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戈登大夫的候診室裡鴉雀無聲，一片米黃色。
　　牆壁是米黃色、地毯是米黃色、布面軟墊單人椅和長沙發也是米黃色。四面牆都沒有鏡子或畫作，只有數張不同醫學院頒發的證書，上面以拉丁文寫著戈登大夫的名字。葉尖捲曲的淺綠蕨類和葉尖呈劍狀的深綠蕨類散落在小茶几、咖啡桌和書報桌上。
　　起初，我不知道為何這房間給人一種安全感，後來才發現是因為沒窗戶。
　　冷氣吹得我直打發抖。
　　我仍穿著跟貝琪交換來的白上衣和農婦寬褶裙。返家這三個禮拜我一直穿著這套衣物，完全沒換洗，所以衣裙已變得有點頹垮，而且棉布被汗水弄濕，發出酸臭味，但我覺得很好聞。
　　我有三個禮拜沒洗頭。
　　七夜沒睡。
　　媽說我一定睡過，因為人不可能這麼久沒睡。就算我真的睡著過，也一定是睜著眼睡的，因為我記得我一直在看床邊時鐘的時針、分針和秒針繞著鐘面上明亮的綠色圓周移動，或走一圈，或走半圈，夜夜如此，連續七夜，一分、一秒、一時都沒錯過。
　　我之所以不換衣服、不洗頭，是因為我覺得這種事很蠢。
　　我看見一個個白晝在我面前延伸出去，就像一個個明亮的白盒子，而每個白盒子之間，穿插著宛如黑影般的睡眠。然而，對我而言，將白盒子一個個區隔開來的黑影忽然斷裂，所以在我眼前，只有日日相連的白晝，熠熠通明，像一條寬敞白亮的荒涼大道，無盡延伸。
　　所以，白天洗衣服，洗頭髮，緊接著下個白天又要洗，中間毫無間隔，這種事光想就覺得很蠢。
　　光想就覺得很累。
　　我希望凡事一次就搞定，徹底解決。
　　戈登大夫轉著手中的銀色鉛筆。
　　「你母親說你情緒很低落。」
　　我蜷縮在凹陷的皮椅裡，隔著一張光可鑑人的大桌子跟戈登大夫對望。
　　他在方方正正的綠色記事本上輕輕敲著鉛筆，等待我回答。
　　他的睫毛又長又密，看起來像是假的。兩池冰冷的綠潭，兩岸長著黝黑的塑膠蘆葦。
　　戈登大夫的五官幾近完美，稱得上美男子。
　　然而我進門一看到這個人，就馬上討厭起他。
　　我原本想像進門後會看到一個其貌不揚、直覺力很強的慈祥男人抬起頭，以鼓舞憐憫的口吻對我說：「唔！」彷彿他能見我所不能見。這樣一來，我就知道該怎麼告訴他，我好害怕，感覺像被塞進黑袋子，愈塞愈深，沒有空氣，沒有出路。
　　然後，他會往椅背一靠，雙手的指尖相碰觸，做出一個小尖塔的形狀，跟我解釋為何我不能吃、不能睡，也無法閱讀，還有為什麼我會覺得大家做的一切都蠢極了，到頭來不過是死亡一途。
　　我心想，這樣一來，他就能一步一步幫我重建自我。
　　然而，戈登大夫偏偏不是這樣的醫生。他年輕俊美，我一眼就看出他自命不凡。
　　他的桌上放了一個銀色相框，一側靠近他，另一側靠近我。裡頭是一張家庭照，兩個金髮孩童的頭頂上露出一個美麗的黑髮女子，笑臉盈盈。可能是戈登大夫的姐妹吧。
　　我想，這兩個孩童應該是一男一女，不過也有可能兩個都是男孩，或者女孩，畢竟年紀這麼小，不容易看出來。我記得照片裡還有一隻狗，在最下方，好像是某種帶有黑斑的大型狗，或者黃金獵犬之類的。不過，那狗也可能只是女人裙子上的圖案。
　　不知怎的，那張照片讓我很生氣。
