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晚安，這裡是英國使館。」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亞碼頭的電話總機。
「什麼？」電話另一頭的人用俄語說了一個困惑的詞語。
「晚安，英國使館。」接總機的人用俄語重複了一遍。
「我找大劇院售票處。」那個聲音說。
「對不起，你打錯電話了。」接線員說完，掛上了電話。
俄羅斯政府通信和訊息局的監聽人員聽到這個電話，並把它記錄了下來，但除此之外並沒有多想。打錯電話實在是太常見了。
在使館內，總機值班員沒有理會閃爍著的另外兩個打進來的電話提示燈，他翻閱了一下小筆記本，然後撥了一個內部電話號碼。
「菲爾茲先生？」
「是的。」
「這裡是電話總機交換台，剛才有人打電話找大劇院售票處。」
「知道了，謝謝你。」
格雷西·菲爾茲撥通了喬克·麥克唐納的電話。安全局人員會定期檢查內線號碼，應該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剛剛打來電話。」他說，「他使用的是緊急密碼，要求回電。」
「有情況隨時告訴我。」情報站長說。
菲爾茲看了看手錶。兩次電話間隔的時間應該是一個小時，現在已經過了五分鐘。在民警局總部大廈兩個街區以外，銀行大廳的公用電話機旁邊，諾維科夫警官也看了看表，他決定去喝杯咖啡來消磨這五十分鐘的間隔。然後，他要用相隔一個街區的另一部公用電話匯報並等待。
十分鐘後，菲爾茲駕車離開使館，慢慢地向位於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駛去。1979年按照莫斯科標準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現代化建築，酒店的大堂邊上有一排公用電話亭。
在英國使館接到那個電話一個小時後，他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個記事本，核對之後，開始撥號。公用電話對公用電話的通話，是反間諜機構的噩夢，因為數量很多，所以實際上是無法核查的。
「鮑里斯？」諾維科夫的名字不是鮑里斯，而是葉甫根尼，但在聽到「鮑里斯」時，他知道了對方是菲爾茲。
「是的。你給我的那張圖畫，事情有點眉目了。我認為我們應該見個面。」
「好的。到俄羅斯賓館，一起吃晚餐。」
他們兩人都無意去奢華的俄羅斯賓館，但他們都知道，那是指特維爾大街半路上的一個酒吧，名叫旋轉木馬。那裡涼爽、幽暗、私密。時間間隔又是一個小時。
與英國其他大型駐外使館一樣，莫斯科的英國使館裡，也有一個叫軍情五處的英國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對外情報的秘密情報局姐妹機構，秘情局常被錯誤地稱為軍情六處。
軍情五處的任務不是收集所在國家的情報，而是保證使領館及其人員的安全。
使館的工作人員並不認為他們是被關在裡面的囚犯。他們夏天常去的一個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處非常漂亮的可以游泳戲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裡拐了一個彎，露出了一片小沙灘。外交人員喜歡去那裡野餐和游泳。
葉甫根尼·諾維科夫在被提升為警官並調到刑偵處之前，曾經負責那個郊區，包括被稱為銀色林子的這個勝地。
在那裡，他認識了當時英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個官員，那人又把他介紹給新來的格雷西·菲爾茲。
菲爾茲努力發展這個年輕的警察，後來提出每個月給他一小筆硬通貨，讓這個在通貨膨脹年代靠死工資過日子的人能夠生活得容易一些。諾維科夫警官成了一個提供消息的線人，級別不高，但偶爾也有用處。這個星期，這位刑偵處的偵探打算做出回報。
「我們有一具屍體。」當他們坐在旋轉木馬酒吧裡，在昏暗的光線下喝著冰鎮啤酒時，諾維科夫對菲爾茲說，「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給的圖畫裡面的人。有幾顆鋼牙的老頭……」
他把從同事沃爾斯基那裡聽來的情況講了一遍。
「差不多三個星期了。在這樣的天氣裡，死了那麼長時間，臉部肯定很嚇人，」菲爾茲說，「或許不是同一個人呢。」
「他只在林子裡待了一個星期，然後在冰櫃裡待了九天。應該可以辨認出來。」
「我需要照片，鮑里斯。你能去搞一張嗎？」
「我不知道，資料都在沃爾斯基那裡。你認識契爾諾夫警官嗎？」
「認識的，他來過使館。我也給了他一張畫像。」
「這個我是知道的，」諾維科夫說，「現在我們那裡到處都有老頭的畫像。契爾諾夫也快回來了，現在沃爾斯基肯定已經告訴他了。這樣，契爾諾夫就會有屍體臉部的照片了。」
「那是給他用的，不會給我們。」
「是有點難度。」
「努力一下，鮑里斯，去試試。你是刑偵處的，對嗎？就說你想讓黑社會的聯絡人去看看，什麼藉口都可以。現在這是謀殺案，是你分內的工作，對吧？偵破謀殺案？」
「應該是的。」諾維科夫承認說。他心裡想，這個英國人是否知道，黑幫謀殺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這事我們會給你獎勵的，」菲爾茲說，「在我們的人員遭襲擊時，我們是不會吝嗇的。」
「好吧，」諾維科夫說，「我去想辦法搞一張。」
其實他根本不必去想什麼辦法。神秘人物的檔案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刑偵處兇殺科。兩天後，他在一疊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邊林子裡拍攝到的死者臉部的一張照片。
美國，蘭利
1986年11月
中情局副局長凱里·喬丹的心情特別好。要知道，在1986年下半年，他是很難高興起來的。伊朗的反政府醜聞當時傳遍了華盛頓，而喬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滲入深度。
但他剛剛去了局長威廉·凱西的辦公室，受到了最熱烈的表揚。老局長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同尋常的仁慈，是因為傑森·蒙克從雅爾達帶來了蘇聯最高層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蘇聯制定了一系列高調的反西方政策。這是莫斯科最後的絕望企圖，想透過威脅來搞垮北約聯盟的意志。當時主政白宮和唐寧街的是隆納·雷根和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兩位西方領導人認為，他們不能被蘇聯嚇倒。
