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對於倫敦聖詹姆斯、皮卡迪利和蓓爾美爾大街的紳士俱樂部來說，8月不是好月份。那是休假的月份，其間許多職員希望與家人一起外出度假，會員也有一半在鄉村和國外度假。
好多俱樂部關門了，由於各種原因留在首都的會員，只能去陌生的俱樂部聚會。因為根據俱樂部之間的協議，幾家為數不多的仍在營業的俱樂部，同時也要接待已關門俱樂部的會員們來喝酒和吃飯。
不過，到了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懷特俱樂部又開張了。亨利·庫姆斯爵士邀請一位比他年長十五歲的人來這裡共進午餐，那是他的一位前輩，擔任過秘密情報局的局長。
奈傑爾·歐文爵士七十四歲，已經退休十四年了。在前十年，他像之前離任的其他人一樣，是以「發揮餘熱」的方式度過的。他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對世事的經驗和對權力渠道的了解，擔任了一系列董事職位，為他自己的晚年生活積累了一些資金。
到吃午餐那天為止，他已經徹底退休四年了。他回到了位於多塞特郡波白克半島上斯沃尼奇附近的家鄉，在那裡讀書寫作，沿著自然粗獷的海岸線散步，眺望英吉利海峽，偶爾還會坐火車去倫敦探望老朋友。那些朋友中也有很年輕的人，他們認為他依然充滿生機，相當活躍，因為在他那雙溫和的藍眼睛底下，隱藏著剃刀般鋒利的智慧。
最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對所有見到的人都彬彬有禮，這種傳統的禮儀掩蓋了他偶爾顯露出來的冷酷無情的鋼鐵般的意志。雖然年齡差距較大，但亨利·庫姆斯對他相當了解。
他們兩人都是傳統的蘇聯問題專家。歐文退休後，秘情局局長職位相繼落到了兩個東方學家和一個阿拉伯學家那裡，直到亨利·庫姆斯上台，才標誌著與蘇聯做艱苦鬥爭的人又重新掌權。奈傑爾·歐文擔任局長的時候，庫姆斯在柏林幹得很好，他憑藉自己的智慧頭腦與KGB的東德情報網，乃至與東德間諜頭子馬庫斯·沃爾夫周旋，證明了自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特工。
歐文耐心地留在樓下擁擠的酒吧裡和庫姆斯聊些日常瑣碎，但他像普通人一樣好奇，為什麼他以前的門生，要他特地坐火車從多塞特趕到高溫潮濕的倫敦，來吃一頓午餐。直到他們換到樓上，在一張可俯視聖詹姆斯大街的靠窗桌子就座時，庫姆斯才切入主題，提到了請他吃飯的事由。
「有一些事情正在俄羅斯發生。」他說。
「應該說是許多事情，全都是壞事，我是從報紙上看來的。」歐文說。庫姆斯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老領導的消息來源可遠不止那些日報。
「我不想詳談，」他說，「這地方不行，現在這個時間也不行。我就說個大概情況吧。」
「好的。」歐文說。
庫姆斯給他大致講述了一下過去六個星期在莫斯科和倫敦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在倫敦的那些事。
「上面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這是最終決定。」他說，「雖然令人惋惜，但事情只能順其自然任其發展。兩天前，我們尊敬的外交大臣就是這樣對我說的。」
「如果你認為我還能做些什麼，能去推動查爾斯國王大街的官員改變主意，恐怕你是高估了我。」奈傑爾爵士說，「我老了，而且已經退休了。如同詩裡說的那樣：比賽都結束了，熱情也耗盡了。」
「我有兩份文件，想讓您看一看。」庫姆斯說，「其中一份，是我們所能確定的關於已經發生的事情的詳細報告，從一個勇敢而又愚蠢的老頭，從科馬羅夫機要秘書的辦公桌上偷走一份文件開始。我們認為《黑色宣言》是真實的，但是否同意我們的觀點，可以由您自己判斷。」
「另一份呢？」
「就是《黑色宣言》。」
「謝謝你的信任。我該拿這兩份文件怎麼辦呢？」
「帶回家去，都看一看，或許您會有什麼看法。」
拌有果醬的米飯布丁空盤被撤走了。亨利·庫姆斯點了咖啡和兩杯俱樂部的佳釀葡萄酒，一種口味很好的芳塞卡。
「即使我同意你所說的一切，即便這個邪惡的宣言真實存在，又怎麼樣呢？」
「我在想，奈傑爾……下週您要去美國見的那些人……」
「天啊，亨利，你不應該打聽這事的。」
庫姆斯遺憾地聳了聳肩，但心底裡頗為高興，他的直覺起作用了。委員會要開會了，歐文會去參加。
「用老話來說，我的耳目無處不在。」
「那麼，我很高興，在我退休以後情況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歐文說，「好吧，如果我到美國見到了某些人，那又怎麼樣呢？」
「留給您判斷，由您自己決定。如果您認為這些文件是垃圾，您就把它們燒成灰好了；如果您認為它們應該伴隨您跨越大西洋，那也是您的決定。」
「哎呀，有意思。」
庫姆斯從公事包裡取出一個扁平的密封包裹，遞了過去。歐文把它放進自己的包裡，與他在約翰·路易斯百貨商店買來的一些東西放在了一起，那是他為夫人買的一些刺繡用的帆布料子，老太太喜歡在漫長的冬夜鉤織坐墊套子。
他們在大堂告別後，奈傑爾·歐文爵士坐計程車去火車站，趕返回多塞特的火車。
美國，蘭利
1989年9月
