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那天晚上，許多列車來到奧斯維辛，輸送來一萬五千人。)
　　我們返回集中營的時候，星星已經開始隱去，天空變得越來越透明，夜色向高空消遁，即將破曉。可以預見，又是晴朗、炎熱的一天。
　　焚屍爐上方冉冉升起粗大的煙柱，在高空蔓延成為巨大的黑色河流，極為緩慢地飄過比爾克瑙的上空，在特謝比尼方向的森林後面消散。索斯諾維茨來的旅客們正在被燒成灰燼。
　　我們和挎著機關槍換崗的黨衛隊員路遇。他們步伐整齊，緊緊靠攏。一個集團，一個意志。
　　「到明天，要征服整個世界……」他們放開嗓子高唱。
　　在自己寫的短篇小說裡，貝塔顯得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但是，這並不是說他是不道德的。相反，他的虛無主義來源於某種倫理的激情，對於世界和人類的失望的愛。他想要描寫他的見聞，在程度上走到極限；他想要完全準確地刻畫一個已經不容憤怒存在的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說裡，人是裸露的，被剝奪了只要文明習俗尚存就繼續保持的向善的傾向。但是，文明的習俗是脆弱的；只要環境發生突變，人性就會返回其原始的野蠻。那些在英國或者美國的城市裡散步，認為自己乃是道德和善意之楷模的道貌岸然的公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欺騙！當然，責備一個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放棄親生孩子的婦女，是輕而易舉的。這真是一個惡魔般的行動。但是，一個斜靠在大沙發椅上看小說，同時還評判自己一個不幸的姐妹的女人，應該停頓一下，思考一下，如果自己也面對恐怖，那驚駭是不是比情愛來得更加凶猛？也許是，也許不是，有誰能夠預先知道？
　　但是，「集中營世界」也包含了很多奮起完成的高尚行為、為保護他人而犧牲自己的人。這些人沒有出現在貝塔的小說裡。他的注意力沒有放在人的身上——人乾脆就是想要活下去的一種動物——而是放在了「集中營社會」上了。囚徒們受到一種特殊的道德約束：如果有人先傷害你，則傷害他們是可以允許的。在這一條不成文的契約之外，每一個人都竭盡全力挽救自己。在貝塔的書裡，我們是找不到人的團結互助的圖景的。根據他的囚徒同伴講述，他在奧斯維辛的真實作為是完全不同於他的小說可能令人設想出來的形象的，他行動果敢，是同伴情誼的模範。但是，他想要表現堅強；在進行清醒而不偏頗的觀察的願望方面，他不遷就自己。他懼怕說謊，因為在現實中，雖然他竭力保全自己的正直，但是他依然屈服於墮落的全部法則；所以，把自己描寫成一個作出裁判的觀察家的做法，就可能是在說謊。作為敘事者，他把在集中營裡被視為資產的品格送給了自己：幹練和膽識。由於弱者與強者之間「階級」戰爭的因素——在這裡，他沒有偏離真實——他的小說是特殊地殘酷的。
　　從達豪集中營得到解放以後，他熟悉了在西德的難民生活。那種生活很像是集中營生活的延續。道德淪喪，竊盜，酗酒，腐化——希特勒主義猖獗年代裡釋放出來的人的全部邪惡力量，繼續大行其道。占領國對於幾百萬新來的奴隸的生硬政策，激起他的憤怒。因為夢寐以求的戰爭的結束在這裡竟然是這樣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重又占了上風，而強者這次則是奢談民主與自由口號之輩，他們踐踏弱者，或以殘忍的冷漠面對他們。
　　貝塔有敏銳的觀察力，但是他將這種觀察力聚焦在他周圍那些人身上的全部荒謬、醜陋和罪惡的東西上了。他很無情，不寬容，他就是一個打開的傷口。也許，在忍受多年痛苦之後，如果他能夠在某一點上佇立片刻，看到一個由個體構成的社會，而不是被戰爭結束之時的大兵震撼的社會，那麼，他必定會少一些苦澀的。他的內心深處總是躁動不安，他的臉部永遠扭曲成憤怒和諷喻的表情。他繼續看到他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大眾是裸露的，被原始的衝動所控制。對於像他這樣必須具有一個明確目標的人來說，這樣的世界是不可容忍的。他覺得他再也不能夠滯留在無所指的憤怒和叛逆狀態之中。
