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實在不想這麼寫，因為聽起來過於老套，但我的生命起源於對戰爭的恐懼、對武器的恐懼。1962年10月，我還在母親肚子裡，父親買了幾箱罐裝食物和瓶裝水，把它們堆放在地窖裡，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核戰爭。那時古巴導彈危機[1]剛剛開始，我的父母天真地以為他們能在地窖裡安然度過核彈攻擊。他們計劃在地窖裡待上幾天，等到大火熄滅，核輻射減弱，他們就可以在被戰火蹂躪過的世界裡和女兒——我姐姐那時剛一歲——還有兒子——應該會出生在地窖裡——一起生活下去。

那是柏林一棟高層建築的地窖，不過是木柵欄門後面一個髒兮兮的地洞，我父母用來存放自行車和家裡放不下又捨不得丟掉的東西，雖然不值什麼錢，但是寄託了很多感情。雜物中有一套基礎百科全書，出版社每個月會寄來一本新書。這套百科全書收錄的內容沒什麼參考價值，但包裝精美奢華，難怪價格令人咋舌。我祖母被上門的推銷員說動了，給她的兒媳婦訂閱了這套百科全書，我母親雖然上過九年學，卻絲毫不為百科全書的華麗包裝所動，全部堆進了地窖，打算等需要時再挖出來查閱。我相信我父母把土豆也存放在了地窖裡。不過，這裡並沒有成為我的降生地，我是在醫院出生的。10月30日我脫離母親的子宮時，核彈危機已經解除了。赫魯曉夫兩天前宣佈將從古巴撤出導彈。肯尼迪的堅持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些事件是否影響了我的命運？我命中註定是一個生活在恐懼中的人嗎？不，我父母的看法完全不同。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在和平中降生的孩子，象徵著希望。母親回憶起那段日子時開玩笑地對我說，赫魯曉夫的退縮讓你過上了幸福和平的生活，母親說到那些事時總愛用開玩笑的口吻。母親認為，赫魯曉夫在更深層意義上是為了她和她的家人退讓的，母親一點兒也不覺得她的想法有什麼不對。

當發生古巴導彈危機，全世界面臨最終毀滅時，我在母親肚子裡也許只是個巧合。問題在於，導彈危機事件是否始終影響著我的人生。毫無疑問的是，導彈危機讓母親恐懼——她當時住在柏林，冷戰的前沿城市。即便蘇聯人饒過東德，沒有摧毀柏林，那麼美國人為了消滅東德也一定會炸燬這座城市。無論導彈來自西面還是東面，結果完全一樣——我的父母都會成為戰爭的犧牲品。

我認為，孕婦的恐懼會加倍——一半為自己，一半為腹中的孩子，她想保護我卻無能為力。由於行動不便，她更加脆弱。我在母親肚子裡時，她的情況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母親的恐懼心理會對胎兒造成什麼影響——我沒讀過相關文章——但可以確定的是，絕不會毫無影響。說實話，之前我一直沒想過這些。直到遇見迪特爾·提比略，我偶然想到我的生命跟戰爭有某種關聯，我才開始仔細思索這件事。我們是不是太怕他了？我們的恐懼來自哪裡？我自己的恐懼是不是源自胎兒時期母親的恐懼？可照這麼說，1962年下半年出生的人都是帶著恐懼降生的，我相信這絕不可能。

即便現在我也堅持認為，我有一個正常的童年——沒有多少零用錢，偶爾打個架，書念得不錯，有慈愛的父母和友善的姐姐，不久後又多了個弟弟。我們住在柏林西北的新住宅區，紅色塔樓間有草坪、運動場和當地足球俱樂部瓦克04的體育場，我參加青年隊比賽時還在那裡進過球。儘管我們居住的小鎮位於冷戰中心，但我父母顯然不認為這裡有危險，我記得自己常常獨自搭乘公共汽車，那時我絕對不到十歲。十歲生日後不久，我父母買了一套半獨立式房屋，我們搬到了柏林北郊。搬家讓我兒時的記憶更加清晰，我清楚地記得哪些事發生在搬家前，哪些事是搬家後才發生的。

搭乘公交車絕對是搬家前的事兒。我忘了為什麼小時候常常搭公交車——下次應該問問母親——我經常搭乘那些淡黃色的雙層巴士。公交車進站時，我總能搶到頭一個位置，然後衝上狹窄的樓梯，坐到上層的前排座位。坐在其他位置上看不到車子向前行進的路，如果前排座位已經有人了，我就不上車等下一輛。前排座位有最好的視野，像是坐在移動的懸崖邊緣，有時候會讓你的肚子有輕微的刺痛感，那感覺簡直太棒了。