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去世了，契爾年科來了又走了，然後是戈巴契夫上台執政，但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敵意仍在繼續。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生長在紅色的蘇聯時代，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與幾位前任的區別，在於他講究實效，拒絕接受編造的謊言。他堅持要求了解蘇聯工業和經濟的真實情況和數字，看到結果後，他深受打擊。
等到1986年夏天，克里姆林宮的核心和國防部顯然已經認識到，軍工系統和武器採購計劃的支出，消耗了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注定難以為繼，人民也終於因為窮困而變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進行了一次大型調查，以測評蘇聯這種節奏究竟還能夠維持多長時間。調查報告的結論壞得不能再壞了。在工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西方在各個層面都超過了蘇聯這條恐龍。索洛明帶到雅爾達植物園來的微型膠捲，正是那份報告。
報告中寫的和索洛明口頭確認的都說，如果西方再堅持兩年，那麼蘇聯的經濟將會崩潰，克里姆林宮將不得不做出讓步，拆除一些戰爭機器。像玩撲克牌遊戲一樣，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宮的整副牌全都亮給了西方。
消息報告給了白宮，並越過大西洋傳到了柴契爾夫人那裡。美英兩位領導人都正為自己內部的敵意和懷疑所苦惱，聽到這個消息後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受到了白宮的表彰，並把領導的表揚轉達給副局長凱里·喬丹。喬丹召來傑森·蒙克一起分享快樂。談話結束時，喬丹說起了以前提到過的一個話題。
「你的那些檔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傑森。你不能總把它們留在你的保險箱裡。如果你有什麼意外，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麼著手去管理那兩個資產——『來山得』和『獵戶座』。你應該把這些檔案與其他的歸在一起。」
從奧爾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經有一年多了，間諜失蹤的災難也已經過去了六個月的時間。陰謀分子當時在羅馬。從技術上來講，追查內鬼的工作仍在推進，但已經不再緊迫。
「如果沒有破損，就不用修理。」蒙克懇求說，「這兩個人冒著生命危險。他們了解我，我也了解他們，我們相互信任。還是就這麼保持下去吧。」
喬丹早就知道，間諜與管理員之間會形成這種奇特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不為情報機構正式贊同，其原因有兩個：間諜管理員有可能會被調到另一個崗位，或者，會退休或死亡。個人關係過密有可能意味著，潛伏在蘇聯心臟的間諜，也許會不同意或不願意與新的管理員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間諜出了什麼事，情報局的管理員有可能情緒低落，從而影響工作。從長遠的生涯來看，一個被招募的間諜應該有幾個管理員。蒙克與他的兩名間諜直接的一對一緊密關係，使喬丹感到擔憂。這是……不規範的。
另一方面，從某個角度來說，蒙克自身也是個不守規矩的人。假如喬丹知道——其實他並不知道——蒙克堅持要確保在蘇聯境內的每個間諜（圖爾金已經離開馬德里回到莫斯科，在第一總局K局工作，並由此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情報），都能夠收到他親自寫的長信，以及日常的任務清單。
喬丹做出了妥協。那些人的詳細檔案，包括何時何地和如何接受招募，表現如何以及他們的任職變動，即除了姓名和能辨認他們身份的資料以外，都轉移到了行動副局長的個人保險箱裡。如有任何人想閱讀這些檔案，他必須去找副局長本人並解釋理由。蒙克同意了，於是檔案被轉移了過去。
有一點讓諾維科夫警官說對了，契爾諾夫警官確實再次來到了英國大使館。他是在第二天的8月5日上午過來的。喬克·麥克唐納讓人把警官引到他的辦公室，他自己則扮成使館的檔案科隨員。
「闖進你們同事公寓的那個人，我們也許已經找到了。」契爾諾夫說。
「向你表示祝賀，警官。」
「不幸的是，他死了。」
「啊，你有照片嗎？」
「有。身體的、臉部的，還有……」他拍了拍放在身邊的一個帆布包，「我還有他可能穿過的大衣。」
他把一張光面沖印的照片放在了麥克唐納的辦公桌上。照片看起來很可怕，但仔細看，那張臉確實就是肖像畫裡的那張。
「我把斯通小姐叫過來，讓她看看是否能認出這個人。」
西莉亞·斯通由菲爾茲陪著過來了，但菲爾茲留在門口沒進來。麥克唐納告訴她，她要看到的東西不是太美觀，但他很想聽聽她的意見。她看了一眼照片，用手捂上了嘴。契爾諾夫拿出那件破舊的軍大衣，把它舉了起來。西莉亞絕望地看著麥克唐納，點了點頭。
「是他。他……」
「你看到他跑出你的公寓。嗯，顯然竊賊之間發生了爭吵。我敢肯定，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會發生。」
菲爾茲陪同西莉亞·斯通離開了。
麥克唐納對面露笑容的契爾諾夫說：「警官，我代表英國政府認為，你們幹得很好。我們也許永遠無從知道這個人的姓名，但這已經不重要了。這個可憐人已經死了。你們一定要寫一份成功破案的報告，送交莫斯科民警局的領導。」
契爾諾夫高興地離開使館，鑽進了汽車。一回到彼得羅夫卡大廈，他就把所有案卷從盜竊科轉給了兇殺科。案卷裡沒有第二個盜賊的資料，但這無關緊要。沒有描述，沒有死者的證詞，要找到他好比大海撈針。
契爾諾夫走後，菲爾茲回到了麥克唐納的辦公室。情報站長正在給自己倒咖啡。
「你怎麼看？」他問道。
「我的線人說，那人是被打死的。他在身份不明科有個朋友，這位朋友發現了貼在牆上的畫像，並對上了號。屍檢報告說，老頭的屍體在被發現之前，已經在林子裡躺了大約一個星期。」菲爾茲說。
「那是什麼時候？」
菲爾茲查了一下筆記，那是他在旋轉木馬酒吧談話之後立即記下的。
「7月24日。」
「嗯……這麼說來，大概是在17或18日被殺的，是在他把文件扔進西莉亞·斯通汽車後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飛去倫敦的那天。那些傢伙沒有浪費時間。」
