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河邊的凳子上坐了兩個小時後，清潔工列昂尼德·澤伊采夫還是沒有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他後悔拿了這文件，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偷拿文件。如果他們發現了，他就會受到懲罰。可是，他似乎總是受到生活的懲罰，他真不理解這到底是為什麼。
1936年，兔子出生在斯摩稜斯克西部的一個貧窮小村莊裡。這是一個小地方，與這片土地上其他千千萬萬個村莊一樣普通：村裡只有一條坑窪不平的街道，夏天塵土飛揚，秋天泥濘不堪，冬天冰雪覆蓋。村裡約有三十座房子和幾個穀倉，原先的農民現在都被迫加入了史達林式的集體農莊。他父親是農場的一個農工，他們家住在路旁的一座小屋裡。
沿著道路過去，有一家小商店，店的樓上是住宅，住著村裡的麵包師。他父親告誡過他，不要與麵包師來往，因為他是「葉夫雷」。他不明白這個詞語的意思，但顯然不是什麼好事情。可他注意到，母親會在那裡買麵包，麵包的味道非常好。
他感到納悶，為什麼他不能與麵包師說話？麵包師是一個快樂的人，有時候會站在店門口朝列昂尼德眨眨眼睛，丟給他一片剛出爐的熱麵包。因為父親的告誡，他總是躲到牛欄後面悄悄地吃完麵包。麵包師與妻子和兩個女兒住在一起，他有時會看到女孩從商店的窗口朝外張望，但她們似乎從不出來玩耍。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死神降臨到了這個村莊。他當時還是個小男孩，不知道這是死亡的威脅。他聽到隆隆的轟鳴聲，於是跑出穀倉。幾個巨大的鋼鐵怪物從大路進入了村莊。第一個怪物在村莊的房子間停了下來。列昂尼德站到了街上，想看得清楚些。
那怪物似乎身軀龐大，有房子那麼大，但它靠履帶滾動，前面還伸出一根長長的炮筒。怪物的頂端，在那炮筒的上方，站著一個人，他的上半身露在外面，還把厚重的鋼盔摘下來放在了身邊——那是一個炎熱的日子。然後他轉身俯視下面的列昂尼德。
列昂尼德看到那人長著一頭淡黃色的頭髮，一雙藍色的眼睛淡得出奇，似乎夏日的陽光從後腦勺把他穿透了似的。那雙眼睛沒有表情，沒有愛恨，只有一種空洞的無聊。那人慢慢地從側身的槍套裡掏出了手槍。
列昂尼德感到情況不妙。他聽到手榴彈扔進窗後的爆炸聲，以及隨之而來的尖叫聲。他嚇壞了，轉身跑了起來。這時，他的頭頂上方響起了一陣爆裂聲。他躲到牛欄後面開始哭泣，隨後繼續跑動，身後持續傳來噠噠聲，空氣裡還有房子燃燒和木頭燒焦的氣味。他看到前面有片樹林，於是跑了過去。
他在林子裡不知道怎麼辦。他還在哭泣，喊著爹媽，但他們沒有來。他們再也不會來了。
他遇到一位在尖聲叫著自己丈夫和女兒名字的婦女，認出那是麵包師的妻子達維多瓦夫人。她拉住他，把他緊緊抱在了懷裡。他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麼做，也不知道他父親會怎麼想，她可是「葉夫雷」啊！
村莊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德國黨衛軍的裝甲部隊已經離去，林中還有其他幾個倖存者。他們後來遇見一些游擊隊員，都是帶著槍、留著鬍子、住在林子裡的硬漢。在一名游擊隊員嚮導的帶領下，他們啟程朝東面去，一直朝東面去。
他走累了，達維多瓦夫人就背著他。過了幾個星期，他們終於抵達了莫斯科。她似乎認識那裡的一些人，那些人幫他們安頓了下來，還提供食物、給予他們溫暖。他們對他很好，長得都很像達維多夫先生，他們的卷髮從太陽穴一直垂到下巴，都戴著寬邊帽。雖然他不是「葉夫雷」，達維多瓦夫人還是堅持收養了他，並照料了他好多年。
戰後，當局發現他不是她的親生兒子，於是把他們分開，把他送進了一家孤兒院。分別時，他和達維多瓦夫人都哭得很傷心，但此後他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在孤兒院，人們告訴他，「葉夫雷」的意思是猶太人。
兔子坐在凳子上，還在為襯衫裡面的文件感到納悶。有些短語的意思他仍然沒有明白，例如「徹底終結」或「完全滅絕」。對他來說，這些詞語太長了。但他知道它們不是什麼好的詞語，他不理解為什麼科馬羅夫先生要對達維多瓦夫人那樣的人採取這種行動。
東方的天際出現了一抹粉紅色的朝霞。在河對岸索菲斯卡亞碼頭邊的一棟大樓裡，一名皇家海軍陸戰隊隊員拿著一面旗幟，開始踏上樓梯走向屋頂。
船長端起一杯戴克利雞尾酒從桌子邊站起來，走到木欄杆那裡。他低頭去看下面的海水，然後抬頭望遠處暮色漸濃的港灣。
四十九歲了，他想道。四十九歲，卻還在企業內部商店裡賒帳。傑森·蒙克，你已經不年輕了，過了這個年齡了。
