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後來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手機偏偏在這時響起呢？我希望能在一個更適當的時刻，而不是我調情時被鈴聲驚到。可是，有適合災難發生的時刻嗎？在災難降臨時能維持尊嚴的情形我們一生也不會遇到——簡直荒謬可笑。應該是致幻蘑菇的影響，清醒時的我不會這麼做。我怎麼還在為自己辯解？我應該停下了。

麗貝卡已經報過警。她昨晚上床比較早，一直睡不著，過了一會兒，她起身去喝水。我家廚房在屋子後側，麗貝卡喝水時看了一眼外面的花園，藉著月光，她發現一棵白樺樹後有個人影。外面的人看不見我妻子，她當時沒有開廚房燈。這時，躲在白樺樹後的人走了出來，麗貝卡認出他是迪特爾·提比略。他穿過花園朝我們的房子跑來，上臺階走到我們的玻璃花房外。他滿頭大汗，靠在欄杆上盯著我女兒的臥室窗戶。然後他掉頭跑到白樺樹後面躲起來，過一會兒又跑到我家房子外面，盯著法伊的窗戶。我妻子先打電話報警，接著打電話給我。

「提比略現在在哪裡？」我問。

我妻子說：「堆肥後面。」

「去拿麵包刀。」我說。

我妻子說：「我拿著麵包刀呢。」

「門全鎖好了嗎？」我感到無助。

「鎖好了。」我妻子回答，停了一下她又說道，「我很害怕。」

「警察怎麼還沒來？」我問。

「現在他正跑過花園，」我妻子說，「他不停地跑過來又跑過去——他在幹什麼？」

「天哪，警察在哪兒？」我大喊。

電話裡沒有任何聲音。

「他媽的，怎麼了？」我對著手機大吼，「他在哪兒？」

「我看不見他了。」我妻子說。我聽到門鈴聲。「警察來了。」我妻子說。

「等下再打給我。」我說。

「好的。」她掛斷了電話。

我轉身看了一眼聚會現場，游泳池邊丟著空酒瓶，只剩一半的薯片，帆布躺椅上是睡眼惺忪的賓客，有那個認識昂山素季的女外交官，還有普荼，她已經醒了，微笑著看我。斯蒂芬過來問我出了什麼事。我告訴他事情的經過，說打算立刻搭飛機回家。他當然理解我的做法，問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你可以送那個女孩回家嗎？」我問。

「沒問題。」他說。

我們抱了一下，我看了一眼普荼，她正不解地看著我。我騎上自己那輛輕便摩托車，穿過清晨的小鎮直奔酒店。

到酒店後我立刻打電話給妻子，她說警察還沒走，她晚點再打電話給我。我收拾好行李，退了房間，搭車前往機場。

這時麗貝卡打來電話，說警察已經警告了迪特爾·提比略。

「警告？」我問，「就這樣嗎？」

「是的，就這樣。」她回答。

「至少也算非法侵入吧？」我不明白。

「不算。」她說，「他沒進我們家。」

我不明白。在我看來，他在我家房子周圍圖謀不軌，明顯是一種犯罪行為。

「不算跟蹤嗎？」我問，「他跟蹤騷擾我們——肯定有對付這種人的法條吧？」

我再次聽到門鈴聲，我妻子說，她最好的朋友瑪蒂爾德到了。瑪蒂爾德今晚會留下來陪她，她說，她沒辦法一個人帶著孩子待在家裡。我感覺她說到「一個人」時加重了語氣，但我不確定。

我告訴她，我會盡快飛回家。我正要接著往下說，她按下了打開前門的蜂鳴器，電話裡傳來她朋友的聲音。

「再見。」我妻子掛斷了電話。

我買了新加坡航空飛往柏林的機票，經停新加坡和巴黎。商務艙只剩下一個空位。起飛時間是下午六點零五分，還要等八小時。我坐在出境大廳的星巴克，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濃縮咖啡，後悔自己兩個月來的行為，更後悔的是讓迪特爾·提比略繼續待在地下室，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後悔來巴厘島，後悔把普荼從酒吧帶回去。我到底在想什麼啊？不過我們之間什麼也沒發生——這點很重要。

我在想接下來要做什麼：見律師，找警察，拜訪提比略的房東。他必須從地下室搬走。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沒有和解的可能，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們絕不能和那個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我用手機搜索「跟蹤騷擾」，閱讀網上的相關內容。除非騷擾者有暴力行為，否則我們拿他沒辦法。我本來十分沮喪，後來變得樂觀起來，在心裡給自己打氣，提比略一定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一個法治國家總有對付這種人的辦法。

中午過後，我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她哭了起來。她一直沒睡。我告訴她我的下一步計劃，說我們很快就會擺脫那個渾蛋了。我妻子說她今晚要帶孩子去朋友家過夜。我又跟保羅和法伊講電話，跟往常一樣，我對他們說，我想念他們，很快就回家，會帶他們去動物園玩兒。我的聲音哽咽了，淚水模糊了雙眼。

從登巴薩到新加坡的飛行途中，我睡著了。

飛機一降落我立刻打開手機，焦急地等待手機搜索通信網絡。我收到兩條妻子的語音留言，她急著找我，問我為什麼不回電話。

我立刻打電話給她，她告訴我說，迪特爾·提比略在我家門墊上放了一封信，裡面有三頁手寫的信紙。他說，最近他一直懷疑我們在性虐待兩個孩子，於是他晚上在花園監視我們，現在已經掌握了證據，正打算交給警方。

