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聖詹姆士大街北行的單行線中段，有一座不起眼的玄武岩建築，房門是藍色的，外面擺放著一些綠色盆景植物。建築沒有名字，知道的人能夠很快找到此地，未收到過邀請的普通人則對這裡一無所知，只會徑直從門前走過。布魯克斯俱樂部只招待會員。
不過，這裡距英國政府白廳不遠，是公務員最喜愛的消磨時光的酒館。7月22日中午，傑佛瑞·馬奇班克斯就是在這裡與《每日電訊報》的編輯碰面的。
布賴恩·沃辛今年四十八歲，已經當了二十多年的記者。兩年前，加拿大業主康拉德·布萊克透過獵頭公司把他從《泰晤士報》挖過來，填補了《每日電訊報》編輯職位的空缺。沃辛曾當過駐外記者和戰地記者。年輕時，他報導過馬島戰爭，那是他第一次報導戰地新聞，之後，他還報導過1990年至1991年間的海灣戰爭。
馬奇班克斯預訂的桌子在酒館角落，桌子很小，遠離其他客人，他們的談話不會被人聽到。不是所有人都想偷聽別人的談話，在布魯克斯，沒有人特地去偷聽，可是，舊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在斯帕納爾時我好像提起過，我是在外交部工作的。」馬奇班克斯說。二人之間的餐桌上，放著一盆蝦。
「我記得你是這麼說過。」沃辛說。當初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該接受這個午餐邀請。他每天的工作總是從上午十點鐘到日落以後，現在花上兩個小時到外面吃午餐，再加上從金絲雀碼頭到倫敦西區的往返路程，總共需要三小時，這樣做不知道值不值得。
「嗯，實際上，我是在河邊國王查爾斯大街對面的另一棟樓裡辦公。」馬奇班克斯說。
「哦。」編輯說。他聽說過沃克斯霍爾大廈的許多傳聞，但從沒去過那裡。也許這頓午餐最終還是會有所收穫。
「我對俄羅斯特別關心。」
「可以理解。」沃辛說。他拿起一小片黑麵包，與最後一隻小蝦一起吃了下去。他個子高大，胃口很好，「我認為，那裡的情況會變得很糟糕。」
「看起來是這樣。切爾卡索夫去世後，接下來似乎要舉行下一屆的總統選舉。」
一位年輕的女服務員端來羊排和蔬菜，還上了一瓶家釀紅葡萄酒，兩個男人都不說話了。馬奇班克斯開始倒酒。
「這是預料中的事情。」沃辛說。
「我們的觀點也是如此。這些年來，共產黨的復興計劃以失敗告終，改革派內部也是亂七八糟的。看來，好像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伊戈爾·科馬羅夫贏得總統選舉了。」
「這樣不好嗎？」編輯問道，「我最近看到的是，他的談話似乎有了一些實際意義。使貨幣回歸理性，結束混亂現象，打擊黑手黨。諸如此類。」
沃辛自認為是一個很爽快的人，講話直接，措辭有點不連貫。
「是啊，聽起來很動人，但他依然是個謎。他的真正意圖是什麼？他會如何去貫徹他的意圖？他說他不喜歡國外信貸，但是沒有國外的貸款，他要如何過日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想用毫無價值的盧布來償還俄羅斯的外債？」
「他不敢的。」沃辛說。他知道《每日電訊報》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駐記者，但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寫關於科馬羅夫的報導了。
「他現在還不敢嗎？」馬奇班克斯反問，「我們不知道。他的一些發言相當極端，但在私下的對話中，他又使客人相信，他其實也沒有那麼可怕。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可以要求我們駐莫斯科的記者找機會安排一次採訪。」
「恐怕對方不會同意的。」間諜頭子提醒說，「我相信，幾乎每一個駐莫斯科的記者都隔三差五想去採訪他，但他很少接受，而且，他討厭外國新聞媒體。」
「嗯，這裡還有糖漿餡餅呢，」沃辛說，「我想來一塊。」
人到中年的英國人，大都喜歡小時候吃過的食物。女服務員為他們兩人各上了一份。
「那麼，如何去接近他呢？」沃辛問道。
「他有一位公關顧問，名叫鮑里斯·庫茲涅佐夫，科馬羅夫似乎很樂意聽從他的建議。那人很聰明，在美國名牌大學接受過教育。要打開鎖，就需要他這把鑰匙。我們知道他每天會閱讀西方報刊，尤其喜歡你們的傑斐遜撰寫的文章。」
馬克·傑斐遜是報社的工作人員，他撰寫的評論文章經常刊登在《每日電訊報》的重要版面上。他的專長是國內外時政，能言善辯，筆鋒銳利，是一位保守主義人士。沃辛咀嚼著糖漿餡餅。
「這倒是個辦法。」他最後說。
「你想，」馬奇班克斯來了精神，談起了自己的想法，「駐莫斯科的記者多如牛毛，但如果有一位明星級的時政評論員來吹捧一下未來的領袖，這樣的事情應該很有吸引力。」
沃辛考慮了一會。
「也許我們應該把三位候選人都吹捧一下，以保持平衡。」
「好主意，」馬奇班克斯說，心裡則另有想法，「不過，只有科馬羅夫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迷惑了民眾，另外兩人其實無足輕重。我們去樓上喝咖啡好嗎？」
「好啊，這主意不錯。」沃辛表示同意。他們上樓後，在業餘藝術家的一幅畫像下就坐。「我看你對我們的新聞人物很關心呢。你想從他那裡得到些什麼？」