到奧爾德里奇·埃姆斯返回華盛頓為止，他為KGB充當間諜已經有九年，如此的生涯還會持續四年半的時間。財源滾滾而來，他用五十萬美元的現金購買了一棟房子，還添置了一輛嶄新的捷豹轎車，過上了全新的生活，可他一年的工資也就五萬美元。但是，沒人注意到這個反常的現象。
由於他在羅馬時是負責蘇聯科的，所以，儘管羅馬隸屬於西歐處，埃姆斯本人仍一直留在關鍵的蘇聯東歐處。在KGB看來，他能留在蘇聯東歐處很重要，因為這樣他就有了權限，或許還可以再次接觸三○一檔案。不過，他在這方面還有個很大的問題。米爾頓·比爾登在阿富汗結束了反蘇隱蔽行動的監督工作後，也剛剛調回蘭利。作為蘇聯東歐處的新負責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計攆走埃姆斯。可是，與幾位前任一樣，他的努力依然失敗了。
精英官僚肯·馬爾格盧已在非前線崗位這塊晉升為人事部主管，對人事的調配和任職有很大的影響力。埃姆斯如今有能力提供美酒佳肴了，他與埃姆斯便很快恢復了酒肉朋友的關係。馬爾格盧挫敗了比爾登的計劃，讓埃姆斯留在了蘇聯東歐處。
在此期間，中情局已經把大多數秘密檔案輸入了計算機，從而把其核心機密託付給了人類所發明的最不可靠的機器。埃姆斯在羅馬時就已經自學過計算機，現在，他只需要密碼就可以看到三○一號檔案，甚至不需要離開自己的辦公桌。他不僅不必再把大量文件裝進塑膠購物袋裡，也不需要去簽字來調取機密文件了。
馬爾格盧為他的朋友埃姆斯安排的第一個職務，是蘇聯東歐處對外行動科的歐洲組負責人。但該部門只負責在蘇聯或蘇聯集團以外的蘇聯間諜，不包括正在東柏林負責KGBK局的斯巴達戰士「來山得」、在位於莫斯科的蘇聯國防部的「獵戶座」，還有在莫斯科蘇聯外交部高層的「德爾斐」，以及第四個，即那個想飛越大西洋的代號為「飛馬座」的間諜，他在莫斯科與烏拉爾之間的一個秘密核研究所工作。埃姆斯利用職權很快查了一遍傑森·蒙克的底，但蒙克現在是GS-15級別，比他職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調查一無所獲。不過，儘管在對外行動科查不出蒙克的底細，他還是知道了一件事：蒙克管理的所有間諜全都隱藏在蘇聯境內。通過閒言碎語和馬爾格盧，他了解到了其他情況。
蘇聯東歐處的人都說傑森·蒙克很厲害，在埃姆斯摧殘之下，是這個部門最後的希望所在。傳聞還說，他獨來獨往，特立獨行，喜歡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行事冒險，如果不是因為在這個走下坡路的部門裡頗有建樹，他早就被排擠出去了。
與所有官僚主義者一樣，馬爾格盧討厭蒙克。蒙克拒絕按常規的一式三份方式保存文件，馬爾格盧不喜歡他這樣自行其是，最使他氣惱的是，蒙克甚至不理睬馬爾格盧那樣的領導的抱怨。於是，埃姆斯對這種不滿情緒加以利用。他們兩人中，埃姆斯酒量更好，在喝下許多酒之後，他還能繼續思考，而馬爾格盧則會變得稀裡糊塗，喜歡吹牛說大話。
到了1989年9月的一個深夜，他們的話題又一次轉向那個自行其是的人。馬爾格盧脫口說出，他聽說蒙克管理著某個「重量級」間諜，是兩三年前他在阿根廷招募的。
沒有名字，也沒有代號，但不要緊，KGB可以推測出其他情況。「重量級」，意味著是二等秘書或更高的職務；至於「兩三年前」，他們推定是一年半至三年前的階段。
KGB與外交部核查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任職名單，獲得了十七個可疑對象。據埃姆斯透露，那人沒有再次赴國外任職的經歷，這就把名單縮減為十二人。
與中情局不同，KGB的反間諜部門沒有神經質的人。他們開始調查突然暴富、生活方式改善，甚至購買公寓等情況。
天氣不錯，是9月份的第一個好天氣，微風從英吉利海峽吹拂過來，這邊的懸崖與遠處諾曼第海岸之間沒有狂風巨浪，只有被海風吹皺的一片片微小的白色浪花。
奈傑爾爵士漫步在德爾斯頓岬角和聖阿爾班岬角之間的懸崖小路上，呼吸著略帶鹹味的空氣。他喜歡在這裡散步，已經有好幾年了，在煙霧瀰漫的會議室裡開完會，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的秘密文件後，他都要來這裡恢復一下、振作一下。他感覺這裡能使他的大腦清醒、注意力更集中。海風吹散了無關緊要的和干擾性的內容，暴露了問題的核心。
整個晚上，他都在專心致志地研讀亨利·庫姆斯給他的兩份文件，裡面的內容使他大為震驚。偵查工作一直回溯至流浪漢往西莉亞·斯通的車裡扔進東西，他頗為滿意。換作是他，也會這麼做。
他隱約記起了喬克·麥克唐納，那個曾經在世紀大廈跑腿的年輕人，顯然，他也已經與過去判若兩人。他深信這一結論：《黑色宣言》既不是偽造的，也不是開玩笑。
這使他又去思考《黑色宣言》。如果俄羅斯這位蠱惑民心的政治家真的想實施宣言中的計劃，那麼接下去要發生的事情，讓他不由得回想起年輕時代那些可怕的往事。
1943年，他十八歲，那年他終於如願加入英國陸軍，開赴義大利戰場。他在蒙特卡西諾的大規模進攻中負傷，被送回英國治療。康復後，他要求重新加入戰鬥部隊，卻被分配到了軍事情報局。
作為一名剛滿二十歲的中尉，他隨英軍第八軍跨過萊茵河，遇到了他那個年齡的人——或者說，任何年齡——都不應該看到的事情。一位大驚失色的英軍少校召喚他，要他一起去看看他們的步兵部隊在行軍途中的發現——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這個地方給年紀比他大的那些人，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噩夢。