「哪些傢伙？」
「哼，估計是惡棍格里辛指揮的那些暴徒。」
「科馬羅夫的衛隊長？」
「那是其中一種說法，」麥克唐納說，「你看過他的檔案嗎？」
「沒有。」
「應該看一下，找個時間。他是前KGB第二總局的審訊官。非常噁心。」
「那個老頭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把他活活打死？」菲爾茲問道。麥克唐納望向窗外，凝視著河流對岸的克里姆林宮。
「很可能就是竊賊本人。」
「一個流浪漢那樣的老頭，是怎麼拿到文件的？」
「我只能假設，他是有幸受僱的一個底層員工。這是一起極其不幸的事件。我認為，你的那位警察朋友應該能夠拿到豐厚的獎金。」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1987年6月
中情局駐阿根廷首都情報站的一個年輕人，首先發現蘇聯使館的瓦列里·尤里耶維奇·克魯格洛夫身上也許有空子可鑽。美國情報站長於是向蘭利總部諮詢情況。
中情局拉美處已經有了他的資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克魯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城任職時開始的。他們知道，他是蘇聯的拉美問題專家。在之後的二十年間，他在蘇聯外交部的工作中，曾三次赴拉美國家任職。由於他很友好、很外向，檔案裡甚至有他的履歷。
瓦列里·克魯格洛夫出生於1944年，是一位外交官的兒子。父親本人也是拉美專家，在他的影響下，兒子進入了享有盛名的國際關係學院學習西班牙語和英語，那是1961年至1966年的事。此後，他在南美洲有過兩次任職，年輕時在哥倫比亞，十年後在墨西哥，然後才是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蘇聯使館一等秘書。
中情局確信他不是KGB，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檔案裡對他的描述是：一個崇尚自由、可能親西方的蘇聯人，不是通常的那種強硬派。1987年夏天時之所以關注他，是因為他與阿根廷官員的一次交談被上報給了美國人。談話中，克魯格洛夫透露，他即將返回莫斯科，再也不會出國任職，他的生活質量將會有所下降。
由於他是蘇聯人，於是這個消息也傳達到了蘇聯東歐處，哈里·岡特建議讓一個生面孔去接觸他。由於傑森·蒙克會說西班牙語和俄語，他建議派蒙克去。喬丹同意了。
這是一項很簡單的任務。克魯格洛夫只有一個月就要走了。如果引用一句俗語，那就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馬島戰爭結束五年後，阿根廷已經恢復民主。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悠閒的都城，一位美國「商人」在美國使館的一位小姐陪同下，在招待會上與克魯格洛夫見面，這並不是難事。蒙克努力使雙方談得很投機，並提議一起吃飯。
這位蘇聯人是使館的一等秘書，大使和KGB給了他相當多的自由。他覺得與外交官圈子以外的商人一起吃個飯很不錯，於是欣然接受。飯局上，蒙克借用了他從前的法語老師布拉迪夫人的真實故事。他解釋說，他母親曾是蘇聯紅軍的翻譯，攻克柏林後，她邂逅了一個年輕的美國軍官並愛上了他。他們違反規定，悄悄溜到了西方結婚。蒙克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長大，能說英語和俄語，兩種語言都說得很流利。於是他們開始用俄語交談。克魯格洛夫鬆了一口氣。他的西班牙語說得很好，但英語很一般。
兩個星期後，克魯格洛夫真正的問題出現了。他已經四十三歲了，離婚後帶著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與父母擠在一套公寓裡。如果他有兩萬美元，那他就能在莫斯科給自己買一套小公寓。作為一名富有的馬球玩家，蒙克是來阿根廷檢驗一些新的小馬駒的，他願意借給新朋友兩萬美元。
情報站長建議把他們交接現金的過程拍下來，但蒙克不同意。
「敲詐是行不通的。他要嘛自願參與，要嘛就不會參與。」
雖然蒙克是下級，但站長還是同意由他自行做主。蒙克選用的是開明進步的反戰主題。他指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美國很受歡迎。克魯格洛夫當然知道這些，他也感到高興，因為他是戈巴契夫的鐵桿支持派。
蒙克提議說，戈氏真心想拆除戰爭機器，為蘇美兩國人民帶來和平與信任。麻煩的是，雙方都還是有喜好冷戰的頑固分子，即使在蘇聯外交部的高層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試圖破壞和平的進程。如果克魯格洛夫能夠把蘇聯外交部發生的事情告訴新朋友，那會有助於和平的到來。到了這個時候，克魯格洛夫肯定已經知道了對方的身份，但他沒有表現出驚奇。
對於已經喜歡上釣魚的蒙克來說，這就像拖上了一條自願上鉤的鮪魚。克魯格洛夫拿到了美元和通訊包。詳細的人員、計劃和職位等情況，將透過用顯影墨水書寫的普通信件寄給東柏林的一個活信箱。硬體情報（文件）將被拍攝下來，通過莫斯科市內兩個死信箱的其中一個，轉交給中情局莫斯科情報站。
分別時，他們按照俄羅斯的方式相互擁抱。
「別忘記，瓦列里，」蒙克說，「我們……我們好人會勝利的。用不了多久，所有這些荒唐的局面都會結束，我們將從中起到推進作用。什麼時候需要我，發個訊息，我會來的。」
克魯格洛夫飛回了莫斯科，蒙克也回到了蘭利。
「我是鮑里斯。我搞到了！」
「搞到什麼了？」
「照片。你要的照片。案卷轉到了兇殺科，我在一疊最清楚的照片裡面挑了一張。眼睛是閉著的，看起來不是很嚇人。」
「好的，鮑里斯。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信封，裡面裝了五百英鎊。但我要你再去做一件事，完成之後信封裡的錢會更多，會有一千英鎊。」
諾維科夫警官在電話亭裡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甚至算不出來，那個信封裡的英鎊能兌換成多少億盧布。無論如何，肯定會超過一年的工資。
「說吧。」
「我要你去愛國力量聯盟總部，去見見人事部的負責人，讓他看看這個。」
「去哪裡？」
「愛國力量聯盟。」
「他們與照片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只是一個想法。也許人事部長以前見過這個人。」
「他怎麼會見過呢？」
「我不知道，鮑里斯，他也許真的見過呢。這只是一個想法。」
「那我以什麼理由前去呢？」
