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喬克·麥克唐納在其他工作人員上班前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通宵未眠，但沒有人會察覺。他是一個講究衛生的人，已經在一樓的員工洗手間裡洗漱並刮了臉，隨後換上了放在辦公桌裡的一件乾淨襯衫。
他的副手布魯斯·「格雷西」·菲爾茲還在公寓裡睡覺，一個電話把他叫醒，他被要求九點鐘抵達辦公室。現在正躺在床上的雨果·格雷也接到了類似的電話通知。八點鐘，麥克唐納通知兩名以前是部隊老軍士的警衛人員把泡沫會議室準備好，九點十五分召開會議。
「情況是這樣的，」會議準時開始後，麥克唐納就對他的兩名同事解釋說，「昨天我得到一份文件。它的內容就沒有必要告訴你們了。可以這樣說，假如它是偽造的，或是一場騙局，那麼我們現在是在浪費時間；可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也無從判斷——那麼它有可能是一樁意義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請你把背景情況給格雷西講一講，好嗎？」
格雷把他所知道的，把西莉亞·斯通告訴他的事情講述了一遍。
「最理想的狀況是，」麥克唐納用了他最愛說的其中一句話，兩個年輕人都收起了微笑，「我們能搞清楚那個老頭究竟是什麼人，他是如何得到這份有可能是機密級別的文件，以及他為什麼要選擇那輛汽車和那個地點投遞文件。他以前是否認識西莉亞·斯通？他是否知道那是使館的汽車？如果知道，為什麼要選擇我們？此外，使館裡有人能畫畫嗎？」
「畫畫？」菲爾茲問道。
「畫一張圖畫，一張肖像畫。」
「我記得有一位家屬開辦了一個美術班，」菲爾茲說，「她以前是倫敦兒童圖書的插畫師，嫁給了檔案館的某個管理員。」
「去查清楚。如果她能畫像，就讓她與西莉亞·斯通一起去琢磨。此外，我也要親自與西莉亞談一下。另外還有兩件事情：首先，老人很可能會再次出現，試圖接近我們，在我們大樓附近徘徊。我會讓梅多斯下士和雷諾茲中士注意我們的大門，如果發現了，他們會來告訴你們，儘可能讓他進來，坐下來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去別處嘗試其他辦法，搞不好會被抓起來。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沒有熟人？」
菲爾茲點點頭。他們三個人中，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時間最長，剛來的時候，他接手了莫斯科的一些低級別警官線人，後來他自己也發展了幾個。
「諾維科夫巡官在彼得羅夫卡總部大樓裡的刑偵處工作，偶爾會提供一些幫助。」
「請他關照一下。」麥克唐納說，「別提起扔進汽車的文件，就說有個怪老頭在街上纏住我們的人，要求面見大使。我們不想對此小題大做，但請他不要纏著我們。等有肖像畫了，就給他看，但別留給他。下次你們什麼時候見面？」
「沒計劃過，」菲爾茲說，「我是在電話亭打電話找他的。」
「好吧，看他是否能提供幫助。我要去倫敦幾天，格雷西，你看家。」
西莉亞·斯通來上班時在大堂被截住了。她吃了一驚，被告知要去麥克唐納那裡，不是去他的辦公室，而是去A會議室。她不知道這個房間是帶防竊聽功能的。
麥克唐納很耐心，和她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記下了每一處細節。她則接受了他的說法，相信那個老頭還糾纏過其他工作人員，要求面見大使。他問她是否同意協助畫出流浪漢的肖像，她當然同意盡力相幫。
午餐時間，她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指導檔案室副主任的夫人用炭畫筆和蠟筆畫成了一張流浪漢的草圖，三顆鋼牙用銀色的記號筆突出顯示了出來。畫完後，西莉亞點點頭說：「就是他。」
午餐後，喬克·麥克唐納讓梅多斯下士佩戴好武器，護送他去了謝列梅捷沃機場。他並不是擔心會在途中遭到攔截，他只是不知道，公文箱裡那份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想奪回他們的財產。作為額外的防範措施，他用鐵鏈把公文箱銬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後蓋上了一件夏季的輕便風雨衣。
當使館的捷豹汽車駛出大門時，這些細節都是看不到的。他注意到索菲亞碼頭那邊停著一輛黑色海鷗轎車，但它並沒有來跟隨捷豹，因此也沒去在意。事實上，海鷗轎車在等待一輛小型的紅色路虎汽車。
在機場，梅多斯下士陪同他來到檢票口，他在那裡出示了外交護照，免去一切檢查手續。在候機室等了一會後，他登上了英國航空公司飛往倫敦希思羅機場的航班。飛機起飛後，他慢慢地鬆了一口氣，要了一杯金湯力。
美國，華盛頓
1985年4月
要是天使長加百利降臨華盛頓，詢問蘇聯使館內KGB駐勤特工組長：在所有中情局情報官裡面，他們最想策反誰，來為蘇聯效勞？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羅索夫上校是不會多做猶豫的。
他會這樣回答：「我要選擇行動部蘇聯處反間諜科科長。」