他喝了一大口，感覺這種用檸檬和朗姆酒調製的雞尾酒味道恰到好處。
管他呢，這一生還是不錯的。不管怎麼樣，經歷還是很豐富的。
他的人生剛開始時並不是這樣的。剛開始時，是在一座簡陋木屋裡，那是在美國維吉尼亞州中南部一個叫克羅澤的小鎮上，位於謝南多厄河的東面，離韋恩斯博羅至夏洛特維爾高速公路五英里遠。
阿爾伯馬爾是一個農業縣，記憶中這裡處處都有南北戰爭的痕跡，因為這場戰爭中百分之八十的戰役都是在維吉尼亞進行的，對維吉尼亞人來說刻骨銘心。在當地的小學讀書時，他同學的父親們大都種植菸草或者大豆，要麼養豬，三者必居其一。
傑森·蒙克的父親則與眾不同，他是在謝南多厄國家公園工作的護林工人。看護森林的工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百萬富翁，但這份工作對男人來說還是不錯的，儘管錢不是很多。他父親假期也沒閒著，抓住一切機會去賺錢貼補家用。
他回憶起孩提時，父親經常帶他到包含了整個藍嶺山脈的國家公園，教他識別各種樹木：雲杉、白樺、冷杉、橡樹和火炬松。有時候，他們也會在森林裡遇見狩獵監督官，他會睜大眼睛，聆聽他們講述的關於黑熊和野鹿的故事，以及如何獵取火雞、松雞和野雞。
後來，他學會了精準地用獵槍射擊、追蹤獵物、紮營以及在早上拔營時不留下任何痕跡；當他長大一些、有了一定體力時，他就在假期去伐木場打工。
從五歲到十二歲，他一直在縣裡的小學讀書。過了十三歲生日後，他去夏洛特維爾的縣中學就讀，每天黎明前就起床，從克羅澤趕赴縣城。中學期間，發生了一件改變他命運的事情。
1944年，一名美軍中士與成千上萬的美國大兵一起從奧馬哈海灘撤退，一直行進到諾曼第腹地。他在聖洛附近與部隊走散，進入了德軍狙擊手的視線。他還算幸運，敵人的子彈只是擦傷了他的上臂。這位二十三歲的美軍戰士設法爬到了附近的一座農房，那家人幫他清理了傷口並讓他留下來避難。農戶家有個十六歲的女兒，當她把冷敷料小心翼翼地放到他的傷口上時，他看著她的眼睛，心裡知道，姑娘比德軍子彈更重地擊中了他。
一年後，他從柏林返回諾曼第，向她求婚。在一名美軍牧師的主持下，他在她父親的果園裡娶了她。後來，因為法國沒有在果園裡舉行婚禮的傳統，當地的一位天主教牧師在村子的教堂裡為他們重新舉辦了婚禮。之後，他帶著新娘回到了美國的維吉尼亞州。
二十年後，他已經是夏洛特維爾縣中學的副校長。他的妻子則因為孩子們不在身邊，要求在他的學校教法語。約瑟芬·布拉迪夫人漂亮迷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國人，她的課程很快就吸引了許多學生。
1965年秋天，她的新生班級來了一個新同學，名叫傑森·蒙克。這個男孩有一頭蓬亂的金髮，樣子很害羞，笑容很迷人。不到一年後，她便承認，從來沒有聽到過一個外國人的法語能夠說得像他那樣好。這是天賦，不是後天習得的。他就有這種天賦，不但精通語法，而且發音也很完美。
在中學的最後一年裡，他常常去她家，和她一起閱讀馬爾羅、普魯斯特、紀德和薩特的作品（當時薩特的作品充滿了性愛的內容），但他們最喜愛的還是更早期的浪漫詩人：蘭波、馬拉美、魏爾倫和維尼。事情並不在預料之中，但還是發生了，也許應該責怪那些浪漫詩人。他們並不在乎彼此之間的年齡差距，有過一段短暫的風流韻事。
十八歲的時候，傑森·蒙克已經能做兩件他那個年齡的南維吉尼亞人無法做到的事情：說法語和做愛，而且兩樣他都很拿手。那年，他參軍了。
1968年，越南戰爭如火如荼，許多美國年輕人都想盡辦法不去越南打仗。那些自願簽署三年兵役契約的人很受歡迎。
蒙克參加了基礎的軍訓並填寫了簡歷。在「外語」一欄，他填上了「法語」。軍營的副官把他召去了辦公室。
「你真的會說法語嗎？」副官問他，蒙克作了解釋。副官打電話到夏洛特維爾中學，與學校的秘書通了話，秘書找到布拉迪夫人，然後她回了電話。這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蒙克隨後又被召喚過去，這一次的召見，有一名美軍情報部隊的少校在場。
除了越南語，在越南這個前法國殖民地國家，上年紀的人大都會講法語。蒙克坐飛機去了西貢。他一共去了兩次，中間回美國待了一段時間。
他退役那天，指揮官命令他到辦公室報到。那裡有兩個平民在場，上校軍官則離開了。
「請，中士，請坐。」兩個人中年紀較長、較和藹的一位對他說完，開始把玩一隻石楠菸斗，另一位長相嚴肅的人開始用法語說話。蒙克也用同樣的語言回答。這樣的交流持續了十分鐘時間，隨後，講法語的人面露微笑，轉向他的同事。
「他很棒，凱里，真的很棒。」說完他也離開了。
「那麼，你認為越南怎麼樣？」留下來的那個人問道。他四十歲左右，臉上長著皺紋，神情愉快。那是1971年。