這位編輯如此直率，讓馬奇班克斯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嗯，是的，我們想了解一些情況，這樣好向上司報告。最好不是報紙上的新聞，《每日電訊報》他們自己會去看。這個人的真正意圖是什麼？他將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俄羅斯的少數民族有上千萬人，而科馬羅夫認為，只有俄羅斯民族是至高無上的。他想要如何重振俄羅斯的往日雄風呢？總而言之，這個人戴著面具，我們想看看他的面具後面究竟藏著什麼、他有沒有什麼秘密計劃。」
「如果真有什麼秘密計劃，」沃辛沉思著說，「他為什麼要吐露給傑斐遜呢？」
「這就很難說了，人們會因為衝動而失去控制。」
「怎麼去聯繫這位庫茲涅佐夫呢？」
「你們駐莫斯科的記者一定認識他，讓傑斐遜寫一封親筆信會讓事情好辦很多。」
他們走下寬敞的樓梯，來到底下的大堂。「好吧，」沃辛說，「我有數了。這主意不壞，如果那人有話要說，我會聯繫我們的莫斯科記者站。」
「如果計劃可行，我回頭還想對傑斐遜交待幾句。」
「交待情況嗎？他可是個刺頭，不好對付呢。」
「那麼我就是潤滑刺頭的橄欖油。」馬奇班克斯說。
他們在人行道上分了手。司機看到沃辛出來後，把汽車從三得利對面的違章停車處開過來，送他返回港區的金絲雀碼頭。間諜頭子決定步行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裡的餡餅和葡萄酒。
美國，華盛頓
1985年9月
早在1984年投靠蘇聯之前，埃姆斯就申請了中情局陣容強大的羅馬情報站蘇聯科科長職務。1985年9月，他獲悉，自己得到了這個職位。
這使他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當時，他不知道KGB已被迫迅速處理了他出賣的所有叛徒，使得他處在了極其危險的境地。
到羅馬去意味著他要遠離蘭利總部和三○一號檔案，以及蘇聯東歐處下屬的反間諜科。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羅馬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職位也很重要。於是他去徵求KGB的意見。
他們對此予以支持。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許多工作要做，開展調查、逮捕及審訊工作要花好幾個月的時間。埃姆斯已經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收穫，但出於安全考慮，「鈴鐺小組」在莫斯科只進行了一點點，全面的資料分析要花上幾年的時間。
在過渡期間，埃姆斯提供了更多的情報。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提供給蘇聯外交官楚瓦金的情報裡，有在蘭利登記的幾乎每一個間諜管理員的背景材料，其中不僅有這些管理員的個人詳細簡歷、任職情況和工作成果，還附有照片。得到這些預警之後，不管這些中情局情報官在何時何地出現，KGB都能發現他們。
此外，KGB還認為，羅馬是中情局蘇聯東歐處的一個關鍵活動中心，埃姆斯去那裡赴任，可以掌握西班牙到希臘之間的地中海地區的中情局行動，以及美國與盟國的所有合作活動。莫斯科對這片地區也很感興趣。
最後一點，他們還了解到，在羅馬與他接頭要比在華盛頓容易得多，因為在華盛頓時，他們經常處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之下，相當危險。因此，他們敦促他接受這項任命。
所以，埃姆斯在9月份去了語言學校學習義大利語。
在蘭利，巨大的災難還沒有真正降臨。他們與在蘇聯的兩三個優秀間諜似乎失去了聯繫，這令人擔憂，但還不算是巨大的災難。
埃姆斯交給KGB的間諜管理員個人檔案中，有一份是關於剛剛調到蘇聯東歐處的一個年輕人的，他名叫傑森·蒙克。埃姆斯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為局裡有許多傳言，說他是未來的明星。
根納季老頭多年來一直在林子裡採蘑菇。退休後，他靠這種天然免費的資源貼補退休金，他把新鮮蘑菇賣給莫斯科的大飯店，或者風乾後向幾家熟食店供貨。
蘑菇這個東西必須清早出門去採摘，最好的時段是黎明前。蘑菇在夜間生長，天亮後就會被田鼠或松鼠吃掉，更糟糕的是，還會有其他人來採摘。俄羅斯人愛吃蘑菇。
7月24日一大早，根納季與平常一樣騎著自行車帶著狗，離開他居住的小村莊，奔赴他所熟悉的林地。那裡的蘑菇在溫暖的夏夜裡茁壯成長。他估計能在露水褪盡前採到一籃子蘑菇。
他挑的樹林在明斯克高速公路旁邊，公路上一輛輛卡車轟鳴著駛向白俄羅斯首都。他騎車進入林子，把自行車停在一棵樹旁，提上籃子走向樹林深處。
半小時後，太陽剛剛升起時，他已經採了半籃蘑菇。這時候，他的狗發出嗚咽的吠聲，隨即朝著一片灌木跑過去。他專門訓練過這條狗，它能夠嗅出蘑菇的氣味，顯然，它這會兒發現了別的什麼東西。
到了那地方附近，他聞到一股甜絲絲的令人作嘔的氣味。他知道那種氣味。當年身為一名年輕的紅軍戰士，他從維斯瓦河向柏林挺進，征戰的一路上聞夠了這種味道。
