傳單和西方電臺戰事新聞報出現。各種政治派別還發行了期刊，根本沒有什麼所謂的「審查」，印刷、分發、甚至擁有這種地下文獻，都會被處以死刑，或者至少送往集中營。空前絕後的是，希特勒占領下的華沙是一個充滿祕密出版發行的城市。期刊不僅來自政黨和軍事組織，登山俱樂部成員也發布地下年報，西洋棋愛好者出版一種地下月刊，評論近期棋局。
　　華沙也出版地下版本的詩歌。博羅夫斯基自己油印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詩集。他在戰後寫的一本小說集裡自嘲地寫道：「油印本用來傳播極其重要的無線電新聞和在大城市如何打巷戰的良好建議(和圖示)，也用來印刷高雅的形而上的六音步詩歌。」他的詩集《大地的一切地方》以古典韻律預言了人類的毀滅。其主要的形象是一個巨大的勞役集中營。在這第一本詩集裡，就描寫沒有希望、沒有舒適、沒有憐憫的世態。最後的一首詩《一支歌》，結尾像一個預言：
　　我們身後留下廢鐵
　　和子孫後代空洞的嘲笑聲。
　　幾個星期以後，博羅夫斯基被捕。他的未婚妻當時和他住在一起，那天晚上沒有回來。她在友人的公寓裡陷入納粹設置的陷阱。次日，博羅夫斯基在全城尋找她，最後也到了這個公寓，也掉在陷阱裡。當時他身上帶著自己寫的詩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他蹲了兩個多月監獄。監獄位於華沙猶太人隔離區邊緣。從牢房裡他可以看到士兵向公寓扔手榴彈，放火焚燒街道對面一座一座的房屋。四月底，他隨一批囚徒被輸送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們在他的手臂上打上集中營序數號碼119198。他的未婚妻是隨另外一次輸送被帶到集中營的。他們兩人算是「幸運的」。在三個月以前，除了個別的情況，「雅利安人」不再被送往毒氣室。從那個時候起，只有猶太人被大批毒殺。
　　起初，他的工作是扛電線杆子。後來他因為患肺炎而到了集中營醫院。《石頭世界》裡的「一個真實的故事」的確是真實的。在這個醫院裡，他被丟在一張麥稈草墊子上；此前，博羅夫斯基在華沙監獄的難友「讀《聖經》的男孩」，就是在這個墊子上患傷寒死去的。博羅夫斯基病癒後，被留在醫院，幹上了守夜人的輕活，後來還上課，當上了醫務員。
　　在奧斯維辛，博羅夫斯基的「歐洲式教育」的第三章上演，同時還有他戀愛史的第二章。他的未婚妻被關在女營，住女營房，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附近的比爾克瑙。博羅夫斯基的友人和傳記作者德萊夫諾夫斯基在關於他的著作《逃離石頭世界》中，描寫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日子的一章題名為「崔斯坦在一九四三年」，《在我們奧斯維辛》的故事中記錄了二十世紀中期崔斯坦寫給戀人綺瑟的書信，從奧斯維辛男營發到女營。
　　後來，博羅夫斯基能夠見到未婚妻了。他被派到女營收羅嬰兒屍體。綺瑟的頭髮被剃光，身上長滿疥癬。博羅夫斯基安慰說：「別擔心，我們的孩子不會是禿頭的。」一九四四年秋天，他被分配到在女營工作的屋頂修葺工小隊。從那個時候起，他每天都見到未婚妻。在奧斯維辛，這是最難以忍受的。蘇聯反攻戰線日益逼近，德國人加速滅絕從各個被占領國家輸送來的猶太人。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和六月，有四十多萬匈牙利的猶太人被毒死、焚燒。
　　一九四四年夏天，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徒開始被撤退到德國內地。博羅夫斯基先被送到斯圖加特城外的一個集中營，後來被送到達豪集中營。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美國第七軍解放了這個集中營。囚徒們被轉送到收留人員集中營，該營位於慕尼黑郊區原黨衛隊軍營區。博羅夫斯基又一次身處刺鐵絲網之中。一九四五年九月，他離開該營，全力尋找未婚妻。十二月，他從紅十字會得悉未婚妻被從比爾克瑙轉移，還活著，住在瑞典。但是，戰後的第一年，「被收留的情人」是不能夠穿越邊界和警戒線的。
