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也是在7月16日，快到中午時，伊戈爾·科馬羅夫在基賽爾尼大街別墅二樓自己的辦公室裡，通過內部通訊器與他的機要秘書通話。
「昨天我借給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沒有？」他問道。
「我已經看過了，總統先生。相當精彩，我可以這麼說。」阿科波夫回答道。科馬羅夫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稱呼他為「總統先生」，指的是愛國力量聯盟執委會的頭領。他們深信，他在十二個月後也會成為國家總統。
「謝謝你，」科馬羅夫說，「那就還給我吧。」
通話結束後，阿科波夫起身走向牆上的嵌入式保險箱。他早已熟記組合式密碼，按要求把中心刻度盤旋轉六次後，門打開了。他在裡面尋找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沒有找到。
他納悶了，於是把保險箱裡的東西全都拿出來，一件件、一份份地過目，查找了一遍。他恐懼得渾身發冷，部分是因為驚慌，部分是因為疑惑。他緩了緩神，又開始尋找。他坐到地毯上，把所有文件分類整理，一份份、一頁頁仔細檢查，還是沒有黑色文件。他的額頭上出現了一層細密的汗珠。整個上午，他一直在辦公室裡工作，他確信頭天晚上在離開之前，已經把所有的機密文件鎖進了保險箱裡。他每次都是這樣，已經形成了習慣。
檢查過保險箱後，他開始在書桌的抽屜裡翻找，還是沒有。他去書桌底下找，然後查看了每一個櫃子。快到下午一點鐘時，他敲響了伊戈爾·科馬羅夫的房門，獲准進入後，他坦白說，文件找不到了。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即將成為俄羅斯的下一屆總統。他個性非常複雜，在非公開場合注重保護個人隱私，這與他的前任——已被廢黜的日里諾夫斯基形成了再明顯不過的對比。現在，他公開把已經下台的前任看作是一個小丑。
科馬羅夫中等個子，中等身材，一頭鐵灰色的頭髮修剪得整整齊齊，鬍子也刮得乾乾淨淨。他的諸多特點中，最顯著的兩個便是注重個人整潔和討厭肢體接觸。許多俄羅斯政治家喜歡勾肩搭背，互相敬酒以示友好。與他們不同，科馬羅夫堅持在隨行人員面前衣著整齊、談吐文明。他不喜歡黑色衛兵制服，通常會穿一套雙排扣的灰色西裝，搭配襯衫和領帶。
從政多年以來，很少有人敢聲稱與他關係密切，沒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知己。尼基塔·伊凡諾維奇·阿科波夫擔任他的機要秘書已有十年時間，但他們依然是那種主人與奴隸般忠誠的主僕關係。
葉爾欽生性隨和，常常叫上一幫工作人員，像朋友般一起喝酒打網球。科馬羅夫則不同，據說，迄今為止，他只允許一個人直呼他的名字：他的安全部長阿納托利·格里辛上校。
不過，和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樣，在必要時，科馬羅夫也會扮演變色龍的角色。偶爾必須屈尊親自會見大眾媒體時，他會以嚴肅的政治家面目出現。在他自己的集會場合，他則會變成另一個人，阿科波夫對此永遠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在講台上，原先的工程師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口若懸河、熱情洋溢且魅力四射的演說家，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能夠準確而清晰地表達人民的心聲、願望、恐懼、期盼、憤怒和執著。面對他們，也只有在面對他們時，他才表現得親切和藹、平易近人。
在這兩種面貌背後，還有令阿科波夫感到驚恐的第三張面孔。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同事或警衛員儘管只是聽說過這第三張面孔，不過光憑這些捕風捉影的東西，便足以令他們時時刻刻戰戰兢兢，對他唯命是從。
尼基塔·阿科波夫在過去的十年裡，隻目睹過兩次科馬羅夫內心憤怒爆發繼而情緒失控的情景。在其他若干個場合，他看到過科馬羅夫極力克制住情緒，最後成功平靜下來。在那兩次情緒失控的時候，他看到他的領導、他所追隨和崇拜的人，變成了一個尖聲怪叫的狂暴的惡魔。
他憤怒地把電話機、花瓶和墨水瓶座紛紛砸向因冒犯他而嚇得渾身發抖的工作人員，把黑色衛隊的一名高級軍官罵得狗血淋頭、痛哭流涕。他使用了阿科波夫聞所未聞的骯髒語言，還會砸家具。有一次，他用一把沉重的黑檀木尺痛打一個受害人，差點把那人打死。
阿科波夫知道愛國力量聯盟的頭領發怒時會露出什麼樣的神情。科馬羅夫的臉色會變得慘白，他的舉止甚至會變得比平時更正式、更客氣，但在他的顴骨上方，會各自出現一個鮮紅的斑點。
「你是說，你把文件搞丟了，尼基塔·伊凡諾維奇？」
「不是丟了，總統先生，顯然是放錯地方了。」
「你處理過的任何文件中，再也沒有比這份文件更機密的了。你讀過，能明白為什麼。」
「我能理解，總統先生。」
「這文件只製作了三份，尼基塔，兩份鎖在我自己的保險箱裡。這文件，只有我身邊最可靠的少數幾個人才允許閱讀。這文件，甚至還是我親自編寫並且列印的。我，伊戈爾·科馬羅夫，親自打字、列印了整份文件，不是託付給秘書去做的，因為這是機密文件。」
「您很英明，總統先生。」
「正因為把……把你視為身邊最親近的人員之一，我才允許你閱讀。現在你對我說，你把它搞丟了。」
「是放錯地方了，暫時放錯了，我向您保證，總統先生。」
科馬羅夫在用那雙擅長迷惑人的眼睛盯著他。他的眼神可以說服懷疑論者成為合作者，或使退卻者感到恐懼。他臉色蒼白，兩邊的顴骨上方出現了憤怒的紅斑。
「你最後一次看到文件是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總統先生。我加班到很晚，以便秘密地閱讀。我是八點鐘離開的。」
科馬羅夫點點頭。夜間值班警衛員的登記記錄可以證實或推翻他的離去時間。