屍體是被扔在那裡的，或者是生前爬到那裡然後死去的。那是一個骨瘦如柴的老頭，全身上下傷痕累累，眼睛和嘴巴張著，眼珠已被鳥啄去，三顆鋼牙在露珠下閃閃發光。屍體上身赤裸，附近扔著一件舊大衣。根納季又聞了一下，在如此炎熱的氣溫下，他猜屍體在這裡已經有好幾天了。
他思考了一會。他那一代人都有一種公民責任感，但採蘑菇畢竟很誘人，而且他也沒有讓屍體起死回生的能力。林子外面一百碼外，公路上的卡車正發出隆隆聲響，從莫斯科駛向明斯克。
他把蘑菇裝滿籃子，騎車返回了村莊。回家後，他把蘑菇從籃子裡倒出來鋪在太陽底下曬，然後去報告村蘇維埃——即當地村委會。村委會的房子很小很破舊，裡面的設備也很簡陋，但有一部電話。
他撥了「02」，接電話的是警方的調度指揮中心。
「我發現了一具屍體。」他報告說。
「姓名？」那個聲音說。
「這個我怎麼知道呢？他死了。」
「不是他的，白痴，你的。」
「那我掛機了？」根納季說。
「別，別掛機。把你的姓名和所在位置告訴我。」
根納季於是說了。警方調度室很快在地圖上找到了出事地點，它位於莫斯科大區，即莫斯科州內，雖然在最西邊，但仍屬於莫斯科的管轄範圍。
「在村蘇維埃原地等著，警官會來找你。」
根納季等待著。他等了半個小時，來者是一位穿制服的年輕警官，還有兩名普通民警。他們是坐常見的草綠色烏日哥羅德吉普車來的。
「屍體是你發現的？」民警中尉問道。
「是的。」根納季說。
「好吧，我們走，在哪裡？」
「樹林裡。」
坐進警方的吉普車後，根納季感覺自己成了重要人物。他們在根納季指點的地方下了車，排成一行向前走去。採蘑菇的人找到他停放過自行車的那棵白樺樹，於是沿著一條小徑走了過去。很快，他們就聞到了那種氣味。
「在那裡，」根納季指向一片灌木叢，「味道很難聞，已經死了有一段時間了。」
三個警察靠近屍體進行察看。
「去看看褲子口袋裡有沒有什麼東西。」警官對他手下一名警員說。接著又對另一個說：「去檢查大衣。」
抽到了下下籤的警察一手捏住鼻子，一手翻找兩個側邊的褲袋，什麼也沒有。他用鞋尖把屍體翻了個身，屍身下面蠕動著蛆蟲。他檢查了後褲袋，退回來，搖了搖頭。另外一名警察扔下大衣後，也空著手退了回來。
「沒有？沒有身份證？」民警中尉問道。
「沒有。錢幣、手帕、鑰匙、證件，全都沒有。」
「是交通肇事逃逸嗎？」一個警察提示說。
他們傾聽著公路上傳來的汽車轟鳴聲。
「這裡到公路有多遠？」警官問道。
「大約一百碼。」根納季說。
「交通肇事逃逸的司機通常很匆忙，他們不會把受害人拖曳一百碼。不管怎麼說，在這樣的樹林裡頂多也就拖上十碼距離。」中尉又對手下的一名警員說，「到公路上去，看看路肩上有沒有被碾碎的自行車或被撞壞的轎車。也許他是在其他地方被撞傷後，自己爬到這裡來的。然後留在公路上，想攔停救護車。」
警官用便攜電話要求刑警、攝影師和醫療專家來現場，他看到的情形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雖然已確認該人沒有生命跡象，他還是要求派一輛救護車過來。一名警察穿過樹林走向公路，其他人走到了遠離惡臭的地方等待著。
三個穿便裝的人先來了，是乘坐一輛草綠色的烏日哥羅德吉普車抵達的。他們在公路上被攔下後，把汽車停到路邊，穿過樹林走了過來。其中的刑警朝中尉點了點頭。
「有什麼情況？」
「在那邊。我叫你們來，是因為我認為這不是自然死亡。死者渾身傷痕累累，在路邊一百碼處。」
「是誰發現的？」
「那邊那個採蘑菇的人。」
刑警朝根納季走了過去。
「把事情經過從頭告訴我吧。」
攝影師拍了照，然後醫生戴上口罩，迅速檢查了一遍屍體。他隨後直起身，摘下橡膠手套。
「這肯定是兇殺案。對屍體進行解剖後，我們會得到更詳細的情況。他死去之前受到過嚴刑拷打，但很可能不在這裡。祝賀你，沃洛嘉，這是你今天發現的第一個挺傢伙。」
他使用的是俄羅斯警察和黑社會常用的俚語，代指的是「屍體」。救護車上的兩個勤務員抬著一副擔架穿過林子來了。醫生朝他們點頭示意，他們把屍體裝進屍袋，拉上拉鏈，然後抬回到了公路邊。
「沒我什麼事了吧？」根納季問道。
「還沒完呢，」刑警說，「我要做一份筆錄，跟我回警署。」
警察帶上根納季，駕車沿著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了三英里，抵達了他們的警署——西區警察分局。屍體則要送往市中心第二醫學院的停屍間，到了那裡，屍體將被放進冷藏櫃。法醫忙不過來，他們人手很少，但工作量很大。
葉門
1985年10月
10月中旬，傑森·蒙克進入了南葉門。雖然又小又窮，但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有個一流的機場，是原先英國皇家空軍的一個軍事基地。大型噴氣飛機可以在那裡起降。
蒙克的西班牙護照和相關的聯合國旅行證件引起了南葉門移民局的極大關注，但最終，他們沒能發現什麼疑點。半個小時後，他提起旅行箱走出關卡。
羅馬方面確實向聯合國糧農組織負責人發去過通知，預告了有關馬丁內斯先生要到來的消息，但下達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實際到達的日期整整晚了一週。機場的葉門官員也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沒派汽車去接他。他坐計程車抵達併入住了新開的法國弗朗特爾酒店。這家酒店位於亞丁和內陸之間的接壤處。
儘管有著完美的證件，而且他預計這一程不會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他還是知道這任務有危險。這是違法的，徹底違法。