到達聖阿爾班岬角後，他轉身朝內陸返回，沿著通往阿克頓村子的小道走去，到了那裡再轉彎，順著巷子去蘭頓馬特拉弗斯。怎麼辦呢？究竟有沒有什麼機會能對局勢產生影響呢？現在就把文件燒掉，不再去理會嗎？太誘惑了，它實在太誘惑了。或者，把文件帶到美國去？那樣的話，也許會遭到元老們的嘲笑，他將在那裡與他們一起參加為時一週的會議。太可怕了。
他拉開花園的門閂，穿過佩妮在夏季栽種水果和蔬菜的小塊綠地。花園裡有一堆篝火，幾根引燃的木條之下，中心的炭火依然燒得很旺很紅。把兩份文件扔進火堆裡是舉手之勞，可以就此一了百了。
他知道，亨利·庫姆斯再也不會提起這事，不會詢問他幹了什麼，或者問他想得怎麼樣了。確實，誰也不會知道文件的來源，因為他們兩人都不會說出去，這是規矩。他的妻子在廚房的窗口叫喚他。
「你來了？茶放在客廳裡了。剛才我去村裡買了些鬆餅和果醬。」
「好，我喜歡鬆餅。」
「就知道你愛吃。」
潘妮洛普·歐文比他小五歲，年輕時是有名的美人，是許多富家子弟的追求對象。只有她自己知道，當初為什麼選擇了這個窮得叮噹響的年輕情報官。他曾經為她讀過詩，但在他那害羞的外表之下，隱藏著計算機一般聰明的腦袋。
他們有過一個兒子，他們唯一的兒子，在1982年的馬島戰爭中陣亡了。他們儘量不多想關於兒子的事，除了他的生日和忌日。
在丈夫三十年的秘密情報生涯中，她一次次地耐心等待他的歸來。他在執行任務，把間諜派往蘇聯，或者在柏林圍牆陰影中的刺骨寒風裡，等待著某個勇敢而又驚恐的特工拖著沉重的腳步通過檢查站，走向滿是燈光的西柏林。他回到家裡時，爐火總是燒得很旺，鬆餅和茶水也早已備好。她已經七十歲了，但他依然認為她很美麗，依然深深地愛著她。
他坐下來，開始吃鬆餅，眼睛盯著火堆。
「你又要走了。」她靜靜地說。
「是的，要走了。」
「多久？」
「哦，先在倫敦住上幾天，做一下準備，然後去美國一個星期。再之後，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不會再離開了。」
「嗯，我沒事。花園裡有許多事情可做。有機會的話，給我打電話好嗎？」
「當然。」
然後他說：「這種事情再也不能發生了。」
「當然不能。嗯，快把茶喝了。」
美國，蘭利
1990年3月
率先響起警鐘的是中情局的莫斯科情報站：間諜「德爾斐」關閉了通訊聯絡。事情是從去年12月開始的。傑森·蒙克坐在書桌前，凝視著發送給他的譯碼後的電文。他一開始是擔心，後來就發狂了。
如果克魯格洛夫安然無恙，那麼他違反所有的規定，是為什麼呢？中情局莫斯科情報站已經兩次在約好的地方用粉筆標上了某種記號，表明他們已經在某個死信箱裡為這位「哲人」放好了東西。他應該去那個秘密隱藏地收取的，但兩次訊息都無人理會。他是不是離開莫斯科了？突然被派往國外任職了？
如果是那樣，那他早就應該發來約定好的「我很好」確認訊息。他們查閱了已約定的雜誌，尋找表示「我很好」或相反內容「我有麻煩，請幫幫我」的小廣告，但都沒有。
到了3月份，「哲人」要嘛因為心臟病或其他重病而完全喪失了生活能力，要嘛就是發生了嚴重的意外事故。或者是死了，或者被「拿下」了。
問題沒有找到答案，蒙克疑慮重重。如果克魯格洛夫被捕並受審，他會全盤招供的。抵抗是沒有用的，只會延長痛苦。
他會說出死信箱的地點，還有提醒中情局去提取情報的加密粉筆記號。那麼，為什麼KGB不利用這些粉筆記號，當場抓住美國外交官呢？這是顯然應該做的事。如今其他事情都在按照美國的意願進行，莫斯科會非常渴望這次行動能成功。
蘇聯的東歐部分正在四分五裂。羅馬尼亞已經處決了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總統；波蘭已經離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開反叛，柏林圍牆也已經在去年11月被推倒。在莫斯科當場抓住一個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人，多少可以抵消一點KGB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蒙克推測這意味著一個或兩個可能。要嘛克魯格洛夫的完全失蹤是個意外事故，以後會得到解釋，要嘛，是KGB在保護情報源。
美國無奇不有，其中不乏一些非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這種機構有成千上萬，其範圍從託管到無數個課題研究的捐款，面面俱到，有些晦澀難懂到簡直超乎想像。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庫、這樣或那樣的促進會、各種名目繁多的委員會，以及多到幾乎無法列舉的基金會，等等。
一些專事研究，一些從事慈善，一些組織討論活動，一些致力於某個議題的宣傳、遊說、推廣，提高公眾對某個議題和反對其他議題的意識或廢除某件事情。
光是華盛頓，就有一千兩百個非政府組織，紐約還要再多一千個，而且，它們都有基金，有些來源於部分的稅收，另一些來源於早年去世者的饋贈，有些來自民營工商企業的贊助，其他的是由異想天開、博愛或者精神錯亂的百萬富翁所提供的捐贈。
它們為學者、政治家、退位的外交官、空想社會改良家、愛管閒事的人——有時也有一些瘋子——提供棲息之地。不過，這些組織有兩個共同之處：它們都宣稱自己實際存在，而且都在某個地方設有總部。但有一個例外。