我聽了大笑起來。「現在我們有證據了。」我說，「他寫的那些就是證據，我們很快就能把他趕走了。」

「要是警察相信他呢？」我妻子問。

「他們不會相信他的，」我說，「太荒唐了。」說完這句話我的手機就沒電了。

飛往巴黎的航班兩小時後起飛，我花了一小時在新加坡機場商店找轉接頭。我有一個通用轉接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插座上都能用，可我竟然把它塞進了托運行李——一個全世界到處走的人竟然犯了這麼低級的錯誤。

我經過一家又一家商店——香水、衣服、電器、酒類，全是各種名牌——最後終於買到一個轉接頭器，卻找不到可以插的地方。無奈之下，我走進男廁所，把手機插到剃鬚刀充電插座上。男廁所不斷有人進出。我聽到他們的小便聲，還有舒服的長嘆聲。他們在我身旁洗手，鏡子映出他們疲憊的雙眼。有個人驚訝地看了我一眼。我在他眼中是什麼人？虐待兒童的人嗎？

我開始感到擔心。「要是警察相信他呢？」我妻子問。這不是沒有可能——警察對虐待孩子的事件非常敏感，這類事近來也的確有所增加。我的眼前開始播放一部電影，我已經看過上千次了，畫面清晰生動，就像坐在電影院裡。這部電影沒在大屏幕上播放——而是在我腦海中。

電影鏡頭從郊區的一片住宅開始——陌生的場景，或許沒那麼陌生，這是美國的郊區住宅，我們看過的電影差不多都是美國片。當我們想象自己是電影中的人物時，就會想象自己在美國的城鎮，周圍是美國特色的風景。故事發生在乾淨整潔的美國郊外住宅區，每棟房子看上去都一樣：整潔的外觀，修剪整齊的草坪，停在車道上的中檔車。這種郊區住宅的可怕之處是外觀一模一樣，一丁點兒不同都會顯得異常突兀。住在這裡的全是體面的人，不夠體面的人會成為人們眼中的異類。

鏡頭一直在拉近，最後停在一所房屋外面，透過窗戶我們看見裡面一家人幸福的日常生活。他們正坐在一起吃早餐：美麗的母親，受人尊敬、勤奮工作的父親，兩個可愛的孩子。這時，跟蹤者出現了，一個陰險邪惡的傢伙，他在房子四周徘徊：外表醜陋，內心惡毒，這種惡棍的存在就是為了破壞一切善良和純潔的事物。一開始，這個家庭似乎是完美幸福的，接下來劇情出現反轉：一個過分熱心的社會工作者，一個腐敗的律師，一個不稱職的記者，一群不懷好意的人。最後，孩子們被福利機構收養，父親身陷囹圄，母親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肉體。

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是黃昏中的房子，草坪上立著一個牌子：出售。這部電影戳破了「完美幸福家庭」的幻象。我的家庭既不完美也不幸福。

我的手機有電了——至少能開啟——我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她我們沒有虐待孩子，所有人都知道，我們沒什麼好怕的。

「你在哪裡？」我妻子問。

「在男廁所。」我說。

「你為什麼在男廁所打電話給我？」麗貝卡問。我解釋說，我的手機沒電了，必須要接上電源才能用。

「別怕。」我安慰她，有人看了我一眼，可能是個德國人。「我過十分鐘再打給你。」我說。

我掛斷電話，等著手機充電。過了一會兒，我拔掉電源，把所有東西匆忙塞進包裡，走到外面給妻子打電話。家裡的座機沒人接，她的手機也打不通。我在機場走來走去，心神恍惚地經過一家家奢侈品店，聽著機場廣播飛往吉隆坡、班加羅爾、墨爾本、洛杉磯和金邊的航班通知。

三年前我來過新加坡，當時斯蒂芬在這裡工作。我們去萊佛士酒店吃晚餐，食物很棒，但沒過多久，周圍那些歐洲人讓我有些不快，當天似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全部聚集在那裡，而且他們認為新加坡跟他們自己國家沒什麼兩樣。幾十年來新加坡任何觸犯法律的人都將面臨極為嚴厲的懲罰——鞭刑和死刑——但晚餐時大家對這一點隻字不提，全是對新加坡秩序和安全的溢美之詞。現在，我坐在離境大廳等待新加坡航空飛往巴黎的航班，心想，這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為什麼不會發生在新加坡呢？因為新加坡人知道怎麼對付提比略那種人——死刑。也許我就是在那時有了以暴制暴的想法。

我在飛往巴黎的途中沒有睡。我去了三次洗手間，查看手機語音信息，擔心會接到兒童福利辦公室打來的電話，但沒有任何留言。我沒戴耳機看了三部電影——一部是伍迪·艾倫的，一部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還有一部是《哈利·波特》系列之一，我忘記具體是哪一部了——我一直盯著屏幕上向巴黎不斷移動的飛機小圖標。在我的腦海中，那部美國電影仍在播放，而且穿插了我見到迪特爾·提比略後的畫面，我會狠狠揍他一頓：打斷的鼻樑，全身的瘀傷。沒過一會兒，我又變回那個遵紀守法的模範公民。我們一直遵守法律，以後也會繼續做個守法公民，法律一定會保護我們。迪特爾·提比略可以開始收拾行李了。

又是一個機場，戴高樂機場——更令人厭煩的機場，更惆悵無奈的等待。然後是柏林機場。妻子帶著保羅和法伊在出口等我——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像是很久沒擁抱過彼此，像是我們第一次的擁抱，過去幾年的不愉快似乎從沒有過。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給孩子們講天上揚著黑帆的小船風箏，海灘上打架的一群狗。清晨的陽光灑在我們白色的房子上，安靜祥和，似乎什麼也沒發生過。家依然是我記憶中的模樣，卻已經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