　　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照片的一側朝著我，除非戈登大夫想當下表明，他家裡可是有個迷人嬌妻，我最好別對他心存非分之想。
　　接著，我心想，這位戈登大夫有美麗嬌妻、可愛兒女和逗趣的狗兒相伴，這些家人和愛犬就像聖誕節卡片上的天使，讓他的人生更顯幸福美滿，這樣的醫生，怎麼可能了解我、幫助我呢？
　　「跟我說說你覺得哪裡不對勁。」
　　我疑神疑鬼地忖度他這句話，就像拿起被海水刷洗過的光滑圓石，生怕它們會忽然伸出利爪，變成其他東西。
　　我覺得哪裡不對勁？
　　他這樣說，意味著沒有事情不對勁，是我覺得它們不對勁。
　　為了表示他的外貌和全家福照片沒影響到我，我以平板無趣的聲音告訴戈登大夫，我不能吃、不能說、無法閱讀，但沒提起最讓我煩心的事——提筆寫字。
　　那天早上，我想寫信給人在西維吉尼亞州的朵琳，問她我能否去跟她同住，在她學校找個端盤子之類的工作。
　　然而，我提筆寫出的字，竟像幼兒寫出來的，粗大歪扭，一行行從左上往右下傾斜，幾乎成了對角線。彷彿有人走過來，把放在紙上的一圈圈絲線吹得歪七扭八。
　　我知道這樣的信絕不能寄，所以我把信撕成碎片，放進包包，塞在萬用化妝盒旁邊。或許醫生會想看一看。
　　但戈登大夫沒說要看，因為我根本沒提這事。我很得意自己有這點小聰明。我只把想說的跟他說，不想說的隱瞞起來，這樣一來，我就能掌控他對我的看法，而不知情的他還以為自己很厲害。
　　我說話的時候，戈登大夫一直低著頭，像在祈禱。整個房間，除了我平板單調的說話聲，就只有他的鉛筆在綠色記事本的和一個地方不停輕敲的聲音，真像一根被困在原地移動不了的枴杖。
　　我說完話，戈登大夫抬起頭。
　　「你說，你上哪所大學？」
　　雖然被他問得一頭霧水，我還是告訴了他。真不知我的病狀跟我唸哪所大學有何關係。
　　「啊！」戈登大夫往椅背一靠，望著我肩膀上方的半空，露出的笑容好像在懷念過往。
　　我心想，先前我對他的評價可能太過武斷，也苛刻了些，或許接下來他就要跟我解釋診斷結果。沒想到，他只說：「我記得你們學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就在那裡。那裡有個婦女軍團(WAC)，或者婦女輔援隊(WAVES)之類的單位，是吧？」
　　我說我不曉得。
　　「對，是婦女軍團，我想起來了。我在那裡當醫生，後來才被派到海外。哇，那裡好多女孩子啊。」
　　戈登大夫呵呵笑。
　　接著，他動作流暢地站起來，繞過桌角走向我。我不曉得他要幹嘛，所以也跟著起身。
　　他伸出手，抓起我垂在右側身的那隻手，跟我握一握。
　　「那就下週見。」
　　枝茂葉密的榆樹構成一條林蔭隧道，遮覆了聯邦大道上的黃磚與紅磚房。電車沿著細長的銀色鐵軌駛向波士頓。我等電車通過，跨越馬路，走向停在人行道邊的灰色雪佛蘭。
　　我看見駕駛座上的母親一臉憂慮，臉色慘黃——活像黃檸檬——透過擋風玻璃打量我。
　　「如何？醫生怎麼說？」
　　我拉上車門，沒關好。推開車門，再拉一次，砰的一聲。
　　「他說下週見。」
　　我媽嘆了一口氣。
　　找戈登大夫診療，一小時要二十五美元。
　　「嗨，你叫什麼名字？」
　　「愛莉·希金巴騰。」
　　水兵走在我身邊，我面帶笑容。