也許是由於委員會規模很小，入會條件很高，會員訊息不對外公開，並且組織保持絕對隱秘，1999年夏季的林肯委員會，很可能是所有非政府組織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
在民主國家，權力就是影響力。只有在獨裁國家，法律才會允許濫用權力的存在。在民主體制下，非選舉產生的權力也可以影響經選舉產生的政府成員。可以是通過公共輿論的動員、新聞媒體的報導、堅持不懈的遊說或直接進行資金支援，但其最純粹的形式，是運用豐富的經驗、正直的品質和智慧，悄悄地向經選舉產生的執政人提出忠告。這叫作「悄悄話」。
林肯委員會拒絕承認自己的存在。它很小、很隱蔽，也是一個自力更生的組織，致力於對現實問題的研究、評估和討論，最終形成決議。根據委員的質量及能夠接觸當政最高領導層的能力，這個委員會所產生的真正影響力，很可能超過其他任何民間團體，甚至超過這些團體加在一起的合力。
所有委員都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是該委員會的特徵。委員會的真正成立時間是八十年代早期，是馬島戰爭之後，在華盛頓一家俱樂部就餐時商定的，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美兩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逆境中發展起來的強烈的伙伴意識。
新委員入會必須受到邀請，而且必須具有某種品格或能被其他委員所認可。這些人中，大多是些經驗豐富、誠實正直、聰敏機智、小心謹慎的愛國主義者。
此外，曾任公職的委員必須是已經退休的人員，這樣就不會遇到為自己所在機構開後門的問題，而在私人企業任職的人則可以繼續保留職位。並不是所有委員都很富有，但至少有兩個企業家，他們的個人財產估計有十億美元。
來自私人企業的委員具有在商業、工業、銀行、金融和科學方面的豐富經驗，而曾在公共部門任職的委員，則具有政治、外交和公務才能。
在1999年的夏季會議上，共有六位英國委員和三十四位美國委員，其中包括一位英國婦女和五位美國婦女。
由於他們經歷豐富，所以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六十歲以下的人很少，年齡最大的，是一位八十一歲的老人，但他身體很健康。
委員會的精神風貌用亞伯拉罕·林肯的話來說，就是「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經過友好的電話磋商，該委員會決定每年選一處隱秘的場所，召開一次會議。每次會議都會由一名富有的委員作為東道主，從來沒有人會拒絕這份榮譽。委員們自行支付往返會議地點的差旅費，到達目的地後，就由東道主負責接待。
在美國懷俄明州的西北角，有個叫傑克森霍爾的山谷，這個名字來自第一個敢於在那裡過冬的獵人。該山谷的西面是高聳的提頓山，東邊與格若斯維崔山脈相鄰，北面被黃石公園封口，南面群山起伏，斯內克河翻滾著白色浪花，奔騰穿越群山之間的峽谷。
在滑雪小鎮傑克森的北面，第一九一號公路經過機場，通往莫蘭交叉口，然後延伸到黃石一帶。經過機場後就是穆斯村，那裡有一條小路可以抵達珍妮湖。
在公路西邊的提頓山腳下有兩個湖泊：由加爾尼特峽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峽谷下游的塔格特湖。除了驢友，一般人很難進入湖區。兩個湖泊之間有塊平底平地，在位於南提頓山懸崖峭壁下的一塊土地上，一個叫索爾·內桑森的華盛頓金融家在那裡建了個度假莊園，面積達一百英畝。
那裡獨特的地理位置可為主人和賓客提供一個絕對私密的環境。這地方兩面是湖泊，背後是高山。前面的小路低於莊園的地勢，使得莊園本身成了一塊高地。
大家共同商定，第一批客人將在9月7日到達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內桑森會派一架格魯曼私人飛機在那裡迎接他們，然後翻山越嶺，去往傑克森機場。離開航站樓走上不少路後，他們轉乘他的直升機，飛行五分鐘後抵達莊園。英國代表團已經在美國東海岸辦完入境手續，因此他們不需要飛到丹佛機場，可在遠處轉機，避人耳目。
莊園裡有二十套小屋，每套有兩間臥室和一個客廳。由於天氣暖和，陽光明媚，只有在太陽落山後才有一絲涼意，許多客人喜歡坐在房間前面的陽台上消遣。
伙食都經過精心烹調，食堂是一個大房間，是莊園的活動中心。吃完飯，桌子收拾乾淨後，那裡就成了會議室。
莊園的職員都是內桑森自己的部下，都很謹慎，是專門被派到這裡來的。為加強安全，莊園周邊和下面的山坡上配備了私家警衛員，他們扮作露營者，防止有迷途的背包客誤闖。
林肯委員會的1999年會議持續了五天。到會議結束時，誰也沒有意識到這裡有客人來過、住過並離開。
到達莊園後的第一個下午，奈傑爾·歐文爵士打開行李，沖了個澡，換上寬鬆的褲子和斜紋布襯衫，坐到了小屋前面的木露台上。他與美國的一位前國務卿同住這套木屋。
從這個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其他客人正在四處活動筋骨。他們在冷杉、白樺和黑松林中，在通往下面湖邊的小徑上，悠然地散著步。
