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反攻

　　一
　　現在我要講述一段簡短而具有教義的軼事，這是從一位波蘭詩人那裡聽來的；他在妻子和女友(學習專業是古典語言)陪伴下，在戰後第一個秋天到西德去旅行，為的是要從這個不可思議的、同時又是可笑的熔爐——各民族的熔爐內部來寫一本報告集——這是在歐洲中心沸騰得令人不安的熔爐。
　　當時的西德到處充斥了飢腸轆轆的、神情麻木的、十分恐懼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們，他們不知道要漂泊到哪裡、漂泊多久，他們被驅趕，從城鎮到城鎮，從收留站到收留站，從營房到營房——而驅趕他們的是美國青年，同樣的神情麻木、同樣因為在歐洲的見聞而驚駭；他們像使徒一樣到這裡來打仗並征服這個大陸，最後終於在他們在德國的占領區裡安頓下來，嚴肅認真地給不相信他們的、反抗他們的德國小市民講解壘球比賽的民主原則，或者對他們傳輸共同致富的條規，用香菸、口香糖、保險套和巧克力換取照相機、金牙、鐘錶和黃花姑娘。
　　這些青年人受到的教育是崇尚成功，而成功僅只取決於機智和勇氣。他們相信人人機會均等，習慣於以收入的多寡衡量男人，以大腿的長度衡量女人的美麗；他們強壯，得到優良體育鍛鍊，充滿生活歡樂，快樂地等待命運隨時送來的機會；他們是心胸開朗的青年，思想純潔、清新、條理分明，就像他們的軍裝一樣。講求理性，一如他們對工作的要求；真誠，一如他們明朗而純樸的世界。所以，他們本能而盲目地蔑視這裡的人們：這些人不善於保護自己的財產，喪失了業務和工作，墜落到了社會的底層。然而，他們以友好的態度，理解和欽佩的心情對待彬彬有禮的德國市民，這些人從法西斯手裡維護了死寂的文化和財產；他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美麗、消瘦、愉快的德國姑娘們，這些少女善良和藹，像姐妹一樣。他們不關心政治(有美國情報局和德國媒體替他們操心)，認為他們做了自己應做的事，盼望返回家園，一部分是因為無聊，一部分是因為思鄉，一部分是因為擔心失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機會。
　　所以，在西德的波蘭人很難擺脫這些受到監視和看管的「滯留異國」的大批移民而去到更大的城市，以便在那裡、在加入波蘭人的愛國組織和黑市鏈條之後開始正常的、私人的生活；而且，在得到住房、汽車、情人和官方通行證以後，可以在社會等級方面越升越高，在歐洲自由走動，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感覺自己是一個自由人，一個充實的人。
　　解放之後，我們和周圍的環境都被用心周到地隔離開來，在達豪撒滿滴滴涕衛生粉的骯髒收留站裡呆板地度過美麗而芬芳的五月；後來，黑人司機把我們輸送到了軍營，安置我們在那裡度過夏天。我們在公共活動室裡消磨時間，為愛國出版物寫文章。在一位天生擁有超級生意頭腦的老同事的引導下，我們開始買賣凡是能夠想到的東西，而且想辦法替手中貨物找到合法的出路。
　　在既可怕又有意識的兩個月的努力之後(這些努力的經過值得專門描寫一番)，我們四個人搬進慕尼黑的一間小房間，它屬於一個有勢力的波蘭委員會，我們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訊息代理處。後來，憑藉我們的集中營文件，我們之中的三個人公平而合法地得到了一個納粹分子騰出來的舒適的四室一廳的公寓。這個納粹分子被暫時送往他的親戚家居住，還被告知為我們留下他的部分傢俱和宗教繪畫。