大多數間諜活動都是由使館內的情報官去執行的，嚴格來說，他們算是使館的工作人員。因此，一旦出了什麼事，他們可以利用外交人員的身份渡過難關。有些情報官是「公開的」，他們不會隱瞞自己的所作所為，當地反間諜人員了解並接受這一點，但他們真正的任務則被巧妙地掩蓋了起來。在敵對國土上的一個大型情報站裡，總是有幾個「非公開」的情報官，他們披著貿易、文化、檔案或新聞處工作人員的外衣，從事著隱蔽工作。其理由相當簡單。
非公開的情報官走在街上不太會被跟蹤，因此可以比較自由地通過死信箱傳遞或接收情報，或者參加秘密會面，而公開的情報官則容易被盯梢。
可是，一個沒有外交官身份掩護的間諜，是無法享受《維也納公約》的外交豁免權的。如果一名外交人員暴露了真實身份，他可以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並被驅逐出境。他的國家會抗議說他是清白的，並驅逐對方國家的一個外交人員作為報復。在針鋒相對的鬥爭結束後，遊戲又會恢復如常。
非外交人員搞間諜活動則是非法的。對於這樣一個間諜來說，根據他被逮捕的國家政體的差異，暴露身份意味著受到可怕的刑訊、在勞改營長期關押或者孤獨地死去。即便是派遣他的組織也幾乎無能為力，愛莫能助。
民主國家會有一次公正的審判，在監獄裡也能得到人道的待遇。專制的國家則沒有民權，有些人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民權。南葉門就是這樣一個國家，1985年時，美國甚至還沒在那裡建立使館。
10月份的天氣還是相當炎熱。星期五沒有工作，是休息天。蒙克心想：在這樣炎熱的日子裡，一個體格健壯的蘇聯情報官會幹什麼呢？游泳會是合適的消遣。
出於安全考慮，他們沒有再與當初在紐約提供消息的那個人接觸，也就是與聯邦調查局官員一起吃飯的那位老同學。他也許可以提供索洛明少校的準確描述，甚至可以幫助畫出一幅肖像，他甚至還能回到葉門，實地辨認出索洛明。但根據評估，他們認為，那人也是一個喜歡吹噓的大嘴巴。
要找到蘇聯人很容易，市內到處都有。顯然，他們可以與西歐社區的人自由交往，這在蘇聯國內可是聞所未聞。也許是因為天氣太炎熱，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專家在他們的大院裡待不住了。
岩石賓館和弗朗特爾酒店都有充滿誘惑力的泳池，此外，當地還有阿比揚海灘，那裡有著白浪追逐的寬闊沙灘，許多外國人下班後或休息日常去那裡游泳消遣。最後，市內還有一個很大的蘇聯軍需供應站，而且允許外國人去購物——蘇聯需要外匯。
混跡那些地方的蘇聯人顯然基本都是軍官。會講阿拉伯語的蘇聯人寥寥無幾，會英語的也不多。會說外語的人大多上過某類特殊學校，不是軍官就是即將當軍官的人才。普通士兵和軍士不可能懂外語，於是無法與葉門的學員交流，因此，軍士級別的人僅限於機械師和廚師。勤務兵則是僱傭的葉門當地人。蘇聯士兵沒有錢，無法去亞丁的酒館消費，軍官則有硬通貨的外匯津貼。
另一個可能性是，為聯合國工作的美國志願者發現那個蘇聯人獨自在岩石賓館的酒吧裡喝酒。蘇聯人喜歡喝酒，並且喜歡一幫人一起喝。在弗朗特爾游泳池邊的喝酒人群，旁人是插不進去的。那為什麼索洛明要獨自飲酒？那天晚上只是特殊情況嗎？或者是他喜歡獨來獨往？
這裡還有一條可能的線索。那個美國人說過，他身材高大、肌肉發達、黑頭髮、杏仁狀眼睛，像東方人，但鼻梁較高。蘭利的語言學專家根據名字判斷，他應該是蘇聯遠東地區的人。蒙克知道，俄羅斯人是極端的種族主義者，他們公開鄙視非俄羅斯族的「黑人」。也許索洛明不喜歡聽到對他亞洲人特徵的嘲笑。
蘇聯軍官全都過著單身生活，天黑以後，蒙克遊蕩在蘇聯軍需站、游泳池和酒吧尋覓著。第三天，他穿著短褲，肩膀上搭著毛巾，在阿比揚海灘閒逛。他看見一個人從海水裡走了出來。
那人身高約六英尺，手臂和肩膀肌肉發達，已經四十多歲，不年輕了。他頭髮烏黑，像烏鴉的翅膀。除了他舉起手去擠乾頭髮上的海水時露出來的腋毛外，沒有其他體毛。東方人一般體毛不多，而黑頭髮的白種人通常體毛較多。
那人走到沙灘上，找到自己的毛巾，面朝大海一屁股坐了下去。他戴上一副墨鏡，很快就陷入了沉思。
蒙克脫去襯衫朝海邊走去，像是個第一次下海游泳的人一樣。海灘上人很多，他很自然地在離那個蘇聯人一碼遠的地方找了塊空地，取出錢包，用襯衫裹住，再用毛巾包了起來。他脫下涼鞋，把所有物品都堆在一起，然後朝四周看看，最後把目光投向那個蘇聯人。
「請問，」他說，蘇聯人把目光轉向了他，「您還要再待一會嗎？」那人點了點頭。
「別讓阿拉伯人偷走我的東西，好嗎？」
蘇聯人再次點了點頭，重又回頭凝視大海。蒙克跑下海灘，在海裡暢遊了一番。當他渾身滴著水上岸時，朝黑頭髮的蘇聯人露出了微笑。
「謝謝。」那人第三次點了頭。蒙克用毛巾擦乾身子，坐了下來：「美麗的大海，美麗的沙灘，遺憾的是它們的主人。」
蘇聯人第一次開口說話，用的是英語。
「什麼人？」
「阿拉伯人，葉門人。我來這裡時間不長，可我已經受夠了。都是些飯桶。」
蘇聯人透過黑色的太陽眼鏡看著他，但蒙克看不到他鏡片後面的表情。過了一會，他繼續往下說。
「我是說，我在這裡教他們使用基本的農具和拖拉機，為的是增加他們的糧食產量，使他們能夠吃飽飯。但事情沒那麼容易，所有的東西，到了他們手裡就都被搞壞了。這真的是在浪費我的時間和聯合國的錢。」