他看到了英國前外交大臣和北約前秘書長卡林頓勳爵，那人瘦瘦小小，像一隻鳥。與他並肩行走的是銀行家查爾斯·普賴斯，曾經是美國駐英國聖詹姆斯宮最成功也最受歡迎的大使之一。在歐文擔任秘密情報局局長時，彼得·卡林頓是外交大臣，也是他的上司。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普賴斯像一座高塔般聳立在英國貴族身邊。再往遠處，他們的東道主索爾·內桑森坐在一把凳子上曬太陽，與他在一起的是美國投資銀行家和前司法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
前內閣大臣和文官長阿姆斯壯勳爵正在木屋外敲門，木屋裡的柴契爾夫人還在開包整理行裝。
又一架直升機「喀嗒喀嗒」響著降落了，走下來的是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上前迎接他。在靠近中心木屋的一張桌子前，繫著圍裙的女服務員提著一壺茶水，走向另一位離任大使——英國的尼可拉斯·亨德森爵士，他正與倫敦的金融家、銀行家伊夫林·德·羅思柴爾德爵士一起坐在桌子邊喝茶。
奈傑爾·歐文看了一下為時五天的會議日程。當天晚上沒有什麼安排；第二天，與會人員將像以往那樣分成三個小組，即地域政治、戰略和經濟小組；前兩天都是分小組開會，第三天則是聽取小組會議結果並就此展開討論；第四天是全體會議。在他的請求下，在最後一天會議結束前，委員會為他安排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最後一天的會議，是關於未來的行動和提議。
提頓山脈山坡上的密林裡，一頭孤獨的公麋鹿到了發情期，正吼叫著尋找配偶。一隻魚鷹伸展著末梢黑褐色的翅膀，盤旋在斯內克河的水面上，它發現自己的捕魚地盤被一隻禿鷹侵占了，於是憤怒地發出了像貓叫一樣的聲音。真是一幅田園牧歌般的美景，這位年邁的間諜頭子心裡想，只可惜，這一切都被他帶來的邪惡的《黑色宣言》給毀了。
奧地利，維也納
1990年6月
去年12月起，埃姆斯逐漸停止了在蘇聯東歐處對外行動科的工作。他再次失去了對三○一檔案的查閱權，然後他開始了從羅馬返回後的第三項工作——捷克行動小組的負責人。但這個小組沒有得到密碼授權，不能在電腦裡訪問機密的三○一檔案，以及那些儲存著的在蘇聯集團內部為中情局工作的間諜的詳細資料。
埃姆斯向馬爾格盧抱怨，說這樣做毫無道理。他曾經負責過整個蘇聯東歐處的反間諜工作，再說，他需要交叉核實那些雖然是蘇聯人，但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過的中情局間諜的情況。馬爾格盧答應盡力幫助他。最後，在5月份，馬爾格盧把電腦的訪問密碼給了他。此後，埃姆斯坐在捷克小組的辦公桌前就可在電腦上訪問那些檔案，直至找到「蒙克管理的間諜們」。
1990年6月，埃姆斯飛往維也納，再次與他的長期管理員弗拉基——即弗拉基米爾·梅楚拉耶夫上校會晤。自從返回華盛頓後，再與蘇聯外交官接觸就很危險了，因為四周都有聯邦調查局的監視，所以，他選擇去維也納。
他在拿到大把現金前都忍住沒喝酒，他帶來了三份詳細檔案，這也使得梅楚拉耶夫上校欣喜若狂。
一份是一位陸軍上校，很可能是軍情局的，現於莫斯科的國防部任職，是在1985年下半年在中東被招募的。另一份是一位科學家，住在一座被嚴密隔離的城市裡，是在美國加州被招募的。第三份是一名KGB上校，根據記錄是六年前在蘇聯境外被招募的，現在不在蘇聯，但在東歐集團內部，會講西班牙語。
三天後，在亞謝涅沃的KGB第一總局大樓內，追捕開始了。
「兄弟姐妹們，你們沒有聽到晚風中的她的聲音嗎？你們沒有聽到她在向你們發出呼喚嗎？你們難道沒有聽到我們敬愛的俄羅斯母親的聲音？
「朋友們，我能聽到她的聲音。我聽到她在林子裡嘆息，我聽到她在雪地上哭泣。『你們為什麼要那樣對待我？』她問道，『難道我被出賣得還不夠嗎？難道我為你們流血還不夠嗎？難道我遭受的痛苦還不夠嗎？你們為什麼要那樣對待我？』
「『你們為什麼要把我像娼妓那樣賣到外國人和陌生人手中，讓他們像吃腐肉的烏鴉一樣來啄食我痛苦的身軀……』」
莊園內的大會議室牆壁上支起了一塊能找到的最大的電影銀幕，放映機架在了大廳的後面。
四十雙眼睛凝視著影片裡的人物。那是初夏時那人在俄羅斯圖哈沃某次群眾集會上的演講，他用洪亮的俄語演說，聲音高低起伏，影片中同時還配有低沉的翻譯音軌。
「是的，兄弟們，是的，姐妹們，我們能聽到她。而莫斯科那些身穿裘皮大衣的紳士及情婦們則聽不到她。那些在她身軀上尋歡作樂的外國人和社會渣滓也聽不到她。但是，我們能聽到母親在痛苦中呼喚著我們，因為我們是這個偉大祖國的人民。」
年輕的製片人利特維諾夫拍攝得相當成功。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同情的畫面：一位年輕的金髮母親懷抱嬰兒，抬頭注視著上面的講台；一名長相英俊的戰士淚流滿面；一個飽經風霜的農民臉上滿是皺紋，肩上斜挎著一把長柄鐮刀。
沒人會知道，那些切換到的鏡頭是演員扮演後分別拍攝的。倒不是說那些人群是偽造的：從高處拍攝的其他鏡頭展示著萬名支持者，他們一排排站立著，兩側是青年戰鬥隊中穿著制服的啦啦隊。
伊戈爾·科馬羅夫的聲音從高聲呼喊降為低聲的耳語，但話筒把他的聲音傳遍了整個體育場。
「沒人出現嗎？沒人上前一步說：夠了，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要發生了。要有耐心，俄羅斯的同胞們，再等一會，祖國的兒女們……」