「你帶走了文件。竟然違抗我的命令，把文件帶出了大樓。」
「總統先生，我發誓，我沒帶走。我把文件鎖在保險箱裡了。我從不把秘密文件到處亂放或帶走。」
「但現在文件不在保險箱裡？」
阿科波夫努力咽了幾下，但他沒有口水。
「在我打電話之前，你開過幾次保險箱？」
「一次都沒有，總統先生。在您打了電話後，我才第一次去開保險箱。」
「保險箱是鎖著的嗎？」
「是的，與往常一樣。」
「被撬開過嗎？」
「顯然沒有，總統先生。」
「你搜查過房間了嗎？」
「上上下下都檢查過了。我也搞不明白。」
科馬羅夫考慮了一會。在空洞的表情背後，他的內心產生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恐慌。最後，他打電話給底層的警衛室。
「封鎖整棟樓，不許任何人出入。去找格里辛上校，叫他馬上來我辦公室報到。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不管他在幹什麼，我要他一小時之內到這裡。」
他的食指離開內部通訊器上的按鈕，眼睛盯住這位臉色慘白、渾身顫抖的助手。
「回到你的辦公室去，不要與任何人聯繫，在那裡等待進一步通知。」
西莉亞·斯通是一個又聰明又現代的年輕單身女人，她喜歡與她所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刻，她正迷戀著一個肌肉發達的年輕人，雨果·格雷。他兩個月前剛從倫敦過來，比她晚來六個月，他的身份是使館的文化隨員助理，級別與她一樣，但年紀比她大兩歲，也是單身。
他們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公寓，雖然小了點，但很實用，位於庫圖佐夫斯基大街旁英國使館工作人員的住宅樓內。這是一棟方形樓房，中間有個大院子，可以停車，門口有俄羅斯民警站崗。即使在現代的俄羅斯，人們還是認為在那裡進出是會受到監控的，不過，至少汽車停放在那裡非常安全。
午餐後，她開車回到索菲亞碼頭旁的英國使館大院，撰寫她與記者午餐會面的報告。他們的談話大都關於前一天切爾卡索夫總統去世以及隨即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她向記者保證，英國人民將繼續密切關注俄羅斯的事態發展，希望他能夠相信她。她還想知道，他的文章什麼時候可以刊登出來。
她五點鐘駕車返回公寓，洗了個澡，稍事休息了一下。她已經與雨果·格雷約好八點外出吃晚餐，然後她想把他帶回自己的公寓，她可不希望把夜裡的時間全花在睡覺上。
下午四點鐘，阿納托利·格里辛上校已經確信遺失的文件肯定不在樓裡了。現在，他正坐在伊戈爾·科馬羅夫的辦公室裡匯報情況。
四年來，這兩個人一直相互依存，難以分離。1994年，格里辛辭去KGB第二總局的上校職務。他對現狀已徹底失望。以他的觀點來看，1991年共產黨正式結束統治以後，前KGB已經消亡了。而在此之前的1991年9月，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已經把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機構解體，把各個部門分流到其他機構去了。
對外情報部門——即第一總局，其總部還保留在環城路以外的亞謝涅沃，但已經改名為俄聯邦國外情報局，簡稱SVR。這已經夠糟糕的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辛自己所在的第二總局，這個曾經負責國內安全、反間諜和鎮壓不同政見分子的機構，也已經遭到閹割，改名為俄聯邦安全局，即FSB，並大量裁減了人員。
格里辛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俄羅斯人民需要紀律，需要強硬、有時甚至是苛刻的紀律，而第二總局正是執行這種紀律的部門。他忍耐了三年的改革，希望在晉升至少將後就離職。一年後，他開始擔任伊戈爾·科馬羅夫的警衛隊長，當時科馬羅夫還是原來的自由民主黨的政治局委員。
這二人共同成長，都有了顯赫的地位和權力，以後還都會有更多的共通之處。幾年來，格里辛已經為科馬羅夫締造了一支絕對忠誠的貼身警衛隊伍，即黑色衛隊。現在，這支由健壯的年輕人組成的衛隊人數已達六千，並且由他親自指揮。
黑色衛隊的後備力量是青年戰鬥隊，也由他來指揮。這支戰鬥隊是愛國力量聯盟的青年組織，人數多達兩萬，隊員們都具有堅定的信念和狂熱的忠誠。他是少數幾個可以對科馬羅夫直呼其名的人之一。儘管街上卑微的平民也可以對著科馬羅夫高呼「伊戈爾·阿列克謝維奇」，但那是他作為「人民的一員」的一個方面，是俄羅斯人民期待的一種同志關係的體現。對他的部下，科馬羅夫則有著非常嚴格的禮節要求，只有極少數幾個密友除外。
「你肯定這文件已經不在樓內了嗎？」科馬羅夫問道。
「肯定不在了，伊戈爾·阿列克謝維奇。我們花了兩個小時，把樓內翻了個底朝天。我們檢查了每一個櫃子、每一個抽屜和每一個保險箱。每一扇窗戶和每一個窗台也都檢查過了，每一寸土地都搜過了，沒有外人闖進來的跡象。
「保險箱製造廠方的專家剛剛完成了檢驗，那個保險箱沒有外力撬動過的痕跡。要嘛是知道密碼的人打開過，要嘛文件根本就沒放進去過。昨晚的垃圾已全被封存，並進行了分揀檢查。什麼也沒發現。
「晚上七點鐘起，狗就在院子裡自由活動了，此後沒人進入過大樓。夜班警衛晚上六點鐘來接替日班，十分鐘後日班的警衛就離開了。阿科波夫在辦公室裡待到八點。我們已經把昨晚的訓犬員叫來了，可他發誓說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是為了讓三個加班的員工駕車離開。阿科波夫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夜間值班記錄確認了這一事實。」
「所以呢？」科馬羅夫說。
