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訴 訟 策 略

我們已經做好了向皮茨頓公司攤牌的準備。現在，我們已掌握了證明皮茨頓公司的行爲是出於放任的故意，而非僅僅疏忽大意而爲的證據。只要我們在給霍爾法官的庭審要旨中將以上事實做一整理，皮茨頓公司要麼就會招架不住而選擇按照我們的條件和解，要麼就要進行一場公開的審判，面臨要接受數百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判決。我開始寫日記，這些日記後來成爲我撰寫這本「回憶錄」的依據。

五月七日，星期二：我接到了一個人的電話，他與皮茨頓的總裁卡米西先生談到過水牛灣案件。根據這個人的消息，卡米西先生提及本案原告時說到：「他們會很樂於接受1000萬美元的賠償的。」他還說了，「公司會計說1000萬美元的數字對於公司來說是可以承受的。」接着，卡米西先生以一種鄙夷的態度說到了我們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這些原告在洪水暴發時有的離洪水幾百公里呢。一名只損失了7000美元的牧師向我們起訴要求1.7萬的賠償。他的律師告訴他他患有什麼‘綜合徵’之類。」從卡米西先生說到「綜合徵」這個詞的語氣來看，我覺得他沒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

由於我是通過這種方式瞭解到卡米西先生心裏預估的1000萬元賠償數目的，我擔心這可能是他們設下的一個局。這個1000萬元的數目是他們故意安排讓我方得知的嗎？這是他們傳達的訊號嗎？是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嗎？——他們的最高底線是1000萬美元，而且不到庭審即將開始時他們是不會放出這個數目的？如果這一訊息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很長一段時間內，皮茨頓公司都會堅持在只有300萬美元或稍高一點的數目上談判。

五月八日，星期三：我把昨天聽到的那場對話內容告訴了哈利·休奇，他覺得我們被竊聽了：1000萬美元正是他願意接受的和解賠償數額。我們必須在最快的時間裏使得皮茨頓公司放棄他們300萬元的數目，升到卡米西先生所說的1000萬元。

我決定向贊挑明：如果是要和解，那麼和解就必須在6月15日之前作出。對於任何整體的和解方案，我都必須按照一個個原告來拆分，從每個原告那裏獲取授權同意或拒絕接受的表示。這需要至少一個月的時間，而庭審日期是設在7月15日的。在庭審階段，我覺得是沒時間談及和解問題的。

五月十三日，星期一：我開始起草一封信給贊，向他說明我們需要儘早解決此案。我考慮提出6月1日爲最晚和解期限。

五月十四日，星期二：一條好消息！霍爾法官駁回了皮茨頓公司要求駁回我方33名原告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動議。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霍爾法官同意我們的主張，認爲：如果我們能證明皮茨頓公司的行爲是放任的故意而非僅僅是疏忽大意，那麼，即使在不存在身體影響或損害的情況下，西弗吉尼亞州法律仍然支持原告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主張。

我和布萊德·巴特勒就和解問題進行了一場長談。布萊德認爲，「拒絕1500萬元的和解開價簡直是犯罪，甚至拒絕1000萬元的也是。」他「甚至覺得800萬的開價都難以回絕。」我們還討論起了皮茨頓公司會如何迴應這封初稿的信，布萊德猜他們會還價到800萬美元，我猜他們的還價應該應該會在500萬美元。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我和巴德·謝伊談起了和解的策略。我決定給贊打電話，而不是發送信件。我要以一種強勢的角色和贊說：既然法官都駁回了你們的動議，所以我打來電話給你。巴德覺得這樣不錯，他還建議我藉着霍爾法官裁定的結果，把和解索賠金額從原來的3250萬美元提高到3500萬美元。但最後，我們統一了想法：到時候我只要說「霍爾法官的裁決支持了我們原有的和解索賠金額」，就可以了。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我和贊進行了一次很長時間的通話。我向他談起霍爾法官駁回他們動議的事，贊打斷了我，問我在說什麼動議，因爲他們提起的動議實在是很多的。我纔不相信讚的假裝，他是裝作不知道是哪一件動議被駁回的。但是我當時並沒有這麼說，而是回答了他的問題並告訴他，我指的是皮茨頓公司要求撤銷不在洪災現場的33名原告的起訴的動議。他承認，其實他非常清楚霍爾法官駁回了這一動議。

