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肖像

　　華沙在南部被聖亞歷山大教堂的廢墟包圍，在北面被聖十字教堂的瓦礫堆和從碎塊中重新堆起的哥白尼紀念像圍住，他被子彈打穿的手裡還拿著同樣被子彈打穿的地球儀；而在新世界大街的瓦礫堆中，褐色牆壁的殘破牆垣是表現不出什麼特殊之處的。在黑色石板下面，行人道上放著枯萎的鮮花，行人腳下乾燥的樹葉沙沙作響，其中夾雜著骯髒褶皺的花環綵帶。行人路過這個地方，並不特別注意這一切。有些人機械地摘一下帽子，虔誠的婦女輕輕畫十字，嘴裡發出含糊不清的低語。在這面牆壁附近，被燒毀房屋的第一層，是一個大出版社的書店，大門下正在舉辦一個湊合拼湊起來的畫展(戰前，新世界大街以舉辦畫展聞名)，而牆壁的另一面，用幾塊木板和磚頭搭起一個小屋，上面鋪上了硬紙板，棚子裡面修理和出售自來水筆。
　　每逢我路過這堵見證悲慘的牆壁，並且聽到腳下枯葉和絲帶的沙沙聲響，我都要想到安傑伊。他是在街頭行刑中死去的，他是在普通的城市街道行人道上、在住宅牆角下被槍殺的數以萬計的人士之一。他得到的特權是成為一個無名氏。
　　請讀者原諒，按照許多友人的看法，我又違背了他無名的狀態。對於友人而言，我只是暫時展現他的面容，而對於陌生人而言，我要勾勒我們這一代的一個人的剪影，這一代人是在戰爭的艱難困苦的年代成熟起來的。
　　我不是他死亡的見證人。在他生前，我只是偶然地、短暫地進入了他的生活，僅僅知道他的姓名，和他交過朋友，但是不喜歡他。
　　他經常穿藍色工作服，用刨刀刨木板和挖掘樹樁子，同時書寫關於藍色木工工藝的抒情詩，因為他穿了藍色的工作服。當他從高層樓上急切而貪婪地看著自己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匆匆趕來看他的時候，就寫出一首關於這個姑娘的抒情詩。
　　我從來不知道，在他身上，什麼是佯裝出來的，是作態；什麼是真實，是個人活生生的感受。茂密的黑頭髮低垂在他的前額上，他在激烈爭論或者嘲弄對方的時候，就用手猛地撩開頭髮，冷笑一下。這個時刻，他的眼睛閃亮，像是有生命的白銀。大夥公認他長得很漂亮。有一次，我和女生爭吵，因為她們偏向安傑伊，我告訴她們說，他的魅力是江湖騙子的魅力。她們都笑著說，他自己就是這麼說的。
　　我是和他一起畢業的，如此而已。後來我們分開了。關於革命和生活的意義，我經受了許多痛苦的思考和懷疑，開始最強烈地相信科學和詩歌的意義，而不是手槍和宣傳的力量；而他則放棄了大學的學習和自己原本準備的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原來是打算撼動文學批評的基礎的；他還暗暗嘲笑教授們及其平穩的、嚴肅的、幾乎毫無熱情的講課語調。不僅如此，他進而轉向行動。他願意成為雙手——會思想的雙手，而不是他所設想的無所作為和無所適從的頭腦。他選擇戰鬥。
　　波蘭法西斯主義思想令他入迷。在民族遭受打擊、成為勝利者的魚肉的時期，救世論、對民族的使命感、對民族的超民族價值的信念總是像火焰一樣迸發出來。在本民族沒有自己的一寸土地的時候，人們就總是重溫以往到達三個大海的國境線，這樣的疆界囊括了其他民族的土地，令其他民族服從於自己的民族。
　　安傑伊加入了民族聯盟(軍事戰鬥隊的延伸組織)、民族主義者學術同盟。加入之後就開始工作——沉重的工作，還和一位友人一起做出版發行工作——這個朋友在給哥白尼雕像獻花環的時候犧牲了。他們編輯發行文學月刊，華沙第一份文學雜誌。刊物有挑戰性質，嚴肅，但是發人深省和展開討論——甚至必須以提高嗓門和拍桌子的類似行為來引人注目。對於他們來說，藝術家是民族想像力的組織者，應該為民族服務，統一構築民族的思想和情感。我們曾經嘲笑過他們關於民族的繪畫般的幻想：畫面都是馬匹和寧靜的波蘭內地，到處都是風度不佳的大鬍子貴族。
　　安傑伊總是飢餓，總是睡眠不足；沒有一雙體面的鞋，穿的是木鞋；還穿著中學時候的衣服，又小，又短，又舊。他的褲子很有名，長度只到小腿肚，到哪裡都很顯眼。誰見過他一次，都永遠會記住。
　　他很想越過布格河，參加他那一派組織的游擊戰。他的朋友們不允許他干擾上層的決定。結果全部人馬都落入了德國人手裡。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曾遇到歷經種種處決和審查之後倖存下來的參加者，他們都感到十分懊悔和痛苦，就像每一個失望到極點的士兵那樣。