「那是紙牌搭成的房子，先生，」蒙克說，「正在倒塌。再過兩年時間，我們就不得不從那裡撤走了。」
凱里似乎表示同意，他點了好幾次頭。
「你說得對，但不要告訴軍方。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還沒拿定主意，先生。」
「嗯，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你有才能，我自己都沒有你這樣的才能。剛才出去的那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和你我一樣都是美國人，可他是在法國長大的，在那裡生活了二十年。如果他說你棒，那我就滿意了。那麼，你為什麼不繼續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上大學？」
「是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可以承擔你的大部分學費，山姆大叔認為你應該得到資助。抓住這個機遇吧。」
在當兵的那些年月裡，蒙克已經把大部分積蓄寄給了母親，以幫助撫養家裡的其他孩子。
「即使有《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資助，還是需要一千美元的現金。」他說。
凱里聳聳肩。「如果你願意主修俄語，我認為，一千美元是能籌到的。」
「如果我願意呢？」
「那就給我打電話。我的工作單位應該能為你解決一些事情。」
「這可要花四年時間呢，先生。」
「哦，在我工作的地方，人們有的是耐心。」
「先生，你是怎麼知道我的？」
「在越南的時候，我們的『鳳凰計劃』小組發現了你和你的功績。你對付越共很有一套，他們喜歡你。」
「是蘭利對吧，先生？你是中情局的。」
「嗯，我不是大領導，只是一個小人物而已。」
實際上，凱里·喬丹並非小人物，他後來晉升為中情局（行動）副局長，主管整個間諜活動部門。
蒙克接受了這個建議，又回到夏洛特維爾，在維吉尼亞大學入學了。他又與布拉迪夫人一起喝茶，但僅僅是作為朋友。他進入斯拉夫語系，專修俄語。他的導師，一個俄羅斯人，認為他的水準已經達到了「雙語」程度。1975年，他二十五歲，從大學畢了業。第二年過完生日，他就加入了中情局。在被稱為「農場」的皮爾利駐地受過基本訓練後，他被分配到了位於蘭利的中情局總部，接著到紐約，後來又回到蘭利。
過了五年，在完成了許許多多課程之後，他才第一次被派往國外任職，他去的，是肯亞首都奈洛比。
在7月16日這個晴朗的清晨，皇家海軍陸戰隊梅多斯下士正在履行他的職責。他用扣鎖把國旗強化了的那一條邊與升旗繩扣住，把旗幟升到了旗杆頂部。米字旗在晨曦中迎風飄揚，似乎在告訴全世界，誰才是旗幟之下這片領地的主人。
俄國十月革命前夕，英國政府從一個糖業大亨手裡買下索菲亞碼頭邊的這座漂亮的大廈，並把它改建成了使館。此後，使館歷經風雨，始終屹立在那裡。
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居住在克里姆林宮的國家寓所內，他每天早上起床後拉開窗簾，會看到河對岸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感到很不高興。他多次施壓要求英國把使館遷走，但遭到了拒絕。
隨著歲月的流逝，英國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團日益龐大，這座大廈已經容納不下所有的工作部門，因此，使館在市內各處又設立了許多分部。雖然蘇聯多次提議可幫助英方把所有部門都集中到一個大院裡，但倫敦婉言回答說，他們願意繼續留在索菲亞碼頭。大廈是英國不可侵犯的主權領土，因此使館一直沒有挪過地方。
東方的山丘上出現了黎明的第一線曙光，此時的列昂尼德·澤伊采夫正坐在河對岸，注視著隨風舒展的那面旗幟。這情景勾起了他對一件遙遠往事的回憶。
十八歲那年，兔子應徵加入紅軍，經過最基本的訓練後，他隨同坦克部隊開赴東德駐防。他是一名列兵，他的教官們認為，他連當下士的實力都沒有。
1955年的一天，在波茨坦郊外的一次例行行軍期間，他在密林中掉隊了。他迷了路，十分害怕地在林子裡踉踉蹌蹌地行走，最終發現了一條沙土路。他在那裡停下腳步，嚇得僵住了。相距十碼遠處停著一輛敞篷吉普車，還有四名戰士。顯然，他們是在巡邏途中停下來休息的。
兩名戰士在車上，另兩名正站在車邊吸菸，他們手裡拿著啤酒瓶。他立即明白過來，他們不是蘇聯人。他們是外國人，是根據1945年的《波茨坦協定》駐紮在波茨坦的占領軍中的西方人，但他對此一無所知。他之所以會明白，是因為他被告知過，他們是敵人，是來摧毀社會主義的，也會來殺他。