　　在盟國軍隊解放的土地上，有一千多萬從德國占領的所有國家被驅趕到集中營和勞役地點的男女、原來的戰俘和被炸燬城市的難民。在復仇的慾望和尋求審判之間、在無政府狀態和法制要求之間、在一切從頭做起的強烈需求和回歸往日的一切的同樣強烈的需求之間，界限從來沒有如此微妙。一位波蘭作家稱戰後德國為「歐洲中部的西印度群島」，在這些新的群島上，從美國各州，從加利福尼亞到緬因，從內布拉斯加到德克薩斯來的美國青年要發揮四重的功能：法官、憲兵、傳教士、食品供應員。任務過於艱難。
　　博羅夫斯基在當時的慕尼黑日記裡寫道：「整個這場大戰的目的，無疑就是，讓你，芝加哥來的朋友，能夠跨過大西洋的鹽水，一路戰鬥，穿過德國，來到阿拉赫集中營的刺鐵絲網旁邊，跟我分享駱駝牌香菸……現在他們派你值勤，看守著我，我和你互相再也不能說話。對於你來說，我必須像一個囚徒，讓你檢查我，叫我boy。你那些被殺死的同伴是說不出話來的。」
　　歐洲被分割，就是在其中部，分成非共產黨的盟國勢力範圍和蘇聯的勢力範圍。而原來的戰俘和難民則面臨這樣一個選擇：保持流亡狀態，或者返回共產黨奪得政權的自己的祖國。博羅夫斯基從慕尼黑到了巴伐利亞的穆爾瑙，那是決定不回國的波蘭士兵和軍官的總部。他在從那裡發出的書信裡寫道：「他們常常給我們美國鳳梨，在歐洲很長時間看不到的白人文明的產品：牙刷、刮鬍子刀片、甚至還有口香糖和蛋粉——我們把蛋粉撒在床上，用來驅散跳蚤很有效……儘管如此，我還是離開了穆爾瑙。我不是當兵的料，我不去開會，我不會搖旗吶喊，我喜歡揹著一捆書到田野裡去，去流浪——那個地區的湖水也是很好看的。」
　　他在巴黎做短期逗留，從那裡寫信說：「我是來自一個死亡的、令人厭棄的國家的訪問者，一下子就捲入了虛偽的漩渦，像掉進山間河水的激流之中……我和受僱而來的女人喝酒，甚至還去了盟軍劇院，因為我穿著原來屬於一個英國士兵的舊制服。我來了，我看見了——我感到悲哀……我是來自一個死亡的、令人厭棄的國家的訪問者，而在這個地方，在殘破的街道上，少女們挎著黑人的手臂漫步，周而復始；而我這個詩人是沒有聽眾、沒有朋友的——在巴黎，我感覺很不好。」博羅夫斯基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最後一天返回波蘭。正如他在發自慕尼黑的一封信裡說的，他不願意「生活在活屍當中」。
　　很長時間之內，他的未婚妻都不願意離開瑞典返回波蘭。在博羅夫斯基多次去信請求之後，她終於在十一月返回了。博羅夫斯基乘車疾馳到了邊界點去接她。博羅夫斯基的傳記作者寫道：「他們團聚的第一個夜晚，不是在戰爭期間，而是在得到解放的故鄉，是在刺鐵絲網後面的一個歸國集中營的檢疫站實現的。」他們於十二月結婚。
　　博羅夫斯基的兩個短篇小說，《女士們先生們，請進毒氣室》和《在哈門茨的一天》是在他得到解救之後在慕尼黑寫出的，他回國之前就已經在波蘭發表。這兩篇作品引起震撼。因為讀者當時是期待著看殉道故事的；共產黨所需要的作品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要把世界分為義與不義、英雄與叛徒、共產黨員和法西斯黨徒。博羅夫斯基受到的指控是不道德、頹廢和虛無主義。但是，同時每個人都明顯感到：波蘭文學獲得了一個光明耀眼的新的天才作家。所有出版機構和黨向青年作家們提供的一切機遇，都是向博羅夫斯基開放的。他不太相信他人，卻又頗有抱負，但是不能夠抵禦最具惡魔般力量的引誘——參與歷史：對於這樣的歷史來說，石頭和人都僅僅是用來建設「美麗新世界」的建築材料而已。