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無論兒童還是成人，我們永遠也無法擺脫恐懼，這是不是很讓人無奈呢？除了對父親的恐懼，我在青少年時期最大的恐懼是核戰爭。你對軍備競賽不用瞭解太多，不用知道細節——簡單一句話就足以讓你後背發冷。核彈爆炸後，一切將被摧毀，所有人將會死去。我從校車窗戶望出去，心想，這些房子將全部化成瓦礫，身邊這些同學沒有一個能夠倖存，然後開始感到一陣恐懼。核戰爭可以讓充滿一切可能的未來瞬間化為烏有，無人倖免。所有自我安慰的方法這時全部失效。如果坐飛機時我突然感到恐慌，我就對自己說，一定有人能夠倖免於難，那個人一定是我。飛機失事的倖存者並不少見，我相信自己做得到。但是沒人能在核戰爭中倖存，應該也沒人希望能夠倖存。在一片充斥放射性物質的荒原上，孤零零一個人活著能做什麼？老鼠變得像狗那麼大。我對基因突變了解得不多，雖然沒人跟我講過，但我知道核輻射能將普通生物變成怪物，讓人罹患癌症。對核戰爭的恐懼是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存的恐懼。所以，核戰爭才會如此可怕。我經常在夜裡無法入睡，想象世界會突然消失，我自己會突然消失。

所以我後來成了一名和平主義者，當然，父親的槍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十六七歲時迷上關於裁軍的書籍和文章。我很快就弄懂了那個特殊時代所有縮寫詞和口號的含義：SALT I（《美蘇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議》）、MIRV（分導式多彈頭）、「靈活反應，恐怖制衡」、SALT II（《美蘇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蘇聯SS-20中程彈道導彈、潘興II型地對地彈道導彈、銷燬導彈的零選擇[1]①。我在臥室門上粘了一隻藍色背景的白色和平鴿。我粘在門外側，故意給父親看的。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踏進過我房間。如果我的音樂聲（那時我喜歡雷鬼音樂）太大，他會在樓下朝我大吼，萬一我沒聽到他的喊聲，他會猛地推開我房門，對我再吼一遍，但他不會進來。

1981年10月，和平運動的支持者在當時的西德首都波恩舉行示威活動，我和幾個朋友打算一起去參加。我們抗議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承諾遵守北約「雙軌決議」，施密特擔心華沙組織與北約組織之間日益加劇的不平衡現象會對德國不利。施密特認為，我們必須迫使蘇聯同意限制武器部署，而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我們先部署類似武器。這是瘋狂的行徑。

舉行示威活動的時間剛好在我畢業考試前夕，因為和平運動關乎人類存亡，我們決定請假也要去。老師們分成兩派：一派反對北約的反軍備決議，同意我們去參加示威活動；另一派支持赫爾穆特·施密特，不准我們請假。校長最後決定，示威活動當天我們必須留在學校上課，但是支持我們的一位老師說，我們不會因為缺課受罰，於是問題有了答案。

我們搭火車前往波恩。東德的邊防警察檢查我們的身份證時態度非常友好，沒有搜身，沒有冷眼。我第一次看見那些穿著灰色制服的男人和女人露出笑容，他們離開後車廂安靜下來。我們看過保守派報紙的新聞，稱我們是東歐集團的第五梯隊，正幫助勃列日涅夫實現對全世界的統治。我們放聲大笑——我們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好感。我們經常去東柏林，發現難以接受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希望和平，想要拯救世界，相信每多一枚火箭，核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就大一點。我們被當成華沙公約組織的盟友了。火車啟動後，我們的情緒有些低落，於是開了一瓶馬提尼酒，大家一起舉杯慶祝，但沒敢喝太多。和平示威活動必須認真對待，我們不能讓自己喝醉。火車夜裡抵達波恩，我們先在車站附近閒逛了一會兒，然後在萊茵河畔的長凳上瑟瑟發抖地度過了後半夜。

第二天，站在慕尼黑宮廷花園擁擠的人群中聽關於和平與裁軍的演講時，我想到了父親。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平心靜氣地講過話了，我和父親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我故意激怒他。後來他不再生我的氣，根本不再理我。我不想拿當時的美蘇關係來比喻我和父親的關係，我和父親都沒有消滅對方的想法，我們之間也不需要武力制衡。不過有一個術語倒是如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相處模式——緊張共存。我決定將我在宮廷花園學到的和平主張帶回家。

我先找母親談話，我知道父親的那些槍也讓她感到痛苦。戰爭帶給母親的創傷遠遠超過父親，她希望遠離槍支。她選擇了父親，並且跟他一直相守到現在，不得不說這是愛的奇蹟。跟我預期的一樣，母親同意我的計劃。於是，一天下午，趁著父親在汽車專賣店的時候，我、母親、姐姐和弟弟四個人制訂了一份放棄武器協議。我已經讀過和聽過很多裁軍文章，知道協議要怎麼寫。我滔滔不絕地講解信任建立機制和協議備忘錄，直到弟弟抱怨說一個字也沒聽懂。「無論如何，」我說，「我們絕不妥協，必須讓父親同意。」