他們看見他時，停止了交談，把目光轉向他。其中一個人說：「喂，喂，快看這裡來了個什麼人？一個蘇聯人呢。你好，伊凡。」
他一個字也沒聽懂。他的肩上斜挎著一支衝鋒槍，但是他們似乎並不怕他，他倒是很怕對方。他們中有兩個人戴著黑色貝雷帽，上面的黃銅帽徽閃閃發亮，後面還有一叢半紅半白的羽毛。他並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是英國皇家燧發槍團的羽飾徽標。
吉普車旁邊的一個戰士離開戰友，漫步朝他走了過來。他嚇得魂不附體，覺得簡直要尿褲子了。那人也很年輕，有一頭紅色的頭髮和一張長著雀斑的面孔。他朝澤伊采夫露出了微笑，遞給他一瓶啤酒。
「來吧，朋友，喝啤酒。」
列昂尼德感覺到手中玻璃瓶子的涼爽。外國兵點點頭，示意他喝酒。酒裡肯定下了毒。他提起瓶子，把瓶口對準嘴唇，腦袋朝後仰去，一股冰涼的液體流經喉嚨。這啤酒勁大，比蘇聯的好，是好啤酒，但他被嗆住了，咳了起來。紅頭髮士兵笑了。
「喝吧，繼續喝吧。」他說。對澤伊采夫來說，對方說的話只是一種聲音。讓他驚訝的是，外國兵轉身走回到幾碼之外的吉普車那裡去了。這個人根本不怕他。他是攜帶武器的紅軍戰士，但這些外國人在輕鬆地說笑打趣。
他站在樹旁，喝著涼爽的啤酒，心裡納悶，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上校會怎樣想。上校是中隊指揮官，只有三十多歲，但已經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戰鬥英雄了。有一次，上校叫住澤伊采夫，詢問他的家庭背景和家鄉。這位列兵告訴他，自己是在孤兒院裡長大的。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訴他可以把部隊當作他的家。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嚇壞了，不敢把啤酒朝他們扔回去。不過話說回來，這啤酒味道倒是真不錯，哪怕是下了毒藥的。他於是把啤酒喝光了。過了一會，車外的兩名戰士爬上汽車後座，戴上了他們的貝雷帽。司機發動汽車後，他們便走了，不慌不忙，也不怕他。紅髮戰士還轉過身來朝他揮手。他們是敵人，正在準備入侵蘇聯，卻向他揮手。
他們走了以後，他把空酒瓶朝林子深處扔去，然後拔腿在樹叢中奔跑。終於，他看到了一輛蘇軍卡車，於是搭車回到了軍營。他因為掉隊，被中士懲罰去伙房幹了一星期的活，但他從沒說起過關於外國人和啤酒的事情。
在外國人的汽車開走之前，他注意到汽車右側車身上有一個類似團徽的圖案，汽車後端還有一根拉得長長的天線，天線上有一面旗幟，約一英尺見方。旗幟上印有十字圖案，一個紅色的在正中央，還有兩個在對角線上，由紅白兩色組成，這些十字全都印在藍色的背景上，構成了一面由紅、白、藍三色組成的旗幟，很有意思。
四十四年後，這面旗幟又出現了，在河對岸的建築物上迎風飄揚。兔子的問題有了解決辦法。他知道自己不應該偷走阿科波夫先生的這份文件，但現在他不可能再送回去了。也許並不會有人注意到這份文件丟了。於是，他要把這份文件交給有著好玩的旗幟和請他喝過啤酒的人們。他們會知道該如何處理。
他從凳子上站起來，開始沿著河岸走向橫跨莫斯科河的石橋，走向索菲斯卡亞碼頭。
奈洛比
1983年
小男孩感到頭痛，伴有低燒。他母親起初以為他只是在炎熱夏日裡著了涼，但到了晚上，這個五歲的孩子因為頭痛而尖叫不止，鬧得父母一宿沒合眼。第二天早上，蘇聯使館大院的外交官鄰居們前來詢問，因為房子牆壁薄，而且天熱時大家都開著窗戶睡覺，昨晚他們也被這孩子鬧得沒睡好。
上午，母親帶兒子去看醫生。當時，蘇聯集團的使館都沒有單獨配備醫生，但各使館有一位共用的醫生。斯沃博達大夫是捷克使館的，但他也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使館提供醫療服務。他是一個好人，工作很認真。他只用了幾分鐘時間就診斷完畢，告訴這位俄羅斯母親，她兒子患了瘧疾。他開了個處方，配了適當劑量的藥物：當時蘇聯醫藥界常用的氯喹和百樂君的改良配方，還有一些每日服用的消炎藥片。
治療沒有收到效果。兩天後，孩子的病情加重了。他的發熱和顫抖都加劇了，一直在尖叫，說頭痛得厲害。大使馬上批准他們去奈洛比總醫院就診。由於母親不會說英語，她丈夫——主管商務的二等秘書尼古拉·伊里奇·圖爾金，就陪她一起去了。
奈洛比總醫院的溫斯頓·莫伊大夫也是一位優秀的內科醫師。對於熱帶疾病，他很可能比捷克醫生更內行。他進行了徹底的檢查，然後直起身來露出微笑。
「惡性瘧原蟲。」他做出診斷。那位父親皺起眉頭傾身向前，感到迷惑。他的英語很好，但沒有好到能夠聽懂醫學術語。「那是瘧疾的變種，對斯沃博達醫師所開的氯喹類藥物具有抗藥性。」