一九四八年年初，他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小說集《告別瑪麗亞》收入了他寫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故事，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出版，接著就是《石頭世界》的一組短小故事，描寫了在德國的外國人安置營和他返回故鄉後的情況；在這裡，人們揹著乾糧和鋪蓋捲在廢墟中到處流浪，像螞蟻一樣。這是博羅夫斯基最後的和最優秀的短篇小說。此後，他每個星期為華沙一家日報的週日版寫故事，這些故事不過是宣傳仇恨的、不偏不倚的新聞報導而已。但是，因為他作品中這些最差的東西，他得到了政府的獎掖。一九四九年夏天，他被派往德國，在波蘭駐柏林軍事使團新聞處工作。波蘭新聞處位於柏林蘇占區，軍事使團在美占區。那已經是冷戰年代。博羅夫斯基處於兩個世界的交界線上。雅爾達之後歐洲被從中間分隔開來。
　　在那一時期，黨內幾十個青年作家和大學畢業生從波蘭前往東方和西方旅行，或者是去學習，或者是去完成特殊的使命。從莫斯科返回的時候，他們感到某種不可救藥的疼痛、鬱悒和驚駭；從西方回來的時候，他們帶著微笑和對腐朽的資本主義的更多蔑視。博羅夫斯基在柏林逗留一年之後返回華沙，他似乎已經沒有任何的疑惑。黨內人士都說，他「成長為一個積極分子」。文學應該幫助黨建設社會主義。博羅夫斯基扮演了工長的角色。
　　「文學不像你們設想的那麼艱難，」他寫道，對於他來說，文學變成了宣傳鼓動的手段，「如果他們哀嘆我在新聞寫作上消耗精力，我是不以為然的。我不認為我是獻身散文寫作的純潔少女。」但是，在夜間的懇切談話中，他只對最密切的友人坦言，他像馬雅可夫斯基一樣，「踐踏了自己詩歌的咽喉」。我認為他是充分意識到了這句話的含義的。說到底，他多次描寫過集中營裡的警衛習慣於把一根鐵鍬把橫在一個囚徒的脖子上，再穿著大皮靴子跳到這根木棍上，看著囚徒嚥氣。從柏林返回之後不到十五個月，博羅夫斯基擰開煤氣閥自盡了。
　　自殺的理由永遠是複雜的，博羅夫斯基把他死亡的祕密帶進了墳墓。在最後擰開煤氣閥門之前，他曾有兩次未遂的自殺。他的生平是歐洲「命運」的一個徽章和模式，但是，在這個生平的結尾之處，情節密集，各種線索錯亂糾纏，就像是希臘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編織的似的。她們是無法躲避的鐵面無情的女神。從柏林返回以後，博羅夫斯基和一個年輕女孩關係密切。在他自殺前三天，他夫人為他產下一女。他是在醫院最後一次見到夫人的，那是在下午；而當天晚上，他就自盡了。崔斯坦和綺瑟的故事就此告終。
　　還有一個線索。在他自殺前幾個星期，他的一個老朋友被捕了。就是在這個老朋友的住宅裡，八年前，在被占領的華沙，博羅夫斯基在尋找未婚妻的時候落入德國人布置的陷阱。在那個時候，這個朋友遭受了德國人的折磨，現在卻又受到波蘭安全局的折磨。博羅夫斯基找到黨的最高層人士說情，卻被告知，人民的審判是永遠不會錯的。這是在史達林擯棄了狄托之後，共產黨人正在深挖細找「帶有右派傾向和民族主義傾向」的「叛徒」。博羅夫斯基生前沒有看到對這個朋友的審判。
　　還有第三條線索。博羅夫斯基前往柏林的時候，是負有特殊使命的，「就是那種連你妻子也不能告訴的任務」——博羅夫斯基最親密的朋友在他死亡之後數年發表的一篇並無特別掩飾的短篇小說裡寫道。在冷戰年代裡，在鐵幕的兩側，以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名義——雙方都認為自己占據著道德制高點——發出這樣的使命，而不止一次接受這種使命的人有作家和教授、研究人類意識的專家。唯一的區別是，在西方，「特殊」使命結束之時，正是回家之日。博羅夫斯基的朋友在那篇人人能夠看懂的影射故事裡繼續說：「他很成功，所以當他回家的時候，他們又給了他一個新的任務。」這篇小說的標題是《殘酷之星》。博羅夫斯基完成了他「歐洲教育」的完整的課程。為人們編織命運的女神們在二十世紀成長得更具嘲諷力量。