「你，」我對弟弟說，「必須戒菸。」

「他不抽菸。」我母親說。

「他抽菸。」我說。

「我不抽菸。」弟弟說。

母親很生氣，跟弟弟相比，她更相信我。最後弟弟答應戒菸，前提是我們必須答應他一個條件，就是不許告訴爸爸他抽菸的事。

「不然的話，他扔槍前一定給我最後一槍。」弟弟說。

「你父親不會朝自己的孩子開槍。」母親說。戒菸的事從此不了了之。

姐姐比弟弟還難對付。在我父母眼裡，姐姐幾乎做什麼都是對的。

弟弟說：「科妮莉亞可以重新學射擊。」姐姐十八歲時放棄了射擊，我們都看出父親當時有多失望，可他什麼也沒說。

「不能提她重新學射擊的事，我們要談的是放棄武器。」我說，「這完全違背了會談的原則。會談的目的是讓世界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險。」

「我練射擊也不會讓世界更危險。」姐姐說，「我只打靶子。我跟你不一樣，我能打中。」

她是在向我挑釁，要是在過去，我一定反脣相譏。但我對今天的會談非常認真，於是我強壓住怒火，什麼也沒說。

「你不要總這麼自以為是好不好？」姐姐說，「爸爸一定會交出他所有的槍。」

我忍無可忍了。

「看來你真是蠢到上帝也拿你沒辦法。」我冷笑道。

母親打斷了我們，調解紛爭是母親在家中最常扮演的角色。母親的確擅長調解，我們的討論終於有了結果，列出了我們願意為父親改進的事：收拾整理物品，修剪草坪，縮短淋浴時間，不把自行車放在車庫門前，聽音樂時戴上耳機。母親同意去重修駕駛課。她停車時總髮生剮蹭，弄得汽車上滿是劃痕和凹陷。

「那我們對他提什麼要求？」我問。

弟弟說：「賣掉所有的槍。」

「‘零選擇’，全部處理掉。」我說。

「你太自作聰明瞭。」姐姐說。

「也許我們可以要求他先賣掉一半。」母親說。我們大家表示同意。

我建議在樹林裡散步時由我一個人跟父親提。我想起小時候和父親散步時愉快的談話，他向我描述以後我們兩個一起去探險的情景。其他人表示反對，他們也想參與。我姐姐大概認為，如果她不盯住我，她個人將要對家庭和平進程做出巨大犧牲。最後，我們決定晚餐時跟父親談。

談判失敗了。我準備了一篇很長的演講，旁徵博引地講述了世界局勢，父親沒有任何反應。等他明白我們的企圖後，只說了一句話：「絕不可能。」我們據理力爭，父親只是沉默地吃他的火雞腿，臉色越來越陰鬱，最後他突然扔掉手上的刀叉，起身衝了出去。直到今天父親也沒賣掉一支槍——也從沒用過一支槍，警察把他的槍全部沒收了。

這場災難性談判之後，我又在家裡待了不到一年的時間。畢業考試結束後我離家去上大學，和父親徹底不再講話。

後來我常常回想自己的這段少年時光，思考到底算好還是不好，卻一直沒有明確的結論。好的一面當然有：交到朋友，認識初戀女友。我擅長跟人打交道，而且是學霸，招人喜歡，也受人尊敬。可一想起我時刻擔心自己和弟弟會被槍打死，又覺得自己的少年時光罩上了一層陰影。我有一個快樂的童年，不快樂的少年。更糟糕的是，我的少年時期沒有父親，他對我態度冷漠，甚至充滿鄙視。不過，我有一個自己的理論，生命歷程早期的不幸會轉化成後期的幸福。我一直想逃——逃離父親的那些槍——於是我有了人生目標。我從那時就有了自己的抱負，現在依然如此。這些痛苦經歷讓我今天成為一名成功的建築師。用這個理論來解讀我的少年時光多少能說得通，可我同時又有些擔憂，那要怎麼解讀保羅和法伊的早期生命歷程呢？他們的父母竭盡所能希望他們開心幸福，生命早期的幸福能保證他們以後一直幸福嗎？我不知道。

即便是最美好的記憶，也不見得全部是真實的，記憶會出現偏差。不久前，我在慕尼黑一家酒店偶遇一位校友賽義夫，一個早就失去聯繫的朋友。見到賽義夫就像見到年輕時的自己，不過那個年輕的我似乎是個陌生人。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我眼中的自己和別人眼中的我——性格溫和的人，但賽義夫讓我開始懷疑這一點。見面後我們當然聊到很多往事，聊著聊著他問我記不記得一件事，當時讓他相當震驚。他說我在教室門外跟施伊法克打過一架——還記得施伊法克嗎？我隱約記得有這麼一個人。我忘了施伊法克姓什麼，賽義夫也想不起來了。

「你贏了。」賽義夫說，「你騎在他身上，抓著他的腦袋往地板上撞。」

「不會吧，我不會幹那種事。」我說。

「你就是那麼幹的。」賽義夫說。

我沒理由懷疑他的話，有點讓我感到震驚：我揍過人，可我一點也不記得了。如果我連這樣一件足以徹底改變對自己認知的事情都不記得，我又怎麼可能認清真實的自己？

那麼，我該如何描述自己的經歷呢？也許，父親盛怒之下，真的曾經用左輪手槍頂在我頭上，威脅要扣動扳機。跟賽義夫見面後，每次我再說起自己的經歷時都感覺不太確定。永遠都有一些未知的東西等待我們發現。

最近我又有了更擔心的事，因為那些沒發生的事也許會變成你的記憶。我有時擔心，孩子們有一天可能認為曾經被我和妻子性虐待過。畢竟，有人提過性虐待這件事，雖然造謠的迪特爾·提比略是個腦子有問題的人，可性虐待已經成為我們家繞不開的東西。保羅或法伊可能無意中聽到這個詞，將來有一天他們遇到什麼糟糕的事情時，他們可能會誤以為自己被性虐待過。



* * *



[1] ①零選擇：全面取消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