莫伊大夫給孩子開了廣譜強力抗生素藥物處方，還安排了靜脈注射。起初，這似乎起作用了。過了一週，藥效消退後，病情又出現了。這時候，做母親的變得歇斯底里，她再也不相信外國藥物，堅持要帶兒子飛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到了莫斯科，男孩立即被送進KGB的專門診所。這是因為，商務二秘尼古拉·圖爾金的真實身份是KGB第一總局的圖爾金少校。
診所條件很好，因為KGB間諜要去世界各地就職，那裡還有一個熱帶疾病專科。由於小孩的病情不容易診斷，於是被直接安排給了科主任格拉祖諾夫教授進行診治。他看了奈洛比的兩份病歷，進行了一系列CT和超音波掃描檢查。這是當時最先進的醫療儀器，在蘇聯的其他部門是享受不到的。
檢查結果使他深為擔憂。掃描顯示，男孩體內多個器官都有內部膿腫。他把圖爾金夫人叫到辦公室來，神情十分嚴肅。
「我知道這是什麼病，至少，我能夠肯定我的診斷，但是，這個病治不了。使用大劑量的抗生素進行治療，你的兒子也許能活一個月。再長的話，就不大可能了。我很遺憾。」
母親泣不成聲，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助手把她送出辦公室，並向她解釋說，這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叫作類鼻疽的疾病，在非洲確實少見，但在東南亞較為普遍，越戰期間，美國人率先辨明了這種疾病。
當時，美軍直升機飛行員最先出現這種新疾病的症狀，它常常是致命的。研究發現，直升機在水稻田上空盤旋時，槳葉把田水攪起來，形成了一種微薄的水霧，一些飛行員吸入了這種水氣。田水含有杆狀細菌，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當時雖然蘇聯人自己沒有發現，但他們特別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識，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因此知道這個情況。格拉祖諾夫教授訂閱了他研究的專業領域的所有西方醫學刊物。
圖爾金夫人撥打長途電話，哭著告訴丈夫，他們的兒子患上了類鼻疽病，活不長了。圖爾金少校寫下這種疾病，然後去見上司——KGB情報站站長庫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態度堅決。
「去跟美國人交涉？你瘋了嗎？」
「上校同志，如果美國人發現了這種疾病，而且還是在七年前，那麼他們可能會有對付的辦法。」
「但我們不能請求他們幫忙，」上校強烈反對，「這關係到國家的尊嚴。」
「這關係到我兒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來。
「夠了。你走吧。」
圖爾金冒著職業生涯被終結的危險去見大使。大使並不是鐵石心腸，但也不為所動。
「我們的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的交涉很少，而且僅限於國家事務。」他告訴這位年輕的情報官，「順便問一下，庫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來我這裡？」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麼，為了你的發展前途，我是不會告訴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員……」圖爾金又說。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個三十二歲的少校，在肯亞任職。我為你兒子感到遺憾，但我無能為力。」
尼古拉·圖爾金走下樓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蘇共中央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每天就是靠著從倫敦空運進口的藥物活命的。然後他外出喝酒去了。
要進入英國使館並不容易。站在碼頭對面的人行道上，澤伊采夫可以看見這座巨大的赭色樓房，甚至還可以看到由柱子支撐著的門廊頂部，下面是雕刻精美的大木門，但這不是一個可以隨便進去的地方。
大樓正面的門窗依然緊閉，波紋狀的鋼板牆上開了兩道大門，供汽車一進一出。這兩道大門也是用波紋鋼製成，由電機驅動，現在關得死死的。