世界各國的所有情報機構都在其內部配有反間諜部門，該部門的工作人員不像其他同事那麼受人歡迎，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審查每一個人。這工作分為三種職能。
反間諜人員會參加對另一方投誠者的審問，在這個環節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們要努力確認該投誠者是真誠叛變，還是被精心安插進來的。一個假裝投誠的人或許也能帶來一些真實情報，但他的主要任務是傳播假情報，讓他的新主人深信他們內部沒有叛徒——實際上是有的；或者，設法把這位新主人引入迷宮和死胡同。一個老練的「安插者」可以使對手浪費多年的時間和精力。
反間諜人員還要驗證對方陣營裡的某些人，他們人雖然沒有過來，但願意被招募，這樣的人有可能是雙重間諜。雙重間諜會佯裝投降，佯裝被招募，實際依然忠於他自己的組織並執行組織的命令。他會提供少量真實情報以騙取信任，然後布置一個真正的騙局，在他應該為之效勞的團體中大搞破壞活動。
最後，反間諜部門還必須確保己方沒有遭到敵人的滲透，在自己的內部沒有潛伏著的叛徒。
要完成這些任務，反間諜部門必須了解全部行動。他們可以調閱所有投誠者的歷史檔案以及多年前對他們進行盤問時的材料。他們可以深入敵國，實地考察當前所有線人的工作經歷和招募情況，有沒有遭暴露和變節的危險。他們可以查閱己方每位情報官的人事檔案，為的是檢查員工的忠誠度和真實性。
按照嚴格的職能劃分和「需者方知」原則，管理一兩個行動的情報官有可能變節，出賣自己所掌握的行動，但他們通常無法得知同事在進行什麼行動。只有反間諜人員了解全部行動。所以假如天使長來詢問，安德羅索夫上校就會回答，他要選擇中情局蘇聯處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反間諜人員是忠誠者中最忠誠的人。
1983年7月，奧爾德里奇·哈森·埃姆斯被任命為中情局蘇聯東歐處反蘇聯間諜科的負責人。由此，他可以完全了解兩個下屬小組的情況：一是蘇聯組，負責所有為美國工作，但留在蘇聯國內的線人；二是外勤行動組，負責當時在蘇聯境外的所有線人。
1985年4月16日，因囊中羞澀，埃姆斯走進位於華盛頓第十六大街的蘇聯使館，要求見安德羅索夫上校。他自願充當蘇聯間諜，要價是五萬美元。
他帶去了一些小禮物：透露了三個蘇聯叛徒的名字，他們已與中情局有了接觸，願意為之效勞。事後他會解釋說，他們很可能是雙重間諜，不是真正的投誠人員。不管怎麼樣，這三個人從此銷聲匿跡了。他還拿去一份中情局的員工名單，將自己的職位高亮標出，以證明他不是一個小人物。然後他就離開了，第二次經過了對準使館前院的聯邦調查局攝影機。但是，這段影片從來沒有播放過。
他在兩天後得到五萬美元。那只是個開始，這個叛徒在美國歷史上造成的損失，比歷史人物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更為嚴重，他如今開始行動了。
後來的分析家們會產生兩個疑問。其一，這樣一個品行不正、業績低下、經常酗酒的人，為何能夠一路晉升到對忠誠度要求極高的職位上？其二，那年的12月份，高層領導已經知道內部隱藏著一個叛徒，但他怎麼還能夠繼續潛伏長達八年時間，以至於給中情局帶來巨大災難？
第二個問題可以從多個方面來回答。中情局內部的無能、懶散和自滿，還有叛徒的運氣，以及KGB為保護其特工而精心透露的假情報；蘭利內部更深層的懶散、神經質、好逸惡勞和故意誤導，以及叛徒額外的好運；最後，還有詹姆斯·安格爾頓造成的陰影。
安格爾頓曾經是中情局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一度成為傳奇人物，最後因偏執導致精神錯亂收場。這樣一個沒有私生活及幽默感的怪人，逐漸相信蘭利內部有個KGB間諜，代號為「沙夏」。在對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瘋狂追查中，他毀了一個又一個忠誠情報官的仕途，直至把行動部攪得天翻地覆。那些倖存下來並在1985年已經升到高級職務的人，一想起要再次清查臥底，便會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
至於第一個問題，其答案是一個人名：肯·馬爾格盧。
變節之前，埃姆斯已經在中情局工作了二十年，他在蘭利以外有過三次任職經歷。在土耳其時，他的站長就認為他的存在完全是浪費空間，資深情報官杜威·克拉里奇從一開始就討厭他蔑視他。
不過，他在紐約辦事處交了好運，有所成就，並因此獲得了讚譽。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爾卡季·舍甫琴科在埃姆斯赴任之前就已經在為中情局工作了，他最終在另一名情報官的精心安排下，於1978年4月投靠美國，埃姆斯只是從中接手了這個蘇聯外交官。並且，那時候起，他就已經經常酗酒了。
他的第三次赴外任職是在墨西哥，那次的業績一塌糊塗。他經常喝醉，侮辱同事和外國人，還曾經醉臥街頭，由墨西哥警察送他回家。他違反了情報工作的所有規定，而且一個人也沒招募到。
埃姆斯這兩次海外任職的業績報告都很糟糕。在一次大範圍的業績評估中，在受測評考核的兩百名情報官裡，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