　　二
　　在那個時期，我們都盼望移民，我們四個人都一心夢想儘快逃離歐洲的這個猶太人隔離區，逃到另外一個大陸去，在那裡可以安心學習，可以發財。同時，我們都忙著發瘋般地尋找親人。一個人在尋找妻子，他最後一次見她是在普魯什科夫，從那裡前往在德國的一個集中營；另外一位尋找在拉文布呂克失散的未婚妻；第三位尋找在華沙起義中戰鬥過的姐妹；第四位尋找一位少女，他在一九四四年離開吉普賽人集中營時已經使她懷孕，當時他在一次輸送中從比爾克瑙被送往格羅斯—羅森，又送到佛羅森堡和達豪集中營。我們四個人都被共同的狂熱攫獲，開始尋找我們的家人、友人和熟人。但是，對從波蘭來的人，難民和官方辦事員們，我們都不太信任，一律採取懷疑的態度，好像他們都帶著瘟疫似的。
　　官方辦事員們一般都受到波蘭聖十字突擊隊情報所的關懷。另一方面，難民們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流浪異國的佚名大眾之中，雖然有時候他們之中也有一個半個冒出來，成為一方販賣奶油、襪子、咖啡或者郵票的大王，或者接管某一個前納粹分子的公司或者工廠；這種情況代表了某種向高一級社會階層的升遷。
　　我們受到可以理解的好奇心的驅使，或者也許部分地屈服於波蘭加在這位詩人頭上的光環和名氣的魔力，我們邀請他，還有他的妻子和女友在我們這裡逗留數日。那一段時間，我們為聖十字會工作，編輯、印刷和郵寄千千萬萬的尋人啟事；所以，我們的公寓在上午都是空著的。下午我們到河裡游泳，晚上寫關於集中營的一本書。
　　這位詩人，還有他的妻子和女友，在屬於我們房東的紅木合婚大床上休息了好幾天，消除了旅途的疲勞。恢復以後，他顯示出過人的精力，顯示出他極為熟知這個廢墟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全部盤根錯節的黑市，而且獲得了面對滯留異國使用多種語言的烏合之眾造成的許多問題的第一手消息。他休息的時候，因為無聊而閱讀我們這本書的幾個片段，覺得太陰暗，完全缺乏對人類的信心。
　　我們三個人都捲入了一場與詩人、他不說話的妻子和他女友的一場激烈的爭論，認為在這場戰爭中，道德、民族團結、愛國主義和自由、正義與人類尊嚴等都像一塊破舊的地毯一樣從人類身上滑走了。我們說，為了拯救自己，沒有犯過罪的人是不存在的；而且，人在得救以後，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還要犯罪。犯罪，先是出自義務，然後是出自習慣，最後是——為了娛樂。
　　我們細緻耐心地給他們講述我們艱難、痛苦的集中營的生存狀況，這樣的生存狀況教導我們，整個世界就像是一個集中營：弱者為強者工作，如果弱者沒有力氣，或者不願意工作，就讓他們去偷盜，或者讓他們死去。
　　「統治世界的既不是正義，也不是道德；罪惡不受懲罰，美德不受褒獎，任何一個人都被迅速忘記。是權力統治著世界，而權力是用金錢獲得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金錢不能夠通過工作獲得，而是通過剝削他人獲得的。如果我們不能夠隨心所欲地剝削他人，至少也讓我們儘量少工作。道德的義務嗎？我們既不相信人的道德觀念，也不相信制度的道德基礎。在德國的城市裡，商店櫥窗裡擺滿了圖書和宗教物品，但是焚屍爐裡冒出的黑煙依然在森林上方盤旋……」