　　像許多以往的囚徒一樣，他必須在返回故國和自我流放二者之間作出抉擇。他所懷有的戰時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情緒，模糊地根植於馬克思主義乃是現實地對待每一個人的感覺之中。他的信念可以被歸結為一句簡潔的格言之中，亦即，人不是受到自己良好意向的控制，而只是受到他所在的社會秩序的法則所控制。誰要想改變人，首先必須改變社會環境。他還依舊像所有的波蘭人一樣，對於強大的俄國存有重重懷疑。他強悍的風格使他最接近像左拉這樣的作家，或者，在當代作家中，接近海明威，他曾經貪婪地閱讀他的作品。因此，在俄國，他是作為「西方次生垃圾」的那些藝術家之一而聞名的。在一個崇尚辯證法的國家裡，任何東西引起的恐懼，也比不上一個從飢餓和愛情——人性最原始的需求——來描寫人的作家所帶來的恐懼。
　　他猶疑了很長時間，最後，當波蘭出版的文學書籍開始傳到他的手裡之後，他決定回國。有兩個因素促使他作出決定。他懷有宏大的文學抱負，但是他還是新人，還不為人知；在他自己的國家之外，在哪裡能夠找到讀他用母語寫作的書籍的讀者呢？而且，當時在波蘭，一場革命正在展開。那是一個被憤怒糾纏不休的人要去的地方，那是他能夠找到機會重塑世界的地方。
　　他告別了朋友們，回到了華沙。這裡的居民住在被炸燬房屋的地下室裡，他們用雙手清理大堆大堆的瓦礫，裝上拼湊起來的小型馬拉木板車。城市的重建就是這樣開始的。但是，在整個波蘭，書籍和報刊立即獲得廣大的讀者，政府捨得花錢支持文學，任何一個稍有才華的作者面前，都展現出無限的機會。貝塔的事業以閃電般的速度開始。他在最好的刊物上發表作品，收到高額的版稅，多勞多得。他對語言的掌握十分優異，他的風格簡潔而犀利。因為他的經歷是許多同胞的經歷，所以他的題材普遍地令讀者感到親近和理解。他關於「集中營世界」的作品集受到歡迎，被認為是具有頭等意義的文學事件。
　　對於他來說，幸運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沒有成為必須遵守的法規，因為他的作品是最猛烈地反對蘇聯的寫作技巧的。按照中央強加給作家們的法規規定，他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犯罪。對於希特勒主義的野獸行為的描寫顯然需求很大，特別是一般的波蘭人痛恨俄國人像痛恨德國人一樣強烈。把讀者的注意力聚集在德國人的暴行上這一做法，可以把他們的痛恨納入一個單一的方向，因而有助於讓人民做好「心理準備」；所以，出現了描寫蓋世太保、游擊戰或集中營的數量日益增多的作品。
　　官方的寬容政策使得作家能夠自由地以同情態度描寫波蘭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反抗德國人的戰鬥，雖然那支軍隊所保衛過的「貴族波蘭」在蘇聯的眼裡像是一塊就要熄滅的煤渣。不過，假如批評家們想要使用正統的標準，則在政治上正確的題材也不能讓他避開這些批評家的攻擊，因為他描寫的集中營是他個人親眼看見的，而不是作者應該看見的集中營。在這裡他是犯禁了。那麼，作者應該怎樣看集中營呢？羅列原因並不困難：一、囚徒們應該在祕密組織中團結起來；二、這些組織的領袖應該是共產黨人；三、出現在這本書裡的全部俄國俘虜應該突出展現他們的精神力量和英勇行為；四、應該按照囚徒的政治觀點來區分他們。而他的小說沒有一篇是這樣的。黨注意到了這一情況，雖然黨認為波蘭作家們還不成熟，運用不了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但是當代批評家還是指責他犯了大錯。他們宣布，他的作品像墮落的或美國的文學，他的作品是悲觀主義的，缺乏「有意識的鬥爭」的成分，亦即，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展開鬥爭。但是，這些批評是以某種有說服力的語調發表的。他年輕，需要受到教育，但是在他身上有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作家的品格。通過對他的密切觀察，黨在他身上發現了一種少見的和珍貴的要素：真正的恨。
　　貝塔具有良好的接受能力。列寧和史達林的理論他讀得越多，就越深信，這正是他所尋求的。他的仇恨像波濤洶湧的河水向前奔流，但是毫無用處。最簡單的莫過於為黨所用。真是如釋重負：有用的仇恨，為社會服務的仇恨！