這種表現的人通常根本不可能升上高級職位。八十年代初，所有高層領導——凱里·喬丹、杜威·克拉里奇、米爾頓·比爾登、格斯·哈撒韋和保羅·雷德蒙……都認為他是一塊廢料。但肯·馬爾格盧不這麼認為，他成了埃姆斯的朋友和保護神。
馬爾格盧對那份糟糕的業績測評報告進行潤色，為他清除了事業發展的障礙，並把他提拔了上來。作為埃姆斯的上司，他否決了反對意見，運用人事調配權，安排埃姆斯進了反間諜科。
基本上，他們倆屬於酒肉朋友，臭味相投，經常喝得爛醉，以酒鬼自憐，都認為自己是懷才不遇，是中情局對他們不公。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不久便會使許多人命喪黃泉。
兔子列昂尼德·澤伊采夫快要死了，但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在經受極度的痛苦，這個他是知道的。
格里辛上校相信痛苦的作用。他相信痛苦具有說服力，能夠震懾目擊者。痛苦是懲罰。澤伊采夫犯了罪，上校的命令是，他必須在死去前深刻領會痛苦的意義。
審訊持續了一整天，沒有對他用刑，因為問他什麼他都招了。大部分時間是格里辛獨自在盤問他，因為他不想讓警衛聽到有什麼東西被偷走了。
上校相當溫和地要求他從頭說起，他照辦了。他按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複述這個故事，直到上校認為確實沒有遺漏什麼細節為止。其實，要說的情況並不是很多。
只是當他解釋為什麼要那樣做時，上校的臉上才顯露出難以置信的迷惘。
「啤酒？英國人給了你啤酒？」
到中午時，上校深信自己已經獲悉全部情況。他估計，在遇到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老頭後，那個年輕的英國女人會把文件扔掉，但他不敢肯定。他安排了一輛汽車，派了四個可靠的手下守在使館門前，等那輛紅色小轎車出現後跟蹤到她的住所，隨後再回來匯報。
三點剛過，他對衛兵下達完最後的命令便離開了。他的汽車離開院子的時候，一架尾翼上刷有英航標誌的A-300空客飛機在莫斯科北部上空轉向，朝西方飛去。他當然對此並不知曉。他命令司機把他送回基賽爾尼大街的房子去。
他們有四個人。兔子的腿已經站不住了，不過他們知道，於是其中兩人把他拉起來，手指緊緊攥住他的上臂。另外兩人一前一後站著。他們毆打著他，緩慢地、賣力地一拳一拳打他。
巨大的拳頭上戴有厚重的銅套指節。拳頭擊碎了他的腎臟，撕裂了他的肝臟，打破了他的脾臟。一隻腳踢上去，搗爛了他的睪丸。前面的人在攻擊他的腹部，然後上升到胸部。他昏過去兩次，在被澆了一桶冷水後，又甦醒過來，疼痛也恢復了。他的雙腿已經無法站立，因此他們架起他清瘦的身體，只留腳尖點著地。
最後，拳頭落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腔上。肋骨被打斷了，兩根斷裂的肋骨深深地扎進了肺葉。他的喉嚨裡湧上一股熱呼呼、甜絲絲的黏液，堵住了他的氣管。
他的視線變窄，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兵營軍械庫後面的灰色混凝土房間，而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陽光下有一條沙土路和一片松林。他沒有看見說話的人，只聽到一個聲音對他說：
「來吧，朋友，喝啤酒……喝啤酒。」
光線逐漸暗淡，變成了灰濛濛的一片，但他依然能夠聽到那個聲音在重複他聽不懂的詞語。「喝啤酒，喝啤酒……」然後，光線便永遠消失了。
美國，華盛頓
1985年6月
從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得到第一筆五萬美元現金起，已經過去快兩個月了。那天，他只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就幾乎把中情局行動部整個蘇聯東歐處給摧毀了。
他在午餐前已經把三○一號機密檔案搞到了手。他把這份重達七磅的機密文件和往來的電報全部從書桌上收起來，裝進兩隻塑膠購物袋裡。他帶著這些東西穿過迷宮般的走廊，乘電梯到了一樓，用身份證刷了一下，隨後通過旋轉門走出大樓。衛兵沒去攔住他詢問袋子裡裝著什麼。他在巨大的停車場裡找到自己的汽車，行駛二十分鐘抵達了喬治敦，那是華盛頓郊外的一個優雅小鎮，以諸多歐洲風格的飯店而聞名。
他來到查德威克，一家位於K街高速公路下面的濱水酒吧兼飯館。他在那裡與安德羅索夫上校派來的人接上了頭。作為KGB的情報站長，安德羅索夫知道，如果他親自來接頭，很可能會有聯邦調查局特工盯梢。接頭人是一名普通的蘇聯外交官，名叫楚瓦金。
埃姆斯把帶來的東西遞給那個蘇聯人。他從不要價，但每次收到的現金總是數額巨大，從第一筆報酬起，總數就足以使他成為百萬富翁。蘇聯人支付價值很高的硬通貨美元時通常很吝嗇，但他們自此之後便沒有討價還價過。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挖到了最關鍵的主礦脈。