「所以應該是人為的無意失誤，或者是有人蓄意為之。我們已經派車去兵營接昨晚值班的兩個警衛來，他們馬上就可以到這裡。從昨晚八點阿科波夫離開，到今早六點日班人員抵達的這段時間裡，是他們在樓內值班。然後是日班的警衛單獨在這裡值班，直到八點左右辦公室工作人員上班，這中間有兩個小時。但日班的警衛們發誓說，在他們第一次巡邏時，這個樓層的所有辦公室門都是鎖著的。樓層裡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包括阿科波夫，都證實了這一點。」
「你怎麼看，阿納托利？」
「要嘛是阿科波夫有意或無意地帶走了文件，要嘛就是他根本沒把文件鎖進去，一個夜班人員把文件拿走了。值班警衛都有辦公室門的萬能鑰匙。」
「這麼說，是阿科波夫？」
「他肯定是第一個要懷疑的對象。他的私人公寓已經搜查過了，他也在場，什麼也沒有。之前我還覺得，他有可能帶走文件，然後把文件包搞丟了。國防部就發生過這種事情，當時我負責案子的調查工作，結果發現不是諜報活動，而是瀆職。罪犯被送去勞改營了。但阿科波夫的公事包是他一直用的那隻，這也得到了三個人的證明。」
「那麼他是有意為之了？」
「有可能。可我有個疑問，那他為什麼今天上午還要來上班呢？難道他想自投羅網？他有十二個小時的時間可以遠走高飛。我是想……呃……對他進行詳細的審問，為的是消除嫌疑或得到他的供認。」
「我同意。」
「在那之後呢？」
伊戈爾·科馬羅夫把椅子轉到面朝窗戶的角度，他沉思了一會。
「阿科波夫一直是個很優秀的機要秘書，」他終於開口了，「但是，這個事件之後就要換人了。我關心的是，他已經看過文件，裡面的內容是最高機密。如果他被降級或開除，他也許會憤然不平，甚至會洩露他知道的秘密。那就很遺憾了，會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我完全理解。」格里辛上校說。
這時候，兩個稀裡糊塗的夜班警衛到了，格里辛到樓下去審問他們。
到晚上九點鐘，位於城外的黑色衛隊營房裡的夜班警衛宿舍，已經搜查完畢，只發現了一些預料之內的洗漱用品和色情雜誌。
在別墅內部，兩個警衛已被隔離，分別在不同的房間裡接受盤問。格里辛親自審問他們。他們顯然對他十分畏懼，這很正常，他們早就聽說過他的名聲。
格里辛偶爾還會在他們耳邊大喊大罵，但對這兩個渾身冒冷汗的人來說，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們旁邊，小聲敘說著撒謊者將會得到的種種懲罰的細節。到八點鐘，他已經完全掌握了頭天晚上他們值班時的情況。他知道了他們因專注於電視上總統死訊的新聞細節，沒有像往常一樣按時巡邏。而且，他第一次聽說有一個清潔工的存在。
清潔工晚上十點鐘抵達，與往常一樣，是從地下通道進來的，而且，沒有其他人陪他一起進來。要打開三道門，需要這兩個警衛在場，因為一名警衛掌管著街門鍵盤的組合密碼，另一名警衛掌握著內門密碼。中間門的密碼，兩人都知道。
他獲悉，兩個警衛看到老頭與往常一樣，先去頂樓打掃。隨後，警衛很不情願地離開他們正在觀看的電視節目，去打開中層辦公室，那個重要的辦公套房的門。他還知道了，在清潔工打掃完科馬羅夫辦公室後，一名警衛會過來重新鎖上房門，但在清潔工打掃中間樓層的其他辦公室時，兩個警衛都已經回到了樓下。一切都很正常。那麼……清潔工獨自在阿科波夫的辦公室裡待過。他昨晚比平常提前一點離開，大約在凌晨一兩點鐘。
九點鐘的時候，臉色慘白的阿科波夫先生由警衛陪同著離開了大樓。他乘坐的是自己的汽車，但由一名黑色衛兵駕駛。汽車後座上，另一名衛兵坐在這位失寵的秘書旁邊。汽車沒有駛向阿科波夫的公寓，而是出城去了青年戰鬥隊的一處兵營。
到九點鐘時，格里辛上校已經看完了由人事部提供的一份檔案，那是一個叫列昂尼德·澤伊采夫的雇員的詳細資料。該人六十三歲，是辦公室的清潔工。檔案裡還有他的家庭住址，但那人有可能已經離家。他本應該在十點鐘來上班的。
但他沒有出現。半夜裡，格里辛上校和三名黑色衛兵出發去走訪老頭的住所。
這個時候，西莉亞·斯通帶著滿足的微笑，翻身從她年輕情人的身上下來，伸手取來一支香菸。她很少抽菸，但現在是開心的時刻。雨果·格雷躺在她床上喘著氣。他是一個體格健壯的年輕人，經常打壁球和游泳，保持著良好的體型，但剛剛過去的兩個小時耗盡了他的大部分體力。
他不止一次納悶，為什麼一個處於性饑渴狀態下的女人，其胃口總是能夠超過男人的能力。上帝做出這樣的安排，是很不公平的。
黑暗中，西莉亞·斯通深深地吸了一口菸，感覺到尼古丁使她恢復了體力，她靠到情人身邊，撫摸他那深褐色的卷髮。
「你究竟是怎麼當上文化隨員的？」她調侃說，「你連屠格涅夫和萊蒙托夫都搞不清楚。」
「我不需要搞清楚，」格雷咕噥著，「我需要向俄羅斯人推廣我們的文化——莎士比亞、勃朗特，諸如此類。」
「所以你要經常去會議室和站長討論嗎？」
格雷急忙從枕頭邊支起身來，在她耳邊輕聲說道：
「別說了，西莉亞。這裡可能有竊聽器。」
西莉亞·斯通不開心了，翻身起來去煮咖啡。她不明白，格雷為什麼會對一句小小的調侃如此大驚小怪。不管怎麼樣，他在使館的身份已經完全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了。
當然，她是對的。在過去的一個月裡，雨果·格雷一直是秘密情報局莫斯科情報站的第三情報官，也是資歷較淺的一位。在過去的好日子裡，冷戰仍處在高峰期，該情報站曾經陣容強大。但如今時代不同了，預算減少了，俄羅斯目前正瀕臨崩潰，已經自顧不暇，不再構成巨大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過去百分之九十的秘密現在已經可以公開獲取了，要麼就已經不再是秘密了。現在，連曾經的KGB都有新聞發言人了。在莫斯科的美國使館裡，中情局情報官的編制已經減少到只有一支足球隊的人數了。
但雨果·格雷是一位敏銳的年輕人，他深信大多數外交公寓仍裝有竊聽裝置。共產主義時代也許已經結束，但俄羅斯的大國妄想依然十分狂熱。他是正確的，俄聯邦安全局特工已經盯上了他，對獲悉了他的身份大為振奮。
名字奇特的「熱心人大街」很可能是莫斯科城內最破舊、最低檔的住宅區。它建於共產黨統治時期，坐落在化學戰研究所的下風方向。在該區居民中，唯一能感覺到的「熱心」來自那些即將搬離的住戶。
根據記錄，列昂尼德·澤伊采夫與其女兒、卡車司機女婿以及他們的孩子，一起住在大街旁的一套公寓裡。這時已是午夜十二點半，夏日的夜晚依然相當暖和。司機駕駛著一輛黑色的豪華海鷗汽車，不時把腦袋伸出車窗努力辨認街名路牌，最後，他把汽車停在了公寓外面。