　　博羅夫斯基的短篇小說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中有三篇的敘事者是一個組長(Kapo)、隊長(Vorarbeiter)塔杜施。作者和敘事者的認同，乃是對經歷了集中營而生還的囚徒的道德判斷——為集中營而接受相互的責任、相互的參與和相互的罪咎。在評論一本關於集中營聖徒傳式作品的文章中，博羅夫斯基寫道：「描述奧斯維辛集中營而毫不牽涉個人，是不可能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人，第一要務就是要清晰認知集中營是什麼……但是，他們不要忘記，讀者必定要問：你是怎麼生還的？……好，那你就必須說明，你如何在醫院裡買到了職位、輕鬆的崗位，你怎樣把『穆斯林們』使狠勁推進焚屍爐，你怎樣買通了女人和男人，在營房你都做了些什麼，如何指揮卸載輸送囚徒的列車，在吉普賽營又做了什麼；要告訴讀者集中營每日的生活，各種層次的恐懼，每個人的孤獨感。但是一定要寫出，你，你們就是做這些事的人。還有，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惡名之一部分，也是屬於你的。」
　　四百萬人被毒死，從車站直接送往焚屍爐，他們沒有選擇，那些被挑選進焚屍爐的人也是沒有選擇的。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有個人英雄氣概的行動，有一個祕密的國際軍事網路，奧斯維辛集中營裡有其聖徒。一個天主教神父走進一間地下囚室，忍受飢餓致死，是為了拯救一個不認識的囚徒同伴的生命。但是，「生者」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像所有其他的德國集中營(和蘇聯的集中營)一樣，是建立在一種合作的基礎上的：囚徒在「控制」恐怖與死亡方面的合作。從幾乎無一例外的德國人罪犯擔當的組長到像塔杜施隊長這樣的最底層的聽差，每一個人都必須扮演雙重的角色：執行者和犧牲品。在沙特戰後的劇本《禁閉》中，地獄裡的死者很奇怪沒有看到折磨人的人。地獄被組織得就像自助餐廳。「……人的權力的、或者魔鬼權力的一種經濟。顧客要為自己服務。」
　　從一開始起，文學就承認了執行者和犧牲品這樣可怕的認同。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為了祈禱希臘船隻能夠到達特洛伊而拿自己的女兒做犧牲供奉神壇，而當他凱旋希臘之後被他的妻子謀殺了。莎士比亞筆下的篡權者們在爬上歷史的高大階梯時，謀殺了每個妨礙了他們的人；而在階梯的頂端，在他們終於奪取了王冠的時候，卻將被他們變成犧牲品的兒子們殺死了。在博羅夫斯基的集中營故事裡，執行者和犧牲品之間的區別被剝奪了全部重大感和激情；這個區別被粗魯地降低到了外加的一碗湯，一條毯子，或者一件奢侈的絲質襯衫和一雙厚底的靴子上——隊長塔杜施為了這一雙靴子而自豪。
　　奧斯維辛集中營不僅僅像博羅夫斯基寫的那樣「是戰爭的最血腥的戰役」，而且也是一個巨大的轉運站，從被虐殺的犧牲品身上搶劫的物品被輸送到了第三帝國。這些贓物的碎片落在有特權的囚徒手裡。隊長塔杜施說：「做做工很好啊，尤其是午飯剛剛吃了燻製鹹肉、麵包，還配上了大蒜瓣，而且外加一聽濃縮牛奶呢。」
　　在生命價格低廉的時候，些許衣食價值千金。我自己沒有被關進集中營，但是曾經在德國警戒線和蘇聯警戒線之間不超過五百公尺的長條地帶上滯留過兩天兩夜，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末，我從波蘭地盤上的一個被占領區非法走到了另外一個被占領區。德國人允許雙向穿過，但是他們亂打猶太人，搶劫他們的財物；蘇聯人則不允許任何一個方向的穿越。在那一個長條地段上聚集了大約四千名難民，男女老幼。白天開始下雪，夜裡霜凍，嚴寒刺骨。第一夜，一大塊麵包值一個金戒指，第二天值兩個。第二天，在這塊荒蕪之地，在這一長條沒有一棵樹、一叢灌木的麥碴地上，有人支起了木板棚子，在裡面出售熱湯和餃子、稀飯，收取黃金和美元。在麥碴地最後一個棚子裡，他們出售女人。