右邊是行人的入口，但設有兩道鐵柵門。人行道上有兩名俄羅斯民警在值守，對步行進去的人實施檢查。兔子不想受到民警的盤問。即使過了第一道鐵柵門，還有通道和第二道鐵柵門。兩道鐵柵門間設有使館的警衛崗亭，由英國人僱傭的兩名俄羅斯衛兵在站崗執勤。他們負責詢問來訪者的事由，然後與使館內部進行確認。許多申請簽證的人想通過這道門進入大樓。
澤伊采夫漫無目的地徘徊到了大樓後面，那裡有一條小街，可通往簽證處的入口。現在是早上七點鐘，距離上班還有兩個小時，但等待簽證的人已經排起了百米長龍。顯然，許多人排了通宵的隊，如果現在才開始排隊，那差不多還要等上兩天時間。他漫步回到了大樓前面。這一次，民警盯著他看了好長時間。澤伊采夫害怕了，他拖著腳步走到碼頭那邊，等待使館開門辦公、外交官來上班。
快到十點鐘時，第一批英國人出現了。他們是坐轎車來的，車輛駛上了進口處的車道，大門隨即遵照指示般隆隆作響著打開，放汽車進去後又緩慢地滑動著關上了。澤伊采夫從碼頭那裡觀察著，他想接近汽車，但發現車窗都關著，而且民警就在近旁。車內的人會以為他是來請願的，都不會搖下車窗。然後他就會被抓起來，警察就會對他進行盤查並發現他的所作所為，還會告訴阿科波夫先生。
列昂尼德·澤伊采夫不想使問題複雜化，他感到迷茫，但已經拿定了主意：他只是想把文件交給旗幟很有趣的那些人。因此，在這個漫長而炎熱的上午，他觀察著，等待著。
奈洛比
1983年
與所有的蘇聯外交官一樣，尼古拉·圖爾金也有一份限定額度的外匯補貼，這其中包括肯亞貨幣。宜必思燒烤店、艾倫·鮑勃酒館和肉食店的消費，對他來說略顯奢侈。他去了基馬蒂街上的新史丹利酒店，在那裡的露天荊棘樹咖啡館花園裡，在一棵古老的洋槐樹旁邊，他找到一張桌子，點了份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然後一屁股坐進了椅子裡。
半個小時後，一個與他年紀相仿的男子手裡提著已經喝了一半的啤酒瓶，從凳子邊起身走過來。圖爾金聽到一個聲音在用英語說：
「嗨，振作起來，朋友，也許不會有什麼倒霉的事情。」
蘇聯人抬起頭來。他依稀認出了這個美國人，是美國大使館裡的一個工作人員。圖爾金屬於KGB第一總局的K局，負責反間諜工作。他的工作不僅僅是監視所有蘇聯外交官、保護當地KGB的行動免受滲透，還要留心尋找機會招募容易動搖的西方人。因此，他可以自由地與其他外交官打交道，包括西方人，這種自由是蘇聯使館其他工作人員所沒有的。
圖爾金活動範圍廣，與人接觸相當自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因此對他的真實身份起了疑，已為他製作了一份簡單的檔案，但還沒有抓到什麼把柄。這個人在蘇聯政體中仍算是根正苗紅。
圖爾金呢，他也懷疑這個美國人很可能是中情局的，但他得到的告誡是，所有美國外交官都很可能是中情局的。這是一種盲目的說法，但小心不為過。
美國人坐下來，伸出了手。
「我叫傑森·蒙克。你是尼克·圖爾金，對吧？我見過你，上星期在英國花園的宴會上。看你這副愁容，好像要去格陵蘭就職似的。」
圖爾金審視著這位美國人，一綹玉米色的頭髮垂在前額，臉上掛著迷人的微笑。從他的臉上似乎看不出什麼壞心，也許他根本就不是中情局的，似乎是那種可以與之交談的人。如果是在其他日子，尼古拉·圖爾金會根據多年訓練得來的經驗，對他保持彬彬有禮，但不會說出心裡話來。但今天不是其他日子，他需要有個可以傾訴的人。他打開話匣，把心事全都說了出來。美國人很關切、很同情，並且仔細地把「類鼻疽」這個詞語寫在了一塊啤酒杯杯墊上。他們分別的時候，天已經很黑了。蘇聯人返回到警備森嚴的使館大院，蒙克則回到了哈利·圖庫路邊的公寓。
西莉亞·斯通二十六歲，身材苗條，皮膚微黑，漂亮迷人，是英國駐莫斯科使館新聞隨員的助理。自兩年前從牛津大學格爾頓學院俄語系畢業，進入外交部工作以來，這是她第一次在國外任職。她喜歡享受生活。
7月16日這天，她從使館大門走出來，看了一眼停車場：她那輛小型路虎汽車就停放在那裡。
在鋼板牆以內，她可以看到澤伊采夫所看不到的使館大院的內部景色。她站在五級台階之上，由此可以通往下面的瀝青停車場，那裡點綴著整齊的草坪、小樹、灌木和絢麗的花壇。越過鋼板牆，她可以看到河對面高大雄偉的克里姆林宮，五彩繽紛的大教堂及其閃閃發光的金色洋蔥頭圓頂，聳立在把整個堡壘環繞起來的雉堞狀的紅牆上方，景色宏偉壯觀。
在她的兩旁，有兩個斜坡通到高處的使館大門口，只有大使的汽車可以開到上面去。低級別的人，只能把汽車停在坡下，然後步行進去。曾經有一個年輕的外交官不顧自己的前途，在滂沱大雨中把他的福斯金龜車小汽車開到坡上，停在了門廊下面。幾分鐘後大使抵達，但發現路被堵住了，只得在台階下面鑽出勞斯萊斯汽車，步行進入使館。他被雨水淋濕了，心裡很不高興。