蒙克的英語很流利，但帶有西班牙口音。
「你是英國人嗎？」蘇聯人最後這麼問道，這是他第一次主動說話。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聯合國糧農組織項目的。你呢？也是聯合國的嗎？」
蘇聯人咕噥著表示否定。
「蘇聯的。」他說。
「哦，嗯，對你來說，這裡的氣候要比你們國內熱一些。我呢？基本上差不多。我真想馬上就能夠回家。」
「我也一樣，」蘇聯人說，「我喜歡寒冷。」
「你在這裡很久了嗎？」
「已經兩年了，還有一年。」
蒙克大笑起來。「天啊，我們都得再待一年。可我待不下去了，這工作沒有意義。嗯，我得走了。告訴我，你在這裡已經兩年了，肯定知道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晚上可以去喝喝酒。有沒有夜總會？」
蘇聯人帶著嘲諷意味哈哈笑了起來。
「沒有。沒有迪斯可。岩石賓館的酒吧倒是很安靜。」
「謝謝。順便說一句，我叫埃斯特萬，埃斯特萬·馬丁內斯。」
他伸出了手。蘇聯人遲疑了一下，然後握住了。
「比奧特爾，」他說，「或者叫我彼得。彼得·索洛明。」
第二天晚上，蘇聯少校又來到了岩石賓館的酒吧。這個前殖民地酒店建造在一塊岩石上，連著大街的台階可以通到一個小小的接待區，頂樓有一個酒吧，可以俯瞰港口的全景。蒙克已經坐在了一張靠窗的桌子邊，凝視著外面的景色。通過窗戶大玻璃的反射，他看到索洛明進來了，但他一直等那人拿到了酒才轉過身去。
「哦，索洛明先生，我們又見面了。坐到我這邊來吧？」
他朝自己桌子的另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蘇聯人略為遲疑，然後坐了下來。他舉起了手中的啤酒。
「祝你健康。」
蒙克也向他祝酒：「金錢、工作和愛情。」索洛明皺起了眉頭，蒙克則微微一笑，「這三者，可以按照你喜歡的順序。」蘇聯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是開心的微笑。
他們開始聊天，話題廣泛，海闊天空。關於與葉門人共事的各種艱難困擾，看到機器設備遭損壞的氣餒，對他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都感到沒有信心。作為異鄉來客，他們也談起了遙遠的家鄉。
蒙克對他講述了自己的出生地安達盧西亞。在那裡，人們可在同一天裡，既體驗內華達山脈高山滑雪的滋味，又享受在索托格蘭德海邊溫暖的海水裡游泳的樂趣。索洛明則描述了蘇聯遠東地區林海雪原的景象，西伯利亞虎仍在那裡徘徊，還有狐狸、狼和鹿，等待著老練的獵人去捕獵。
他們連續四個晚上一起喝酒聊天，彼此談得相當投機。第三天，蒙克要去聯合國糧農組織項目的負責人那裡報到，負責的是一個荷蘭人，正在巡迴視察工作。羅馬的中情局情報站，已經從設在該市的糧農組織得到了一份有關該項目的詳細情況，蒙克已經把內容記住了。在農村長大的背景也有助於他理解這方面問題。他對這個項目大加讚賞，荷蘭人對他印象很深。
經過幾個夜晚的交談，他欣喜地了解了關於比奧特爾·瓦西里耶維奇·索洛明少校的情況。
他1945年出生在蘇聯遠東，是在中國黑龍江與海洋之間的一個尖角地帶，南端與北朝鮮接壤。那地方叫濱海邊疆區，他出生的城市叫烏蘇里斯克。
他父親從農村來城市找工作，但他用他們的烏德蓋部落語言教兒子說話。一有時間，他就帶上正在成長的兒子回到森林裡去，所以這小伙子對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森林、大山、河流和動物。
十九世紀，在沙皇俄國最後征服烏德蓋人之前，作家阿爾謝尼耶夫曾訪問了這塊飛地，還寫了一本關於這些人的專著，這本書在俄羅斯依然很有名，書名是《遠東虎》。
與西部和南部臉部平坦的矮個兒亞洲人不同，烏德蓋人個頭較高，長著鷹鉤臉。許多世紀前，他們的一些祖先向北、向東跨過白令海峽，進入當今的阿拉斯加，然後又南下穿過加拿大，成為蘇人和夏延人【9】。
看著桌子對面大個子的西伯利亞戰士，蒙克眼前彷彿出現了美國普拉特河和波德河上那些早已逝去的水牛獵手的面孔。
年輕時的索洛明面臨兩種選擇：進工廠或去部隊。他乘火車北上去哈巴羅夫斯克當了兵。所有年輕人都必須去部隊服役三年，兩年後，優秀的戰士會被選拔為中士。他表現出色，被選送到軍官學校學習。兩年之後，他晉升為中尉。
他當了七年的中尉和上尉，然後在三十三歲時升為少校，同年，他結了婚，後來有了兩個孩子。沒有走後門，也沒有借他人之力，他全靠自己的奮鬥獲得了晉升，在被稱為「木頭」或「厚木板」的種族歧視言論中倖存了下來。有好幾次，他動用了拳頭才解決了爭端。
1983年，他到葉門赴任。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國外任職，他知道許多同事都羨慕這個美差。雖然這裡條件不好、氣候炎熱、地形荒涼、缺乏娛樂，但他們的住房很寬敞，是以前的英國舊營房，這與蘇聯很不一樣。這裡食物豐盛，能在海灘上烤羊肉和海鮮。他們可以游泳，還可以訂購歐洲的服裝和音像磁帶。
這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費文化所帶來的新奇和愉悅，比奧特爾·索洛明都大為欣賞。但也有些事情，顯然使他對自己服務的政體感到痛苦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覺到這一點，但他不能操之過急。
