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現在回到這起殺人案，我前面多多少少已經講了一些。我們的前門總是吱吱響，加了潤滑油也沒用，迪特爾·提比略的屍體被抬出去時前門又在吱吱作響。我站在窗前看著，沒有勝利者的喜悅，只是鬆了一口氣，父親已經被警察帶走了。我先打電話給麗貝卡，然後打給母親，她們似乎並不感到意外。我們沒有談論殺人案和殺人動機，我們關心的重點是父親——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幫助他，怎樣才能讓他的關押生活好過些。

調查過程中，探長一度認定我們全家共同謀劃了這起殺人案，我們向他保證，我們從沒談論過殺人的事。這的確是實情。我從沒跟父親提過迪特爾·提比略；這段時間以來，我和父親只在他生日時交談過一次，而且說的都是「祝您健康長壽」「非常感謝」「最近好嗎？」「很好，你也好吧？」「我也很好」「您多保重」「你也保重」。我和父親向來話不多。我從沒讓母親向父親轉告我的話。退一萬步說，即便我有什麼計劃，麗貝卡也絲毫不知情，我們不用說出口，我們明白彼此的想法，這是我們家特有的交流方式。我們明白對方發出的信號，沉默的共謀是無須承擔法律後果的。換句話說，也沒有證據可以證實。父親承認是他獨自實施的犯罪，沒有其他人蔘與。探長沒有窮追不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了我們的說法。他大概也知道，他不可能找到任何共謀的證據。

第二年3月，父親的案子開庭了。我很緊張。我們知道檢方會提出謀殺指控，律師安慰我們說，陪審團有可能認定是過失殺人。謀殺罪的最高量刑是終身監禁，在監獄裡至少要服刑十五年。過失殺人的最高量刑是十五年，至少服刑七年半。可問題是，我父親已經七十七歲了，也許撐不到出獄那一天。

陪審團主席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臉龐圓潤，神情和善，一頭蓬鬆的金色捲髮足有她兩個腦袋那麼大——在劇院我最討厭坐在這種人後面——身上的笨重金飾閃閃發光。檢察官五十出頭，神情憔悴，身材消瘦，疲憊的樣子像是剛跑完馬拉松。他指控我父親犯有謀殺罪，有預謀地實施殺人，完全符合法律對謀殺罪的定義。檢察官的話音剛落，旁聽席就傳來一陣噓聲。法庭幾乎坐滿了人。新聞媒體詳細報道了這起事件，大部分媒體站在我們這邊。我必須要說的是，對我們表示出最大善意的幾家報紙，我以前從沒看過，但它們現在成了我們堅定的盟友。一個受到威脅的家庭選擇自己保護自己，這完全符合普通民眾的價值觀。我開始認真閱讀小報的報道。也許我的用詞有些傲慢，心態有些偏激，但媒體的態度說明迪特爾·提比略對我們的所作所為的確是一種野蠻行徑。當然，我承認，殺人行為本身也是野蠻行徑。

庭審一開始，父親就對殺人行為供認不諱。父親口才很好，這點我沒學到。他講述了自己為孫子、孫女、兒子和兒媳的生命安全感到擔憂，害怕那個「住在地下室的男人」會傷害他的兒孫。他憤怒地指責無能的政府，還有無法保護一個無辜家庭的國家機器。如果我沒看錯的話，法官和檢察官的臉上露出尷尬的神情。

「我有罪，」父親最後說道，「我殺了人，因為我想不到其他辦法來幫助我的家人。我應該受到懲罰，我懺悔自己犯下的罪行。」

陳述過程中父親一直保持冷靜，讓我非常欽佩。他對犯罪過程隻字未提。

父親快講完時，法庭的門開了，一個穿著連帽衫的男人走了進來。他把兜帽拉得很低，遮住了整張臉，過了一會兒我才認出他是布魯諾。我示意他過來坐我旁邊，但他在後面找了個空位坐下。他去青島後我還沒見過他。我發過幾封電子郵件，他一封也沒回。看見他我很高興，但他充滿敵意的眼神讓我感到驚訝。