「你是謀殺案的偵探。你在辦案，在追查線索。那個人也許曾經在總部大樓周圍徘徊，也許他試圖闖入。警衛有沒有看到他潛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這種事情。」
「好吧。但他們是重要人物。如果我搞砸了，那可都要算到你頭上。」
「你怎麼會搞砸呢？你是警察，在盡你的職責。這個亡命之徒曾在基賽爾尼大街科馬羅夫別墅的周圍閒逛。即使他已經死了，你也有責任去提醒他們注意。他也許是黑幫的人，也許一直在踩點呢。你的理由很充分，去吧，一千英鎊在等著你呢。」
葉甫根尼·諾維科夫又嘟噥了幾聲，然後掛電話。這些英國佬，他心想，全都瘋了。畢竟，只不過是一個老頭闖進了他們的一棟公寓。但為了一千英鎊，還是值得去查問的。
蘇聯，莫斯科
1987年10月
阿納托利·格里辛上校因為挫折而心灰意冷，他的輝煌業績似乎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他無所事事了。
對埃姆斯出賣的間諜的審訊工作，早已全部結束，他們已經從渾身顫抖的囚犯嘴裡擠出了最後一滴追憶和情報。總共有十二個人正在勒福托沃監獄下面的地牢裡哭泣著過日子，一旦第一和第二總局的審訊官提出要求，他們會被立即提審，如有反抗或失憶，則會被帶回到格里辛的特殊審訊室裡去。
有兩個人沒被執行死刑，只是被判在勞改營裡做長期苦役，格里辛再三懇求也沒用。這是因為他們為中情局效勞時間不長，或者他們職位太低，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其餘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個被帶到監獄後面的礫石院子裡，被迫跪下來，等待後腦勺挨上一顆子彈。作為高級官員，每次行刑格里辛都出席了。
在格里辛的堅持下，只有一個人還活著，他是這些人當中年紀最大的。德米特里·波爾雅科夫將軍在被出賣之前，已經為美國工作了二十年。事實上，在1980年最後回到莫斯科後，他已經退休了。
他從來沒有拿過錢。他之所以為美國人工作，是因為他厭惡蘇聯的政權及其所作所為。他就是這樣告訴審訊官的。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講述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二十年以來所做的事情。他是所有人當中最有骨氣和勇氣的，從不懇求寬恕。由於已經上了年紀，他說出來的事情現在已經沒有價值了。他對當前的行動一無所知，也說不出什麼名字，只是幾個中情局的管理員，他們也都已經退休了。
審訊完畢後，格里辛恨透了這個老將軍，故意讓他活著，以作特殊處置。現在，這個退休老人每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哭泣，渾身上下沾滿了自己的糞便。格里辛還不時去那裡探望，以確認他還在喘氣。直到1988年3月15日，在博亞羅夫將軍的堅持下，他才最終被結果了。
「問題在於，親愛的阿納托利，」3月份時，博亞羅夫將軍對格里辛說，「現在已經沒事可做了。『捕鼠委員會』必須解散。」
「還有一個人，就是第一總局提到的那個人。他在管理這裡的幾個叛徒，但還沒有被抓起來。」
「哦，那個人是找不到的，只是一直被提起，但叛徒當中沒有人聽說過他。」
「如果我們抓到了他管理的人呢？」格里辛問道。
「那我們就去抓他們，我們要讓他們付出代價。」博亞羅夫說，「如果是那樣的話，如果第一總局在華盛頓的人能把他們交給我們，你就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員，重新開始。你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們的小組，可以起名叫『修道士委員會』。」
格里辛沒有理解這話的意思，但博亞羅夫是理解的，他哈哈大笑起來。俄語的修道士（Monakh）就是英語的蒙克（Monk）。
如果巴維爾·沃爾斯基認為自己不會再次聽到停屍所那位法醫的聲音，那麼他錯了。8月7日，也就是他的同事諾維科夫與英國情報局官員秘密交談的那個上午，他的電話鈴響了。
「我是庫茲明。」一個聲音說道，沃爾斯基很迷惑。
「庫茲明教授，第二醫學院的。前幾天我們還通過電話，是關於身份不明者的屍檢。」
「哦，是的，教授，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
「我想應該是倒過來。我也許有事要讓你去做。」
「那就謝謝你了，什麼事？」
「上個星期，在利特卡里諾附近的莫斯科河裡撈上來一具屍體。」
「那應該是他們那邊的事情，不是我們的吧？」
「沒錯，沃爾斯基，但那邊某個聰明的傢伙認為，該屍體泡在水裡約有兩週時間。實際上他說對了，其間，屍體可能是從莫斯科市內被沖到下游來的。因此那些傢伙把屍體運了過來。我剛剛做完屍檢。」
沃爾斯基思考了一下。高溫下，在水裡泡了兩週，教授還真有能耐忍受那種惡臭。
「謀殺的嗎？」他問道。
「不是，只穿了短褲。幾乎可以肯定是因為天氣炎熱而去游泳，遇到麻煩淹死的。」
「但那是意外事故，是民政部門管的。我這裡是刑偵處兇殺科。」沃爾斯基提出異議。
「你聽著，年輕人，聽我說。一般情況下，是無法辨認身份的。但利特卡里諾的那些蠢傢伙沒能發現線索。死者的手指腫脹得很厲害，所以他們沒能發現。有一枚結婚戒指嵌在肉裡面，是實心的金戒指。我把它取了下來，為此不得不把手指切下來。戒指上面刻著幾個字：『N.I. 阿科波夫，麗嘉贈』。怎麼樣，是不是很好的線索？」
「是很好，教授，但如果這不是謀殺……」
「聽我說，你們與失蹤人員部門有聯繫嗎？」
「當然有。他們每週送來一大疊照片供我們對照。」
「嗯，一個戴著結婚大戒指的人，也許是有家庭的。如果他已經失蹤了三個星期，他的家屬很可能已經報告了。我在想，或許你可以利用我的偵查天賦，與失蹤人員部門的朋友一起去破一些案子。我不認識失蹤人員部門的人，所以才給你打電話。」
沃爾斯基面露喜色。他總是請失蹤人員部門的朋友幫忙，現在，他也許可以幫助他們查清一個案子，還能獲得獎勵。他記下細節情況，謝過教授後，掛上了電話。
十分鐘後，失蹤人員部門經常與他聯繫的那個人打來電話。
「你們那裡有沒有一個失蹤人員，叫N. I. 阿科波夫？」沃爾斯基問道。他的聯絡人查了一下記錄，來回話了。
「有的，怎麼啦？」
「告訴我詳細情況。」
「7月17日報告失蹤。自頭天晚上工作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從此失蹤了。報失人，阿科波夫夫人，是家屬……」
「麗嘉·阿科波夫夫人？」
「你是怎麼知道的？她已經來打聽過四次最新消息了。他在哪裡？」
「在第二醫學院停屍室的石板上，游泳時淹死的。上星期在利特卡里諾的河邊被打撈了上來。」