　　他仇恨的根基就是沙特所說的「噁心」的同樣的反應，亦即，對於作為由自然和社會法則所決定的、服從時間的毀滅性作用的、生理學上的存在物的人的反感。人應該設法打碎這樣的鐐銬，即使必須用自己的鞋帶來拔高自己，也要使自己提高。如果貝塔是法國人，他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存在主義者，雖然這樣的張狂也許還是滿足不了他。他對精神方面的思辨報以鄙夷的微笑，因為他記得在集中營裡目睹過哲學學者們因為一堆垃圾而打鬥。人類的思想是沒有意義的，託詞和自欺都容易戳穿，真正有意義的是物質的運動。他吸收了辯證唯物主義，就像海綿吸足了水一樣。其唯物主義的一面制止了他對殘酷真實的渴求；其辯證的一面讓他突然跳躍到人類的上方，到達一種把人視為歷史的資料這樣的觀念。
　　在很短的時期之內，他出版了一本新書。其標題本身就象徵了他的態度：《石頭世界》。石頭的，所以就是無情的、荒蕪的。這本書由極短的故事組成，幾乎沒有描繪，不過是關於他的見聞的札記而已。他十分善於使用物質的細節來提示人的某種完整的處境。「石頭世界」是打敗希特勒和二戰結束之後的中歐。因為他在德國的美占區逗留過一段時間，他擁有大量而廣泛的描寫對象：各民族和社會地位的人，前納粹分子，前囚徒，得知所發生的事而感到困惑的德國中產階級，美國士兵和軍官，等等。在他平和的語句下面，潛伏著一種對於文明的無限的憤慨，因為這樣的文明的果實竟然是希特勒主義。他推出了一個等式：基督教等於資本主義等於希特勒主義。這本書的主旨是文明的終結，其基調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抗議：你對我談文化，談宗教，談道德，你看看這些東西造成的後果！
　　在貝塔看來，正如在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看來那樣，希特勒的統治乃是歐洲資本主義時代的極點，它的崩潰宣告了世界規模的革命的勝利；未來很可能還需要繼續奮鬥，但是轉折點已經過去。戰後初期像他那樣的青年人寫的幾乎全部作品，都提出了人面對歷史規律感到無力這一主題，甚至懷有最佳意向的人們也已經落入納粹的恐怖機器之中，被化為擔驚受怕的洞穴人。讀者大眾面對一個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是把邪惡推到浮面上來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只有通過東方的凱旋的強力才能興起的新的文明，二者必居其一。成功對人的想像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於這勝利顯得不是源於人的設計和有利的條件，而是反映了時代的最高法則(實際上，在二戰中，俄國及其貌似不可戰勝的秩序距離失敗是只差半步的)。
　　在《石頭世界》這本書裡，貝塔最後一次努力使用了諸如節制、隱蔽的隱喻、被掩飾的憤怒等在西方文學裡被認為有效的藝術手段。很快他就承認，他對於「藝術」的全部憂慮都是膚淺的。相反，他越是往下走，越是受到讚揚。他以後的作品，可以預料，是喧囂、激烈、鮮明、偏頗的。因為黨的作家們(他入黨了)開始爭先恐後地努力爭取變得容易接近和直截了當，所以文學和宣傳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他的寫作開始引進越來越直接的新聞報導風格。他放肆惡毒地攻擊資本主義，亦即，帝國範圍之外發生的一切。他可能會從新聞中摘取關於馬來亞戰爭或印度饑荒的一段新聞，然後加工成為既不是文章也不是快照的東西。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〇年。從他被蓋世太保逮捕以前的日子算起，他有了巨大的變化。他以往的羞怯和勉強的謙恭不復存在。以往他走路稍微有一點駝背，現在挺直身子，顯出十足的自信。他顯得枯燥，對工作專心致志。一個靦腆的世人變成了一個政治人物。那個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有名的宣傳家。每星期，他都在政府的一家週刊上發表一篇強詞奪理的文章。為收集故事，他多次訪問東德。一個曾經不求功利地寫作的作者，在為某一個事業服務的時候，其作用乃是新聞通訊員不可企及的；他在標題上使用了作家這一職業的全部知識，來杜撰不實的文章用以反對美國。