離開查德威克後，那兩個袋子被送進蘇聯使館，隨後送抵莫斯科，來到KGB第一總局的亞謝涅沃總部。在那裡，情報分析員驚訝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次漂亮的行動立即使安德羅索夫成為明星，使埃姆斯成了天底下最寶貴的資產。KGB第一總局局長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將軍，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特工，在安德羅波夫把他塞進第一總局後，他慢慢爬上了高位。他立即下令組建一個機密工作小組，專門處理埃姆斯提供的文件。埃姆斯的代號是「鈴鐺」，這個專案小組因此被稱為「鈴鐺小組」。
購物袋裡有十四名間諜的詳細資料，幾乎是中情局蘇聯東歐處在蘇聯的全部資產。檔案裡沒有提到他們的實際姓名，不過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
任何一名反間諜特工，只要告訴他在他所在的網路裡有一個叛徒，告訴他該人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然後調到莫斯科、現在在拉各斯工作，他很快就能夠得出結論：只有一個人符合這條描述。通常，只需查閱一下記錄，情況就會一清二楚。
後來，根據中情局的一位資深情報官估算，1985年夏季過後，有四十五起反KGB的行動遭遇失敗。這實際上是中情局的全部項目。1986年春天之後，三○一號檔案內提及的為中情局工作的所有高級間諜，全都失去了作用。
喬克·麥克唐納在下午晚些時候抵達了希思羅機場，他的第一個電話打給了位於沃克斯豪爾大廈的英國秘密情報局總部大樓。他一身疲憊，雖然冒險在飛機上打了個瞌睡，但現在他很想去俱樂部洗個澡，然後好好睡一覺。他和妻子都居住在莫斯科，他們在倫敦切爾西的公寓已經租給了別人。
但他還是想在休息之前，把鎖在手腕上的公文箱內的文件交到總部。局裡的公務汽車在希思羅機場接到他後，一路朝綠色玻璃和砂石建成的大樓開去。秘密情報局如今所在的大樓位於泰晤士河南岸，是七年前從破敗古舊的世紀大廈搬到這裡來的。
到機場接他的年輕實習生協助他通過了大門口的安全系統，最後，他終於把文件放進了蘇聯處處長的保險箱裡。這位處長同事熱情歡迎他的到來，但頗感好奇。
「喝點什麼嗎？」秘密情報局的蘇聯處處長傑佛瑞·馬奇班克斯，指著襯有木板看起來像是文件櫃的家具問他。他們都知道，那實際上是雞尾酒酒櫃。
「好主意。今天一天夠長夠累的了。來杯蘇格蘭威士忌吧。」
馬奇班克斯打開酒櫃門，開始兌制雞尾酒。麥克唐納是蘇格蘭人，他要的是老祖宗釀造的純酒。這位處長倒了一杯不加冰的雙料麥卡倫威士忌，遞了過來。
「我知道你要來，但不知道為什麼來。告訴我吧。」
麥克唐納把故事從頭說了一遍。
「肯定是個騙局。」馬奇班克斯聽完後說。
「從表面上看，確實如此，」麥克唐納表示同意，「但這肯定是我聽說過的最愚笨的騙局。那麼，騙子會是什麼人呢？」
「應該是科馬羅夫的政敵吧。」
「那種騙術他早就領教過了。」麥克唐納說，「可是，投遞的方式真的很奇特，拿到的人很可能看也不看就扔掉了。那個年輕人格雷能夠發現，純屬碰巧。」
「好吧，那下一步應該來讀一下囉。你應該已經看過了吧？」
「我昨晚看了個通宵。似乎是一份政治宣言，看起來……讓人感到很不愉快。」
「是用俄語寫的吧？」
「是的。」
「唔，我的俄語可能不行，估計會看不懂。我們需要一份譯文。」
「我想親自翻譯，」麥克唐納說，「以防萬一它不是騙局。看完後你就會明白。」
「好吧，喬克，聽你的。你現在想做什麼？」
「先去俱樂部，洗個澡、刮個臉、吃頓飯、睡一覺，大概半夜時回到這裡，一直工作到正常上班時間。到時候見。」
馬奇班克斯點了點頭。
「好的。你還是用這個辦公室吧，我會通知警衛部門的。」
傑佛瑞·馬奇班克斯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已經快第二天上午十點了。他發現喬克·麥克唐納直挺挺地躺在沙發上，外衣和鞋子已經脫去，領帶也鬆開了。黑色文件放在他的書桌上，旁邊還有一疊未經裝訂的列印紙。
「翻譯好了，」麥克唐納說，「已經變成英語了。順便說一句，磁碟還在電腦裡，應該取出來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馬奇班克斯點點頭。他要來咖啡，戴上眼鏡，開始閱讀文件。過了一會，他抬起頭來。
「那人肯定是瘋了。」
「如果是科馬羅夫寫的，那麼他是瘋了，或者很邪惡，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不管怎麼樣，都是潛在的危險。繼續看下去吧。」
馬奇班克斯繼續往下看。看完後，他鼓起臉頰，然後長長地呼了口氣。
「肯定是一個騙局。誰也不會把自己心裡的這種想法寫下來。」
「或者他認為，這只是局限於內部的狂熱分子範圍之內。」麥克唐納暗示道。
「然後被偷走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偽造的。但流浪漢是誰，他又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們就不知道了。」
馬奇班克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這份《黑色宣言》是偽造的、是個騙局，而秘情局信以為真，那麼他們就會白忙一場。但如果這是真的，但他們沒有認真對待，那後果會很悲慘。
「我認為，」最後他說，「我們要把這件事上報給部長，甚至是局長。」
東半球部部長戴維·布朗洛在中午十二點會見了他們，局長則在下午一點十五分請他們三人在頂層餐廳吃午餐，從那裡，他們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和沃克斯霍爾大橋的全景。