西莉亞·斯通走下台階，朝門衛點點頭，鑽進她那輛鮮紅色的路虎車，發動了引擎。當她把汽車開到出口的大門停下時，鋼板大門慢慢朝旁邊滑開了。她駕車駛出大門，開到索菲亞河岸，然後左轉向著石橋駛去，奔赴她的約會地點。她已與俄羅斯《今日報》的一名記者約好一起吃午餐。她沒有注意到一個衣服骯髒的老頭正拖著腳步跟在她的身後，她也不知道，這天上午，她的汽車是第一輛駛離使館的。
石橋是橫跨索菲亞河的最古老的一座固定式橋樑。過去，人們使用浮橋，在春天架設起來，到冬天拆除，因為等河水結冰，汽車就能通行。
這座石橋又高又大，不但跨過河流，還穿越了索菲亞碼頭。如果要從碼頭開車上橋，就必須再次左轉，行駛約一百碼的距離，抵達引橋與道路的接坡處，然後調頭才能駛上橋面。但行人可以通過台階直接從碼頭走到橋上，兔子就是走台階上去的。
當紅色的路虎車開過來時，兔子就在石橋的人行道上。他舉起雙臂揮舞，但車內的女人吃驚地看了一眼便繼續開車前行。澤伊采夫無望地去追趕汽車，他記住了汽車的俄羅斯登記牌照，看到車子在大橋北端稍微左轉，進入了博羅維茨基廣場繁忙的車流之中。
西莉亞·斯通的目的地是茲納蒙卡大街上的羅茜奧格雷迪酒館。這家酒館不像莫斯科人通常去的小酒館，其實是愛爾蘭人開的。愛爾蘭大使要是在除夕夜能及時離開鬧哄哄的外交宴會，多半喜歡去這裡消磨時間。酒館也供應午餐。西莉亞·斯通選擇在這裡與俄羅斯記者見面。
因為許多俄羅斯人消費不起汽車或汽油，她沒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停車位。她把汽車停在一個角落，然後往回走。與往常一樣，每當一個有明顯特徵的外國人接近飯店時，流浪漢和乞丐就會從門洞和人行道聚集過來，把外國人截住乞討食物。
作為年輕的外交官，在赴任之前，倫敦的外交部就已經向她做了簡單的情況介紹，但現實總是使她吃驚。她遇到過倫敦地鐵站和紐約小街巷的乞丐，他們淪落到社會最底層，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只能在那裡棲身，但在莫斯科這個遭遇了饑荒的國家首都，伸手要錢或要飯的可憐人，不久前可能還是農民、戰士、白領或店主。她想起電視裡播過的關於第三世界國家情況的紀錄片。
身材高大的門衛瓦季姆站在酒館門口，他看到了幾碼之外的她，於是跑過去粗暴地推開擋路的俄羅斯同胞，以便留出一條安全通道讓這位貴賓進來，畢竟，她能給酒館老闆帶來硬通貨消費。
看到俄羅斯人這種侮辱乞丐同胞的做法，西莉亞很不高興，發出了輕聲的抱怨。但瓦季姆伸出頎長強壯的手臂，擋住了將手伸向她的一排流浪漢，推開飯店大門，把她引到了裡面。
對比非常強烈。外面是塵土飛揚的街道和飢餓的乞丐，裡面是正在歡聲笑語享受大魚大肉的午餐的幾十名客人。西莉亞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姑娘，每當在外就餐，她總是想把自己的盤中飧和外面餓著肚子的人分享。和藹的俄羅斯記者在角落的一張餐桌邊向她招手，他沒有這樣的困擾。他正在研究菜單上的開胃菜俄羅斯冷盤，隨後點了一盤大對蝦。
兔子澤伊采夫還在腳步沉重地苦苦尋覓。他在博羅維茨基廣場找那輛紅色的路虎車，但它不見了。他又去檢查廣場左右兩側所有的街道，但都沒有紅色車輛的影子。最後他決定去廣場遠處的大街上看看，他看到了它，喜出望外，車子在前方兩百碼遠處，就停在酒館門口的一個角落裡。
與其他許多耐心等待的普通人一樣，澤伊采夫在路虎旁邊找了個地方歇腳，又開始了等待。
奈洛比
1983年
傑森·蒙克十年前是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二年級學生，如今的他已經和許多同學失去了聯繫。但他仍然記得諾爾曼·斯坦，他們之間的友誼非比尋常。蒙克來自農村，身材中等，但肌肉強壯，是橄欖球運動員，斯坦則來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個猶太醫生家庭，他不喜歡運動。相似的幽默感使他倆成為了朋友，如果說蒙克有語言天賦，那麼斯坦差不多就是生物系的天才。
諾爾曼比蒙克早一年畢業，以最優異的成績直接升入了學校的醫學院。他們日常仍保持著聯繫，聖誕節時會相互寄賀卡。兩年前，在蒙克還沒去肯亞任職的時候，他曾在經過華盛頓一家飯店大堂時，看見他的老同學在獨自用午餐。他們在一起交談了半個小時後，斯坦的午餐伙伴才到達。其間，他們相互交換了各自的近況，蒙克撒了一個謊，說自己在國務院工作。
斯坦當時已經當上了醫生，還獲得了熱帶醫學博士的學位，當時他喜氣洋洋的，因為他剛被分配到沃爾特里德的陸軍醫院從事研究工作。傑森·蒙克在奈洛比公寓裡查了一下通訊錄，然後撥了一個電話。鈴聲響過十次以後，一個迷迷糊糊的聲音來接聽了。
「你好。」
「嗨，諾爾曼。我是傑森·蒙克。」他停頓了一下。
「好極了。你在哪裡？」
「奈洛比。」