　　在觀察這位值得尊敬的虛無主義者的同時，我常常想到每一種形式的藝術都像是一個光滑的山坡，想到一位藝術家要花費多麼大的努力，才能防止滑落到那立足比較容易的地方。迫使他做出這一番努力的內在指令，就其核心而言，是非理性的。因為拒絕常人非功利的藝術，新的信仰摧毀了這一內在的指令。在描寫集中營的小說中，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雖然他對人的全部內在的指令提出疑問，但是他從來沒有編造，從來沒有想要取悅於任何人。後來他把一個政治分子引進他的寫作，於是，像超飽和的溶液一樣，他的寫作晶體化了，變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們不要採取簡單化的態度。有許多大作家，例如史威夫特、司湯達、托爾斯泰，都曾經從政治激情出發發表言論。我們也許可以說，一個作家想要向讀者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夠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批評所處時代政治體制的大作家和貝塔類型的人之間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前者的非順從態度。他們為反對自己所處的環境而行動，而貝塔展開寫作必須聽從黨內同志的讚許。
　　雖然語言激烈而準確，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單面向的。一個天才散文作家這樣的蛻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肯定意識到了自己正在浪費自己的才能。有幾位文學權威的話能夠決定一個作家在官方等級制度中的地位，我和他們談過話。我問他們，為什麼向他提出這樣的措施？黨的利益肯定不要求把他降低成為一塊破布，他寫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肯定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迫使他寫時政文章等於胡亂浪費可資利用的藝術資源。答覆是：「沒有人要求他寫文章，這是很遺憾的。週刊的主編又不能攆走他，是他自己堅持要寫的。他認為今天是沒有時間從事藝術的，大家應該更直接地從根本上來影響大眾。他想要盡可能成為有用的人。」這是一個有點偽善的答案。黨經常強調需要好的文學；同時，黨又造成了緊張的宣傳氣氛，令作家覺得被迫求助於最原始的和簡單化的文學技巧。當然，貝塔的確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時間奉獻給新聞寫作的；雖然他是一個高度稱職的專家，他還是致力於最不稱職的傢伙們都輕而易舉的工作。他的思維方式，一如許多東方知識分子，都被推向一種自毀症。
　　這樣的知識分子只要拿起筆來，這個心理機制便已啟動，其過程是相當曲折複雜的。讓我們設想，他準備描述國際政治中的某一個事件。他知道，各種現象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因果關係上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為了公正地評述這個事件，他必須深入了解對抗性力量的動機和控制這些力量的必然因素——總之，要從每一個方面來分析它。隨即，憤怒來營救他，把秩序引進盤根錯節的互相依賴關係之中，令他擺脫做出分析的義務。是對於一切都取決於人的意志的自欺態度的憤怒，同時也是對於可能淪為一己天真性格之捕獲物的懼怕。因為世界是殘酷的，人必須把一切都簡化到最基本最殘酷的因素。作者理解，他所做的事遠遠不是準確的：人民的愚蠢或者人民的善意對於事件的影響，不亞於經濟鬥爭的種種必要性。但是，他對人類(對他人和自己)施展報復，指出人是受到幾條基本法則的控制的；同時，他也保持著優越感，證明自己敏銳而強壯，足以避免「偏見」。