那天上午，麗貝卡第一個出庭做證。她描述了內心的恐懼，害怕自己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以及那些信件和詩歌給她帶來的痛苦。她表現得非常出色，平靜，鎮定——可怕的回憶讓她不時有些激動，但沒有情緒化。我們的律師堅持讀完提比略所有的信件。他讀信時，我可以感覺到整個法庭為之震驚。

我在麗貝卡之後做證。我同樣講述了我們的恐懼，並詳細說明了我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種種努力。我的證詞主要闡述了我們的處境：孤立無援，求助無門。我們一直信任自己的國家，按時繳納稅收，認真履行公民責任（每次選舉盡責投票），可在我們需要幫助時，我們發現自己孤立無援。跟麗貝卡相比，我不夠鎮定，我的聲音偶爾顫抖，但總的來說，我的表現還不錯。我做證時偶爾瞥一眼弟弟，我捕捉不到他的目光，他雙手託著頭，一直盯著地面。

檢察官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向我拋來。他問我為什麼不搬走。

「假如有人做壞事威脅你，你會逃走嗎？」我反問他。

「我絕不會通過殺人解決問題。」檢察官說。

我們的律師打斷他：「你在暗示證人犯有謀殺罪嗎？」

檢察官說他沒做任何暗示。

主審法官要求控辯雙方保持冷靜，問檢察官是否還有其他問題要證人回答。

檢察官說：「沒有其他問題了。」

宣佈庭審休息後，我立刻朝弟弟走去。我像以往一樣張開雙臂，想給他一個熱烈的擁抱，但他僵立不動，對我的擁抱沒有任何反應。我失望地鬆開手，因為麗貝卡在等著擁抱他，我看到他們兩個親密地抱在一起。

「為什麼把頭罩起來？」麗貝卡不解地問。布魯諾說，米克爾的手下時不時會出現在刑事法庭，遮住臉是避免撞到那些傢伙，米克爾的人還在到處找他。

我們穿過馬路去法庭對面的一家酒吧，等三明治和咖啡時，弟弟怒衝衝地質問我：「你幹嗎把爸爸拖進來？你幹嗎不自己動手？」

我說我沒有把父親拖進來，我從沒跟父親提過殺人的事，我和父親幾乎連話都不說。「你知道他那個人。」我說。

「別放屁了。」弟弟說，「我們倆心裡都清楚，是你把他拖進來的。」

這次我沒有斷然否認。

「你為什麼不能像個男人，自己動手解決？」他繼續質問道。我說這是保全一家人的最好辦法。如果我去殺人，保羅和法伊會失去生活保障，失去父親的陪伴。他們也會成為沒有父親的孩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什麼叫‘也會’？」弟弟氣呼呼地說，在「也」字上加重語氣。

「像我們一樣。」我說。

布魯諾說，他不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他說話帶著哭腔，不再咄咄逼人。

我說父親從沒為我做過任何事，現在他有機會為我做點什麼，於是他就去做了。

「膽小鬼。」弟弟大吼。

幾個穿著長袍的法官和律師坐在我們隔壁桌，他們轉過頭來，弟弟衝他們伸出中指。麗貝卡伸手按住布魯諾的胳膊，輕輕「噓」了一聲。我們的餐點送了過來，我們沉默地各自吃東西，過了一會兒弟弟開始講起他在中國的經歷。吃過飯我們又穿過馬路回法庭，聽證會又開始了。

父親收藏的大量槍支成為法庭的焦點。檢察官最初將這些槍支認定為被告具有「暴力傾向」的證據，隨後，一位心理學家作為專家證人為我父親辯解。心理學家的證詞讓我印象深刻，我父親在他口中是一個有些可笑的普通人——一個「遭受戰爭創傷卻不自知」的人，「極度渴望安全感，同時也渴望暴力」——但這種對暴力的渴望「不會轉化成行動」。