我告訴贊，我和巴德·謝伊討論過霍爾法官的裁決，也討論過和解的問題。「既然現在霍爾法官認可了我們在法律上的觀點，巴德認爲我們可以提高和解索賠額。但是，我並不想趁機增加數目。儘管如此，我必須讓你們知道我們在和解問題上的立場。」這時，贊打斷了我，把我心裏要說的話做了個乾脆明瞭的總結：「你提出的和解方案金額是3250萬元。我們給出的價格是300萬元。我之前是這麼以爲的：你們在認真、深遠的考慮後應該會主動再聯繫我，重新提一個價格。我也說過，我去華盛頓拜訪我阿姨時，就有機會和你們一起討論和解的問題。」

「嗯，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我今天這個電話還真是打對了，其實我並不知道原來是輪到我們這邊提出意見了。對於你當時提出的到華盛頓開會的事，我的迴應是：在我們雙方都得到辛辛那提醫科大學出具的針對所有原告的醫學報告之前，都不算成熟的和解時機。我想你現在應該記起來了這一點。」我說道。「不知是不是我弄錯了，但我確實覺得你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我方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的重要性及嚴重程度。」我繼續說道。

贊說，「不，情況正好相反，我知道你們此項索賠的重要性。甚至早在你們提起訴訟之前，我就相當瞭解這方面的法律了。」

我試着向贊說明，由於原告人數衆多，而我就賠償進行的分配需要得到每個原告的同意，因此，我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落實本案的最終和解方案。但是贊並不想和我討論這個。他說，「我作爲被告律師，還真不需要考慮和關心原告之間要怎麼分配和解賠償金額。」既然他說了這句話，我就沒有繼續提出我需要在6月1日的期限之前完成和解談判。

我向贊特別說明，「現在我已經表明了態度。」我繼續說道，「現在，你們已經拿到了我們的醫療報告，也清楚霍爾法官做出的裁判，我們認爲他的判令是支持我們的和解方案的。雖然我們覺得法官的判令支持我們增加和解索賠額，我也向你指出過，我們3250萬的索賠金額在以後還可能增加，但現在我仍然願意就我們原來的書面索賠額和你們進行商議。」最後，我告訴贊，「如果你想進一步討論和解的問題，我隨時都可以在華盛頓或其他地方和你會面。」

贊問道，「你的意思是你們堅持3250萬的數額？」我答道：「是的。」真希望贊沒有聽到我在回答時倒吸的那口冷氣。我知道這個數目並不比6400萬美元更現實，但是現在還不是我降低數目的時候。贊接着說道：「好的，我會和你保持聯繫的。」

我將這次談話的內容做了一份書面記錄，並傳給了所裏的其他幾個律師。我們一個合夥人，埃德·布倫納，發表了最爲精彩的評價。他笑着說道：「 你是3250萬的開價，他們是300萬的還價，你還稱你們協商得不亦樂乎，這樣的談判真是有意思。你們之間整整相差了3000萬啊！」

五月二十日，星期一：巴德·萬斯，阿諾德波特律所的管理合夥人，也看了這份我和贊之間的對話備忘。他認爲我至少應當降一降開價，到3000萬美元甚至是2800萬美元。我是這麼跟他解釋的：我從未像現在這麼不敢確定我們的底線到底有多高，所以我不想對這個數字做任何調整。我們剛剛得知唐·威爾遜在西弗吉尼亞州聯邦法院的案件中被裁決勝訴，裁決是由一個六人的陪審團做出的。西弗吉尼亞州法官做出了新的決定，允許由六人陪審團而非十二人陪審團進行裁決。在一個有關公司證券詐騙的案件中，該六人陪審團裁定受損的原告可以獲得500萬美元的損失賠償，其中的300萬美元屬於懲罰性賠償。也許，當地的陪審團要比我料想的更樂於支持高額的懲罰性賠償。

我的這一番話並沒有打動巴德·萬斯，他還是說到：「你還是提2500萬吧。」

這一天早上，《查爾斯頓公報》上刊登了礦業工人聯合協會的主席，阿諾德·米勒的一段話：水牛灣事故中的原告應該要贏上5000萬，皮茨頓公司纔不會再上演這樣的悲劇。這使得我再次思考起了一個問題：和解這種方式，不管怎樣都不能將皮茨頓公司的惡行公之於衆，這是否符合那些受到礦業公司常年剝削的人們的最大利益呢？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公開的庭審絕對不是原告們的最佳選擇，因爲那樣意味着他們必須被一個個叫到法官面前，向法官，向新聞媒體，揭開自己所有的心理問題。