亨利·庫姆斯爵士年近六十，這是他在秘密情報局局長崗位上的最後一年。他與自己的幾個前任一樣，也是一步一步爬上來的。他在十年前結束的冷戰中經受過磨練，積累了經驗。這一點不同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局長是政治任命，通常不懂業務；而三十年來，英國秘密情報局已經說服歷屆首相，為他們選拔久經考驗的內行人來當局長。
這套方法很有效。1985年後，中情局前後三任局長都承認，在報紙披露之前，他們幾乎都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秘情局局長亨利·庫姆斯信任自己的部下，應該知道的細節他都知道，部下工作人員也知道他是個知情人。
局長邊看文件邊喝奶油濃湯。但他看得很快，沒一會就全了解了。
「喬克，雖然這有點麻煩，但還是要由你從頭再講一遍。」
他聚精會神地聽著，問了兩個簡短的問題，然後點了點頭。
「傑佛瑞，你怎麼看？」
問完蘇聯處處長之後，他又徵詢東半球部部長布朗洛的意見，兩人講得差不多。這是真的嗎？我們需要了解。
「我在考慮的是，」布朗洛說，「如果所有這些真的都是科馬羅夫的政治議程，那他為什麼要寫下來？我們都知道，即使是機密文件也有可能被盜。」
亨利·庫姆斯爵士那雙看似溫和的眼睛轉向了莫斯科情報站長。
「喬克，說說你的意見。」
麥克唐納聳了聳肩。
「為什麼人們要把內心的想法和計劃寫出來呢？為什麼人們要把心中的秘密寫在日記裡呢？為什麼人們要千方百計地保存內部刊物呢？為什麼像我們這樣的情報機關要儲存極其敏感的資料呢？也許這是一份非常秘密且簡單的文件，只是讓內部小圈子裡的人使用，或者僅限其本人使用。也有可能這只是一份偽造的文件，為的是陷害那個人。我不知道。」
「啊，你說到點子上了，」亨利爵士說，「我們不知道。但看了這文件後，我認為，我們必須知道，這其中有太多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真的是伊戈爾·科馬羅夫起草的嗎？這是不是他上台執政後打算實施的令人震驚的瘋狂行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它是怎麼被偷的？是誰偷走的？為什麼又把它扔給了我們？或者這一切都是混淆視聽的謊言？」
他攪動杯中的咖啡，凝視著文件的原稿和麥克唐納的譯稿，表情極為厭惡。
「對不起，喬克，可我們必須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搞清楚了以後，我才能去河對岸向領導匯報。喬克，你回莫斯科去。我不知道你會怎麼幹，那是你的事情，但我們需要知道真相。」
這位秘情局局長與他所有的前任一樣，肩負著兩個任務。第一個是業務性的，努力為國家管理好情報工作；另一個任務是政治性的，即聯絡政府的有關部門，包括聯合情報委員會、秘情局的大客戶官員、比較難對付的外交部，還要跟內閣辦公室爭取預算，並與政府的大臣交朋友。這後一項任務需要面面俱到，普通人可承擔不了。
他不能草率地編個故事，說一個流浪漢把那份文件扔進了一名低級外交官的汽車裡，現在該文件已沾有腳印，裡面有一個也許是真、也許是假的又瘋狂又殘忍的計劃。他知道，那樣做的話，他會遭到嚴厲的批評。
「我今天下午就飛回去，局長。」
「不行，喬克，你已經連續兩個晚上沒睡覺了。去看場演出，在床上睡八個小時，明天坐第一班飛機返回哥薩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手錶，「對不起，我另有……」
三個人魚貫而出。麥克唐納既沒能去看演出，也沒能在床上睡八個小時。馬奇班克斯的辦公室收到一份訊息，是密碼室剛送過來的。西莉亞·斯通的公寓遭到襲擊，房間被翻了個底朝天。她吃過晚餐回到家裡時，撞上兩個蒙面人，被他們用椅子腿打了。她在醫院裡，但沒有危險。
馬奇班克斯默默地把紙條遞給麥克唐納。麥克唐納看了一下。
「哦，糟糕。」他說。
美國，華盛頓
1985年7月
這條訊息在剛得到時，如同情報界經常出現的情況那樣，看起來很含糊，是第三手的資料，很可能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一名美國志願者，在參與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實施的援助計劃後，返回紐約休假。他約了一位老同學一起吃飯，該同學在聯邦調查局工作。
吃飯時，他們談及蘇聯對南葉門提供的巨額軍事援助。聯合國志願工作者描述道，有天晚上，他在亞丁岩石賓館的酒吧裡和一位蘇軍少校閒聊過一會。
與身在南葉門的大多數蘇聯人一樣，少校不會講阿拉伯語，因為葉門原先是英國殖民地，所以蘇聯人是用英語與葉門人交流的。美國人知道，他們在南葉門不受歡迎，於是習慣自稱瑞士人。他就是這樣告訴蘇聯少校的。
少校越喝越多，漸漸有了醉意，因為知道四周沒有同胞耳目，他開始強烈批評起自己國家的領導人，譴責他們貪汙腐敗、揮霍浪費，根本不關心蘇聯在第三世界開展的援助工作。
後來，調查局的同學對一位朋友提起這事。恰巧該朋友是中情局紐約辦事處的特工，於是志願工作者在飯桌上講述的軼事就有了下文。