　　「當然，我們可以逃離這個世界，到一個荒島上去。但是，能夠辦得到嗎？所以我們情願信賴福特，也不願意選擇魯濱遜的生活。用不著回歸大自然，我們為資本主義投票就好。對世界負責嗎？但是，生活在像我們這樣的一個世界裡的人難道能夠為自己負責嗎？世界如此之壞，可不是我們的過錯，我們也不想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而犧牲。我們要活下去——就是這樣。」
　　「你們想要逃離歐洲，去尋找人的價值嗎？」詩人的女友，一個語言學家，問。
　　「首先，是為了拯救我們自己。歐洲是要淪喪的。我們在這裡生活，日復一日，只有一道脆弱的堤壩把我們和在我們周圍正在湧起的滔天洪水隔離開來；洪水一旦衝過堤壩，就要奪走我們的自由，就像扯下一件衣服一樣。但是，選擇保衛自己的人能夠做什麼，是誰也不知道的。焚屍爐裡的火焰已經熄滅，但是黑煙還沒有沉降。我不願意讓我們的軀體被拿來當作一種引火柴，我也不願意去點火。我要活下去——就是這樣。」
　　「你說得對。」詩人女友說，莞爾一笑。
　　詩人傾聽我們簡短的爭論，一語未發。他邁著大步在臥室地板上往返，頻頻點頭，表示同意我們和他女友的見解，像一個偶然闖入陌生世界的人(他注重分析的、充滿幻想的詩歌在戰前就以這樣的姿態，還有冗長的篇幅而聞名)。最後，在晚餐的時候(晚餐是他沉默而周到的妻子準備的，配有慷慨預備的我們本國產的伏特加——故國佳釀永遠給波蘭人帶來溫暖，無論性別、宗教或者政治觀點如何)，詩人用手指頭把麵包屑捏成小球，扔在菸灰缸裡，同時開口慢慢地說了一個故事。讓我簡短重複一下吧。
　　三
　　一月份，蘇聯軍隊向維斯瓦河戰線挺進，計劃一蹴而就，大軍直奔奧德河。這位詩人和妻子、孩子們以及女友，在華沙起義之後，滯留在小波蘭波蘭一地區的名稱。的大城市之一，住在他一個當醫生的朋友在該城醫院樓房裡的公寓。戰役開始一個星期後的一天夜裡，蘇聯坦克團在打敗了凱爾採的敵人之後，突然穿過城市旁邊的小河。雖然只有步兵支持，他們還是對北郊發動了攻擊，在德國人當中造成恐慌，因為德國人正在忙著撤退軍官、文件和囚徒。戰鬥一直延續到清晨。黎明時分，蘇聯步兵的第一批巡邏隊和蘇聯第一批坦克出現在城市街道上。
　　醫院人員和其他居民一起，以喜憂參半的心情觀望這些風塵僕僕、來不及刮鬍子的士兵穿過城市，慢慢向西面走去。
　　接著，坦克跟進，很快地、轟隆轟隆地穿過狹窄而彎曲的街道，後面開來慢吞吞的供給卡車、大炮和炊事卡車。間或有情報說，有零星的想要逃跑的德國人隱藏在地下室或者一個花園裡，於是士兵們從卡車上靜靜滑下來，消失在房屋後面。他們很快回來，把俘虜交給押後的衛隊，隊伍繼續前進。
　　在醫院裡，一陣震驚和呆滯之後，人們開始行動和忙亂起來，正在為傷兵和受傷市民準備病房。人們都像受驚螞蟻窩裡興奮的螞蟻似的。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護士衝進主任醫師的辦公室，氣喘吁吁地對主任大喊：
　　「主任，這件事你得親自處理！」
　　她一把抓住主任的衣袖，把他拉到大廳裡來。感到詫異的主任看到一個少女靠著牆坐在地板上，水從她濕透的軍裝裡滴出來，在閃亮的油布上形成一個渾濁的小水窪。在叉開的雙腿之間，她手握著一把蘇製自動步槍，身旁是她的行軍揹包。她抬起一半隱藏在一頂西伯利亞皮帽子下面蒼白的、幾乎是透明的臉，對醫生費力地微笑一下，沉重地站了起來。這個時候，他們才看出來，她是一個孕婦。
　　「大夫，已經一陣一陣地疼痛，」她說著拿起步槍，「有沒有可以生孩子的地方？」
　　「我們可以想辦法。」醫生說，又開玩笑地補充說，「你可以看護孩子，不用向柏林進軍啦，啊？」