　　只有一次，我和安傑伊課後進行了一次簡短、難堪但可能是真誠的談話。那天，哲學課是在我這裡上的。一盞很小的電石燈在桌子上呼呼響，照亮了一圈人的臉。安傑伊聽了關於科學方法論的講課，等到所有的人散去之後，他對我說：
　　「你那些動作很可笑，你沒感覺出來嗎？你做筆記很努力。」
　　「怎麼了？想學會嘛。」我回答得不太有把握。
　　安傑伊激烈的語調令我害怕。
　　「學會！大家等不及你學會的！他們今天就會死去。為了他們不至於死去，你都做了些什麼？」
　　「什麼也沒有做。」雖然回答了，可是我不情願。
　　「你看！」他得意洋洋地大喊，「就是犯錯誤，」他突如其來地補充說，「我也要犯得正確，像一個戰士。」
　　「可是，不像一個藝術家。」我感到不以為然。
　　「藝術家！你懂得藝術家的義務嗎？苦思冥想的寺院，把衣服都撕爛，等火車的時候用心閱讀啟示錄？！再見！」
　　他抄起隨身帶著的小包袱，包袱卻散開了，從裡面掉出揉皺的破舊衣服。他用手收攏在一起，在頭上揮動骯髒的短褲。
　　「再見！」他說，「記住，詩人必須是戰士。如果不能用詩來保護自己，就得用軀體。」
　　在頭頂上方揮動短褲，露出笑容，又面帶悲傷——這個印象留在我的記憶之中。這個印象在我乘坐緊緊封閉的貨車被迫去奧斯維辛集中營幾乎被悶死的時候，在到了那裡之後，在漫長的寒冬之夜，我走到露天觀望星星和在天空蜿蜒成為一條帶狀的、從焚屍爐裡冒出的人體黑煙的時候，時時浮現眼前。
　　關於他死亡的消息，我是從我們共同的一位友人的信裡得知的。這個友人是祕密文學刊物《道路》的編輯，在華沙起義之後，他雖然身患肺結核，體重才四十多公斤，但還是從易北河畔的集中營步行回國，回到了華沙。
　　在集中營的時候，我不知道安傑伊是怎麼死去的。我猜想，也許他度過布格河第二次出征，民族聯盟軍團全軍覆沒了；也許他正在印刷廠為一篇文章排版的時候，被蓋世太保逮捕了；也許他正走在大街上，街上亂抓人，把他抓走了？
　　春天的時候，我和《道路》的編輯在新世界大街漫步，在那個豎起一堵樸素而粗糙的牆壁之處，地下堆積了枯萎、乾燥的花卉和早已熄滅、燒完的蠟燭，他摘下帽子。我感到詫異，瞥了他一眼。他對我說：
　　「在這裡安傑伊被槍殺了。脫帽。」
　　我們走過首都幾百個類似地點之一的死亡之牆之後，斯塔舍克漫不經心地、好像正在考慮別的事情似的，對我說：
　　「你知道，在你被逮捕的時候，安傑伊正在向政府機構申請資助。他是第一批關懷過你的人之一。」
　　很遺憾，他沒有關懷他自己。凡是見過他一面的人，都會一生牢記他。他穿木鞋，大個子，不刮臉，眼睛裡露出一股嘲諷的目光。他在德國工廠里居住，因為在整個華沙也找不到一個願意給他吃住的人。也許因為他太傲慢，不屑在不冒險的地方求助。一次，他吃午飯的時候，德國廠主和兩個蓋世太保分子走了過來：
　　「你不在這個工廠工作，為什麼在這裡吃午飯？」
　　他們確認，他沒有工作。更壞的是，他的文件是偽造的。他不承認真名。他應該居住的那個房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就已經不存在了。在處決日益猖獗的時期，這些情況已經足夠斃掉他了。
　　「你知道，這都是些少年。」我們經過被破壞的聖十字教堂，教堂長廊裡扛十字架的耶穌在給行人指路，「這些少年在臨死前才奇異地成熟起來。安傑伊就是！他唾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感覺自己揹負了藝術家的使命。你知道，他是文化運動、超黨派藝術家團組的創辦人。奇怪的青年，很奇怪的青年！」
　　他被押送到帕維亞克監獄去了，情緒還不錯。
　　「誰知道呢，也許，現在，在監獄牢房裡，我才有一點時間，也許現在能夠寫完碩士論文吧。」
　　他沒寫完。死囚犯在遭受處決的時候一般高喊反對德國和爭取自由的口號。在帕維亞克監獄的院子裡，為了節約，扒下了他們的衣服，把紙衣褲套在他們赤裸的身體上；給他們都打了針，以防他們掙扎。如果是當眾處決，這樣做不符合審美的原則。
　　他的一張嘴，詩人的嘴，被灌滿了石膏。他在白晝被屠殺，在首都主要的通道上，在被驅趕到近處的行人面前，被屠殺了。
　　每當我路過這面遭到破壞的紅色牆壁的時候，我都覺得，我和我們所有的人，因為還活著，所以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