近來的一段時間裏，肯恩·萊茨勒一直在催促我與傑伊·舒爾曼以及迪克·克里斯蒂會面。這兩位陪審團專家人物因他們在挑選政治案件陪審團方面的傑出能力而聞名，他們參與的典型案件有哈里斯堡審判、蓋恩斯維爾審判等。另外一位媒體熱捧的陪審團專家，是參與前司法部長米歇爾、前商務部長斯坦斯審判的一名專家。顯然，米歇爾僱用的這位專家爲米歇爾的律師提供了紐約州人羣整體認知觀念方面的信息，律師利用這些信息挑選好一個陪審團，這個陪審團隨後果然做出了米歇爾和斯坦斯無罪的認定。

我只辦理過兩個陪審團參與的案件——一個是一級謀殺罪名，一個則是普通的重罪案件。我絕對需要別人的幫忙，越多越好。因此，肯恩和我打了電話給舒爾曼和克里斯蒂。他們對我們的案子非常有興趣，同意過幾天在華盛頓和我們會面。

5月24日，星期五：我們和舒爾曼、克里斯蒂進行了會面。他們答應做我們的陪審團專家。傑伊·舒爾曼實際上曾受聘於多諾萬萊熱律所，一家皮茨頓公司在紐約州聘用的律所，爲皮茨頓公司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案子擔任過陪審團專家。傑伊說，就在我們給他打過電話之後，多諾萬萊熱律所也請他在水牛灣案件中爲皮茨頓公司服務。傑伊則回答到，他已經準備好爲我們服務了。傑伊這麼說從側面又幫了我們的忙——皮茨頓公司會由此得知我們並不會依賴於和解，而是已經開始做庭審方面的準備了。我們所聘用的陪審團專家，是他們覺得夠優秀，夠得上他們在庭審中想要聘請的專家的水平。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哈利·休奇告訴我，他昨晚做夢夢到案子以1400萬美元的金額達成了和解。

五月三十日，星期四：早上，贊打電話給我了。「上次你說到可能需要會面商量和解的事，我當時告訴你我會再聯繫你的。我們的確願意和你們見面談談。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你們提出的3250萬的數目似乎沒什麼商議餘地，你們也不願意放棄這一數目。那見面看來也不會有什麼效率。」他也沒有問我實際上是不是願意在更低的和解水平上進行商量，而是直接自顧自地說了下去：「既然沒可能商量整體的賠償，那我們也許可以討論一下單項的賠償額度。」

我回答道：「我認爲，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在精神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這兩項上存在分歧，所以就算要討論單項賠償數額，也可能不會有什麼結果。單項的財產損失賠償其實在整體所佔比例並不大。」接下來，我把第二天我將按霍爾法官的指示，提交十二個典型案例清單的事告訴了贊。「在挑選這些典型案例時，我考慮的正是要便於法庭就單項的損害賠償請求做出裁判，正如你剛纔所建議的那樣。」

贊馬上回應道：「這六百個案例中，沒有哪兩個是相似的。」顯然，皮茨頓公司是絕不會承認任何一個案例是具有代表性的，因爲代表性案件的選出，只會給他們最擅長的拖延戰術帶來毀滅性的效果。

我繼續往下說：「現在的問題似乎在於，我們非常重視的精神損害和懲罰性賠償，在你們看來似乎無關緊要。我們已經表示願意放棄對全部的懲罰性賠償的請求，但你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妥協的重大意義。」

贊笑了起來，說道：「我倒是發現，你的幽默感在整個案件過程中可是一點都沒減少啊。」看來贊也認識到了，我所說的放棄懲罰性賠償並不是一種實質的退步，那3250萬美元的索賠數額本身就是對皮茨頓公司的懲罰。「你們並沒有再提出懲罰性賠償這一點我是清楚的，但是你們就案件主張的補償性索賠真可謂是錙銖必較。在你們的訴狀中極大地誇大了補償性損害，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就除精神損害索賠外的其他補償性賠償方面與你們進行和解。」贊這樣說道。同時他提出了，針對財產賠償和死亡賠償案件，「對死亡人員可以採取一個簡易的賠償辦法：每人10，000元外加喪葬費用。這已經是西弗吉尼亞州關於過錯致死的法律中所允許的最高賠償額了。」