　　「時間有的是，哪件事也誤不了。」少女回答，聲音微弱。
　　護士們扶著這位少女，幫她脫了衣服，給她洗身，安置在一個單人房的床上，把軍裝洗乾淨晾起來。
　　孩子在早晨出生，很健壯，哭聲很大，整個醫院都能聽見。第一天，少女靜養著，全神貫注看護孩子。但是，第二天她就起來了，開始穿衣服。護士立即跑去找醫生，但是這個少女厲聲告訴她，這事跟她沒有關係。她穿好制服以後，用一張被單把孩子裹了起來，再包上一塊毯子，像吉普賽人那樣把孩子背在後背上。她向醫生和護士們告辭，拿起自動步槍和揹包，下樓，走到大街上。在那裡她攔住看到的第一個士兵，直截了當地問：
　　「到哪裡去，去柏林嗎？」原文為俄語。
　　這個士兵直眨眼，好像聽不懂她的話。她不耐煩地重複問題的時候，那個當兵的才指了指大路的方向；那裡有接連不斷的軍用汽車和軍隊前進。少女用力點頭，表示感謝，肩膀上的自動步槍搖晃著，她開始邁出堅毅的大步向西挺進。
　　四
　　詩人說完故事，微笑，瞧著我們。但是我們沒有說話。接著，我們喝了幾杯伏特加，為這個蘇聯少女祝福，然後大家才表示，認為這個故事顯然是編造的。即使這個詩人的確聽說了一個蘇聯少女在城市醫院裡生小孩的事情，當然一個揹著孩子、拿著步槍、輕率地參加一月反攻的女人也不一定就令最重要的人本主義價值觀陷入險境。她肯定不是一個人本主義者。
　　「我不知道人在什麼時候才是人本主義者。」詩人的女友說，「一個人被關在猶太人隔離區裡，為購買武器而製造美元假鈔，或者用罐頭盒製造手榴彈而犧牲性命；或者，這個人逃離猶太人隔離區投靠『雅利安人』方面，為的是拯救自己的生命，而且還能夠閱讀品達爾的《頌歌》。哪一種做法更好呢？」
　　「我佩服你，」我說，又給她倒滿了一杯我們波蘭釀造的伏特加，「可是我們先不討論你的問題。我們不會製造美元假鈔，我們更想賺錢，掙真正的美元。也用不著做手榴彈，工廠能夠製造。」
　　「用不著你佩服，」詩人女友說著把伏特加一飲而盡，「我從猶太人隔離區逃跑了，在一個朋友家的櫃子裡熬過了整個戰爭歲月。」
　　片刻之後，她微微一笑，補充說：
　　「不過，我背會了一本《頌歌》。」
　　五
　　後來，這個詩人買了一輛二手的福特牌汽車，僱用了一個司機，拿著我們的家人的地址和給朋友們的信件返回波蘭，他妻子和女友陪伴著他。
　　到了春天，我們中的兩個人也返回了波蘭，帶著我們的書籍、用美國毯子做的衣服、雪茄和對西德種種苦澀的記憶。
　　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找到並且埋葬了在華沙起義廢墟中挖掘出來的他的一個姐妹的遺體；現在他學習建築學，正在制訂計劃重建被毀壞的波蘭小城市。另外一個娶了從集中營生還的女友，現在成了作家。我們中的第三個人成了資本主義的聖人，成了頗具影響力和富有的美國教派的成員。這個教派宣揚的信仰包括靈魂轉世、惡的自我毀滅和人的思想對生者與死者的形上學的影響。他變賣了汽車，購買了稀有郵票收藏品、貴重的儀器和珍貴的印刷品，到了新大陸的波士頓，在那裡，在自己教派本部所在的城市，與在瑞士死去的妻子保持精神的聯繫。他在一家廣告公司當製圖員。
　　我們小組的第四個人非法穿越了阿爾卑斯山，加入了在義大利的波蘭軍團，這個軍團後來撤退到了英倫三島。我們告別的時候，他請求我們在華沙尋找在吉普賽集中營裡懷了他的孩子、逃出比爾克瑙的那個少女。他從她給他的信件裡得知，孩子健康，與他母親以及千百名正被輸送到毒氣室的婦女一起在蘇聯的一月反攻中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