心理學家說我父親能夠「將他的暴力慾望——很多人都有這種暴力慾望——壓在心底，不會付諸行動」，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我父親「面臨威脅徹底無助，心中的恐懼再也無法剋制時他會採取行動」。他的家人陷入困境，迫使他必須使用暴力，於是「赫爾曼·狄梵薩勒將只存在他幻想世界裡的暴力帶到了現實世界中」。我不知道心理學家的說法是不是正確，雖然這番話令人費解，但足以證明我的父親沒有檢察官口中的「暴力傾向」。

法官即將宣佈第一天的庭審結束時，我們的律師請求法官聽取另一名專家證人的證詞。我很驚訝，之前沒說過還有一名專家證人。法官似乎也不太高興，她不喜歡法庭上出現意外情況。我們的律師解釋說，庭審休息時有位心理學家主動來找他，說認識提比略，從報紙上知道今天開庭，特意趕了過來。這位心理學家曾應邀對提比略做過心理評估。法官表示很感興趣，檢察官也同意聽取專家證人的意見。

我開始感到緊張，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我最擔心的情況沒有出現：人們認為迪特爾·提比略是貧富階層對抗的犧牲品，我們是邪惡富人的代表，肆意踐踏窮人的社會權利。可現在看起來，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心理學家可能會朝這個方向引導大家。他脖子上掛著一副眼鏡，穿著一條寬鬆的燈芯絨褲子，格子夾克的肘部打著皮革補丁。

「那我們就聽聽你的看法吧。」法官說。心理學家坐到證人席，開始做自我介紹。我身體前傾，仔細聽他說的每一個字。坐在我旁邊的麗貝卡也顯得很緊張。

迪特爾·提比略二十八歲時心理學家就認識他了。社會福利辦公室委託心理學家對提比略進行心理評估，提比略當時患有重度抑鬱症，不能繼續工作，福利辦公室的人想知道情況是否屬實。

「我和他交談過幾次。」心理學家說，「迪特爾·提比略來自一箇中下層家庭，家境不富裕，但也不是窮人。他的父親很早就拋棄了他們母子，完全不管他們的死活。他父親在一家制造電子產品的公司擔任銷售代表，無論提比略怎麼求他父親，他父親都不肯見他，也不給贍養費。提比略的母親要工作，沒時間照顧孩子，還經常打他，把他鎖在房子外面，剛開始是幾小時，接著是一整天，最後連晚上也不給他開門。社會工作人員定期去提比略家看他們，後來提比略的母親把他送進了福利院，他那時才九歲。」

心理學家說，提比略在兒童福利院時就很胖，其他男孩常常欺負他。他超出常人的智力也是他被同伴欺負的原因——他很聰明。心理學家詳細描述了迪特爾·提比略遭受的種種不幸：羞辱、毆打、性虐待。有一次他被迫用自己的大便刷牙。我承認，心理學家的講述並沒讓我感到愧疚，我只關注他的證詞本身。我聽到周圍響起嘆息聲，猜測大家對迪特爾·提比略的不幸遭遇會有什麼反應。

「提比略二十歲時，」心理學家繼續往下說，「他似乎擺脫了不幸的過去。他接受了教育，學習信息技術專業，而且找到了一份喜歡的工作。但是五年後，他辭掉了工作，從此與社會徹底脫節。」「迪特爾·提比略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心理學家說，「他在童年和青春期的經歷讓他遭受‘多重心理創傷’，表現為極端懶惰。」法官問：「可以描述一下極端懶惰嗎？」心理學家說：「整天昏睡，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

檢察官問心理學家迪特爾·提比略有沒有戀童癖。妻子抓住了我的手。

我們同時屏住呼吸，我們即將知道一直以來面臨的威脅到底是什麼。之前我希望威脅不嚴重，可現在我希望很嚴重。

現在，威脅已經消失了，對我們不再有影響。威脅的嚴重性是殺人是否正當的關鍵。

「絕對沒有。」心理學家說。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理學家的回答似乎在說，迪特爾·提比略不該死。