「好的，老太太該高興了——我的意思是，失蹤的問題解決了。你知道他是什麼人……或者，曾經是什麼人？」
「不清楚。」沃爾斯基說。
「他是伊戈爾·科馬羅夫的機要秘書。」
「那個政客？」
「應該是我們的下一任總統。謝謝你，巴維爾，我欠你一份人情。」
那是當然的，沃爾斯基心裡這麼想著，開始繼續工作。
阿曼
1987年11月
11月份，中情局副局長凱里·喬丹被迫離職，並不是因為間諜失蹤的問題，而是因為「伊朗門」事件。幾年前，中情局秘密地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資助尼加拉瓜的反對派。命令來自雷根總統和已故的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凱里·喬丹執行了總統和局長的命令。現在，那兩個人一個得了健忘症，另一個死了。
韋伯斯特局長任命理察·斯托爾茨為新的行動副局長，斯托爾茨已經從中情局退休六年，與「伊朗門」事件沒有關係，對兩年前蘇聯東歐處遭受的慘敗也不知情。他還在熟悉情況的時候，官僚們已經開始大規模接管工作。他們把三份檔案從離任的副局長保險箱裡取出來，與三○一檔案的剩餘部分合併了起來。這三份檔案是代號為「來山得」「獵戶座」和新招募的「德爾斐」【11】的詳細資料。
傑森·蒙克對這事一無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為尋找新的釣魚好去處，他翻看了許多海釣雜誌，得知11月和12月份，有大批的黃鰭鮪魚成群結隊游過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海岸。
美國駐阿曼使館位於馬斯喀特老城中心的蘇丹宮殿附近。他禮貌性地去拜訪了一下，使館的中情局情報站只有一名情報官。他們一起友好地喝了一杯，此後，他根本想不到還會再次見到這位同事。
度假的第三天，他覺得已經在海上曬夠了太陽，於是想留在岸上，去市場購物。他正與國務院的一位金髮美女約會，於是搭計程車去了米納卡布斯港的露天市場，看看在眾多的薰香、香料、布匹、銀器和古董貨攤中，他能為女朋友買點什麼禮物。
他選中一把漂亮的長嘴銀製咖啡壺，是從前高山上的工匠鑄造的。古董商店的老闆把咖啡壺包起來，放進一個塑膠購物袋裡。
在迷宮般的巷子和院子裡完全迷路後，蒙克最後沒能回到海邊，而是到了一些小街巷裡。當他從一條與他肩膀差不多寬的小巷裡走出來時，他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小院子，一頭有一個很窄的入口，另一頭是一個出口。一個男子正在穿過這個院子，看起來像個歐洲人。
他的身後則有兩個阿拉伯人。進入院子後，他們都從腰裡抽出彎刀。他們持刀從蒙克身邊跑過，撲向他們的目標。
蒙克不假思索地行動起來。他把購物袋用力扔過去，重重地砸在一個襲擊者的側臉。那人被幾磅重的金屬砸中後，倒在了地上。
另一個持刀人停頓了一下，現在他是腹背受敵，他轉向蒙克。蒙克看到高舉在空中的尖刀的閃光，他從那人的手臂下鑽過去，扭住他的手臂，捏緊拳頭透過對方沾滿塵土的衣袍，砸中了上腹部的太陽神經叢。
那個人很堅強。他哼了一聲，手裡仍然拿著刀子，但隨即拔腿跑了。他的同夥從地上爬起來，也跟著跑了，地上留下了一把尖刀。
歐洲人已經轉過身來，一言未發地投入了行動。顯然他知道，假如沒有十碼之外那個金髮男子相救，他早就沒命了。蒙克看到的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年輕人，有著橄欖色皮膚和深色眼睛，穿著白襯衫和深色西裝，但不是當地的阿拉伯人。他剛要開口說話，那陌生人只是點點頭表示感謝，然後悄悄地走了。
蒙克彎腰撿起匕首。它不是阿曼的刀具，而且在阿曼還沒聽說過行兇搶劫這種事情。那是葉門的尖刀，刀柄很直、很簡單。蒙克認為，他知道攻擊者是哪裡來的。他們是葉門境內的奧達利或奧拉基部落人。他心裡納悶，他們大老遠跑到阿曼海岸來幹什麼？為什麼他們對那個年輕的西方人懷有如此深仇大恨？
他憑著直覺返回使館，找到了中情局的情報官。
「你這裡有沒有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的相冊？」他問道。
自從1986年1月遭遇葉門內戰的慘敗之後，蘇聯人已經全部撤出了葉門，使得親蘇的葉門政府忍辱負重，吃盡苦頭，不得不低頭向西方申請貿易貸款和現金，以維持經濟運轉。從那時起，蘇聯人在葉門就有生命危險了。天知道，在由愛轉恨之後，會變得……
1987年年底，蘇聯在明顯反共的阿曼開設了一個陣容強大的使館，並極力去討好親英的阿曼蘇丹。
「我沒有，」他的同事說，「但我肯定英國人那裡有。」
美國使館迷宮般潮濕且彎彎曲曲的狹窄走廊，到精緻漂亮的英國使館，只有幾步之遙。他們穿過帶有巨幅雕刻圖案的木門，朝門衛點點頭，穿過院子朝裡面走去。這裡全部的建築都曾屬於一個富商的莊園，富有歷史韻味。
院裡的一道牆上，有古羅馬軍團留下的一塊牌匾，當年他們進入沙漠後再也沒有回來過。院子的中間有一根英國國旗的旗杆，很久以前，一個奴隸只要能夠爬上旗杆，就能獲得自由。他們左轉，走向使館大樓，英國秘密情報局的一位高級情報官在等候他們。他們互相握了手。
「有什麼問題嗎，老朋友？」英國人問道。
「問題是，」蒙克回答說，「我剛才在露天市場見到了一個人，我認為有可能是蘇聯人。」
這其中有一個小細節：露天市場的那個人穿著白襯衫和西裝，但他敞著襯衫的領口，還把領子翻到了西裝的外面。這是蘇聯人的穿法，西方人可不會這麼穿。
「好吧，我們去看看相冊。」英國人說。
他帶領他們穿過華麗的防盜安全鐵門，到了下面由柱子支撐的涼爽的大廳，隨後踏上樓梯，英國秘情局情報站在頂層。秘情局情報官從保險箱裡取出一本影集，他們開始翻閱。
新抵達的蘇聯外交人員照片都在裡面，是在機場、街上或露天咖啡館拍攝到的。深色眼睛的年輕人在最後一張照片裡，是在他抵達阿曼，穿過機場的集散大廳時被抓拍到的。
「這方面，當地人對我們很有幫助，」秘情局情報官說，「蘇聯人必須事先向這裡的外交部申報，以獲得認可。我們得到了詳細資料，然後在他們到來時，我們也能得到通知，所以可以備妥長鏡頭的照相機。是他嗎？」
「是的。有詳細資料嗎？」
秘情局情報官翻找著一大疊卡片。
「有了。如果沒搞錯的話，他應該是三等秘書，年齡二十八歲，名字是烏馬爾·古納耶夫。聽起來像是韃靼人。」
「不，」蒙克若有所思地說，「他是車臣人，是穆斯林。」
「你認為他是KGB？」英國人問道。
「嗯，是的，他是密探。」
「好，謝謝。要我們為他做點什麼嗎？向當地政府投訴？」
「不，」蒙克說，「我們都要混口飯吃。最好知道他是什麼人。如果把他趕走，KGB只會派人來接替。」
當他們漫步回來時，中情局同事問蒙克：「這你是怎麼知道的？」
「只是直覺。」
不單單是直覺。一年前，古納耶夫曾在亞丁的弗朗特爾酒店裡喝橙汁。這一天，蒙克並不是唯一認出他的人。葉門的兩個部落人也發現了他，要為他們國家所遭受的屈辱報仇雪恨。