話音又升高了，從低聲細語升為高聲呼喚。
「我來了，親愛的母親，我是您的兒子伊戈爾。是的，我現在來了……」
最後一個詞語幾乎被淹沒了，集會的人群全都站起來齊聲高呼：「科——馬——羅夫、科——馬——羅夫。」
放映機關掉後，人物影響漸漸從螢幕上消失。接著是一陣寂靜，然後大家都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
電燈開亮後，奈傑爾·歐文走到長方形的松木餐桌前頭。
「我想，大家都知道剛才鏡頭裡的人物，」他平靜地說，「那就是伊戈爾·阿列克謝維奇·科馬羅夫，愛國力量聯盟的領導人。該黨很有可能贏得明年1月份的大選，使科馬羅夫當上總統。正像大家所看到，他是為數不多的有熱情、有號召力的演說家，顯然具有超凡的魅力。
「大家也知道，在俄羅斯，百分之八十的實權掌握在總統手中。自從葉爾欽時代起，我們的社會中仍在實行的那些對權力的審查和制約，在那裡卻都已經被廢除了。當今的俄羅斯總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頒布任何法令和法律。這其中也包括恢復一黨制國家。」
「鑑於俄羅斯目前的狀況，這樣難道不好嗎？」一位前駐聯合國大使問道。
「也許沒有不好，夫人，」歐文說，「但我要求進行這次講解的目的，不是要討論伊戈爾·科馬羅夫當選後，可能會執行的方針政策和會可能會發生的事件，而是向委員會提供科馬羅夫未來方針政策的確鑿證據和本質。我從英國帶來了兩份報告，用這裡的影印機影印了三十九套。」
「我還在納悶呢，為什麼要我帶那麼多紙來。」東道主索爾·內桑森微笑著說。
「很抱歉磨損了你的影印機，索爾。可我不想帶著四十套影印好的文件跨越大西洋飛過來。我不會要求你們現在就閱讀這些文件，而是每人拿上一套，回去後慢慢看。請先看標有『已核實』字樣的報告，然後再讀《黑色宣言》。
「最後，我還要告訴大家，因為這份你們今晚要讀到的文件，三個人已經死去了。這兩份都是機密文件，所以我要求看完後務必把它們全部退還，以便我在離開這個大院之前把它們全都燒毀。」
所有的疑雲都消散了，林肯委員會的委員們拿著各自的影本返回自己的房間去了。令食堂人員感到奇怪的是，開飯時間沒有一個人來吃晚餐。委員們都要求把晚餐送到他們的木屋裡去。
美國，蘭利
1990年8月
從蘇聯集團的中情局各個情報站傳來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來越不好。到7月份時，情況已經明瞭，那位獵手，即「獵戶座」，肯定是出事了。上個星期的一次例行「輕觸會晤」時，索洛明上校沒有出現，這類行動，他以前從來沒有失約過。
「輕觸會晤」是一種通常不會危及任何人的簡單辦法。在事先約定好的某個時間，其中一方沿著一條街道行走，他身後也許有人跟蹤，也許沒有。突然間，他離開人行道，拐進咖啡館或飯店的轉門——任何一個擁擠的地方都可以。就在他進去之前，另一個人剛剛結完帳，起身走向門口。他們不必進行眼神接觸，互相擦肩而過。其中一人把一個火柴盒大小的包裹塞進另一人的側身口袋裡。然後，這兩個人都繼續走各自的路：一個進來，一個出去。如果有尾巴，那麼盯梢者在從轉門進來時是什麼也看不出來的。
此外，「獵戶座」已經兩次未按照粉筆標記的明確要求，去死信箱領取信件了。唯一的推論是，「獵戶座」已經切斷聯繫，或者是其他人把這個聯繫切斷了。而且，他也沒有啟用應急的表明生活跡象的程序。不管出了什麼事情，一定都很突然，事先無法發出警告。心臟病、車禍，或者，他被捕了。
這還沒完，來自西柏林的消息說，東德的安全地址也沒有收到「飛馬座」寄出的每月定期信件。蘇聯的養狗雜誌上也沒有出現任何消息。
由於布利諾夫教授越來越難以離開阿爾扎馬斯-16去蘇聯境內的其他地區旅行，蒙克建議他每個月給東柏林的一個安全郵政地址發一封沒有危險訊息的平安信。信件裡不需要書寫任何秘密內容，只要簽上「尤里」的名字就行了。他可在隔離區外的任何信箱投遞信件，即使該信件被截取，也永遠不會追查到他那裡。柏林圍牆倒塌後，再也不需要使用老把戲，偷偷摸摸地把信件送到西柏林去了。
此外，他還建議布利諾夫去買一對西班牙獵狗。在阿爾扎馬斯-16里，養狗是允許的，對於這位搞學術的鰥夫來說，還有什麼事情比養狗更無害的呢？每個月，他都有正當的理由在莫斯科的某份關於養狗的周刊上刊登一條小廣告，說有小狗要出售、要斷奶、剛出生或者剛要出生等等，但每月照例會出現的小廣告並沒有出現。
蒙克現在已經計窮力竭了。他向高層領導抱怨說出事了，然後被告知要再等等，不要驚慌，要他保持耐心，聯繫無疑會重新建立起來的。但他已經沉不住氣了。他開始寫報告，其大意是，他認為蘭利內部有漏洞。
會重視他提出的問題的只有兩個人，凱里·喬丹和格斯·哈撒韋，但他們都已退休了。新當政的領導大多數是1985年冬季以後進來的，他們只是對這個問題感到厭煩。在這座大樓的另一個部門裡，1986年春天開始的追查內鬼行動，仍在緩慢地進行著。
「我感到難以置信。」在早餐後全體會員參加的討論會上，一位前美國司法部長說。
「我的問題是，我發覺很難不去相信，」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回答，「這事已經報告給了我們雙方的政府了……奈傑爾？」
「是的。」
「他們不打算採取任何措施？」
其餘三十九名委員圍坐在會議桌四周，都盯著這位前間諜頭子，似乎在尋找某種保證，告訴他們那只是一場噩夢、一種陰暗的虛構，很快就會以某種方式消失。