我記得從公共游泳池回來時的漂白水味，抱著薯條袋的手指指尖有灼熱感，在德美歡慶節吃到生平第一個漢堡包（比麥當勞早多了）。我記得當地圖書館裡的安靜和借的書逾期時我的內疚。

我也記得搭乘地鐵時，地鐵直接駛過東柏林空蕩蕩的站臺，從不停靠。在站臺的黑暗處，我看到沙袋和手持步槍的士兵，這也成為我第一次噩夢的場景——我搭乘的地鐵被困在那裡，所有的乘客都必須下車，走向無邊無際的黑暗。那時的東德給我的印象是：地鐵車站的黑暗和勃蘭登堡門[2]周圍的空曠。

我父母帶我們去過勃蘭登堡門，弟弟、姐姐和我，我們一起爬上觀景臺，朝牆的另一面張望。那裡一個人也沒有，空蕩蕩的廣場，空蕩蕩的街道。兒時的我無法理解這一切。為什麼東德要堆起沙袋，建起瞭望塔，豎起一堵高牆，還讓士兵到處巡邏？而他們除了廢棄的地鐵站、空無一人的廣場和街道，沒有任何需要保護的東西。那堵牆後面一定有些壞東西——我從父母的談話中得出這個結論。可到底是什麼壞東西呢？我不知道，事實上，我也不關心。沒有經過那些空落落站臺的日子裡，我不會想起那堵牆，也不會想起父母對我說過的話，那堵牆是敵意的象徵。

只有一次，我親自體會到什麼是父母口中的敵意。大概是在1969年或1970年，我應該八歲左右，簽署過境協議的幾年前，那時去東德旅行不是件容易事。我們要去探望母親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他們住在伍珀塔爾。我去過外公外婆家一次，那次是坐飛機去的。我父母往福特車裡放行李時，我注意到他們很緊張，特別是父親，他緊張時脾氣總是特別壞。母親擺放袋子和揹包時，父親朝我大吼大叫，又伸手把姐姐從後排座位上拖下來，說她太早上車。父親負責把所有東西拿到車子旁，母親一件件放進車裡，他們總是分工合作。父親有力氣，母親有技巧和樂觀精神，把一輛車塞到不留任何空隙顯然需要後者。

父親滿頭大汗——不是因為搬運行李，東西早就搬完了，而是因為在一旁看母親擺放行李。福特車的彈簧和減震器漸漸下陷，而我們房屋外的停車場上還有袋子。我記得停車場大部分是空的，某個有遠見的人為未來的汽車時代設計了這個停車場——汽車時代後來也真的到來了。現在的柏林幾乎找不到停車位，即便我家這條人口並不密集的街道也一樣。父親轉身走開了，看著母親一直往汽車裡面塞東西讓他實在受不了。這不奇怪——一旦事情變得棘手，父親常常選擇走開，不過他總會回來。我們知道父親向來如此，所以一點也不擔心。

母親把最後一件東西——她的化妝盒——塞進福特車，然後轉頭去找父親。我、姐姐和四歲的弟弟站在福特車旁，看著我們的父母在停車場另一端交談。姐姐玩著小辮，弟弟吸著拇指，我把手插進口袋。我們聽不見父母在說什麼，但我們知道他們談完時會怎麼做。母親把父親抱在懷裡，過了片刻鬆開手，他們手牽手一起走了回來。

我們沿著高速公路行駛，我注意到父親還是很緊張。我們排隊等待通過東德邊界檢查站時，父親又開始冒汗。一個頭頂碩大軍帽的人出現在車窗旁，說我們必須下車。我們下車後，他又讓我們把所有東西拿下來。

