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家庭律師打來電話，為她昨晚的行為致歉。麗貝卡平靜地接受了道歉，向她保證，我們不會介意的。「臭婊子。」麗貝卡掛斷電話後罵道。我從沒聽過妻子說髒話，但我理解她為什麼會罵那個律師。作為一個客人，在我們家裡，當著我們的面，說迪特爾·提比略是受害者，我們不是被傷害的一方，反而成了加害方。我們對需要幫助的人從來不缺乏同情心。我們願意跟別人分享我們的財富：我們資助非洲的孩子，寫信鼓勵他；我們在法伊的要求下，認養了印度的一隻老虎；無論哪裡發生地震或自然災害，我們總是毫不吝嗇地捐助。

我下午去了趟銀行，然後去了洗衣店。跟上次一樣，洗衣店經理籠罩在洗衣機冒出的蒸汽中。我開價十萬歐元買他的地下室，是市值的兩倍。接著我加價到十二萬歐元，最後出價到十五萬，儘管我的銀行客戶經理說，目前我的可用資金最多隻有十二萬歐元。買房後我們的經濟壓力很大，我又不是那種能賺大錢的建築師。從畫設計草圖到監督施工，我每件事都要親力親為，為了減少開支，我只僱了一個兼職祕書和一個臨時工。我一年最多能蓋五套房子。我們生活上算富裕，但不是有錢人。

洗衣店經理說：「我的房子不賣。」

「那只是個地下室。」我說。

「對你來說只是個地下室。」經理說。他朝摩爾多瓦女人做了個手勢，那個女人關掉了嘶嘶作響的機器。「我是在地下室出生的。」他說，「我母親是個女傭，她的主人過去擁有整棟樓房。她為他們全家煮飯做家務，我二十歲以前一直和母親住在地下室裡。」

他說他小時候不準跟母親上樓，只能一個人待在地下室，聽著樓上母親和主人一家的腳步聲。他常常花好幾小時從地下室朝窗外張望，看著來來往往的汽車和行人。現在這棟樓房的一部分屬於他了，他不會賣掉。

「至少你可以換個租客吧？」我堅持道。

「警察怎麼說的？」洗衣店經理想知道事情的進展。

「還沒進展。」我說。

「我不能沒有任何理由就把迪特爾趕走。」洗衣店經理說，「不過，要是你打算賣你的房子，我倒是可以出個價。」

我沒理他，轉身離開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我一生中犯的大錯。我應該賣掉我們的房子。假如那時搬走，父親今天不會關在監獄裡，我們全家也不會因此良心不安。我們會輸掉與迪特爾·提比略的這場較量，讓惡人得逞，可那又有什麼關係？我沒有大男子主義思想，如果失敗是必然的，我可以坦然接受。可我也不願輕言放棄。我現在有時會想，要是我當初搬走了，我和父親就失去了重拾父子親情的機會——謀殺給了我們和解的機會。世事難料，不是嗎？

提比略跟我們的關係最惡劣的時候，我們的兒子保羅添了一個抽搐的毛病，他會莫名其妙地噘嘴聳鼻子。情況一開始不嚴重，但沒過多久，每隔二三十秒他就抽搐一次，我私下管這個動作叫「做豬臉」。我和妻子很擔心保羅，怪迪特爾·提比略害得保羅抽搐——我們那時幾乎把所有問題都怪在迪特爾·提比略頭上。我們問保羅是不是在擔心什麼事，他說沒有。我們問他是不是害怕迪特爾·提比略，他還是說沒有。

保羅是個隨和開朗的孩子。他從不給我們找麻煩，我們為他準備的飯菜他會乖乖吃完；我們在商店裡告訴他不買糖果，他立刻不再堅持；我們不許他用簽字筆在牆上畫畫，他就再也不亂畫。保羅遺傳了我妻子的黑頭髮和深膚色，我跟妻子提起時，麗貝卡體貼地說，保羅安靜沉思的神態像我，手腕像我。我手腕比較細，只能戴小錶盤的手錶，戴不了那種幾乎能掛在火車站牆上的大號精密計時錶。我的很多同事喜歡那種誇張的手錶，有些人還特別喜歡炫耀，他們會特意告訴你說，這塊表花了一萬五千歐元，反正我無論如何也買不起。保羅小拇指是彎曲的，像我，也像他祖母。保羅是個聽話的孩子，我常常被他感動，他會在電話裡問我：「爸爸，你好嗎？」