「好極了，奈洛比，當然。你那裡現在是幾點鐘？」
蒙克告訴他，是中午。
「但我這裡他媽的是凌晨五點鐘哎，我的鬧鐘定在七點鐘，昨晚照顧孩子，半夜裡才入睡。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傢伙正在長牙齒。多謝了，朋友。」
「別急，諾爾曼。告訴我，你聽說過一種叫類鼻疽的疾病嗎？」
諾爾曼停頓了一會。他的聲音再響起時，已經完全清醒了。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蒙克編了一個故事，當然，不是關於蘇聯外交官的。他說的是一個五歲的孩子，是他一個熟人的兒子，似乎那男孩很可能會死掉。他聽說，好像美國有辦法對付這種怪病。
「把你的電話號碼給我，」斯坦說，「我要打幾個電話，然後再聯絡你。」
蒙克的電話響了，這時候已經下午五點鐘了。
「這個，嗯，也許是有這麼回事，」內科大夫說，「你聽著，這是一項完全創新的研究，還處在原型階段。我們做過一些實驗，到目前為止，似乎效果還可以，但我們還沒有上報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更不用說獲批了。我們還沒有完成實驗。」
斯坦所描述的是一種早期的頭孢類抗生素，在1983年時還沒有名稱，要到八十年代後期才進入市場，叫作頭孢他啶，當時，這種藥物被簡稱為CZ-1。今天，它是治療類鼻疽病的標準藥物。
「這也許有副作用，」斯坦說，「我們還不知道。」
「產生副作用要多長時間？」蒙克問道。
「說不定。」
「好吧，如果孩子三個星期後會死去，那還會有什麼損失呢？」
斯坦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這違反所有規定。」
「我發誓，沒人會知道的。幫個忙，諾爾曼。看在那時候我為你介紹過那麼多女孩的分上。」
他聽到從美國馬里蘭州切維蔡斯那邊傳來愉快的笑聲。
「如果你敢告訴貝基，我可饒不了你。」斯坦說完後，他們就結束了通話。
兩天後，蒙克在使館收到一個包裹。包裹是透過國際空運快遞公司郵寄過來的，裡面有一個真空瓶子，瓶子裡裝著幹冰。一張沒有署名的便條上寫著，乾冰裡有兩個藥瓶。蒙克給蘇聯使館打了個電話，給商務處的二秘圖爾金留了個口信：別忘了今晚六點鐘我們一起喝啤酒。該訊息被報告到了庫利耶夫上校那裡。
「這個蒙克是什麼人？」他問圖爾金。
「他是美國外交官。他似乎對美國在非洲的外交政策很失望，我想把他發展為我們的耳目。」
庫利耶夫重重地點了點頭。這是好事，是可以向亞謝涅沃【2】匯報的事情。
在荊棘樹咖啡館，蒙克把包裹遞了過去。圖爾金似乎很擔心，因為他害怕被自己人看到他們在一起。包裹裡有可能藏著錢。
「這是什麼？」他問道。
蒙克告訴了他。
「這也許沒有效果，但不會有什麼壞處。這是我們新研發出來的。」
蘇聯人緊張了，他的眼神變得冷漠。
「這件……禮物，你想得到什麼回報？」顯然，肯定是要有回報的。
「你是在為孩子著想，還是在演戲？」
「不是演戲，這次不是。你我這樣的人一直在演戲，但這次不是。」
事實上，蒙克已經去奈洛比總醫院核實過了，溫斯頓·莫伊大夫確認了基本情況。很殘酷，但這世界本來就很殘酷，他心裡想道。他從餐桌邊站了起來。按理，他應該從這個人身上榨取一些情報，一些秘密情報，但他知道小孩子的生命不能作為一個條件，這次不行。假如他真的那麼做了，那他也許就與紐約布朗克斯街頭的清潔工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能起到作用。免費的。」
他走了，走到半路，他聽到後面一個聲音在對他說話。
「蒙克先生，您懂俄語吧？」
蒙克點點頭。「一點點。」
「我也是這麼想的。那麼你會理解『斯帕西波』【3】這個詞語的意思。」
剛過兩點鐘，西莉亞離開羅茜奧格雷迪酒館，走到了自己汽車的駕駛座位旁。路虎車有中央鎖控系統，在她打開駕駛座的車門時，旁邊的副駕駛座車門鎖也打開了。她坐進去，繫上安全帶，發動汽車準備離開。這時候，副駕駛座車門開了。她抬起頭來，吃了一驚。一個老頭彎著腰站在敞開的車門邊，他穿著一件磨破了的舊軍大衣，翻領上掛著四枚髒兮兮的獎章，下巴上留著鬍渣。他張嘴說話時，露出了三顆亮晶晶的鋼門牙。他把一份文件扔到她的膝蓋上。她懂俄語，以後她會複述他所說的話。
「請交給大使先生，為了啤酒。」
他的出現使她大吃一驚。他顯然是個瘋子，也許患有精神分裂症，這種人有可能很危險。西莉亞·斯通臉色蒼白，她急忙駕車到了街上，敞開的車門發出砰砰的響聲，直到汽車的慣性把它關上。她把這份荒謬的請願書——或者不管它是什麼——扔到前排座位底下，駕車返回使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