這戶人家女婿的姓氏應該不是澤伊采夫。於是他們不得不喚醒底樓的一位睡眼惺忪的鄰居，打聽出那戶人家住在四樓。樓內沒有電梯，這四個人只得腳步沉重地踏上樓梯，敲響一扇漆皮脫落的房門。
開門的女人睡意未消，她肯定有三十五六歲了，但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老上十歲。格里辛彬彬有禮但態度堅決。他的手下推開房門進屋，四散開去搜查房間。公寓裡沒什麼可搜查的，因為它很小，實際上，一共只有兩間房，外加臭烘烘的洗手間和用簾子隔開的廚房。
女人剛才與她六歲的女兒睡在其中一個房間的大床上。孩子被吵醒了，嗚咽了起來。為了檢查床底下是否藏著人，家裡的睡床也被掀翻了，孩子的嗚咽聲隨即變成哭聲。兩個用膠合板製作的破櫃子也被打開來搜查了。
在另一個房間，澤伊采夫的女兒無助地指著牆邊她父親睡覺的那張行軍床，解釋說她丈夫去了遠方的明斯克，已經走了兩天了。孩子不停地哭，引得她也哭了起來。她發誓說，父親自昨天上午起就一直沒有回來。她很擔心，但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報告父親失蹤。她認為，父親肯定是在公園的長凳上睡著了。
黑色衛隊很快便確認，公寓內裡沒有藏匿任何人。而且格里辛堅信，這個女人已經嚇壞了，不可能撒謊。不到半個小時，他們就走了。
格里辛帶領海鷗汽車離開莫斯科市中心，駛往四十英里外關押著阿科波夫的那座兵營。在夜晚剩下的時間裡，他親自提審那位不幸的秘書。黎明前，淚流滿面的阿科波夫承認，他肯定把機密文件留在了自己的辦公桌上。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忘記把文件鎖進保險箱裡。他懇求寬恕，格里辛點點頭，拍了拍他的背。
出了營房，他召來一名心腹。
「今天天氣比較熱，我們的朋友在這裡很痛苦。我想，黎明前安排游個泳應該會很合適。」
他隨後便坐車返回莫斯科去了。他琢磨著，如果這份至關重要的文件是落在阿科波夫書桌上了，那麼它有可能被當作廢紙扔掉，或者是被清潔工拿走了。前一個推斷不成立：聯盟總部的垃圾總要存放幾天，然後才會在監督之下燒毀；昨晚的垃圾桶已經被仔細篩選過，什麼也沒有發現。那麼，肯定就是清潔工了。可是，為什麼一個半文盲的老頭要做出這種事情？或者，在那之後他又幹了什麼？格里辛仍然想不出答案，只有老頭本人能夠解釋。他會解釋的。
早餐時間還不到，他已派出兩千名手下，全員便裝，在莫斯科各處尋找一名穿舊軍大衣的老頭。儘管他們沒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徵很明確，而且，他有三顆鋼做的門牙。
可是，即便有兩千人在撒網搜索，這工作也並不容易。莫斯科的小街小巷和公園裡到處都是流浪漢和無家可歸的人，其數量是搜索人員的十倍，各年齡層、各種身材的都有，而且都穿得破破爛爛。如果澤伊采夫正如他所懷疑的那樣生活在街上，那麼，每個人都應該接受檢查。他們之中必定有一個人有著三顆鋼門牙，還攜帶著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人和文件，格里辛兩者都要，而且不得耽擱。黑色衛隊的衛兵雖然迷惑不解，但都很聽話。那天天氣炎熱，他們穿上尋常的長褲和襯衫，分頭去搜索莫斯科的各個區域。
美國，蘭利
1983年12月
傑森·蒙克從書桌前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他想去軍需站。從奈洛比回來已經一個月了，他獲悉自己的業績報告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有幾個案子做得特別出色，獲得提升指日可待。非洲部的負責人對他特別滿意，因此也為即將失去他而頗感遺憾。
蒙克回來後被安排去學習西班牙語，過完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就要開課。西班牙語是他學的第三門外語，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趁此機會進入拉丁美洲部門。
南美洲地域廣大，是一個重要的地區，因為它不但是門羅主義【4】所描述的美國「後院」，也是蘇聯集團所覬覦的大目標，是蘇聯搞暴動、顛覆或掀起共產主義革命的對象。KGB因此正在巴西的里奧格蘭德南部開展一項很大的行動，中情局對此要堅決予以阻止。現年三十三歲的蒙克即將邁入人生的一個新舞台——南美洲。
他正攪拌著杯裡的咖啡，感覺有人站到了他的桌前。
「曬得好黑啊。」一個聲音說。他抬起頭來，認出了正俯身朝他微笑的那個人。他想站起來，但那人卻示意他坐著，展現出如同貴族對農民表示友善一般的姿態。
蒙克吃了一驚。曾經有人在走廊上指著這人和他提起過，此人是行動部的一個大人物，是新上任的蘇聯東歐處反間諜科的蘇聯組負責人。
蒙克驚訝的是，這個人看起來太普通了。他們倆身高差不多，都是六英尺差兩英寸，但對方雖然只比他大了九歲，身體狀況卻不太好。蒙克注意到他頭上抹了厚重的髮油，頭髮整齊地從前額梳到腦後，嘴唇蒼白乏力，上唇還被一層濃密的小鬍子覆蓋著，近視的一雙眼睛如貓頭鷹般瞪著他。
「在肯亞待了三年。」蒙克解釋了曬黑的原因。
「然後又回到了寒冷的華盛頓，嗯？」那人說。蒙克對他產生了一種不好的感覺。對方的眼睛裡含有一絲嘲諷。我比你聰明多了，那雙眼睛似乎在這樣說，我真的極其聰明。
「是的，先生。」蒙克回答。一隻被煙燻黃的手伸了過來，蒙克除了注意到對方的菸癮，還看到了對方鼻頭上那一叢叢彎彎曲曲的毛細血管——這往往意味著飲酒過度。他站起來，綻出一絲微笑，打字間的姑娘們私下裡認為他的微笑特別迷人。
「那麼你就是……」那人說。
「蒙克。傑森·蒙克。」
「很高興認識你，傑森。我是奧爾德里奇·埃姆斯。」
通常，使館工作人員星期六是不用上班的，更不用說這樣一個炎熱的夏日週六了。多數人一般會去林中或鄉下度週末，但總統的死訊給他們增加了額外的工作，即使週末也要去上班。