在他們一起喝酒聊天的第五個晚上，答案浮現了出來。他內心的憤怒爆發了。
1982年，也就是索洛明到葉門赴任的前一年，他被調去莫斯科的國防部辦公廳工作。當時，安德羅波夫仍然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上。
他在那裡引起了一位副部長的注意，被安排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實際上，那位副部長在貪汙國防預算資金，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爾基諾為自己建造夏季度假別墅。
副部長置黨紀國法和最基本的道德於不顧，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在河邊的林地裡為他建造豪華別墅，索洛明是工程項目的負責人。他看到了用外匯從芬蘭進口的、任何軍嫂都會眼紅的嵌入式廚具。他看到了安裝在每個房間裡的日本高傳真音響系統、浴室裡的斯德哥爾摩鍍金潔具，還有雞尾酒吧裡的陳年蘇格蘭威士忌。目睹這一切後，他的思想轉變了，他開始厭惡這個黨和這個政權。從一開始的忠心耿耿轉變為對這種腐敗和專制的仇視，他絕對不是蘇聯軍官中的第一人。
他在晚上打開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的全球廣播節目，自學英語。雖然這兩個電台也用俄語廣播，但他想直接收聽英語節目。他聽到的與他一直被灌輸的截然不同，西方並不想與蘇聯交戰。
如果說還需要什麼來促成他最後的轉變的話，那就是這次的葉門之行。
「在國內，我們的人民擠在狹小的公寓裡，而權貴們則住在豪宅公館裡。他們花著我們的錢，過著王子般的生活。我妻子連吹風機或品質好一點的鞋子都買不起，而他們則浪費幾十億資金，搞這種頭腦發熱的援外項目去感化……誰？這些人嗎？」
「事情正在變化。」蒙克安慰說。西伯利亞人搖了搖頭。
3月份以來，戈巴契夫已經當權執政，但他的改革要到1987年下半年才開始有起色。此外，索洛明已經有兩年沒回過家鄉了。
「沒有變化，那些上層的官僚……我告訴你，埃斯特萬，自從搬到莫斯科以後，我所看到的浪費現象和揮霍程度，你是不會相信的。」
「但那位新人，戈巴契夫，他或許會讓局面有所改變，」蒙克說，「我並沒有這麼悲觀。我認為，總有一天蘇聯人民會從這種專制中獲得自由，他們會去參加投票，真正的投票。這個時刻，離現在應該不會太遠……」
「太遠了，還不夠快。」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冷酷的策反是很危險的。在西方民主中，一名忠誠的蘇聯官員在接收到策反的訊息後，可以去向他的大使抱怨，其結果可能導致一次外交事件。在暴政制度下，這會導致長期的監禁和孤獨的死亡。蒙克毫無預兆地講起了流利的俄語。
「你可以幫助加快這個變化，朋友。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促使這樣的變化發生，朝著你所希望的那個方向。」
索洛明目不轉睛地盯著蒙克看了很久，蒙克也在回視他。
最後，蘇聯人用他自己的語言說：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想你應該已經知道了，比奧特爾·瓦西里耶維奇。現在的問題是，你是不是會出賣我？你知道我在死去之前會受到怎樣的折磨和痛苦，而你自己，將苟且偷生。」
索洛明繼續凝視著他。然後他說話了：
「我是不會把頭號敵人出賣給那些猴子的。可你也太大膽了，你的要求真是瘋狂。我警告你管好自己。」
「也許你是對的。我是可以走，想走馬上就可以走，可你會坐立不安。你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卻無能為力。這樣下去不會發瘋嗎？」
蘇聯人站起身來，留著杯子裡的啤酒沒喝。
「我要考慮一下。」他說。
「明天晚上，」蒙克繼續用俄語說，「還是這裡。你一個人來，我們就談談。如果你帶衛兵，那我就死定了。如果你不來，我就坐下一班飛機離開。」
索洛明少校昂首闊步離開了。
按照所有的標準程序，蒙克都應該離開葉門，而且要快。他沒有遭到斷然拒絕，但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一個心煩意亂的人是會改變主意的，而葉門秘密警察的地牢則令人恐懼。
蒙克等了二十四小時。少校準時回來了，獨自一人。又過了兩天，蒙克帶來了藏在洗漱用品裡的基本通訊工具：顯影墨水、安全地址以及含有暗號的普通短語。在葉門，索洛明沒多少情報可以透露，但一年後他將回到莫斯科。如果還是願意，他就可以聯絡。
分手時，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過了好幾秒鐘才放開。
「祝你好運，朋友。」蒙克說。
「大顯身手，我們家鄉是這麼說的。」西伯利亞人回答。
為了避免被人看見他們一起離開岩石酒店，蒙克繼續坐著。他新招募的人需要一個代號。頭頂上方的天空群星璀璨，只有在熱帶地區才能看到這麼明亮的星星。
蒙克在群星中選了獵戶星座。「獵戶座」間諜於是誕生了。