「按常規來說，」歐文說，「官方對此無計可施。《黑色宣言》的一半內容，有可能代表了許多俄羅斯人民的心聲。西方根本不可能得到這份宣言，科馬羅夫會指責那是偽造的。其產生的效果甚至反而會增強他的勢力。」
一片肅靜。
「我能說幾句嗎？」索爾·內桑森說，「不是作為東道主，而是作為一名普通委員。我曾經有個兒子，他在海灣戰爭中死了。」
大家肅穆地點點頭。在座的委員中，有十二位曾經在海灣戰爭創建多國部隊時擔任過領導職務。桌子另一頭，科林·鮑威爾上將凝視著這位金融家。由於內桑森家地位顯赫，他收到了關於美國空軍中尉蒂姆·內桑森在戰鬥結束最後時刻被擊落的消息。
「如果說，這個損失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內桑森說，「那就是我知道他是在與邪惡做鬥爭時戰死的。」
他停頓了一下，搜索著合適的詞語。
「我已經很老了，足以理解邪惡的含義。我認為邪惡有時可以潛入人的身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還小，還不能參加戰鬥，二戰結束時我才八歲。我知道在座的委員中有些是參加過那場戰爭的，但當然，那是我後來知道的。我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邪惡的，他做的事情也是邪惡的。」
會場一片寂靜。政治家、實業家、銀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員們都習慣於講究實際。他們明白，他們聽到的是心裡話。索爾·內桑森俯身向前，拍了拍《黑色宣言》。
「這文件是邪惡的，寫文件的人也是邪惡的。我認為我們不能迴避，不能讓它再次發生。」
會議室裡依然很安靜。大家都知道，他說的「它」，指的是第二次浩劫，不單單是針對俄羅斯的猶太人，還有其他多個少數民族。
寂靜被英國前首相打破了。「我同意。不能猶豫了。」
拉爾夫·布魯克俯身向前，他是著名的洲際通信公司的負責人，全世界每一個股票交易所都知道「洲際通信」。
「好吧，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呢？」他問道。
「在外交上……通知北約各個政府，敦促他們提出抗議。」一位前外交官說。
「科馬羅夫會譴責說，這個宣言完全是偽造的，而且許多俄羅斯人會相信他。俄羅斯人的仇外心理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另一個人說。
詹姆斯·貝克俯身向前，轉過臉去與奈傑爾·歐文說話。
「是你把這份可怕的文件帶給我們的，」他說，「你有什麼建議？」
「我什麼提議也沒有。」歐文說，「但我要提個醒，如果，我們委員會準備批准——不是承諾，而是批准——一項倡議，那應該是非常隱蔽的，以後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絕對不會與這間屋子裡的任何人聯繫起來，損毀我們的聲譽。」
委員會的三十九名委員都清楚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曾參與過或目睹過政府隱蔽行動的失敗，那會直接導致上層的垮台。
一位美國前國務卿在桌子一頭用濃重的德語口音說話了。
「奈傑爾可否承諾一項這麼隱蔽的行動？」
兩個聲音異口同聲地說：「可以。」歐文擔任秘密情報局局長時，他是在瑪格麗特·柴契爾及其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兩人的領導之下的。
林肯委員會從來不會通過正式的書面決議，只會達成共識。然後每個委員利用其影響力，在他們各自國家的權力渠道裡去促成這些共識。
委員們對於這個《黑色宣言》達成的共識是，把意願委託給一個更小的委員會，由其考慮最佳方案。林肯委員會全體委員只是一致同意：既不認可，也不譴責，甚至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蘇聯，莫斯科
1990年9月
在勒福托沃監獄，阿納托利·格里辛上校坐在辦公室書桌前，審視著剛剛收到的三份資料。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心情很複雜。
首先是成就。整個夏天，KGB第一和第二總局反間諜部門的同事們，把三個叛徒一個接一個地，很快就交給了他。
第一個是外交官克魯格洛夫，他在兩個方面露了餡：一是他在蘇聯駐阿根廷使館擔任過一等秘書，二是他回國後不久，就用兩萬盧布買了一套公寓。
他沒有猶豫就全盤招供，把所有事情都向坐在桌子後面的審訊官和錄音機徹底坦白了。六個星期後，他該說的都說了，再也沒有什麼好交代的了，於是被關進了監獄裡的一間很深的地牢，那裡的溫度，即使在夏天也很少超過攝氏一度。他渾身顫抖著坐在牢裡，等待自己的命運。這個命運就在上校辦公桌上的一份資料內。
7月份，核物理學家布利諾夫教授被關進了監獄。到美國加州參加會議的科學家人數極為有限，人員名單很快就縮小到四人。在對位於阿爾扎馬斯-16的布利諾夫公寓的一次突擊搜查中，他們從櫃子裡起獲了一雙捲起來的襪子，裡面藏有一小瓶隱形墨水。
他也很快就供認了一切。只要看到格里辛的審訊小組以及那些專業刑具，就足以使他鬆口了。他甚至透露了他向東柏林投寄密信的地址。