馬克·傑斐遜乘坐8月8日下午的航班，抵達莫斯科郊外的謝列梅捷沃機場，受到了《每日電訊報》記者站站長的迎接。
這位明星時事政治評論家是中年人，身材瘦小，伶俐精幹，有著一頭稀疏的薑黃色頭髮和一臉同樣顏色的短須。據說，他的脾氣與他的身材和鬍子一樣，又急又躁。
為抓緊時間，他謝絕了與站長及其夫人一起去吃晚餐的邀請，而是要求直接把他送到位於馬涅什廣場的民族大酒店去。
到了酒店，他告訴同事，他要單獨採訪科馬羅夫。如有必要，會通過酒店的服務，租用一輛帶司機的轎車。好意遭謝絕後，記者站站長駕車離去了。
傑斐遜去登記入住，高個子的瑞典人酒店經理彬彬有禮，親自為他辦理手續。他的護照留在了酒店前台的服務員那裡，因為要影印有關情況供旅遊部存檔。在離開倫敦之前，傑斐遜已經命令他的秘書通知該酒店，以便讓對方知道他是什麼人、他有何等重要。
一進入房間，他就撥打了鮑里斯·庫茲涅佐夫在傳真裡留給他的電話號碼。
「歡迎來莫斯科，傑斐遜先生。」庫茲涅佐夫用完美的、略帶美國口音的英語說，「科馬羅夫先生正等待著與您的會面。」
這當然不是真的，但傑斐遜還是相信了。會面時間定在第二天晚上七點鐘，因為俄羅斯政治家科馬羅夫整個白天都不在市內。他們將派司機來接他。
馬克·傑斐遜滿意了。他獨自在酒店裡吃了飯，然後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吃過培根和雞蛋的早餐後，馬克·傑斐遜想去散步，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這項活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剝奪。
「散步？」瑞典人總經理困惑地皺起了眉頭，「您想去哪裡散步？」
「隨便哪裡都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活動一下身體。或許去對面的克里姆林宮附近看看。」
「我們可以為您提供酒店的豪華轎車，」經理說，「這樣更舒服，也更安全。」
傑斐遜不願意坐車，他要的是散步。但經理至少說服了他把手錶和所有外匯現金留下，只帶上了一疊百萬票面的盧布以便應付乞丐。這些鈔票對流浪漢來說足夠了，也不會引起別人攔路搶劫——運氣還算好的話。
這位英國記者雖然在時政評論部門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記者生涯一直是以倫敦為基地做的時政報導，從來沒有作為駐外記者報導過世界的焦點新聞。兩個小時後，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興。
他以前到過莫斯科兩次。第一次是在共產黨當政時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葉爾欽剛剛執政的時候。那兩次，他的活動範圍都局限在乘坐計程車離開機場，在豪華酒店和在英國外交官的圈子裡。他一直認為莫斯科是一個單調且骯髒的城市，沒想到會有今天上午的經歷。
他的外表特徵很明顯，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因此，即使是沿著河邊的碼頭散步，或是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基花園閒逛，他總會遭到一些社會棄兒的糾纏，他們似乎到處睡覺。有兩次，他認為身後有一伙年輕歹徒在尾隨。他看到的轎車似乎都是軍車、警車或權貴的豪車。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馬羅夫先生提幾個尖銳的問題。
午餐前喝酒時，他決定留在酒店裡不出去，等待庫茲涅佐夫先生打電話給他。他發現酒吧裡只有他和一個厭世的加拿大商人，沒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裡的陌生人，他們二人開始聊天。
「你來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問道。
「昨天晚上才來。」傑斐遜回答。
「要住很久嗎？」
「明天就回倫敦。」
「嗨，你倒是幸運。我來這裡已經三個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訴你，這地方有點怪異。」
「生意沒做成？」
「哦，不，契約倒是簽了一些。我有辦事處，也有客戶。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傑斐遜的桌子邊，開始解釋。
「我帶著木材生意的介紹資料來到這裡，在一座新的辦公大樓裡租了個辦公室。兩天後，有人來敲門了。外面站著一個人，西裝革履，穿戴乾淨時髦。『早安，懷亞特先生，』他說，『我是你新的生意伙伴。』」
「你認識他？」傑斐遜問道。
「根本不認識。他是當地黑手黨的代表，想與我達成交易。他們要從我的每一筆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為交換，他們替我購買或偽造業務所需的許可證、配額、特許權或者其他書面文件。他們一個電話就能搞定官方，確保及時交貨，而且沒有勞務糾紛，條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滾開。」傑斐遜說。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這叫作『保護傘』，可以提供保護。沒有這個保護，就別想很快辦成事情。主要是因為，如果你拒絕了他們，你就站不住腳根。他們會搗亂的。」
傑斐遜難以置信地凝視著他。
「天啊，我只聽說過這裡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這種情況。」
「我告訴你，這種事情是超乎你的想像的。」
共產黨倒台後，西方觀察家感到驚奇的一個現象，就是俄羅斯黑社會（說得好聽點是俄羅斯黑手黨）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羅斯人，也開始使用「黑手黨」這個名詞了。一些外國人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實體，是在共產黨統治結束後才出現的，其實不然。
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大量的黑社會活動。與西西里的黑手黨不同，它不是一個統一的統治集團，從來沒在海外活動過。但它確實存在，而且勢力範圍分布廣泛，各地都有兄弟會，黑幫首領和成員極為效忠組織，願為其賣命，並以相應的文身來證明這一點。