那天上午，假如雨果·格雷的汽車發動起來了，那麼許多後來要死的人都不會死去，這世界也會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但是，他汽車上的點火裝置出了故障，儘管格雷再三嘗試，還是沒把汽車發動起來，他只好跑向快要開到院子大門欄杆處的紅色路虎，敲了敲車窗玻璃。西莉亞·斯通讓他搭上了車。
他坐到她的旁邊，她駕車轉彎進入庫圖佐夫斯基大街，經過烏克蘭大酒店，朝阿爾巴特和克里姆林宮方向駛去。他的腳後跟踩到了什麼東西，於是彎腰撿了起來。
「你要競購《消息報》嗎？」他問道。她瞟了一眼，認出了他手裡拿著的文件。
「噢，天啊，是我昨天打算扔到垃圾桶裡去的東西。一個瘋老頭把它扔進汽車，嚇得我差點魂都沒了。」
「又是一份請願書，」格雷說，「沒完沒了的。當然，通常是為了得到簽證。」他翻開黑色封面，去看標題頁。「哦，好像是關於政治的。」
「太好了。我是『瘋子先生』，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圖，把它交給大使。」
「他是這麼說的嗎？把它交給大使？」
「是啊，還說謝謝啤酒。」
「什麼啤酒？」
「我怎麼知道？他是個瘋子。」
格雷讀完標題頁，又翻開來看了幾頁。他安靜了下來。
「確實是關於政治的，」他說，「像是某種宣言。」
「你想要就拿去好了。」西莉亞說。他們已經把亞歷山德羅夫斯基花園拋在了後面，轉彎後朝石橋駛去。
雨果·格雷打算快速瀏覽一下這份沒人要的東西，然後扔進廢紙簍裡去，可看了十頁之後，他站起來，決定去見一下那位足智多謀的站長，一個精明的蘇格蘭人。
為了防止被竊聽，站長的辦公室每天都要打掃，但真正秘密的會議，總是安排在「泡沫室」裡舉行。這個有著奇怪名稱的房間其實是個會議室，懸空吊在鋼筋橫樑上，關上房門後，房間四周的間隙會被空氣填滿。泡沫室裡裡外外定期會進行打掃，被視為敵對情報機構無法竊聽的場所。格雷感覺站長辦公室還是不夠安全，他要求去泡沫室。
「是嗎，小伙子？」站長說。
「嗯，喬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在浪費您的時間。也許是吧，對不起。可是，昨天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位老人把這個東西扔進了西莉亞·斯通的汽車。您知道嗎？就是當新聞隨員的那個姑娘。也許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
他的聲音漸漸輕下去，站長從半月形鏡片的上方看著他。
「扔進了她的汽車？」他溫和地問道。
「她是這麼說的。那人一把拉開車門，把這個扔進汽車，請她轉交給大使，然後就走了。」
站長伸手接過文件，黑色的封面上有兩個格雷的腳印。
「是什麼人？」他問道。
「老頭，衣衫襤褸，留著鬍渣，像一個流浪漢。把她嚇得半死。」
「也許是請願書。」
「她就是這麼認為的。她本打算把它扔掉，但今天上午我搭了她的車。我在路上看了其中的一些內容，似乎政治性很強。裡面的標題頁上蓋有愛國力量聯盟的標誌印章，看起來像是伊戈爾·科馬羅夫起草的。」
「俄羅斯未來的總統。奇怪。好吧，小伙子，把這個留給我來處理吧。」
「謝謝，喬克。」格雷說完就站了起來。英國秘密情報局內部提倡一種上下級之間直呼名字的親密做法，旨在鼓勵同志情誼和大家庭般的感情，強調了在這個奇特的行業裡人人平等。只有局長本人被稱為「局長」或「先生」。
格雷朝門口走去。他的手剛放在門把手上，就被他的上司叫住了。
「還有一件事，小伙子。蘇聯時期的公寓樓品質不好，牆壁很薄，現在依然如此。我們的商務三秘昨晚沒有睡好，今天上午雙眼通紅。幸好，他老婆還在英國。下次，你和那位快樂的斯通小姐能否把聲音放輕一點？」
雨果·格雷的臉變得像克里姆林宮的圍牆一樣紅。他離開後，站長把黑色文件放到了一邊。他今天很忙，大使要在十一點鐘見他。大使閣下是個大忙人，他才不想受到打擾，尤其是這種被流浪漢扔進工作人員汽車裡的東西。直到夜裡在辦公室加班到很晚的時候，這位間諜頭子才會去看這份後來被稱為《黑色宣言》的文件。
西班牙，馬德里
1984年8月
在1986年11月搬遷新址之前，印度駐馬德里大使館設在一座華麗的跨世紀建築物內，位於維拉斯奎茲大街九十三號。在1984年印度獨立日那天，印度大使按慣例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款待西班牙政府的高級官員和各國外交使團。與往年一樣，這個日子是8月15日。
由於馬德里8月天氣極為炎熱，而且8月通常被政府、議會和外交官員選為假日，許多高官已離開首都，由級別較低的官員代表他們去參加招待會。
以印度大使的觀點來看，這相當遺憾，但印度人無法重寫歷史，不能去改變他們的獨立日。
美國派出了他們的代辦和商務二秘傑森·蒙克作為代表。使館內的中情局情報站長也不在，蒙克已經升為情報站的副手，現在臨時代理站長職務。
蒙克在這一年裡過得很不錯。學了六個月西班牙語後，他已經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考試，級別也從GS-12晉升到了GS-13。這種政府官員的級別檔次，對於在私人企業工作的人來說也許意義不大，因為那是聯邦政府公務員制訂工資的依據。但在中情局，級別不但關係到工資的高低，還關係到職務、地位和職業生涯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在高級情報官職位調整時，中情局局長威廉·凱西剛剛任命了一位（行動）副局長，以替代原先的約翰·斯坦。主管行動的副局長負責中情局的所有情報收集工作，由此掌管該領域的所有情報人員。新上任的副局長是凱里·喬丹，是當初發現並招募蒙克的伯樂。
最後，當蒙克完成西班牙語課程時，並沒有被分配去拉美處，而是西歐處。西歐只有一個講西班牙語的國家，即西班牙本身。
倒不是說西班牙是一個敵對的國家，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但對於一個三十四歲的單身情報官來說，迷人的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絕對勝過南美洲的德古西加巴。