法伊也有一頭黑髮，但皮膚白皙。她繼承了我的野心，總想把生活變成自己想要的模樣。她比保羅有個性，總是不肯乖乖吃飯，也從來沒在電話裡問我好不好——說不定因為她還太小。她不像保羅那麼安靜，她反應快速，動作敏捷，常常逗笑我們。提比略的事發生後，我們覺得需要特別留意法伊，因為她是一個感情強烈、個性敏感的孩子，沒想到反而是保羅出了問題。保羅那時和另一個男孩相處得不太好，那個男孩沒打他，但會欺負他，保羅變得不喜歡去幼兒園了，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雖然地下室的事讓我們十分煩心，我們儘量不在孩子們面前表現出來，我們從不在他們面前談論迪特爾·提比略，完全當他不存在。起初我們以為這麼做是對的。孩子們跟以前一樣玩遊戲，每天開開心心的。我們沒發現他們有什麼異樣——可保羅的臉開始抽搐了。我們做錯什麼了嗎？是不是他們玩得太瘋，累壞了？孩子們永遠不會停下來，哪怕體溫燒到快四十攝氏度，法伊和保羅仍然不知疲倦地玩樂高積木。或許他們早就知道我和麗貝卡遭遇了問題，清楚我們全家人處境危險——或許他們感到孤獨和焦慮，因為沒人告訴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或許保羅臉部抽搐是因為擔心或害怕，雖然他嘴上一直說沒有？

我做了各種嘗試，想讓他改掉這個毛病。起初保羅每次臉部抽搐時我溫和地告訴他，不要做這個動作，下次別再做了。慢慢地我變得不耐煩，命令他不許做，態度開始變得嚴厲。保羅看起來很內疚，一臉不知所措，似乎不知道我希望他怎麼做。有一次我沒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對保羅大吼：「不許做豬臉！」保羅睜著一雙受傷的大眼睛看著我，我急忙向他道歉。可我擔心，傷人的話一旦出口，再怎麼道歉也無法挽回傷害。

我衝保羅發火後沒過多久——我日記上寫的是6月27日——那天晚上我走到地下室，敲響了迪特爾·提比略的房門，裡面沒有任何動靜。

「我想和你談一談，請你開門。」我說。

沒有人開門。

我回到自家客廳，拿起電話撥打他的號碼。我能聽見他房間的電話鈴聲。他終於接起電話，報出他的全名。

「倫道夫·狄梵薩勒。」我說，又毫無必要地補了一句，「你的鄰居。」

「我不怕進監獄。」迪特爾·提比略立刻說。

我沒理會他這句莫名其妙的話，開門見山地提出我的要求：如果他一個月內從地下室搬走的話，我願意給他五千歐元現金外加一筆搬家費。迪特爾·提比略說他要考慮一下，然後掛斷了電話。

金錢是當代解決所有問題的不二法寶和不光彩手段，是毅力、優雅和勇氣的對立面。金錢原本是商人專用的解決方案，現在已經成為當代文明的精髓。我所在的中產階層同樣用金錢解決問題，我們有錢，我們用錢來換取自己想要的生活。當然，金錢不是萬能的。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開價五千歐元而不是一萬歐元，為什麼金額的多少對解決問題至關重要。我可以拿得出五萬歐元現金，想想辦法的話，還可以從朋友那裡借到一點。但我開出的價格是五千歐元。相對於我的收入來說，五千歐元是我對不法行為願意支付的最高金額。

當天晚上我一直在思索他提到監獄是什麼意思。他的話讓我感到害怕，這似乎讓他變得有恃無恐。我現在才意識到，我自以為的優勢其實全部是我的劣勢：我的家人、我的工作、我的財富、我舒適的生活、我良好的聲譽。我會失去這所有的一切，他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他孤身一人住在陰暗的地下室，依賴社會福利生活，他在兒童福利院長大，對悲慘的生活並不陌生，監獄在他眼裡並不可怕。他是強者，我是害怕失去一切的弱者。失敗者是無所畏懼的，因為他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了。而像我這樣的人，表面上的生活贏家，其實不堪一擊，因為有太多不想放手的東西。爬得越高，摔得越慘。我們害怕失去擁有的一切，無論在心理上還是物質上我們一直沒有安全感。我們缺乏應對意外的儲備，而這恰恰是維持家庭長期穩定的基礎。

兩天後，通道入口處的窗臺出現一封信。我撕開信封，滿腔的希望瞬間化為烏有：

我不會離開。你們休想趕我走。

我的金錢方案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