　　我就知道，波士頓中央公園裡的水兵就跟鴿子一樣多。他們似乎是從遠端那棟暗褐色的徵兵處走出來的。屋外的佈告欄和屋內的牆面都貼滿了「歡迎加入海軍」的藍白色海報。
　　「愛莉，你從哪裡來？」
　　「芝加哥。」
　　其實我沒去過芝加哥，不過認識一兩個芝加哥的男大學生。我總覺得，芝加哥的人都自由開放，但也迷惘彷徨。
　　「離家真遠喔。」
　　水兵伸手摟住我的腰，我們就這樣在公園裡逛了大半晌。他隔著我的綠色寬褶裙撫摸我的臀部。我露出神秘的笑容，提醒自己別說出任何會洩漏出我是波士頓人的話，也別讓他發現我隨時有可能遇見熟人，比如魏勒太太，或者我媽的朋友。她們在碧肯丘喝完下午茶，或者逛完懷林百貨公司的地下街，很可能穿越中央公園。
　　我心想，要是能到芝加哥，或許就可以把名字永遠改成愛莉·希金巴騰，這樣就不會有人知道我放棄了東部名女校的獎學金，在紐約墮落一個月，還拒絕嫁給一個未來光明、「錢程」似錦、終將成為美國醫學會會員的醫學院學生。
　　在芝加哥，別人會接受我的真面貌。
　　孤兒愛莉·希金巴騰。大家喜歡我甜美文靜的個性，不會要求我唸書，並針對大文豪詹姆斯·喬伊斯作品裡的孿生兒寫出長長的報告。或許有一天，我會嫁給一個外剛內柔的修車技工，生一窩孩子，就像朵朵·康威那樣。
　　如果我真的想這麼做。
　　「你退伍後打算做什麼？」我冷不防地問水兵。
　　在我跟他的交談中，就屬這句話最長，所以他嚇了一跳，伸手推推頭上那頂蛋糕狀的帽子，搔搔頭。
　　「嗯，不知道唉，愛莉。」他說，「可能拿退伍軍人的學費補助去讀大學吧。」
　　我沉吟片刻，然後提供建議：「沒有想過開間汽車修理廠嗎？」
　　「沒有，」水兵說，「從沒想過。」
　　我以眼角餘光瞟他一眼，這小伙子肯定還不到十六歲。
　　「你知道我幾歲嗎？」我以指責的口吻說。
　　水兵咧嘴笑道：「不知道，也不在乎。」
　　我忽然發現，這水兵長得真是好看，模樣像北歐人，在室男一個。看來，我的心思變單純後，很自然地吸引了清純俊秀的男人。
　　「那好，我三十歲了。」我說，等待他的反應。
　　「哇，真看不出來。」水兵捏捏我的臀部，接著迅速四下張望。「愛莉，這樣吧，我們去階梯那裡，我想在紀念碑底下吻你。」
　　就在這時，我發現有個穿著褐色平底便鞋的褐色身影正大步越過公園，朝我的方向走來。對方離我還有一段距離，所以我看不清那硬幣大小的五官模樣，但我知道那肯定是魏勒太太。
　　「請問到地鐵的路怎麼走？」我故意提高嗓門，詢問水兵。
　　「什麼？」
　　「往鹿島監獄的地鐵啊。」
　　魏勒太太快走近了，我得假裝跟水兵素昧平生，只是在跟他問路。
　　「把手拿開。」我壓低聲音說。
　　「喂，愛莉，怎麼一回事啊？」
　　那女人從旁走過去，看都沒看我一眼，也沒跟我點長得，當然，這不是魏勒太太。此刻，魏勒太太正待在阿迪倫德克的小木屋吧。
　　我狠狠地瞪了女人遠去的身影一眼。
　　「喂，愛莉……」
　　「我以為是在芝加哥認識的人。」我說，「我那間孤兒院裡的惡毒女人。」
　　水兵又伸手摟我。
　　「你是說，你無父無母？」
　　「對。」我不費吹灰之力就落下淚，臉頰被烙出兩道灼熱淚痕。
　　「愛莉，別哭，那女人，是不是對你很壞？」
　　「她……她壞透了！」
　　說著說著，我淚如泉湧。我們走到美國榆樹的樹蔭底下，水兵摟著我，拿出亞麻質料的淨白大手帕替我拭淚，而我，則暗自數落那褐衣身影的惡行，就算她不自知，也要為我這條人生偏路負起責任，為我所有的不幸負責到底。