8月2日，鮑里斯·庫茲涅佐夫收到一封信，那是英國記者馬克·傑斐遜寄來的一封親筆信，信紙的抬頭是倫敦《每日電訊報》的。信雖然是用傳真髮給該報莫斯科記者站的，但投遞時卻派了專人送到愛國力量聯盟總部。
傑斐遜在信中坦言，他個人對伊戈爾·科馬羅夫十分欣賞，稱讚他在反動亂、反腐敗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現的態度，而且他本人已經對該黨領袖最近幾個月的發言作了一番研究。
他說，俄羅斯總統最近不幸去世，使得這個世界上最大國家的未來走向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他本人希望能在8月上半月訪問莫斯科。為保持平衡起見，他肯定還要採訪左派和中間派的未來總統候選人。不過，這當然只是走個過場。
顯然，外界唯一真正注意的候選人，是競選的潛在勝利者伊戈爾·科馬羅夫。如果庫茲涅佐夫能設法向科馬羅夫先生推薦，成功安排接見，那麼他——傑斐遜，將不勝感激。他可以保證，會在《每日電訊報》以及歐洲和北美聯合報業集團的報刊重點版面上，刊登長篇評論文章。
庫茲涅佐夫的父親曾在聯合國任職數年，曾利用其地位讓兒子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因此，相比歐洲，庫茲涅佐夫對美國更為了解，當然，他也了解倫敦。
他還知道，美國的許多媒體更為自由化，在以前的會見中一直對他的老闆持敵對態度。美國媒體最近的一次採訪是在一年以前，當時的提問充滿敵意。此後，科馬羅夫再也不願在美國記者面前曝光了。
但倫敦就不同了。倫敦幾家主要的報紙和兩份國家級的雜誌，右傾程度雖不及伊戈爾·科馬羅夫在其公開宣言中的觀點，但仍然是堅定的保守派。
「總統先生，我建議給馬克·傑斐遜一個特例。」在第二天的每週例會上，他告訴科馬羅夫。
「這個人是誰？」科馬羅夫問道，他討厭所有新聞記者，包括俄羅斯的。他認為沒有理由去回答他們的提問。
「我準備了一份關於他的檔案，總統先生。」庫茲涅佐夫說完，把一個薄薄的文件夾遞了過去，「您會明白，他支持在他的國家恢復對殺人犯實施死刑，還堅決反對英國加入正在分崩離析的歐盟。他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他上次提到您本人時說，您是倫敦應該支持並且打交道的那種俄羅斯領袖。」
科馬羅夫咕噥了一聲，然後同意了。他的答覆作為急件，於當天送到了《每日電訊報》莫斯科記者站。該答覆的內容是，傑斐遜先生應於8月9日來莫斯科採訪。
葉門
1986年1月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不可能預計到，少校在亞丁的任務會提前九個月結束。1月13日，葉門政權內兩個相互對立的派別之間爆發了一場內戰。雙方鬥爭十分激烈，最後決定，所有的外國人，包括蘇聯人在內，都得撤走。這項撤離行動從1月15日開始，花了六天時間。彼得·索洛明與其他人一起乘船離開了。
機場遭到大火焚燒，海洋成了唯一的出口通道。碰巧，英國皇家遊艇「大不列顛」號正從紅海南端駛來，要去澳大利亞，為伊麗莎白女王的巡迴訪問做準備。
在倫敦的海軍上將接到了英國使館從亞丁發來的一條訊息。他急了，於是去和女王的私人秘書協商。秘書向君主報告後，伊麗莎白女王命令「大不列顛」號要盡全力予以幫助。
兩天後，索洛明少校與其他蘇聯軍官一起匆忙地奔向阿比揚海灘。「大不列顛」號派出的幾艘輕便快艇在海岸邊的波浪裡顛簸著，英國水手把他們從齊腰深的海水中拉上船。不到一個小時，這些迷茫的蘇聯人就已經攤開他們借來的鋪蓋，在收拾乾淨的女王私人客廳地板上安頓了下來。
「大不列顛」號第一次實施救援就接納了四百三十一名難民，在接下來的行動中，一共從海灘上接下五十五個國家的一千零六十八人。皇家遊艇一次次駛往非洲之角的吉布地卸下難民。索洛明和他的蘇聯同胞經大馬士革，飛回莫斯科去了。
當時沒人知道索洛明是否還心存疑慮、是否會真正投誠。與皇家海軍的水手們以及英國人、法國人和義大利人在一起時的友善氣氛，與後來在莫斯科受到嚴厲盤問時的冷漠所產生的強烈對比，使他內心的天平發生了傾斜。
中情局所知道的是，他們在三個月前招募的人已經消失在莫斯科的茫茫人海中。他有可能會來聯繫，也有可能不來聯繫了。
中情局蘇聯處的行動小組在那年的冬天被一步步瓦解了。各個國外情報站為中情局效勞的蘇聯間諜，分別被以不同的理由秘密召回國內：你母親病了；你兒子在學校裡表現很差，需要父親來教育；回國參加即將召開的晉升評定會議等等。他們一個個都信以為真，返回了蘇聯。一回來，立即遭到逮捕，並被帶到了格里辛上校的新基地——與勒福托沃監獄分隔開來的整整一棟側樓。蘭利對這些逮捕一無所知，只知道那些人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
至於常駐蘇聯境內的那些人，他們只是停止了「生活跡象」的常規發送。
在蘇聯，不能隨便打電話給辦公室的某個人說「我們一起去喝咖啡」。因為所有的電話都遭到了竊聽，所有的外交官都有人跟蹤。外國人，光是他們的衣著就與眾不同，一眼就能認出，所以聯繫必須格外小心，頻率降到最低。
一定要聯繫時，往往要通過死信箱。這種最基本的方法聽起來很原始，但仍然管用。奧爾德里奇·埃姆斯直到最後都一直在用這種方式投遞情報。信箱只是某地一個小小的空洞或隱蔽處：一段空的排水管、一個縫隙，或一個樹洞。