　　在政論文章中，正如在集中營小說裡那樣，貝塔追求簡潔、去除全部幻覺、一覽無餘地展現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的做法，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如果持續聽任這種追求的話，就會到達某一個點，以至於聰明才智再也無話可說。詞彙變成政黨口號和拳頭的不完備代用品。貝塔的確走到了詞彙再也滿足不了他的階段；他不再能夠寫長篇和短篇小說，因為那些作品費時太長，不能滿足他的戰鬥需要。他所遵從的運動日益加速，越來越快，仇恨和昏眩的劑量越來越大。世界的形狀變得越來越簡單，到最後，一棵個體的樹木、一個個人，都喪失了全部的重要性，而他則發現自己已經不再處於可知可感的事物中間，而是身處政治概念之中。他對新聞報導的熱衷是不難解釋的。寫文章對於他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樣，他放下筆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他的文章裡沒有一點自己的思想，這是無關緊要的；從易北河到太平洋成千上萬的二流記者所說的話都一模一樣，也無關緊要。他是活躍的，就像一個方隊裡行進的士兵。
　　「到明天，要征服整個世界」原文為德語。，在奧斯維辛焚屍爐冒出黑煙的背景上，黨衛隊的看守們高聲歌唱。納粹主義是集體的瘋狂，但是德國大眾追隨希特勒卻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是一場重大的社會經濟危機催生了納粹主義。那一時期的德國青年在自己周圍看到了威瑪共和的衰敗和混亂：幾百萬失業工人的屈辱，文化精英們令人厭惡的錯亂，年輕婦女被迫賣淫，人與人為了金錢而打鬥。在社會主義的希望消失以後，德國青年接受了提供給他們的另外一種歷史哲學，這是對於列寧和史達林學說的諷刺模仿。那個把貝塔關進集中營的德國人很可能像他一樣，對這個世界的愛是失望的，因為他希望和諧、純潔、秩序和信仰。這個德國人蔑視那些拒絕參加歡樂進軍的同胞。作為人文主義的可憐殘餘物，這些同胞嘖有煩言，說這新運動破壞了道德原則。在這裡，直接而可觀可感的是對德國的拯救和世界的重建。這是千年一次的運動。在這個獨特的運動中，相信那個悲慘基督的那些悲悲切切的信徒，還膽敢提及他們猥瑣的道德原則！如果在自己的人民當中還依然聚集著如此幼稚的偏見，那麼，為一種新的和更好的秩序而奮鬥該是多麼艱難！
　　貝塔也是能夠看到在他可及範圍之內的新的更好的秩序的。他相信、而且要求塵世間的拯救。他痛恨人類幸福的敵人，堅持認為必須消滅他們。在這個行星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時候，那些膽敢認為監禁人們、或者恐嚇人們坦白政治信仰的做法不好的人，不是作惡分子嗎？我們要把誰投入監獄呢？階級敵人，叛徒，暴亂分子。我們強加給人民的信仰，真是信仰嗎？歷史，歷史，歷史是和我們在一起的！我們能夠看到歷史活生生的、爆炸式的火焰！有些人的確是渺小和盲目，他們不理解全部巨大的任務，反而為微末的細節擔憂，浪費時間！
　　貝塔雖然具有才能和智慧，但是沒有看到某種激盪人心的進軍之中所固有的危險。相反，他的才能和智慧，還有熱情，一起驅使他採取行動。而普通人民則順應時勢，為一個不敬愛的凱撒作出大量貢獻——就因為這是絕對必要的。他自願地肩負起責任。他沒有稍息片刻反思，這一做法一旦啟程以大軍的威力去征服世界，會變成什麼樣的歷史性變化的哲學。「到明天，要征服整個世界！」
　　我寫完這篇剪影之後的幾個月，得知貝塔死亡。一天清晨，有人在他華沙的寓所發現了他。煤氣閥門還開著。在他狂熱活動最後的幾個月裡觀察了他的人都認為，他在公共言論中所說的話和他敏銳智慧的觀感之間的差別，是與日俱增的。他的行為有太多的神經質意味，不能不令人懷疑：他其實是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對比的。而且，他經常談到「馬雅可夫斯基案件」。他的友人們，波蘭和東德的作家們，發表了很多文章。他的棺木上面蓋上了一面紅旗，隨著《國際歌》的樂聲徐徐放進墓穴，黨對自己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