　　「嗯，愛瑟，這個禮拜感覺如何？」
　　戈登大夫拿鉛筆的模樣真像抓著一顆細長的銀色子彈。
　　「老樣子。」
　　「老樣子？」他抽動一道眉，好像難以置信。
　　於是，我以同樣平板單調的口吻再回答他一次，但這次多了些憤怒語氣。這傢伙實在太駑鈍，不會了解十四天不能睡、不能讀寫，連吞嚥都有困難的感覺。
　　戈登大夫對我的狀況根本漠然以對。
　　我把手伸入皮包，拿出被我撕碎的信——就是原本要寄給朵琳的那一封——鬆開手，讓碎片飄落在戈登大夫那本一塵不染的綠色記事本上，呆呆地躺在那裡，猶如夏日草原上的雛菊花瓣。
　　「你對這些，」我問他，「有何看法？」
　　我以為他會立刻細瞧我的字跡有多可怕，沒想到他只是說：「我想和你母親談一談，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但也不喜歡這個提議。我猜，他大概想告訴她，應該把我關起來。我把碎信紙一一撿起來，免得戈登大夫將它們拼湊起來，發現我打算逃離這裡。然後，我不發一語，走出他的辦公室。
　　我看著母親的身影愈來愈小，最後消失在戈登大夫的診療室裡。接著，我又看著她的身影愈來愈大，回到車內。
　　「怎樣？」我看得出來她哭過。
　　我媽看都沒看我一眼，逕自發動引擎。
　　車子駛過冷冽如深海的榆樹蔭下時，她終於開口：「戈登大夫認為你一點進展都沒有，他覺得，你應該去他位於華頓的私人診所接受電擊治療。」
　　我升起一股強烈的好奇心，彷彿剛剛聽到的是報紙上一則可怖的頭條新聞，而當事人跟我毫無關係。
　　「他的意思是，要我住在那裡？」
　　「不是。」我媽這麼說，但下巴簌簌顫抖。
　　我看她一定在說謊。
　　「說實話，」我告訴母親，「要不然我一輩子不理你。」
　　「我什麼時候沒跟你說實話？」我媽說，眼淚奪眶而出。
　　男子從七樓跳窗，自殺獲救！
　　男子喬治·博魯奇登上七樓的窄小窗檯，不理會底下的圍觀群眾，也無懼停車場是水泥地面，足足僵持兩小時，最後接受警長威爾·克馬丁從臨窗伸出的援手，安然脫險。
　　我打開花了一毛錢買的那袋花生，一邊餵鴿子，一邊自己吃。索然無味，像在啃老樹的樹皮。
　　我把報紙湊到眼前，想看清楚喬治·博魯奇的長相。在聚光燈的鏡頭下，他那張臉就像四分之三個月亮，掛在模糊磚牆和黑色天空之上。我總覺得他有重要的訊息要告訴我，而且訊息就寫在他的臉上。
　　可是，當我仔細端詳他的臉，他那骯髒卻立體的五官竟逐漸交融成深淺不一的灰點所組成的規則圖案。
　　報紙上的墨黑文字並沒解釋博魯奇先生爬上窗檯的原因，也沒交代警長克馬丁把他拉進窗內時，對他做了什麼事。
　　跳樓的麻煩在於若沒選對樓層，很可能墜地後仍死不了。我想，七樓這樣的高度一定很安全。
　　我把報紙折好，塞進公園長椅的板縫間。這是我媽所說的八卦報，內容盡是地方上的凶殺、自殺、毆打及搶劫事件，而且每一頁都有半裸的女人高很著呼之欲出的酥胸，腿部擺成撩人姿勢，露出絲襪上緣。
　　我不明白我以前怎麼沒買過這樣的報紙。現在，我只讀得下這種東西。整個版面以照片為主，穿插在照片之間的文字寥寥可數，沒機會趾高氣揚，大展語文威力，該篇報導就結束。我家只有《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可以讀，週一到週六，每天早上五點鐘，它就會出現在我家門前的階梯上。光看這種報紙，你會以為這世上沒有自殺、性犯罪和墜機之類的事發生。