中情局特工請示了辦事處領導，再次安排了一個飯局，請那位志願工作者吃飯，席間喝了許多酒。中情局採用激將法，故意哀嘆蘇聯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不斷增進的友誼，尤其是在中東地區。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志願者急於賣弄自己的學問，他打斷對方說，事情並非如此，根據他的親身感受，蘇聯人不喜歡阿拉伯人，因為他們連最簡單的技術都學不會，還經常弄壞提供給他們的援助設備，蘇聯人對他們感到越來越厭惡。
「就拿我剛剛去過的南葉門來說……」他開始敘述。
到飯局結束時，中情局特工已經大致了解了蘇聯大型軍事顧問團的基本情況。團組成員因遭挫折，已經計窮力竭，他們認為，在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開展援助是毫無意義的行動。他還描述了蘇軍團組中一名極度厭倦的少校，他個子高高的，肌肉很發達，一張臉長得有點像東方人，還有一個名字：索洛明。
報告發回蘭利，放在了蘇聯東歐處處長的辦公桌上。處長又去與副局長凱里·喬丹商量了。
「這事也許沒什麼要緊，也許有危險，」三天後，主管行動的副局長對傑森·蒙克說，「你能不能去一趟南葉門，與這位索洛明少校談一談？」
蒙克向內勤專家諮詢了很長時間，了解有關中東的情況。他很快就明白，南葉門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美國與那裡的共產黨政府不合拍，但莫斯科則在極力討好該政府。不過，除了蘇聯人以外，那裡竟然還有包括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內的許多外國人。聯合國正在那裡開展三個項目：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幫助發展農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救助兒童，世界衛生組織在負責健康項目。
一個人的外語無論講得如何地道，一旦遇到該國本地人，還是很快就會露餡。蒙克決定不去冒充英國人，因為真正的英國人馬上就能聽出差異，法國人也一樣。
由於美國是聯合國的主要經濟來源，對聯合國的許多機構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力。經研究發現，聯合國糧農組織派往亞丁的代表團裡，沒有西班牙人或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於是，中情局決定創建一個新角色，為蒙克安排一份為時三十天的簽證，讓他在10月份訪問亞丁，身份是糧農組織從羅馬總部派去檢查項目進度的特派員，名字則是埃斯特萬·馬丁內斯·羅爾卡。在馬德里，依然感恩戴德的西班牙政府簽發了一本真實的護照。
喬克·麥克唐納回到莫斯科的時候，時間已經很晚，不能去醫院探望西莉亞·斯通了。7月20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上午，他去了醫院。新聞隨員女助理纏著繃帶，依然頭昏眼花，但說話倒是沒有問題。那天她是正常時間下班回家的，沒發現有人跟蹤，她畢竟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她在公寓裡待了三個小時，然後與加拿大使館的一個女孩一起外出吃飯。她大概是夜晚十一點半回到家裡的。竊賊肯定是聽到她用鑰匙開門的聲音了，因為她進去的時候，裡面很安靜。她打開門廳的燈，發現通往起居室的房門開著，裡面一片漆黑。她感到奇怪，因為她離開時留了一盞燈，起居室窗戶面向中央的院子，窗簾後面亮著燈，以表明家裡有人。她認為肯定是燈泡壞了。
她走到起居室門口時，兩個身影突然從黑暗中竄出向她撲來。其中一人舉起什麼東西，砸在了她的腦袋側面。她倒在地上，但依稀能聽到或感覺到有兩個人從她身上跨過去，奔向公寓房門。她昏了過去。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她醒過來，立即爬向電話機，給鄰居打了一個電話。然後她又失去了知覺，再次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裡了。她記得的只有這些。
麥克唐納去了公寓。英國大使已經向俄羅斯外交部提出抗議，外交部很惱火，轉而向內務部抱怨。內務部責成莫斯科民警局派出最優秀的刑警去調查此事，詳細的調查報告很快就會出來——在莫斯科，這意味著：別抱太大期望。
發往倫敦的訊息中有一個地方搞錯了，擊中西莉亞·斯通的，不是椅子腿，而是一個小瓷像。瓷器已經碎了，假如擊中她的是金屬，那她很可能就死了。
公寓裡有幾個俄羅斯刑警在忙碌，他們愉快地回答了英國外交官的提問。院子門口的兩名民警當時沒有放俄羅斯的汽車進來過，因此盜賊肯定是步行過來的。民警沒看到有人進來。他們肯定會這樣說的，麥克唐納心裡想。
公寓門沒有被蠻力砸開，因此肯定是被撬開的，要不然就是盜賊有房門鑰匙，這當然不太可能。當今時日艱難，也許他們是來偷取外幣的。那就太遺憾了。麥克唐納點點頭。
他暗地裡認為，竊賊肯定是黑色衛隊的，不過，也有可能是當地黑社會代為操辦的，或者是為前KGB跑腿的——這樣的人到處都有。莫斯科的盜賊很少光顧外交公寓，那樣的後果會很嚴重。馬路上停著的汽車倒是可以攻擊的目標，但不會是民警站崗的公寓樓。民警對公寓的搜查很徹底、很專業，但沒發現遺失什麼東西，甚至連臥室裡的珠寶都沒動過。竊賊顯然具有針對性，是專門衝著某樣東西來的，但沒能找到。這是麥克唐納最擔心的地方。
