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發生迪特爾·提比略事件的那年6月15日，我們在家舉辦了一次晚餐聚會。我們對自己說，這是我們恢復正常生活的第一步，我們想找回之前的生活。我們邀請了三對關係最好的夫婦，他們清楚我們最近的遭遇。麗貝卡的一位校友剛好和妻子來我們這裡，我們也邀請了他們。我們之前沒見過那位校友的妻子。我和麗貝卡說好今天不提迪特爾·提比略的事，我們希望跟以前一樣，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我們邀請朋友參加聚會時也是這麼跟他們說的——不過我們對麗貝卡的校友什麼也沒說，他不知道我們家的事。

跟以往一樣，麗貝卡做了一頓精美的晚餐，絕對夠一星級餐廳的水準。聚會剛開始時一切順利。我一瓶接一瓶地開葡萄酒。吃完甜點，我們談起最近的政治醜聞，討論孩子們該讀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念私立學校以後更有可能上耶魯或劍橋，大家的意見出現分歧。麗貝卡校友的妻子——她是家庭法律師——直言不諱地說她「反對讓孩子們從小享有特權」，支持孩子們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讓不同階層的孩子有接觸的機會，而且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儘量為他們創造接觸的機會」。

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她的看法，不過為了我們家兩個孩子的幸福，我可能會選擇「反社會」的方式。我的說法激起大家熱烈的辯論，麗貝卡同樣不贊成「反社會」的說法。我又打開一瓶黑標葡萄酒，雖然還有兩整瓶打開沒喝，我說過了，黑標需要醒一段時間。

我的一個朋友說，階層之間的真正差異在於公共場合的行為舉止。他眼中「值得稱道的中產階層特徵」就是我們做任何事都儘量不影響到其他人。我們不在公共汽車或火車上吃烤肉串，我們不在街上喝啤酒，即便我們喝醉了，我們也不會在樹邊或巷子裡小便。

朋友話音剛落，家庭法律師就表示反對。她不同意我朋友的觀點，說最近坐火車時有不愉快的經歷，中產階層總是用手機在講話，根本不在乎整節車廂的人都能聽到。客人們都想發表自己的看法，餐桌旁的聲音越來越大，夜裡兩點左右，我請客人們小聲點，我指著地板，嘲諷地笑道：「我們可不想打擾我們親愛的提比略。」大家會意地笑了起來，我們的笑聲引起了麗貝卡校友的興趣，他問這個提比略是什麼人，為什麼好像每個人都知道他。

都怪我一時糊塗開了話頭兒，麗貝卡不再理會我們之前的約定，把迪特爾·提比略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大家，她越說越氣，連「下等人」也說出了口。我提醒了她好幾次，讓她小點聲，我們跟迪特爾·提比略只隔了一層三十釐米厚的樓板。我家鋪的是老橡木地板，沒鋪地毯。麗貝卡講話時，我注意到她校友的妻子不滿地噘起嘴，她終於忍不住開口道，有沒有一種可能，其實迪特爾·提比略是個受害者？畢竟他是在福利院長大的，我們都知道兒童福利院的條件有多差。

我從沒想到「受害者」這個詞會跟迪特爾·提比略聯繫到一起。對我們來說，他是加害者。我們知道他的童年經歷可能很不幸，可他也沒有權利來騷擾恐嚇我們。我妻子對那位家庭法律師說了同樣的話，她們開始爭執起來，聲音越來越大，我們怎麼勸也不行。

家庭法律師說，樓下那個「可憐人」每天看著我們「四處炫富」，聽著我們的「古馳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咔嗒」聲，看著我們的孩子毫無例外地走向一帆風順的人生。對於他這樣一個「可憐人」，「社會」給予他的只是「一個陰暗發黴的地下室」，我們的富有讓他感到難以忍受。「他當然要保護自己。」家庭法律師說。

「保護！」我妻子尖叫道，「我們沒對他做過任何事。」

「哦，當然有。」家庭法律師說，「那些納粹主義的字眼激怒了他。」

現在連我也聽不下去了，我開始反駁她的無理指責。

家庭法律師非常平靜地說，她在工作中瞭解到，中產階層家庭虐待兒童的事件屢見不鮮，像提比略這種在福利院長大的「可憐人」很可能遭受過虐待，所以對這類事情會特別敏感。她說，他會有「特殊的直覺」。

我妻子跳起來，尖叫著讓律師立刻離開。坐在麗貝卡旁邊的客人急忙抓住她，怕她會朝律師撲過去，麗貝卡抓起一個空黑標葡萄酒瓶，用力砸向地板——酒瓶沒有摔碎，而是骨碌碌滾了出去，我們的橡木地板彈性很好，但不夠平整。麗貝卡不停地尖叫，這時門鈴響了。

所有人立刻安靜下來。現在是凌晨兩點半左右，我們沒打電話叫出租車，也沒聽到外面有汽車的聲音。我們樓上的女主人今天去了她女兒家，住在閣樓的那對夫妻晚上常常舉辦聚會，從來沒抱怨過我家太吵。我起身走到門廳，打開房門。門外站著的是迪特爾·提比略，他說他沒辦法睡覺，我們可不可以小點兒聲。他的聲音中沒有流露出疲憊，而是充滿怨恨。「我可以跟你妻子講話嗎？」他問。她一直在尖叫。

他沒開樓梯間的燈，我只能看見他的輪廓。他穿著一件不合身的寬大睡衣，衣服很長，幾乎拖到地板，袖子把他的手全部遮住了。

「你不能跟我妻子講話。」我說。我被他的無禮激怒了，情緒有些激動。

迪特爾·提比略說：「可她一直在拼命喊。」

我說：「我向你保證，我們會小聲的。」隨後我關上了門。

我回到客廳，包括我妻子校友在內的男人們統統站到自己妻子的椅子後面，做出一副保護的姿態。看見這一幕，我輕蔑地笑了一下。

「迪特爾·提比略讓我們小聲點兒。」我說。

沒人再提剛才的話題，我們繼續談論政治，但大家很快就陷入了沉默。我妻子的校友說時間太晚了，他們要回酒店休息了，其他人也紛紛起身告辭。我幫大家叫了出租車，等車時我們又聊了一會兒——麗貝卡不見了，只剩我一個人跟客人們寒暄——客人們對晚餐讚美了一番，家庭法律師也對我們今晚的招待表示感謝。出租車到了後，我送客人們到前門，我們互相擁抱，握手告別，他們離開時都朝迪特爾·提比略的地下室投去奇怪的一瞥。那裡一片漆黑，他拉上了窗簾。

我回到公寓，看見妻子坐在沙發上，她照著地上的酒瓶瓶頸輕輕踢了一腳，瓶子骨碌碌地打轉。

「你必須做點什麼，」她說，「你真的必須做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