史達林曾試圖摧毀黑社會，把成千上萬的黑社會成員送進了勞改營。其唯一結果是，在勞改營衛兵的默許下，犯人最終控制了勞改營，他們寧願在裡面過著平靜的生活，也不想讓他們的家人受到牽連或懲罰。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黑手黨的老闆，實際上是在勞改營的棚屋裡操縱他們在外面的企業的。
冷戰中頗具諷刺意味的一件事例是，如果沒有黑社會的存在，共產黨的垮台時間很可能還會提早十年。最後，即使黨的領導人也不得不與黑手黨達成秘密協定。
原因很簡單：黑手黨是蘇聯境內唯一辦事效率高的團體。一家工廠的廠長也許會發現，由於某個閥門的損壞，導致他的主機器停工，如果他通過官僚主義的層層渠道，那麼他要等待半年到一年才能拿到新閥門，而在此期間，他的整個工廠將會停工。
或者，廠長可以通過親戚聯繫黑手黨幫忙。這樣，閥門在一星期內就可以到貨。隨後，他廠裡的一批鋼板會出現在另一家急需鋼板的工廠，而這位廠長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兩位廠長都會偽造自己的紀錄，表明他們已經完成了「正常供銷」。
僵化的官僚主義，加上原材料的嚴重不足，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會導致所有的齒輪和車輪停止轉動，這時候，黑市是唯一的潤滑劑。蘇聯靠這個潤滑劑來維持生命，在最後的十年裡，其經濟完全依賴黑市。
黑手黨完全控制著黑市。1991年之後，黑市從地下走向繁榮、走向擴展。其擴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從以往的非法營生，如酒類、毒品、保鏢、賣淫，發展到了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手黨以極快的速度實質性地、無情地接管了經濟。有三個因素促成了這種結果。首先，在遭受任何挫折時，俄羅斯黑手黨有能力立即實施大規模暴力活動，其暴力程度，就連美國黑手黨也會被嚇倒。任何人，不管是俄羅斯人還是外國人，要是膽敢拒絕黑手黨滲入其企業，將會得到一次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縱火，然後是被處死。他們甚至對大銀行的行長也採用這樣的手段。
第二個因素是警察的無能。共產黨倒台後，由於資金和人力不足，警方對大量出現的犯罪和暴力活動沒有警覺，也沒有經驗，不知道如何去對付。第三個因素是到處存在的腐敗傳統。1991年到1995年間，大規模的通貨膨脹不斷持續，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美元與盧布的匯率是二比一，就價值和購買力來說，這種人為規定的匯率荒唐滑稽，但在蘇聯國內得到了強制實行。這個國家缺少的不是錢，而是商品，問題是有錢買不到商品。通貨膨脹耗盡了人們的儲蓄，掙固定工資的職員變成了貧民。
當街上的警察一週的工資還買不起一雙襪子時，就很難要求他們在查處偽造駕照時不接受鈔票了。
但這只是小的方面。俄羅斯黑手黨還滲透到了高級公務員群體中，幾乎把整個官僚體系都招募為他們的同盟。在俄羅斯，官僚主義到處存在。因此，許可證、執照、地皮轉讓和特許經營權等等，全都可以很快地從頒證機關的公務員那裡買到，從而為黑手黨創造了驚人的利潤。
俄羅斯黑手黨的另一個能力也給人們留給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很快從傳統的非法營生（依然牢牢地抓住不放）轉向了合法生意。美國黑手黨人花整整一代的時間才意識到，用非法經營產生的利潤去搞合法經營，不但能增加利潤，還能洗黑錢。這方面，俄羅斯黑手黨只花了五年時間。到1995年，他們已經擁有並控制了國家經濟的百分之四十，並且已經走向了國際市場，他們的三大專業領域是武器、毒品和侵吞，並以迅捷的暴力行動作為後盾，目標是整個西歐和北美。
麻煩的是，1998年時，他們把生意做過了頭。貪得無厭破壞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環境。1996年，價值五百億美元的俄羅斯財產被偷盜並非法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黃金、鑽石、貴金屬、石油、天然氣和木材。這些物資是用幾乎不值錢的盧布從政府機構的官僚那裡低價買來的，到國外後以美元出售。其中一些美元重新兌換成巨額盧布，帶回國內開展更多的賄賂和犯罪活動，其餘的美元則被藏在了國外。
「麻煩在於，」懷亞特先生喝乾了啤酒，沮喪地說，「這種出血活動已經搞得過火了。腐敗的政治家、更加腐敗的官僚主義者和黑幫人物，已經把他們賴以致富的金鵝殺掉了，不會再有金蛋了。你讀過《第三帝國的興起》嗎？」
「讀過，很久之前。怎麼啦？」
「還記得有關威瑪共和最後日子的描述嗎？失業者排起長隊，街道上到處都有人犯罪，人們耗盡了終身積蓄，還有流動廚房，以及在國家即將破產的時候，侏儒們在議會大廈裡的激烈爭辯和大吼大叫。嗯，你現在看到的正是那種景象。歷史重演了。哦，我要走了，與別人約好了在樓下碰面，一起去吃午餐。很高興與你聊天，先生，您貴姓……」
「傑斐遜。」
這個姓氏並沒有使他想起什麼。顯然，懷亞特先生不看倫敦的《每日電訊報》。
有意思，在加拿大人離開後，這位倫敦記者這麼想著。他從報社資料室的剪報裡所了解到的情況表明，今晚要與他見面的那個人或許能夠拯救這個國家。
晚上六點半，傑斐遜正在門口等候，一輛黑色加長型海鷗轎車來到他面前。他總是很守時，並期望別人也是如此。他身穿深灰色寬鬆褲、鮮亮的西裝和乾淨的棉布襯衫，還繫了一條加里克俱樂部的領帶。他看起來精幹、整潔、講究，百分之百英國人派頭。
海鷗轎車穿行在傍晚的車流中，朝北駛向基賽爾尼大街，在花園環路口前轉彎，進入一條小街。在接近綠色大鐵門時，司機從夾克口袋裡掏出通訊器，啟動了上面的一個警示按鈕。
牆上的攝影機攝錄了正在駛近的海鷗汽車，門衛通過監控器檢查了汽車及其牌照。車牌號碼與他所期待的汽車相符合，然後大門滾動著打開了。
汽車進去後，大門又關上了，門衛走到司機的車窗前。他檢驗了身份證，朝後面瞟了一眼，隨後點點頭，把道釘放了下去。
接到門衛的報告後，庫茲涅佐夫先生已經在別墅入口處迎候客人了。他把英國記者領到二樓一間設施齊備的接待室，這房間的一邊與科馬羅夫的辦公室相鄰，另一邊是已故的尼·伊·阿科波夫的辦公室。
伊戈爾·科馬羅夫不允許別人當著他的面抽菸或喝酒，這個傑斐遜是不知道的。他從未聽說過，因為根本沒人提起過。不喝酒的俄羅斯人很少見，這畢竟是一個以喝酒來展示男性雄風的國度。傑斐遜看過科馬羅夫的許多錄影，他以人民領袖的姿態出現在錄影裡，手裡拿著酒杯，以俄羅斯人的方式頻頻舉杯祝酒，看不出是不喝酒的。他有所不知，科馬羅夫的酒杯裡面裝的都是礦泉水。那天晚上，只有咖啡可供選擇，傑斐遜婉言謝絕了。