由於美國與其盟友西班牙之間有著良好的關係，因此中情局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去對西班牙搞間諜活動，而是與西班牙的反情報機關合作，監視蘇聯和東歐這個敵對間諜成群的團體。在短短兩個月時間裡，蒙克就與西班牙反間諜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該機構好多高級情報官的職業生涯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時期，他們不喜歡共產主義。由於用西班牙語很難發出「傑森」的讀音，常常會變成「夏森」，於是他們就給這個年輕的美國人取名為「魯比奧」，即金髮小伙子。他們都喜歡他，蒙克有這種親和力。
印度獨立日的招待會氣氛熱烈。人們三三兩兩走動，喝著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檳，但酒杯在手裡拿上十秒鐘就開始變熱，人們有禮貌地寒暄，言不由衷地交談著。蒙克估計自己已經為山姆大叔盡了力，準備離開，這時，他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
他穿過人群，走到一位身穿鐵灰色西裝的男士後面，等到他與一位穿著紗麗【5】的女士交談完畢、身邊沒有旁人時，他在後面用俄語說：
「你好啊，朋友。你兒子後來怎麼樣了？」
那個人吃了一驚，轉過身來，然後露出微笑。
「謝謝你，」尼古拉·圖爾金說，「他痊癒了，現在很健康。」
「我很高興，」蒙克說，「看起來，你也混得不錯呢。」
圖爾金點點頭。接受敵人的送禮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一旦被人告發，他將永遠不得離開蘇聯。但是，為了兒子，他只能去懇求格拉祖諾夫教授的幫助。老醫生自己也有兒子，私下裡認為，蘇聯應該在醫學領域與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機構開展合作。他無意去檢舉這位年輕的情報官，並低調地接受了同事們對他攻克疑難病症的祝賀。
「是的，謝謝。還可以。」他回答說。
「我們一起吃個飯吧。」蒙克說。蘇聯人似乎頗為震驚，蒙克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的動作：「不是策反，我承諾。」
圖爾金這才放鬆下來。兩個人都知道對方是幹什麼的：蒙克的俄語講得很好，這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國使館商務處的外交官；蒙克估計圖爾金應該是KGB的，也許是在反情報部門工作，因為看到他能夠自由地與美國人談話。
蒙克使用的這個詞語其實已經把他給暴露了。事實上，他以玩笑的方式說了出來，這表明他認為冷戰已經處在一個短暫的休戰期。「策反」或「冷策反」是專業術語，指的是一方的情報官鼓動另一方的某個人改換門庭。
過了三個晚上，這兩個人分別來到馬德里老城區的一條名叫磨刀匠街的小街。其實這街道比巷子大不了多少，走到一半時會看到一扇舊木門，進去後走下台階，可以抵達一個磚砌的拱形地下室。這裡以前是一個酒窖，歷史可追溯到中世紀，許多年來，這家餐廳一直掛著索布里諾德博坦的招牌，為客人提供傳統西班牙菜餚。古舊的拱形地下室裡設有卡座，卡座間放著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坐進了其中一個卡座裡。
菜餚味道很好。蒙克點了一瓶瑞格爾侯爵酒園的紅酒。出於禮貌，他們不談工作，只談論老婆和孩子。蒙克承認他既沒有老婆，也沒有孩子；圖爾金的兒子尤里現在已經上學了，但暑假期間與爺爺奶奶待在一起。一瓶紅酒慢慢喝完了，第二瓶又端了上來。
蒙克起先並沒有意識到，圖爾金雖然外表和藹，其實內心極為惱火。他不是針對美國人，而是針對幾乎要了他兒子生命的社會制度。當第二瓶侯爵紅酒快喝完時，他突然問道：
「你為中央情報局工作，覺得開心嗎？」
這是否意味著策反？蒙克納悶了。這個笨蛋想招募我？
「相當快樂。」他輕鬆地說。他正在倒酒，眼睛看著酒瓶，沒看蘇聯人。
「如果你有困難，他們會幫助你嗎？你們的人？」
蒙克繼續盯著流進杯子的紅酒，他的手平穩地握著酒瓶。
「當然了。如果我需要幫助，我們的人是會來的。這是規矩的一部分。」
「能為生活在自由環境的人們工作，感覺肯定很好。」圖爾金說。蒙克終於放下酒瓶，望向桌子對面。他曾許諾不搞策反，但現在這個蘇聯人主動提出來了，他自己想棄暗投明。
「是啊。聽我說，朋友，你們的制度即將發生變化，很快就會有變化。我們可以幫助變化來得更快一些，尤里長大後能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環境裡。」
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已經去世了，從倫敦空運進口的藥物沒能挽救他的生命。他的接班人是另一個老傢伙康斯坦丁·契爾年科，他站起來時必須有人攙扶。但克里姆林宮新近有傳聞說，會有一個年輕人來接班，他的名字叫戈巴契夫。到喝咖啡的時候，圖爾金已經被策反了。此後，他人雖然留在KGB，暗地裡卻為中情局工作。
蒙克很幸運，因為他的上司，即情報站長正外出度假。假如站長在，蒙克就要把圖爾金交給其他人去管理。不過這次，他自己用加密電報向蘭利總部報告了關於這次招募的消息。
人們一開始總是會起疑心的。成功策反一名KGBK局的少校，意味著一次非凡的成功。在夏天的其他很多個日子裡，蒙克與圖爾金在馬德里進行了多次秘密會面，蒙克了解了這位蘇聯同齡人的情況。
圖爾金1951年出生在西西伯利亞鄂木斯克，父親是軍工廠的一名工程師。十八歲那年，他因為大學夢沒能如願，去參了軍。入伍後，他被分配到KGB的邊防軍部隊，在那裡，他被發現是棵苗子，從而進入了捷爾任斯基高級學校的反情報專業學習英語。他表現得很出色。