於是我也告訴贊，他所說的這種先協商財產和死亡賠償的額度，同時暫且把精神損害賠償擱置不議的做法，也恰好是我想提出的方案。「看來我真是讀懂了你的心啊，」贊答應道。

雖然我沒有和贊提到，但實際上我越來越擔心庭審中將要以漫長的時間去舉證財產損失的情況——每臺電視機的價格，你的冰箱購於何處這些瑣碎的問題。陪審團不能被這種問題擋住了視線，我需要的，是一個關注原告的精神損害問題的陪審團。

我們決定在六月六日，即原定的審前會議前一天與霍爾法官舉行會議，一起約談我們此次商定的在有限範圍內進行和解的事項。

贊接下來還向我坦白，「我希望在審前會議時可以告訴法官，皮茨頓公司一方已經向原告做出了召開和解會議的邀請。」看來贊和我想要奔向的那個方向是一致的。我於是說道，「我覺得你現在就可以在電話上說說你們對於單項賠償的方案啊。」他答道，「這個方面我有我的安排。我希望可以在見面時和你聊這個問題。」於是，我們的這次通話也就完成了。

我向霍爾法官提交了包含12個典型案件的備忘錄，供他在其中選擇。挑出12個案件並非容易之事。首先，我們挑選的原告必須是經過我們的醫學專家——利夫頓博士和羅伯特·Ｊ.科爾斯博士檢查過的。科爾斯作爲知名的兒童精神病專家，見過我們原告中的一些兒童。由於他們倆接觸過的原告只是所有原告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就只好從這一小部分中再來挑選代表。其次，我們的確想要保證所挑選出的原告名單具有最高的代表性，這也是霍爾法官的要求。這就導致了入選案件在震撼力方面可能會低於一些其他案件。最後，由於原告人數中有200餘名是兒童，我們挑選的代表清單中也就需要一些兒童，但這引起了部分家長的情緒問題。對部分成人來說，讓他們當衆講述自己的遭遇都是一件難事，就更別說要讓父母們把自己的孩子交到法庭上進行陳述了。但是，我們挑選的12例中有10名原告是成年人，他們都同意接受這次首輪審判中的作證請求。另兩名原告兒童的家長也同意讓他們的孩子去陳述他們在災難中的經歷。

六月三日，星期一：巴德·萬斯要求我向他解釋爲何我們仍然沒有降低3250萬美元的和解方案。我告訴他現在還不是讓步的時機。當然，我總會在某個時機上降低這個金額，現在關鍵是要等着霍爾法官給我來一點助推力。

六月四日，星期二：我真是要崩潰了。皮茨頓公司沒有準時提交他們選出的代表性原告名單。現在他們一定是一手握着我們的名單，來決定他們要選哪12名人員。我也得知，霍爾法官對於他們不及時提交名單的行爲也很抓狂。

巴德·萬斯又電話了我。他終於抽出時間來讀了我們給霍爾法官提交的12例代表性案件的備忘錄，並非常擔心，因爲「這份備忘錄極富煽動性啊。」是的，我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的備忘錄中引用了我方及皮茨頓公司的律師對於這12名原告所遭受的心理折磨的調查報告，12名原告都無一例外地有精神損害，包括其中的兩名兒童。連皮茨頓公司自己的醫生在就原告遭遇所做的調查結果中也承認這個案件極具震撼力。巴德的反應讓我更堅信，陪審團在皮茨頓公司釀成的這些災禍前，也會深感憤怒。

在陪審團的挑選上我們也有重大進展。舒爾曼和克里斯蒂正在準備一份長長的書面問卷，這份問卷將用於對查爾斯頓市部分抽樣選民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將顯示，我們在這次案件中應當選擇哪類人員來做本案的陪審員——包括應當是何種宗教、年齡、性別、職業、收入水平。調查有助於我們瞭解，哪些人能夠對我們提出的精神賠償請求持理解態度，哪些人對精神損害索賠是漠然態度，哪些人願意或不願對一家礦業公司施以懲罰。舒爾曼和克里斯蒂往常是採用打電話的方式來進行問卷調查的，但他們更喜歡與抽樣的選民們直接面談。不過，這真是既費錢又費時間啊。

我注意到，《查爾斯頓公報》上常常會刊登一些講述當地人們觀念的小故事，顯然是以一些抽樣調查爲基礎的。特里·馬歇爾是寫公報上這些故事的記者，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特里告訴我，他們有十名簽約的女調查員。這些調查員瞭解你能想到的任何查爾斯頓的事，特里也說可以幫我們的忙。這真是上天派來的貴人啊！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的民意調查將會是非常細緻和到位的。我們甚至能把問卷發放到正是要挑選陪審員的那些地方。與那些只向抽樣的選民們進行調查的問卷來說，這些問卷能爲我們提供更爲準確、有用的信息。