　　「整個集中營，人人赤身裸體。」書中第四篇故事開篇第一句讀起來彷彿但丁的地獄篇，「兩萬八千名婦女被迫脫光衣服，趕出營房，正在路上、在小廣場上擁擠蠢動。酷熱難當，時間過得極慢。」她們赤身裸體，像蟲子一樣。只有到後來，在接近場景的時候，就像照相機拍近景那樣，才能在一大堆蠕動的蟲豸中分清同一物種的不同標本：少數人穿著熨好的制服，手持短鞭，腳蹬高筒皮靴，皮靴閃光，像魚鱗似的；還有普通的變種，小腹部配有黃藍二色的布條。她們的體重也不一樣：少數營養良好，肥而壯，油光滿面；而普通的類型手腳蜷縮，行動困難。只有她們的下巴還在不停地運動。「希臘人在我們周圍坐著，下巴貪婪地上下運動，像大蟲子一樣，津津有味地嚼著黴爛的麵包塊。」
　　博羅夫斯基像一個昆蟲學家似的描寫奧斯維辛集中營。螞蟻的形象多次再現，螞蟻不停地奔跑，白天黑夜，黑夜白天，從車站到焚屍爐，從營房到洗浴間。博羅夫斯基小說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作者冰冷的超然態度。塔杜施隊長說：你是能夠習慣集中營的。他寫奧斯維辛集中營是從某種自然現象的角度描寫的——每一天都同於任何其他的一天。事事都是平常事、常規之事、正常之事。「首先是一個農村穀倉，外面漆成白色——裡面是用毒氣把人憋死的地方。接著是四個更大的建築物——一次能收進兩萬人，沒問題。不用變戲法，不用毒藥，不用催眠術。幾個人指揮行動，以免堵塞，人就像水一樣流動，只憑水龍頭的開關。」
　　奧斯維辛集中營——及其焚屍爐冒出的黑煙，和因為焚屍爐裝不下而堵塞了水溝的屍體——都絲毫沒有不同尋常之處。「集中營，不就是為了人而建造的嗎？」奧斯維辛集中營，及其妓院和展示人皮製造的展品博物館，及其踢足球的運動場和演奏貝多芬作品的音樂廳——不過是石頭世界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兩次角球之間的時間裡，在我的背後，有三千人被送進毒氣室」。卡繆談論「罪行的邏輯」和「邏輯的罪行」，對於博羅夫斯基——蘇聯囚徒的兒子和奧斯維辛集中營劫後餘生的青年——來說，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集中營——過去是，將來還是。「如果德國人取得勝利，我們會怎麼樣呢？」
　　博羅夫斯基稱他描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書是「對於一種特殊經歷的極限旅行」。在這一經歷的極限上，奧斯維辛不是特例而是常規。歷史就是一系列的奧斯維辛，一個接著一個。在奧斯維辛，躺在沾染傷寒病菌的麥稈墊子上，他給身在女營被剃光頭髮的未婚妻的信中說：「你還記得，我原來是多麼喜歡柏拉圖。今天我才知道，他是在說謊。因為世間的事物，並不是理念的反映，而是人沉重的、血淚的勞役的產物。是我們建造了金字塔，開鑿建築神廟的大理石，開鑿鋪設皇家大道的石塊……我們全身汙垢，確確實實在緩慢死亡……古代文明知道我們嗎？……我們不斷評說對埃特魯斯坎人的滅絕、迦太基的毀滅、背叛、欺騙、劫掠。古代有羅馬法！今天，據說，也是有法可依的！」
　　博羅夫斯基傳記作者、波蘭作家德萊夫諾夫斯基將所著關於博羅夫斯基的書命名為《逃離石頭世界》。博羅夫斯基沒有逃離這個石頭世界。他寫道：「生者總是正確的，死者總是錯誤的。」——這是一個樂觀主義的論斷。如果死者是錯誤的，生者總是正確的，則事事都可以得到辯護；但是，博羅夫斯基的生平事蹟和他寫出來的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故事表明，死者是正確的，而不是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