後來，他與一組優秀學員一起轉到了著名的安德羅波夫學院學習，那裡是KGB的國外情報培訓中心。與大洋彼岸的蒙克一樣，他也注定會飛黃騰達。畢業時，由於學習成績優異，他被分配到KGB第一總局的K局，隸屬於情報收集部門的反情報機構。
1978年，圖爾金二十七歲時結婚了，同年有了兒子尤里。1982年，他第一次赴國外任職，到了奈洛比，主要任務是滲入肯亞的中情局情報站，招募在奈洛比或肯亞各地的間諜。由於兒子生病，這次國外任職提早結束了。
圖爾金的第一份情報在10月份傳遞到了中情局。確定已經建立了一個完全秘密的通信系統後，蒙克帶上這份情報專程返回蘭利匯報。結果，該情報價值很高，圖爾金洩露了KGB在西班牙的完整諜報行動。為保護情報源，美國人把他們掌握的情報逐個逐個地透露給西班牙，使得每次捕獲為莫斯科效勞的西班牙間諜，都像是因為碰上好運氣，或者是因為西班牙方面的努力。每個案子都讓KGB（通過圖爾金）覺得，是由於間諜自己犯下錯誤才導致其本人被捕的。莫斯科沒起疑心，但輸掉了它在整個伊比利亞地區的情報行動。
在馬德里工作的三年時間裡，圖爾金升上了副站長的位子，這使得他幾乎能接觸到所有的情報訊息。1987年，他將奉調返回莫斯科，一年後出任KGBK局在東德的情報站長，直到1990年柏林圍牆拆除、共產黨下台、東西德統一。這些年裡，雖然他透過死信箱存取點和聯絡點傳遞了數以百計的情報，但他一直堅持只接受一個人的管理，即柏林圍牆對面的朋友傑森·蒙克。這種安排不同尋常。大多數間諜在六年時間裡要換好幾個「管理員」或「控制員」，但圖爾金堅持己見，中情局蘭利總部拿他沒辦法，只能做出讓步。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蘭利，去副局長凱里·喬丹的辦公室報到。
「我看過那些情報了，」中情局新任主管行動的副局長說，「價值很高。我們原先以為他有可能是雙料間諜，但他提供的西班牙間諜級別都很高。你那個人很可靠，幹得很好。」
蒙克點頭表示感謝。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喬丹說，「我也是剛剛才了解此事的，你報告裡關於招募的戰略很合適，但有一個問題，他自願要求變節的真正理由是什麼呢？」
蒙克把報告裡沒有提及的情況告訴了副局長，包括那人的兒子在奈洛比生病，以及由沃爾特里德陸軍醫院提供藥品的事情。
「我真該把你給解僱了。」喬丹最後說。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白樺樹和山毛櫸樹林一直延伸到波多馬克河，通紅或者金黃的樹葉即將紛紛飄落。
「老天啊，」過了一會，他說，「我不知道局裡的其他人會不會在沒有得到回報的情況下，讓他拿走藥品。你很可能永遠不會再見到他。馬德里的成功純屬僥倖。你知道拿破崙是怎樣評價將軍的嗎？」
「不知道，先生。」
「他說，我不管他們好不好，我只希望他們運氣好。你這種做法非常少見，但你很幸運。我們要把你的那個人轉移到SE，這個你知道嗎？」
中情局的最高領導是局長，他領導著兩個大部門：情報部和行動部。情報部由情報副局長負責，其任務是把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報進行比較和分析，選編成一些情報摘要送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等相關部門。
真正的情報收集工作由行動部承擔，其負責人是行動副局長。行動部下面又按照世界的地域格局分為拉美處、中東處、東南亞處等等。但在長達四十年的冷戰時期，在從1950年直至1990年東歐共產黨垮台的這段時間裡，最核心的部門是蘇聯東歐處，簡稱SE。
其他處室的情報官們對SE常有牢騷，即便他們在波哥大或雅加達挖掘或招募了有價值的蘇聯「資產」，招募後還是必須交由蘇聯東歐處操控管理。其理由是被招募者將來會從波哥大或雅加達調走，很可能調回蘇聯。
由於蘇聯是主要的敵人，蘇聯東歐處就成了行動部的香餑餑，大家都努力想擠進去。即使蒙克在大學裡主修俄語，而且多年來經常閱讀俄文報刊，他仍然被分配去了非洲處工作，此後也不過是調到了西歐處。
「知道的，先生。」蒙克說。
「你想跟他一起調過去嗎？」
蒙克來了精神。
「好的，先生。請批准。」
「好吧，是你發現他並招募他的，就由你來管理他吧。」
不到一個星期，蒙克就被調到了蘇聯東歐處，他的任務是管理KGB少校尼古拉·伊里奇·圖爾金。他再也沒有返回馬德里常駐，而是經常去那裡訪問，在瓜達拉馬山脈高處的野餐地點與圖爾金秘密會面。他們在那裡談論許多事情，例如戈巴契夫上台執政，以及其改革和公開化的兩手計劃，使得政策開始寬鬆。蒙克很高興，因為他不但把圖爾金視為工作對象，還把他當成了朋友。
到1984年，中情局正在變成——或者說，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書工作上面，不再重視情報收集。蒙克討厭官僚主義，不喜歡文書工作，深信寫下來的東西有可能被偷或者被複製。蘇聯東歐處文書工作的機密核心是「三○一號檔案」，裡面記錄了為山姆大叔效勞的每一個蘇聯間諜的詳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記」把圖爾金少校——代號為來山得【6】的間諜——的詳情記錄放到三○一號檔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國秘情局駐莫斯科情報站站長喬克·麥克唐納參加了一個無法推卻的飯局。飯後他回到辦公室，準備整理一下在飯局上記的筆記——他總是不相信自己的公寓，認為免不了有遭竊的可能性。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經心地翻開文件看裡面的內容，當然，這文件是用俄文書寫列印的，但他懂俄語。
結果，那天夜晚他沒能回家。剛過午夜，他給妻子打電話，解釋說晚上要加班不能回家了，然後繼續看文件。檔案大約有四十頁，分成了二十個小標題。
他讀到了關於重建一黨專制國家、恢復一系列勞改營以關押持不同政見者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段落。