「提比略有沒有暴力傾向？」檢察官問。

「絕對沒有。」心理學家的聲音流露出愉悅，人們的驚訝反應令他感到滿意。旁聽席響起低低的交談聲。

我不相信，這絕不可能。提比略對我們做了那麼多渾蛋事，讓我們經歷了那麼多痛苦。而眼前這個心理學家竟然說，提比略沒有暴力傾向？殺死提比略的理由突然變得站不住腳，連我自己也不再百分百肯定了。我之前擔心不採取行動，提比略會傷害我的妻子和孩子們，現在才知道他沒那麼危險。我的妻子和孩子們沒有受到威脅，是我自己假設他們有危險。擔心和假設從情理上講沒有問題，可在法庭上不能作為證據。

我們的律師提出質疑，他列舉了迪特爾·提比略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最後說道：「這些說明他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

「恰恰相反，」心理學家說，「迪特爾·提比略有受虐狂傾向。」法庭再次響起低低的交談聲。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律師問。

「當然可以，」心理學家說，「沒有什麼比生氣的女人更能滿足迪特爾·提比略的性慾。」

我突然聽到一聲尖叫，以前從沒聽過的刺耳聲音，幾乎刺穿了我的右耳膜。妻子坐在我右側，尖叫聲正是她發出的。她不停地尖叫，先是坐著，然後站了起來，所有人都驚訝地看著她。法官問麗貝卡出了什麼事，麗貝卡沒有回答，只是一聲接一聲地尖叫。法庭人員走了過來，要帶她出去，麗貝卡不肯離開。

「麗貝卡，」我柔聲說，「坐下來吧。」

我沒想到的是，麗貝卡立刻停止尖叫，在我身邊坐了下來，木然地聽證人繼續往下說。

「我想說一下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心理學家說，「可以嗎？」

「可以。」法官說。

「提比略，」心理學家解釋道，「故意一次次地激怒狄梵薩勒太太，他想聽到她的尖叫聲，來滿足他的性慾。還有什麼比指責一位母親性虐待孩子更能激怒她的？」

法庭一片沉寂。

麗貝卡立刻明白了。我瞭解她的感受，因為我跟她一樣，感覺自己被玷汙和侮辱。迪特爾·提比略誘使我們玩兒他的遊戲，我們上當了。他知道麗貝卡容易被激怒，他在地下室聽過她的尖叫聲，於是故意用荒謬的言論和無恥的指責激怒她。

「他強姦了我。」麗貝卡輕聲對我說，「不，不是強姦，他和我發生了性關係，而且我完全配合。」

我把妻子抱在懷裡。從某種意義上說，妻子背叛了我，可我不能責怪她，因為錯不在她。我看見周圍的人投來同情的目光。大家又一次站在了我們這邊。

之後的庭審沒再出現意外。檢察官仍然堅持謀殺罪指控，庭審第二天時，檢察官要求法庭判決謀殺罪成立。他說，他理解我父親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家人，卻採取了非法剝奪一個人生命的方式，明知是犯罪，依然用最殘忍的手段殺死被害人。檢察官說，被害人沒有跟蹤騷擾過我父親，而且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搬家來解決問題，我們卻不肯搬走。

檢察官說，謀殺罪構成的前提是預謀殺人，趁被害人毫無防備時實施犯罪，被害人無法預見被告會襲擊他，也不可能預見到，並且當被告開槍時，被害人既沒有能力反抗也沒有逃跑的機會。檢察官最後說道，依照法律規定他別無選擇，只能請求法庭判處被告終身監禁，即便這意味著被告至少要在監獄待十五年。考慮到被告的年齡，終身監禁的判決也許有些嚴厲，但法律就是法律。

我們的律師懇請法庭做出過失殺人的判決，判處被告六年徒刑。律師特別強調我們的家庭現狀，具體的辯論細節我不想再複述了。法庭接受了律師的建議，判定我父親犯有過失殺人罪，但按照控方的要求多加了兩年刑期，判處八年有期徒刑，我父親至少要服刑滿四年，不過，服刑一到兩年後可以申請日間假釋。現在，我們正在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