「所有東西嗎？」母親問，像這種場合父親不會說話，也說不出話來。

「所有東西。」戴軍帽的男人說。

母親說：「那好吧，所有東西。」

我開始感到害怕。我害怕這個命令我們的男人，我也害怕父親會開槍。父親不會贏，這點我非常清楚，因為外面站著很多戴軍帽的人。他們佩戴著手槍——我已經注意到了——有的人拿著步槍或機槍。父親總是隨身攜帶一支手槍，但我不知道那天他沒帶槍，除非是瘋了，沒人通過東德邊界哨卡時會在身上藏一支手槍，更不要說他的妻子正坐在副駕駛座，三個孩子坐在後座上。所以，我的恐懼是毫無來由的。父親不可能開槍——他根本沒帶槍。幾年後，我從母親那裡得知，事實上，當時的確有讓我們感到恐懼的原因。父親不能沒有槍，於是他下班後留在汽車專賣店的車庫，花了幾小時為福特車焊制了一個祕密隔間。他在隔間裡放了一把左輪手槍，這很好地解釋了他為什麼特別緊張。

你要知道，排在我們前面和後面的人也很緊張，他們正從汽車裡往外拿東西或者把東西重新放回去。當時的場面非常可怕。我們三個孩子注視著我們堅強的母親，她平靜地取出費了很大力氣才塞進車裡的東西，而父親幾乎什麼忙也幫不上，也許是因為恐懼，也許是因為憤怒，或者兩者都有。父親機械地照母親的吩咐去做，儘管從車上把東西拿出來比塞進去要容易得多。接著，那個男人命令我父母打開行李箱。母親順從地照做，父親則倚在副駕駛座旁，腳踩著柏油路，雙手抱著頭。在兩名戴軍帽的男人的注視下，母親從行李箱裡取出長褲、襯衫和裙子，她只能用左手，因為右手要摟著我弟弟，弟弟已經開始大哭了。

有時候，應該說次數並不算少，我們會在家裡舉辦晚餐聚會。其實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個晚飯，但我們一直用「晚餐聚會」的說法，剛開始是故意用這麼浮誇的詞，後來反而是為了遵循傳統。有一次晚餐聚會時，我們聊到尊嚴的話題，我說起了母親。我講到母親蹲在我們的行李箱前面，把一件件衣服拿出來，先讓邊境衛兵看一眼，然後堆在箱子旁邊。她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同樣的動作，包括她的內衣。她沉著冷靜地拿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舉到邊境衛兵眼前，再放到一旁。她的小兒子在她身邊哭泣；丈夫垂頭喪氣地發著呆；女兒想上廁所，已經快憋不住了，可又不敢開口說；而她的大兒子害怕在下一個胸罩或下一件襯衫的下面，會露出一支槍。母親把行李箱裡的東西向衛兵全部展示完後，開始重新裝箱整理，再次把所有行李塞進福特車，保持著同樣的水準和樂觀態度，似乎很享受整個過程。父親沒看她——他已經坐在車裡，兩眼直視前方，目光越過邊境檢查站。母親收拾完所有東西，跟衛兵們禮貌地說了聲再見，祝他們心情愉快，然後上了車。汽車以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前駛去，完全依照限速標準。

講到這裡時，一位客人打斷了我，他是一家電影製片公司的導演，他說：「幾十年來，西德人經過東德地區時總是特別守規矩，因為害怕受罰，他們選擇順從聽話。即便到今天，西德人在東德地區也是這樣，害怕被抓進去關起來。」

「你是東德人？」另一位職業是醫生的客人問。

「不是。」導演說。

「我是。」主持深夜文化節目的一位電臺記者朋友說，「我同意你的觀點。一旦越過邊境，西德人跟東德人沒什麼兩樣。我們德國人喜歡服從。」

聽著大家的熱烈討論，我感到非常惱火。我講述當年在東德邊境的經歷，是想告訴大家，母親當時是多麼沉著冷靜——我從沒想過她的行為是順從的表現，應該受到大家的譴責。記者朋友最後說道，我母親的做法，可能是通過服從權威來顯示自己的尊嚴。所有人都表示同意，那天晚上我終於感到稍微好受一點。

我還記得，我們從邊境檢查站到外祖父母家連續疾駛了五個多小時。姐姐早就憋不住了，吵著要上廁所，但父親不肯把車停在任何一個東德路邊停靠點。我一路上都在擔心姐姐會尿褲子。跟外祖母相處的那幾天，還有之後我們去荷蘭海邊度假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姨媽說的一句話，她在家庭聚會上說：「倫道夫從不說話。」這句話我後來聽很多人說過，包括我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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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①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10月冷戰時期，美國同蘇聯、古巴之間爆發的一場極其嚴重的政治和軍事危機。

[2] ①勃蘭登堡門：位於德國首都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牆的一道城門，因通往勃蘭登堡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