六月六日，星期四：哈利·休奇和我倆人和贊、勞克·沃爾頓、唐·默多克進行了和解談判會議。談判一開始就非常不順利。我本以爲贊要向我們提出針對單個賠償項目或單個原告的一套賠償方案，贊卻說他以爲是由我來提出這個數目。勞克還不時地發表一通高論，說我們真應該儘快結束這場「不倫不類」的不知所云的爭論。顯然，這通評論讓贊感到非常尷尬。爲挽救這次會談，哈利只好問他們，如果分割開來進行單項賠償，他們的賠償額度是否會高於之前他們開價的300萬元。讚的答覆是不會。我們的會面就這樣結束了。我們可以告訴霍爾法官，他們只願意賠償300萬元，這太不合理了，這樣的和解談判繼續下去也沒有任何意義。而贊當然也可以在會後告訴法官，他們倒是願意協商，但我們卻堅持不肯動搖我們3250萬美元的不合理開價。

我對審前會議的情況感到不怎麼樂觀。皮茨頓公司終於提交了他們的12個案件，雖然他們同時繼續稱沒有任何一名原告的情況是可以被代表的。從他們的名單來看，他們認爲查爾斯頓的陪審員對黑人沒什麼好感，這個12人的名單中有6名是黑人。6名黑人中有3名是未成年的黑人青少年，這和我們原告團中的多數情況可是有重大差異的。如果霍爾法官接受了他們的名單，對於我們肯定是不利的。同時，我更擔心霍爾法官會催促我們進行和解。還差一兩個星期我就能完成我方的庭審要旨了。這份要旨中對海量證據進行了整理，看起來一目瞭然，也就更爲鮮明地披露了皮茨頓公司的麻木不仁和暴行。在這份要旨提交給霍爾法官之前，真希望他不要就催着我們達成和解。

六月七日，星期五：我們在審前會議這一輪又勝利了！霍爾法官選取的6個代表性原告中，有5個都來自我們的推選名單。最後一個來自皮茨頓公司名單的，是一個有10個非婚生子女的黑人女性。這也是皮茨頓公司挑選她的理由。諷刺的是，我們也曾考慮過將這位女士納入我們的名單裏呢。在我們600多名原告中，她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一批，曾接受過兩年的大學教育。她有這麼多非婚生子女，只是因爲她是不婚主義者。她一邊工作，一邊照顧着10個孩子，還一邊上學，直到這次的災難打破了她上學的節奏。希望陪審團能忽略她不婚媽媽和黑人的身份，而是從她身上看到人的價值。

在法庭仍然需要處理的一些動議的裁定事項上，霍爾法官的態度也是有利於我們的，至少沒有做出什麼不利於我方的裁定。例如，皮茨頓公司認爲我們沒有完全履行他們的證據開示請求，此外，他們還認爲某些案件根據不同的原因而應被撤銷。對於所有這些事項，霍爾法官都做出了擱置到庭審時再議的決定。

就在審前會議結束後，我在休息室裏碰到了贊。他爲庭審前一天的行爲表示了道歉。他想要和我談和解的事了。他向我表明，他對案件有掌控權，希望單獨與我進行會面。

我告訴他，我也希望協商和解，我不希望讓原告們去經歷庭審過程。這是我坦誠的原話，他聽到時卻以爲我在爲堅持我方立場辯解做鋪墊。他答覆道：如果你準備一步一步地辯論，我也會一步一步地回擊的。

我告訴他：「我不是要辯論什麼了。剛纔說的都是實話，我不想強迫原告走上法庭。」

接着我和贊說，他和其他被告律師的關係上存在的難處我也很理解。以前我們律所爲一家大型公司客戶做共同代理時也碰到過相同的問題。律師間相互嫉妒的心是恐怖的。當你決定坐下來和對方和解時，一些和你做共同代理的律師會不停地指責你沒有贏得這個案子，而不是坐下來好好幫忙達成合理的和解金額。我覺得他可能也碰到類似的問題了。最後，贊和我說，他接下來有來華盛頓出差的安排，下週三或週四他會邀請我一塊出去吃午餐。他答應到時給我電話。