過了一會，科馬羅夫進來了。他儀表堂堂，五十歲左右，頭髮灰白，身高六英尺不到一點，一雙淡褐色的眼睛被他的支持者描述為具有「催眠功能」。
庫茲涅佐夫馬上站了起來，傑斐遜也跟著站起來，但動作稍慢了一些。這位公關顧問為他們做了介紹，雙方握了手。科馬羅夫自己先坐下來，那是一把皮椅子，比其他兩人坐的椅子高一點。
傑斐遜從衣服的內側胸袋裡掏出微型錄音機，詢問對方是否介意。科馬羅夫的腦袋朝旁邊傾斜了一下，表示對大多數西方記者不會使用速記表示理解。庫茲涅佐夫朝傑斐遜鼓勵地點點頭，示意可以開始了。
「科馬羅夫先生，當前的新聞是國家杜馬的最新決定，即把臨時總統的任期延長三個月，但把明年的總統大選提前到了1月份。您對此是怎麼看的？」
庫茲涅佐夫很快進行了翻譯，並傾聽科馬羅夫用響亮的俄語做出回答。科馬羅夫說完後，翻譯轉向傑斐遜。
「顯然，我和愛國力量聯盟對這個決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為民主人士，我們還是接受了。你應該也知道，傑斐遜先生，我深深熱愛的這個國家，目前的狀況不是太好。無能的政府長期放任經濟揮霍、腐敗和犯罪。我們的人民深受其害。這種狀況持續時間越長，就會越糟糕。因此，推遲總統大選非常令人遺憾。我深信，我們能夠在今年10月份贏得大選，但即使是明年1月，我們也照樣能夠獲勝。」
馬克·傑斐遜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記者，經歷過多次採訪，他明白這種回答太做作了、排練得過分了，好像一位政治家多次被問及同一個問題，能夠現成地把答案背出來似的。在英美國家，政治家已經習慣於與媒體人士相處，他們會相當放鬆，叫得出許多記者的名字。傑斐遜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能夠描繪出豐滿的人物形象，既有受訪者的原話，又有他自己的印象，從而寫出一篇真正的新聞報導，而不是那種冗長枯燥的陳詞濫調。但眼前這個人就像是一台自動運作的機器。
多年的記者經驗告訴他，相比英美的政治家，東歐的政治家一般更尊重新聞媒體，但這個人卻不同。這個俄羅斯人很拘謹、很正式，就像裁縫師傅用的假人一樣。
問到第三個問題時，傑斐遜明白了：科馬羅夫顯然討厭媒體和整個採訪的程序。這個倫敦人試圖採用更為輕鬆的方法，但俄羅斯人沒有表示出一丁點的幽默。政治家表現得非常嚴肅並不奇怪，但這個人極為自大，回答仍然像跟著自動提示機在朗讀一樣。
他迷惑地看了一眼庫茲涅佐夫。這位年輕的翻譯顯然在美國接受過教育，是雙語人才和外向型人才，久經世故，但他對待伊戈爾·科馬羅夫就像狗一般忠心。他又嘗試了一下。
「您知道，先生，在俄羅斯，總統擁有很大的權力，比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權力要大得多。如果您當選為總統，那麼在開始的六個月裡，人們能看到哪些變化？換句話說，您首先會做哪些事情？」
回答依然像政治宣傳冊子上的文字一樣程式化。習慣性地提到了打擊有組織犯罪活動、改變官僚主義體制、恢復農業生產和改革貨幣。當進一步問及如何去實現這些目標時，回答依然是毫無新意的老一套。換作是西方的政治家，這樣的回答肯定過不了關，但顯然庫茲涅佐夫期待傑斐遜能夠完全滿意。
回想起之前報社編輯對他的情況介紹，傑斐遜問科馬羅夫，他打算如何重振俄羅斯民族的雄風。這時候，他看到對方第一次有了反應。
傑斐遜的話裡似乎有什麼觸動了科馬羅夫的某根神經，他好像受到了電擊一般。這位俄羅斯人坐在那裡，淡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他。傑斐遜被他盯得受不了，於是把目光轉向了錄音機。他和庫茲涅佐夫都沒有注意到，愛國力量聯盟主席已經臉色慘白，兩側的臉頰上分別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紅點。科馬羅夫突然站起來，一言不發地離開房間，進入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了房門。傑斐遜迷惑地朝庫茲涅佐夫揚起了眉毛。顯然，這個年輕人也感到茫然，但他很快就恢復了禮貌。
「我肯定，總統不會離開太久的。顯然，他是突然想起某件急事，必須立即處理。完了之後，他會馬上回來的。」
傑斐遜伸手關掉錄音機。過了一會，在打了一通簡短的電話後，科馬羅夫回來了，他坐下來後字斟句酌地回答提問。他開始說話時，傑斐遜重新打開了錄音機。
一個小時後，科馬羅夫示意採訪結束。他起身朝傑斐遜僵硬地點了點頭，走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到門口時，他招手讓庫茲涅佐夫跟過去。
過了一會，公關顧問回來了，臉色頗為尷尬。
「恐怕我們的交通工具有點問題，」在陪同傑斐遜走下樓梯進入大廳時，他這麼說，「您來時乘坐的那輛轎車臨時有急用，其他汽車都是正在加班的員工私家車。您坐計程車返回民族大酒店可以嗎？」
「嗯，我想應該可以吧。」傑斐遜說，現在他後悔沒讓酒店派車送自己過來了，要是那樣，他可以讓汽車等他，「也許你可以打電話幫我叫一輛車？」
「恐怕現在他們不接受電話訂車了。」庫茲涅佐夫說，「但我可以告訴您到哪裡去叫計程車。」
他把這位迷惑不解的時政評論員從主門領到鐵門邊。鐵門緩緩打開後，他們來到外面的小街上，庫茲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碼遠的基賽爾尼大街。
「到了大街上，您馬上就可以攔到一輛計程車，這個時候馬路上很空，十五分鐘之內您就能回到酒店了。希望您能諒解。見到您很高興，真的很高興，先生。」
說完後他就走了。馬克·傑斐遜極為沮喪，他沿著狹窄的小巷走向大街，邊走邊擺弄著錄音機。最後，在走到基賽爾尼大街時，他把錄音機放回西裝的內側胸袋。他抬頭前後張望，尋找著計程車。可以料想，馬路上沒有計程車。他煩躁地皺起眉頭，轉向左邊，朝著莫斯科市中心走去。他不時地扭過頭去，看看後面有沒有計程車。
兩個穿黑色皮夾克的人看到他從小街出來，朝他們走來，於是他們打開車門下了車。當英國人距離他們只有十碼遠時，他們不約而同把手伸進夾克裡面，掏出上了消音器的自動手槍。他們沒有說話，只是分別扣動扳機。兩顆子彈都擊中了記者的胸部。
子彈的衝擊力使傑斐遜停住了腳步。他雙腿一軟，坐了下來，軀體開始傾倒，但兩個殺手已經插到了他的兩邊。其中一人扶住他，另一人把手伸進他的西裝裡面，很快從一邊的胸袋裡掏出錄音機，從另一邊掏出了錢包。
他們的汽車駛過來，開到旁邊，他們跳上了車。汽車轟鳴著開走後，一個路過的婦女看到了地上的身體，以為是一個醉漢，但在看到流淌的鮮血時，她尖聲叫了起來。沒有人記下汽車的車牌號。記下也沒有用，車牌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