間諜可以把信件或微型膠捲放進信箱，然後用粉筆在牆上或燈柱上做個記號，以此通知僱主，他已經投放了情報。記號的位置表示：某個信箱裡有東西要給你。使館的汽車經過時，即使後面有當地反間諜人員的跟蹤，也可以透過車窗發現這個標記，然後繼續行駛。
之後，會由一名非公開的情報官設法避開監視，去收取該包裹。他很可能會在信箱裡留下一些錢，或者是下一步的工作指令，然後會在某個地方也做上一個粉筆記號。間諜在駕車路過時會發現這個標記，從而知道他的包裹已被取走，但另有其他東西等待他去領取。到深夜時，他就會去收取。
一個間諜可以用這種方式與他的管理員保持數月乃至數年的聯絡，其間根本無須見面。
如果該間諜離開首都，去了外交官不能旅行的地方，或者他即使在市內，但沒有可以投遞的情報，那麼按規定，他應該定期發送「生活跡象」訊息。在首都，在外交人員可以駕車遊蕩的範圍內，可能會看到更多的粉筆記號，根據形狀和地點，其意思是：我很好，但現在沒有可提供的情報；或者是，我很擔心，我可能受到了監視。
當路途遙遠，無法傳遞秘密信號，或者是在美國外交官禁止去旅行的蘇聯邊遠地區，那麼，在一家大報紙上刊登一條小廣告，也是一種常用的表示「生活跡象」的方法。「鮑里斯有一條可愛的拉布拉多小狗出售，請致電……」在眾多廣告中，也許會出現這樣一則無關緊要的啟事。使館內的間諜管理員會去瀏覽。廣告詞中暗藏玄機：拉布拉多也許意味著「我很好」，而西班牙獵狗的意思是「我陷入困境」；「可愛的」也許意指「我下週回莫斯科，將恢復死信箱的正常使用」，「高興」或許是指「我至少要再過一個月，才能回到莫斯科」。
關鍵是，「生活跡象」必須出現，如果停止了，則可能是出了問題。也許是心臟病發作，也許是出了車禍，間諜住院了。如果都消失了，那就是出大問題了。
1985年秋冬到1986年，便發生了這種問題。所有「生活跡象」都停止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發了絕望的呼叫：「我遇上了大麻煩。」於是英國人把他救了出來。在雅典的博坎少校感覺不妙，立即投奔美國保全性命。其他十二個人則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蘭利或美國以外的各個間諜管理員，都知道自己管理的間諜失蹤了，會把情況匯報上去。但副局長凱里·喬丹和蘇聯東歐處的負責人了解全局，他們意識到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諷刺的是，正是KGB的奇特做法，救了埃姆斯的命。中情局推測，如果叛徒依然隱藏在蘭利的心臟，那麼誰也不會想到要對所有間諜發動這種閃電式的快速收捕。因此，他們想當然地說服自己深信，他們這支精英隊伍的精英分子中，不可能存在叛徒。不過，他們必須搞一場大清查運動。運動是搞起來了，但目標卻找上了其他人。
第一個被懷疑的對象是愛德華·李·霍華德。當初他安全地隱藏在莫斯科的時候，曾領導過一次行動，結果遭遇慘敗。他是中情局情報官，在蘇聯東歐處工作，馬上要去駐莫斯科的使館任職，他甚至已經獲悉了行動的詳情。就在他赴任前夕，他被發現有經濟問題，而且還在吸毒。
中情局忘記了馬基維利【10】的重要原則。他們放任了他兩年才解僱了他。最後，中情局終於向聯邦調查局承認，聯邦調查局火冒三丈，馬上把霍華德監視了起來。可後來聯邦調查局把事情搞砸了，他們找不到他了，可他卻見到過他們。1985年9月，霍華德在兩天之內就進入了墨西哥城的蘇聯使館，並由此經哈瓦那，被轉移到了莫斯科。
核查後，在消失了的間諜中，霍華德有可能出賣了三個，甚至也許有六個。事實上，他只出賣了他知道的三個間諜，但他們已經在6月份被埃姆斯洩露給了蘇聯人。結果，這三個人被出賣了兩次。
另一條線索是蘇聯人自己透露出來的。為保護他們的線人，KGB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聲東擊西和故意透露假情報的行動，為的是誤導中情局，把他們引入歧途。他們成功了。東柏林那邊顯然發生了一次真正的情報洩露，說一些密碼已被破譯，信號傳輸也已被截獲。
這些密碼，是中情局設在維吉尼亞州沃倫頓的一台大型秘密發射機所使用的。在為期一年的時間裡，沃倫頓的工作人員全都接受了極為嚴格和詳細的審查，但什麼也沒有發現，根本沒有密碼被破譯的痕跡。假如密碼遭破譯，KGB肯定也會了解其他的行動，但他們並沒有對其他行動採取措施。因此，密碼是安全的。
KGB精心布的第三個局，是開展一些出色的偵查工作。與此同時，當時的蘭利，由上至下普遍驕傲自大。中情局有一份報告認為：「每一項行動都在其內部埋有自我毀滅的種子。」換句話說，十四名間諜全都突然做出了白痴一樣的舉動。
在蘭利，也有一些人並沒有陷入驕傲自滿中。這其中有凱里·喬丹和格斯·哈撒韋。在更低級別的人員裡，還有傑森·蒙克。他通過內部小道消息得知，他所在的部門因為有嚴重問題，正在分崩離析。
當局曾對儲存著所有細節的三○一檔案進行過一次檢查，結果令人震驚。總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有權查閱這份文件。這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如果你打入蘇聯內部，身處敵人的核心，以身犯險，你最擔心的事情，是有一百九十八個完全陌生的人可以看到你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