回到使館後，他有了個主意。他給民警局打電話，詢問能否讓負責此案的刑警到他這裡來一下。下午三點鐘，契爾諾夫警官來了。
「我也許能夠幫助你們。」麥克唐納說。
刑警揚起了眉毛。
「那真是太感謝了。」他說。
「年輕的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覺好一點了。好很多了。」
「謝天謝地。」警官說。
「她描述了其中一個襲擊者。在被襲擊之前，她藉著門廳的燈光看見了那個人的臉。」
「她在第一次陳述時說，兩個人都沒看清楚。」契爾諾夫說。
「在這種情況下，記憶力是可以恢復的。你昨天下午見到她了嗎，刑警？」
「是的，昨天下午四點鐘。她醒著。」
「但我認為，她那時候腦子裡還是迷迷糊糊的。今天上午，她清醒多了。我們工作人員的一位家屬是搞美術的，她在斯通小姐的幫助下畫了一張人物肖像。」
他把一幅用炭畫筆和蠟筆畫成的圖畫遞到了書桌對面，刑警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這非常有用，」他說，「我這就把它拿到刑偵隊去傳閱。這種年齡的人，應該是有記錄的。」他起身準備離開，麥克唐納也站了起來。
「很高興能幫上忙。」他說。他們握了手，刑警離開了。
午餐時分，西莉亞·斯通和肖像畫家都被告知了這個新編的故事。她們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都同意在契爾諾夫警官來詢問時統一口徑，不過後來刑警再也沒來問過她們。
莫斯科各地的刑偵隊都沒能認出那張面孔，但他們都把圖畫貼到了辦公室的牆上。
蘇聯，莫斯科
1985年7月
從奧爾德里奇·埃姆斯那裡發了筆橫財後，KGB做出了不同尋常的舉動。
在這個「大博弈」中有一條牢不可破的規矩：如果一個情報機關突然從敵人的核心人員那裡獲得了一位寶貴的線人，那就必須對該人實施保護。因此，當這個人透露了一批叛徒時，其興高采烈的新主子會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處置這些叛徒，每處置一個，都要編造一個不同的理由。
只有當他們的線人遠離危險，安全地到了後方以後，才可以把被他出賣的叛徒一網打盡。不然的話，則無異於是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整版的廣告，宣稱：「我們從你們機構內部裡發展了一個大臥底，看看他給我們提供了什麼。」
由於埃姆斯依然處於中情局的核心職位上，而且很有前途，KGB第一總局本打算按規矩把他透露的十四個叛徒慢慢地仔細剔除。不過，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無視他們聲淚俱下的抗議，將這個做法徹底否決了。
「鈴鐺小組」對來自華盛頓的豐沛收穫進行分類整理，發現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認，另一些則需要仔細檢驗和追查。那些已被「立即辨認」出來的叛徒當中，有的仍在國外任職，必須巧妙地把他們誘騙回來，不能讓他們聞到腥味。這可能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
十四人當中，其實有一個長期為英國效勞的間諜。美國人從來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由於倫敦曾把他的成果與蘭利分享過，中情局知道了一點有關他的事情，由此可推斷出更多情況。他實際上是KGB的一名上校，七十年代早期在丹麥被招募，為英國人工作了十二年。他已經受到了懷疑，但他還是作為蘇聯駐倫敦使館住勤情報官，最後一次返回了莫斯科。埃姆斯的叛變，直接證實了這個蘇聯人的疑慮。
不過，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上校很幸運。7月份時，他覺察到自己受到全面監視，網在收緊，很快就要實施逮捕了，於是他發出了一件事先約定好的緊急信號。英國秘情局搞了一個快速的撤出行動，當這位身材精瘦的上校在莫斯科街上慢跑時，把他救出來，偷運到芬蘭去了。他倖存了下來，後來在中情局的一座安全屋裡，由奧爾德里奇·埃姆斯聽取了他的匯報。
傑佛瑞·馬奇班克斯認為，也許有一個辦法，可以幫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黑色宣言》是真是假。
麥克唐納遇到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他沒有合適的途徑去接觸伊戈爾·科馬羅夫本人。馬奇班克斯考慮過，如果與這位愛國力量聯盟的領袖見面，並進行一次深入的談話，或許能夠從中發現一些線索，確定這位自認為是右翼保守愛國主義者的外表之下，是否隱藏著瘋狂的納粹野心。
他認為有一個人可以安排這種會面。去年冬天，他參加過一次野雞射擊活動，客人中有一位新近被任命的、英國執政黨保守黨旗下的日報編輯。7月21日，馬奇班克斯給那位編輯打了一個電話，向他提起了上次射獵野雞的活動，與他約定次日在聖詹姆士俱樂部共進午餐。
蘇聯，莫斯科
1985年7月
