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當天下午我和妻子一起去見律師。路上我們在幼兒園停了下來，跟兩位老師反覆強調，除了我們夫妻兩個，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把孩子接走，不管對方怎麼說。其實這家幼兒園本來就規定，接孩子的人必須由父母親自向老師引見。我們希望做到萬無一失——我們希望能做點什麼。然後，我和妻子握著彼此的手坐在律師的辦公室裡，等著她讀完迪特爾·提比略的信。我突然被一個念頭嚇到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這個念頭不停地在我腦海中盤旋，就是要是律師相信他的話，不相信我們呢？要是律師認為他的指控是真的呢？

坐在那裡，我平生第一次成為被懷疑虐待兒童的男人，一個不知要如何證明自己沒有虐待孩子的男人。我意識到我們現在要仰賴別人的信任和好感。我記得內心深處那種正直和尊嚴的感覺，一種幾乎神聖的感覺。我要用自己的正直和尊嚴去面對荒謬的指控。我記得坐在律師辦公室時充滿了信心，做壞事的人是迪特爾·提比略。他那封變態的信讓我們有理由把他趕走，從此遠離我們的生活——也許不會立刻走，但最多也就幾周的時間。

「真噁心。」律師說，「很遺憾你們必須經歷這些。」

「這是誣衊。」我說，「嚴重的誹謗。」我那時對相關法律和術語毫無概念——只有正義感和關於對錯的直覺認識。「應該很容易吧。」我繼續說道，「這封信足夠把他從公寓趕出去了。」

律師看了我一會兒，什麼也沒說。她的一頭黑髮全部向後梳起，用髮箍固定，西裝上衣搭在身後的椅背上。律師辦公室的傢俱是設計大師夫妻檔查爾斯和蕾·伊默斯[1]①的經典款，黑色的瑞士USM模塊傢俱，中間特意嵌入了一個紅色模塊。辦公桌是玻璃的，牆上掛的是多考皮爾豹形裝飾和一幅印刷畫。律師終於開口了，她的話立刻粉碎了我的信心。「狄梵薩勒先生，」她說，「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法治國家。」

「你說‘不幸’是什麼意思？」妻子問。

我插話道：「我一直以為，生活在法治國家是件幸運的事。」

律師略帶同情地看了我們一眼。「就你們目前的情況來看，應該算不上幸運。」她平靜地說，「我擔心，你的期望——你的合理期望——讓這個人從你們的生活中立刻消失，恐怕不容易實現。」

「我們可以起訴他啊。」我不明就裡地說。

「我們當然可以起訴他。」律師說——她可以立刻起草起訴書，可這並不意味著能把提比略趕出他的公寓。她沒辦法滿足我們的願望，我們的國家不大會把一個人從自己家趕出去，尤其這個人的房租還是用社會保障金來支付的，再加上提比略沒有工作，是個失業人員。她可以給我們講講她家的租戶——可怕至極。她充滿鄙夷的口吻讓我不太舒服。我從沒將我們的案子跟社會階層或特權聯繫到一起，我對這些毫無興趣。

我妻子說，在她看來，遵守法律的人應當受到法律保護。於是律師和我妻子就法律保護問題討論開來，但爭了半天也沒爭出個所以然。我越來越不安，我這個人向來循規蹈矩，當時有個愚蠢的念頭，要是我們讓律師不高興的話，她也許會懷疑我們的清白。於是我打斷她們，說如果她能使用所有必要的法律手段處理這件事的話，我們將不勝感激，她表示一定會盡力。她複印了信件，我們簽了一份授權委託書，然後她送我們到辦公室門口。她說，如果我們覺得有危險，她可以想辦法幫我們買一支槍。我搖了搖頭。

坐電梯時，妻子再次失控尖叫。我忘了她當時說了什麼，只記得她從五樓就一直尖叫，電梯到達一樓時她開始哭泣。我把她摟在懷裡，卻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來。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一直都是。我相信法律，相信法律會保護熱愛和平的人，讓我們可以安居樂業。如果我們的和平生活被打破，我相信法律會幫助我們立刻恢復。現在，我對法律的信念破碎了——不是在其他地方，而是在律師辦公室——不過也僅僅持續了幾分鐘的時間。回到車上，我母親的樂觀主義在我身上發揮了作用，我對妻子說，我不相信律師的話。

「法律會保護我們的。」我說。我們開車去了一家自衛商品專賣店，我給妻子買了一罐防狼噴霧。

公共通道的窗臺上又出現了一封信，這次的信很薄。信裡只有一張紙，上面只有一句話：

我在上一封信中忘記告訴你們，我已經報警了。

迪特爾·提比略

我和妻子在廚房裡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最後決定讓妻子帶孩子們去孃家住一陣子，我岳母家在奧地利邊界附近。麗貝卡去幼兒園接保羅和法伊，我幫他們預定第二天一早的航班。上網訂票時，我順便搜索了一下，想多瞭解一些相關的法律規定。我搜索了「誹謗」和「騷擾」，沒有發現任何對我們有利的法條。那時候還沒有反騷擾法，即便有，我也不知道我們這種情況算不算被騷擾。迪特爾·提比略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騷擾者，雖然我們經常叫他「騷擾者」——現在仍然這樣叫。

那天下午我陪孩子們搭積木，我是一個樂高玩具迷，對建築師來說這也許很常見，可我不只是搭房子，我還搭汽車和船隻。保羅和法伊跟往常一樣說個不停，我卻一個字也沒聽見。我的心思全在迪特爾·提比略身上，而且我也累壞了。我已經連續兩晚沒睡，每當我聽到地下室響起馬桶沖水聲，心中就湧起一股恨意。