　　一隻孕育著小寶寶的白色大天鵝朝著我的長椅走來，繞過林木扶疏、鴨群遍布的小島，走入水裡，遊回拱橋下的陰暗處。我放目所及的一切，都變得亮晃微小。
　　那感覺就像將眼睛貼在一扇打不開的門的鑰匙孔上，我從鑰匙孔看見我和身高只及我膝蓋的弟弟，我們兩個拿著兔耳形狀的氣球，爬上天鵝船，爭相搶坐靠邊的位置。水底布滿花生殼。我的嘴裡有清新的薄荷味。如果在牙醫診所表現良好，我媽就會讓我們搭天鵝船。
　　我在大眾裡閒晃。上橋下橋、走過藍綠色的紀念碑底下、走過排列成美國國旗的花圃、看看樹木的名字，走過入口處——那裡有個橙白條紋的帆布照相亭，花兩毛五就可以拍一組照片。
　　我最喜歡的樹名是「哭泣的學者」，我想這種樹一定原產於日本。日本人才懂靈性的東西。
　　如果搞砸事情，他們還會切腹謝罪。
　　我試著想像切腹的過程。一定要有一把銳利無比的刀子，不，很可能要用上兩把。盤腿而坐，雙手各執一刀，然後交叉雙手，刀子對準肚子的兩側。必須裸體，否則刀子會被衣服卡住。
　　一轉眼，反悔來不及，刀子就刺進去，並以上弦月和下弦月的形狀劃半圈，合成一個完整的圓，然後，肚皮呈盤狀脫落，內臟掉出來，人就死去。
　　敢以這種方式自殺，勢必勇氣過人。
　　而我的問題就在於我怕見到血。
　　我看，乾脆在公園待一整晚。
　　明天早上，朵朵·康威就要開車載我媽和我去華頓，到戈登大夫的私人診所做電擊治療，如果我想逃，現在正是時候。我檢查錢包，裡頭只有一張一美元的紙鈔，其他一角、五分、一分的硬幣加起來，也不過七毛九。
　　不知道到芝加哥的車資要多少錢。可是，我不敢到銀行領出所有的錢，因為我怕戈登大夫早通知了銀行行員，若我有異常舉動，就把我攔下來。
　　我想到或許可以搭便車，但我連哪幾條路可以從波士頓到芝加哥都不曉得。要在地圖上找方向並不難，問題是一旦把我丟在某地，我就會失去方向感。倒楣的是，每次我要靠太陽來辨別方位，不是遇到正午，就是陰天，或者是晚上。而我對星座又毫無概念，只認得北斗七星和仙后座，巴帝·魏勒就常為此感到洩氣。
　　我決定走到巴士總站，問問到芝加哥的車資，然後去銀行，只領出車資的金額，這樣一來就不會讓人起疑心。
　　我走入車站的玻璃門，瀏覽架子上的彩色旅遊傳單和時刻表，忽然想到下午已過了大半，鎮上的銀行就快關門，看來得明天才領得到錢。
　　華頓的診所跟我約的時間是明天上午十點鐘。
　　就在這時，擴音器爆出聲音，宣布外頭停車場某輛巴士即將開車，並一一唱出停靠的站名。擴音器裡的聲音照例啪啦啪啦，含糊不清，但就在靜電干擾聲中，我聽見一個熟悉的站名，清晰無疑，就像交響樂團裡的樂器同時調音時，鋼琴彈出的A音。
　　那一站，離我家兩個街廓。
　　我疾步走出車站，步入七月末的午後戶外。塵土飛揚，酷熱難當，我汗流浹背，口乾舌燥，像趕赴一場困難的面試，倉皇狼狽地上了那輛引擎已發動的紅色巴士。
　　我將車資交給司機，車門的鉸鏈開始轉動，我身後的車門悄悄地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