戈爾季耶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軒然大波。7月份的最後一天，在捷爾任斯基廣場的KGB總部，三樓KGB主席的辦公室裡發生了一場激烈爭吵。
這是一個灰暗的辦公室，地球上最血腥的怪獸曾經在此辦公。T形辦公桌上簽署過的命令，使許多人慘遭嚴刑拷打，凍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或是跪在淒涼的院子裡被子彈擊穿顱腦。
KGB主席維克托·切布里科夫將軍的權力已經式微。形勢正在發生變化，死刑命令必須由總書記本人親自簽署。不過，叛國者仍會被處以死刑，這天的會議，就是在討論對叛徒的處置。
在KGB主席辦公桌的對面，坐著第一總局局長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當下的形勢對他不利，因為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正在指責的是第二總局局長，一位矮矮胖胖的寬肩將軍，名叫維塔利·博亞羅夫，他正在厲聲痛斥。
「整個事情都被搞得……一塌糊塗。」他憤怒地說。即便在將軍們之間，說話的用詞也能顯露出各自不同的背景，他用的詞表現出了軍人的粗率和工人階級的出身。
「這種事情不會再次發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著為自己辯解。
「我們現在來商定一個框架，」主席說，「以便我們互相遵守。在蘇聯領土範圍內，應由第二總局負責逮捕和審訊叛徒。如果再發現叛徒，就按這個實行。明白了嗎？」
「還會有更多的，」克留奇科夫嘀咕道，「還有十三個呢。」
室內一片寂靜，持續了好長時間。
「你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們嗎，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主席靜靜地問道。
這個時候，克留奇科夫才把六星期前在華盛頓查德威克飯店發生的事情說了出來。博亞羅夫興奮得吹了一聲長長的口哨。
一週之內，興高采烈的切布里科夫將軍把KGB這次漂亮的行動，向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作了全面匯報。
這個時候，博亞羅夫將軍正在籌備他的「捕鼠委員會」。叛徒一旦被確認身份並遭到逮捕，就由這個專案小組進行審訊。他打算挑選一位特殊人才來領導這個委員會。此人的檔案就放在他書桌上，是一名上校，年僅四十歲，但經驗豐富，是一位從來沒有失敗記錄的審訊官。
這人1945年出生在莫洛托夫——那裡曾經叫彼爾姆，但自從史達林的追隨者莫洛托夫於1957年被開除出蘇共中央，使這個名字變得丟臉後，現在又改回彼爾姆了。他的父親是一個勇敢的戰士，獲得過英雄獎章，從戰場返回家鄉後有了一個兒子。
在那座灰色的北方城市裡，小托爾亞在嚴格的正統教育下茁壯成長。根據檔案記載，他父親狂熱崇拜英雄史達林，十分厭惡對其進行貶低的赫魯雪夫，男孩全盤接受並繼承了父親的觀點。
1963年，他在十八歲時參軍入伍，加入了內務部的內衛部隊。該部隊的任務是保護監獄、勞改營和拘留所，也就是防暴部隊。這位年輕的戰士在部隊裡如魚得水。
部隊裡奉行打壓和群體控制。這小伙子幹得很出色，獲得了極為珍貴的嘉獎，被選拔進入了列寧格勒軍事外語學院。那裡實際上是KGB的培訓院校，在KGB內部被叫作「幹部學校」，出來後都是當官的料。幹部學校的畢業生以冷酷、奉獻和忠誠而聞名。年輕人在那裡又一次顯露才幹，並再次獲得嘉獎。
這一次，他被調任到KGB第二總局莫斯科州（包括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區）分局，他在那裡工作了四年，被譽為聰敏的情報官、徹底的調查官和頑強的審訊官。他確實對審訊很在行，還撰寫了一篇評價很高的有關審訊的論文，並因此被調到了第二總局的總部。
此後他便再也沒有離開過莫斯科，一直以總部為基地。他的工作主要針對他所仇恨的美國人，監視他們的使館，跟蹤他們的外交人員。其間，他在調查機構工作過一年，然後又回到了第二總局。上級情報官和教官專門抽時間在檔案中對他做出評價，敘述了他對英國人、美國人、猶太人、間諜和叛徒的刻骨仇恨，還有他在審訊時所施展的那種難以解釋但還算可以接受的野蠻手段。
博亞羅夫將軍微笑著合上檔案。他找到了他需要的人選，如果想迅速得到結果又不把事情搞砸，那麼阿納托利·格里辛上校正是他要尋求的人。
在剩餘的十三人當中，有一個人很幸運，或者說，很聰明。謝爾蓋·博凱是蘇聯軍事情報局駐希臘雅典的一名情報官。他突然接到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兒子在軍事學院的考試出了問題。他碰巧知道他兒子的學習成績很好，於是故意耽誤，錯過了已經預訂好的回程飛機，與駐雅典的中情局情報站取得聯繫，然後被匆匆送出了雅典。
其他十二個人被悉數拿下，有些是在蘇聯境內被捕的，另一些是在國外被抓的。那些在國外的人被各種編造的理由騙了回來，在下飛機時全被逮捕了。
博亞羅夫選對了人。十二個人全接受了嚴厲的審訊，並且都招供了，要不然，會受到更為嚴厲的審訊。其中有兩個人在勞改營被關了幾年後逃了出來，如今居住在美國，其餘十人則在遭受嚴刑拷打後被處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