對東柏林地址的突然襲擊任務，則交給了KGB東柏林K分局的一位上校，但不湊巧的是，就在襲擊發起的一個小時之前，公寓的租客已經穿過新近開放的城市，逃到了西柏林。
最後，他們在7月下旬逮捕了西伯利亞的軍人索洛明。這是根據他在軍情局的官銜、他在國防部的任職，以及他在亞丁任職過的經歷，對他實行嚴密的監視後敲定的。在監視期間，他們也對他的公寓進行了一次搜查，發現他的一個孩子在尋找聖誕禮物時看到過爸爸的微型照相機。
比奧特爾·索洛明與其他人不同，他忍受了極大痛苦，大聲辱罵表示蔑視。最終，格里辛還是擊敗了他，他總是能夠成功。他威脅要把其老婆孩子發配到最嚴酷的勞改營裡去，從而獲得了突破。
他們每個人都描述說，那位笑容可掬的美國人是如何接近他們，他是如何渴望傾聽他們的心事，又是如何合理地提出了建議。這使得格里辛從內心產生了另一種情感，那是他對傑森·蒙克這個幕後人的刻骨仇恨。
這個厚顏無恥的傢伙不止一次、不止兩次，甚至三次踏上蘇聯的國土，與他的間諜接頭，然後安然地離去，就在KGB的鼻子底下。他越是了解這個人，就越是怒火中燒。
當然，他們也進行了各項檢查。「亞美尼亞」號旅遊船的航次旅客清單被檢查了一遍，但沒有發現什麼假名。船員們依稀回憶起有一個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人，身穿得州人的服裝，與索洛明描述的他們在植物園見面時的模樣相符。很可能蒙克就是諾曼·凱爾森，但這並沒有得到證實。
在莫斯科的偵探工作收穫頗多。他們通過簽證申請記錄和國旅的旅遊團組記錄，查出了那天在蘇聯首都的每一個美國遊客的資料。最後，他們把疑點集中到了大都會酒店，還有碰巧因為肚子痛而沒去遊覽札格爾斯克修道院的那個人。就是那天，蒙克在弗拉基米爾大教堂與布利諾夫教授見了面。菲利普·彼得斯博士，格里辛將會記住這個名字。
當三個叛徒向審訊小組坦白，他們在美國人的勸說下提供了大量的機密情報時，KGB情報官全都嚇得臉色慘白。
格里辛把三個人的資料放在一起，用辦公室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他總是喜歡聽到最後的判決。
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將軍已經從第一總局局長晉升為負責整個KGB的主席。那天上午，他帶著那三份死刑判決書，去了位於新廣場中央委員會大樓的頂層，放在了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總書記辦公室的書桌上，等待簽字。經批准後，他又把死刑判決書送到了勒福托沃監獄，上面的標記是「立即執行」。
上校給後院裡的罪犯半個小時的時間，去體會即將發生的事情。太突然了，如同他經常告訴學生們那樣，沒有時間去預料。他下樓去了，在太陽永遠也照射不到的高牆下的院子裡，那三個人已經跪在了礫石地面上。
第一個是外交官。他似乎受到了嚴重的精神刺激，當軍士長用九毫米馬卡洛夫手槍頂住他的後腦勺時，他一直咕噥著「不，不」。看到格里辛一點頭，軍士長扣動扳機。一道閃光後，血肉飛濺，瓦列里·尤里耶維奇·克魯格洛夫撲倒在自己面前的礫石地上。
科學家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的，現在卻開始禱告了，他乞求萬能的上帝把他的靈魂帶往安息之處。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在他身後咫尺之遙正在發生的事情，就像外交官那樣面朝下撲倒在了地上。
比奧特爾·索洛明上校是最後一個。他仰望著天空，也許是最後一次見到了家鄉，那裡的森林和河流裡有許多獵物和魚蝦。當他感覺到後腦勺冷冰冰的槍口時，他朝站在牆邊的格里辛上校伸出左手，中指僵硬地豎了起來。
「射擊！」格里辛一聲叫喊，一切都隨之結束了。他命令當天夜裡就將屍體掩埋，地點是在莫斯科郊外林地裡沒有標記的墓穴。即使死了，也不能有絲毫的仁慈。他們的家人將永遠找不到可以送去鮮花的地方。
格里辛上校走到西伯利亞軍人索洛明的屍體旁，彎腰看了一會，然後直起身子大步走開了。
他回到辦公室準備寫報告，這時候，電話機上的紅燈亮了。打電話的人是他認識的第二總局調查小組的一名同事。
「我們快要查到第四個叛徒了，」那人說，「現在只剩下兩個嫌疑人了。兩人都是上校，都是反間諜部門的，都在東柏林。我們把他們都監視了起來，很快就能獲得突破。在我們確定了以後，你想知道嗎？你想參加我們的逮捕行動嗎？」
「給我十二個小時，」格里辛說，「十二個小時後我會趕到。這個人，我是要定了。這個人，我有個人恩怨。」
調查官和審訊官都知道，一個經驗豐富的反間諜情報官是最難突破的。他在K局的反間諜部門工作過許多年，知道要如何去發現針對他自己的反間諜行動。他不會在捲起來的襪子裡放置隱形墨水，也不會去購買公寓。
過去，事情總是比較容易。如果某個人受到懷疑，他就會遭到逮捕和審訊，直至最終坦白交代或被證明是蒙受冤罪。到了1990年，當局堅持，必須要有證據，或者至少在實施盤問之前，要有確鑿的證據。「來山得」不會留下任何證據，只能當場把他抓住。這需要計謀，還需要時間。
此外，柏林已是一個開放的城市。從技術上講，東部依然是蘇聯的領地，但柏林圍牆已經倒塌，如果受到追獵，罪犯很容易逃離籠子，駕車快速穿過街道進入到燈光明亮的西部，他就安全了。那時候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