他仔細閱讀了關於解決猶太人群落問題的最終方案，還有關於車臣問題的處理意見，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相關內容。
他研讀了有關與波蘭簽署互不侵犯和約以期緩和西部邊界的那幾頁，還有重新征服白俄羅斯、波羅的海國家和包括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和摩爾多瓦在內的前蘇聯南部的共和國的部分。
他讀到了有關重建核武器庫，並把周圍的敵人列為目標的段落。
他也集中精神閱讀了關於俄羅斯東正教會和所有其他宗教派別命運的描述。
根據這份宣言，那些受到屈辱、現在正憂鬱地蜷縮在營房帳篷裡的部隊官兵，將被重新武裝起來，不是為了防禦，而是為了重新征戰；被征服土地上的人們，將作為奴隸為他們的俄羅斯主人生產糧食；俄羅斯人將會移民到外部領土，在由莫斯科委派的一名帝國總督的庇護下，對那裡的人民實施統治和控制；國家治安將由黑色衛隊來維持，其人數將增加到二十萬人；他們還要對反社會分子——自由主義人士、記者、牧師、同性戀和猶太人進行特別處理。
該文件還解開了一個長期困惑麥克唐納和其他人的謎團：愛國力量聯盟取之不盡的競選資金的來源。
1990年之後，俄羅斯的黑社會一直由許多黑幫組成。早些時候，他們為爭搶地盤相互殘殺，搞得屍橫遍野。1995年以來，他們開始推行聯合策略。到了1999年，俄羅斯從西部的邊界到烏拉山區的範圍之內，有四個犯罪集團，為首的是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多爾戈魯基。如果他面前這文件的情況屬實，那麼，正是這些集團在資助愛國力量聯盟，目的是為了將來能夠得到回報，以便剷除其他幫派並取得霸權地位。
凌晨五點鐘時，喬克·麥克唐納已經把文件看了五遍，最後合上了這份《黑色宣言》。他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盯住天花板。他已經戒菸多年，但現在他很想吸一口。
最後他站起來，把文件鎖進保險箱後走出使館。他在黎明的晨曦中站在人行道上，凝視著河對面的克里姆林宮圍牆。四十八小時前，在高牆的陰影下，一個身穿破舊大衣的老頭也凝視過這座使館樓房。
人們通常會認為間諜頭子是不信教的，但外表和職業會誤導人。在蘇格蘭高地，貴族們自古就有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傳統。1745年，伯爵和男爵們與他們的親族一起聚集在天主教快樂王子查理的旗下，一年以後他們在卡洛登的沼澤裡被消滅了【7】。
站長來自這種傳統的宗教中心。他父親是法西芬的麥克唐納家族的一員，但他母親是洛瓦特的弗雷澤後裔，他是在宗教環境中長大的。他邁開腳，先是沿著河堤走到下一座橋樑——莫斯特大橋，過橋後向東正教的聖巴西爾大教堂走去。他繞過大教堂的洋蔥頭尖頂建築群，穿越正在甦醒的市中心，朝著新廣場的方向走去。
正要離開新廣場時，他看到清晨的第一批人群開始在救濟貧民的流動廚房前排隊領取熱湯。廣場後面就有一個流動廚房，那裡曾是蘇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些國外的慈善組織參與了對俄羅斯的救濟，聯合國則以官方名義在提供支援。西方像早先援助羅馬尼亞孤兒院和波赫難民那樣，也是慷慨解囊。可是，任務很艱巨，因為農村的貧民朝著首都蜂擁而來，遭民警收容遣返後又會再次出現，或者不過是又換了一批人。
他們站在黎明前的晨曦裡，老人們衣衫襤褸，婦女們懷抱吃奶的嬰兒。自從波特金時代以來，俄羅斯的農民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他們像牛一樣，遲鈍並充滿耐心。7月下旬天氣溫暖，他們還能過活。但當冬天來臨，俄羅斯進入寒風刺骨的隆冬……今年的1月已經很冷了，那明年1月呢？想到這裡，喬克·麥克唐納搖搖頭，繼續朝前走去。
他來到了以前叫作捷爾任斯基廣場的盧比揚卡廣場。這裡曾經有一座豎了幾十年的鐵腕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塑像，他是列寧時期的專政機關「契卡」【8】的創始人。廣場後面矗立著一棟灰色和赭色構成的大樓，被稱為莫斯科中心，那裡是KGB的總部。
古舊的KGB大樓後面，是臭名遠揚的盧比揚卡監獄，在那裡遭到刑訊逼供和處決的人不計其數。監獄後面有兩條大街，分別是大盧比揚卡和小盧比揚卡。他選擇了小盧比揚卡。街道的中段是聖路易教堂，許多外交官和為數不多的俄羅斯天主教徒去那裡做禮拜。
他身後兩百碼遠的地方，在他視線以外的KGB大樓的背後，一些流浪漢在兒童商店寬大的門洞裡睡覺。
兩個身材魁梧、穿著牛仔褲和黑皮夾克的人走到商店門口。他們把正在睡覺的流浪漢一個個翻過身辨認。其中一個流浪漢身穿破舊的軍大衣，翻領上掛著幾枚沾滿了塵土的獎章。那兩個人吃了一驚，再次彎腰查看，把他從睡眠中搖醒。
「你是澤伊采夫？」其中一人厲聲問道，老人點了點頭。另一個人從襯衫口袋掏出攜帶式電話，按下幾個數字開始說話。很快，一輛莫斯科人汽車駛過來，轉彎後停在了街沿石旁邊。那兩個人把老頭架起來扔進車後座，隨後也擠進了汽車。老頭在上車前努力想說些什麼，晨光中，他嘴裡的幾顆不鏽鋼門牙閃爍了一下。
汽車快速繞過廣場駛到一座大樓後面，那裡曾經是全俄保險公司，後來成了令人恐懼的樓房。車子隨後咆哮著穿行在小盧比揚卡街上，經過了正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的身旁。
在一位睡眼惺忪的教堂守門人的引導下，麥克唐納進入教堂走到走廊的盡頭，跪在了聖壇前。他抬頭看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則在俯視他。他開始禱告。
教徒禱告是件很私密的事情，他正在祈禱：「親愛的上帝，我祈求您，但願它是假的。要是這是真的，那麼，一股巨大的黑暗邪惡力量將會降臨到我們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