晚上，等孩子們睡著後，我出去繞著房子巡視，九點鐘一次，十一點鐘一次。我感到緊張不安，因為可能隨時撞見迪特爾·提比略。我走走停停，仔細傾聽周圍的動靜，思索著跳到車庫門旁的木料堆需要多長時間——住在閣樓的那戶人家有個壁爐——能不能儘快抄起一根木棒。

第二天早上我開車送妻子和孩子們去機場，我的「行動階段」正式開始。歷史事件必須要按階段劃分，否則無法把握全局。我打電話給當地的青少年福利辦公室，要求跟辦公室主任講話。我告訴對方，有人指控我們虐待自己的孩子，但事實並非如此，完全是一派胡言，福利辦公室的人可以隨時來我家評估我們的孩子。

「你是哪位？」辦公室主任問道。我又說了一遍我們的名字，詳細講述了情況，強調我們是清白的。

「雖然我們不想這麼做，但還是希望你們可以派人來評估我們的孩子。」我語氣堅定地說。

我讀過相關文章，知道有對孩子是否遭受虐待的測試。除了回答問題，他們還會讓接受測試的孩子畫畫。我不知道什麼應該畫，什麼不應該畫，但我確信我的孩子們一定會畫出正確的東西——因為他們根本沒受過虐待。話雖如此，我不禁擔心，萬一他們不小心畫出錯誤的東西——也許是一棵樹，心理學家可能會把它解釋為陰莖——這個想法太可怕了，我不敢再往下想。

青少年福利辦公室的主任說，他頭一次遇到有人打電話說沒有虐待自己孩子的情況。他會調查一下這件事，然後再答覆我。我那時才意識到，我和妻子有點反應過度了——不過這並不能阻止我們。我們要用事實證明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我們必須阻止迪特爾·提比略傷害我們的孩子。從這點來看，我們做得再多都不夠多，打電話給青少年福利辦公室是正確的。

沒過多久，青少年福利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說已經通知犯罪辦公室跟進調查，並告訴我說，這起案件涉及對不具名人士的指控。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完全說不通。為什麼是不具名人士？迪特爾·提比略已經指名道姓說我們是罪犯了。

「目前有什麼進展呢？」我問。

辦公室工作人員說：「目前還沒有任何進展。」

我擔心某個大機構已經開始按照他們的流程處理我們這起案件，他們既沒找我們瞭解情況，也不給我們申辯的機會——最後我們會被嘎吱作響的機器齒輪碾成粉末。於是我把電話打給犯罪辦公室，電話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轉給處理「針對個人犯罪」的部門。當天下午，我去見了該部門的克羅格女士。

克羅格女士穿著牛仔夾克和牛仔褲，留著一頭染成紅褐色的短髮。她跟我握手時，我注意到她腋下有一把手槍。我們坐了下來，看到她辦公桌上擺著一份沒有打開的文件，薄薄的文件夾裡似乎什麼也沒有。如果是關於我們的文件，我會覺得安心，可如果是騷擾者的文件，那我不禁要擔心起來。騷擾者的文件越厚，越說明他像犯罪嫌疑人。克羅格女士身後的牆上掛著一張海報，上面是兩隻毛茸茸的小貓。

我向她簡單講述了事情的原委，強調我們是清白的。克羅格女士說，我們的鄰居事實上什麼也沒做，所以警察沒有對他採取行動的依據。我問怎樣才算有依據。

「例如，你的妻子或孩子受到傷害。」她說。

「我的妻子已經受到傷害——」我說，「語言傷害。」

「我是指身體傷害。」克羅格女士說。

「你的意思是，」我問道，「除非我的妻子或孩子出了事，警察才會管嗎？」

「我能說的只有這些。」克羅格說。

「我不明白。」我說。

她看著我，什麼也沒說。一個男人走進來說：「我們就要開始了。」

「我馬上來。」她說著站起身。

「請等一下。」我說，「再給我一分鐘。」

她又坐了下來。

「告訴我該做什麼。」我說。

「爭取拿到一張限制令。」克羅格女士說。

「那是什麼？」我不明白。

克羅格女士說：「法院發的禁令，可以要求你的鄰居與你的妻子和孩子保持至少五十米以上的距離。」

「那虐待兒童的指控怎麼辦？」我問。

她說：「你的孩子可能要接受心理評估。」

我無法確定克羅格女士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她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沒有傾向任何一方——甚至沒有表示一絲同情。我有種強烈的預感，他們不會調查任何一方，既不會調查迪特爾·提比略，也不會調查我們。她桌上的文件根本沒人看過，而且裡面明顯沒有幾張紙，我邊想邊起身告辭。

我又一次感覺自己回到了原點。不過限制令給了我新的希望。如果迪特爾·提比略必須跟我的妻子和孩子們保持至少五十米以上的距離，他就不能繼續住在他的公寓裡。他必須搬出去，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他了。

我打電話給律師，她正在開會，過了兩小時，她給我回了電話。她說，她已經考慮過申請限制令，但她認為沒有法院願意發給我們。

「為什麼？」我問道，聲音中流露出一絲絕望。

「因為他和你們住在同一棟樓裡，沒有法院會把他趕出自己的家。」她說。

「試一試吧，不管結果怎樣。」我請求道。

「好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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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①查爾斯和蕾·伊默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兩位設計師，是建築、傢俱和工業設計等現代設計領域的先鋒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