和讚的這番談話結束後，我開始思考，下次會面時我應該採取什麼姿態來談和解。我向布拉德列舉了以下三種談判方式。第一種——「我們爲什麼不就現在的3250萬和300萬美元之間的差額進行一個分配，折中按照1700萬的金額來和解呢？」實際上這就是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1700萬美元的和解方案。第二種方式，我去和贊說，我們認爲300萬美元針對財產和死亡賠償來說還是一個合理的數字，——「我們何不就在這兩項上就按照這個數目進行和解，其他的精神損害和懲罰性賠償就走庭審程序呢？」第三種方式：告訴贊，我已經聽說了，1000萬美元的數目是皮茨頓認爲我們可以接受的數字，但是我要說：「1000萬肯定不夠。我們不會同意按照這個數目和解。」隨後，我還會說，我們倒是願意在原來的3250萬美元上做一些退步，但他們也不能堅持只付300萬美元。

布拉德喜歡我提出的第三種方式。我自己也認爲這個是最好的。如果贊願意接受這種方式的話，我們其實無形中就把皮茨頓的底線從300萬美元拉到了1000萬美元，而我們也沒說1000萬美元就是我們願意接受的和解額度。實際上，我們還可能拿到1000萬美元以上的賠償呢。當然，讚的答覆應該會是這樣的：「我們這邊沒人說過能給你們1000萬。但是我們願意在300萬和1000萬之間和你們談談和解的事。」

六月十日，星期一：我把自己準備採用的1000萬元和解方案告訴了巴德·萬斯和埃德·布倫納，他們都非常喜歡我的這個方案。

瑪克辛·阿德金斯，災發之前曾想要請求國民警衛隊出動的那位女士，告訴我她不能在庭審中出庭作證了。她處於非常緊張和害怕的情緒中，實在是擔心面對公衆庭審時的那種焦慮會讓自己崩潰。她還說，如果我們用傳票傳喚她出庭的話，她會請求醫生幫她開身體不適的證明。於是，我只好把庭審要旨中關於她作爲證人的部分刪掉了。但我仍然希望我們能在後來勸說她出庭作證。

六月十二日，星期三：勞克·沃爾頓打電話給我們請求延遲他們的庭審要旨提交日。他說，之前負責起草庭審要旨的唐·默多克生病不能工作了，於是他需要花一些時間接手這件事。我答應了他的請求，同時問他，他們是不是需要再多留出一些時間來讓贊來閱讀庭審要旨，因爲贊以前經常告訴我皮茨頓公司所有的文件在對外提交之前都需要他的過目。勞克說，這真是一件「聞所未聞」的事，實際上「贊從來就沒有閱讀過皮茨頓公司的任何文件。」

這時，我向勞克提到了我和贊約好在華盛頓的和解會議一事。他聽起來像是吃了一驚，也沒有多談論這個話題。掛完電話後，我忽然意識到，也許贊沒有把要和我談判的消息告訴勞克和唐。我覺得我可以在明天的談判中利用這一信息。

六月十三日，星期四：我邀請贊到我們辦公樓旁邊的椰林餐廳一起午餐。我決定表現出一種冷靜沉着的態度，不要一副急着要和解的樣子。當時，我們走出辦公室時，路過了我們創始合夥人保羅·波特的辦公桌前，我決定給他們引薦介紹一下。他倆寒暄了幾句後，保羅說道：「哈哈，我真希望你們今天把和解這件事搞定啊！」哎，看來我裝作淡然的態度就到此爲止吧。

午餐時，我們都很少提及和解問題。我把自己過往參加民權訴訟的經歷和贊說了，也讓他對我的來歷有更多的瞭解。他和巴德·謝伊說過，他以爲我涉入這個案件只是爲了聲張正義，降服邪惡的礦業公司，爲案件爭取當局的關注，而非只是爲當事人爭取一點賠償額。我就想讓讚的這種觀念爲我所用。如果贊認爲錢對我來說是第二位的，那他可能也就會認爲我絕對不會允許在原告得到正義的審理前就和他們和解。贊是慣於與那些追逐金錢的律師們談判的，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能讓他覺得我們是一個視原則高於金額的團隊，那他在談判上的優勢就會變小。

午飯後，我帶着贊到了阿諾德波特律所在市政廳的辦公樓，還帶他參觀了我們的「水牛灣案件團隊辦公室」片區，這裏到處都堆放着地圖和文件櫃。我想讓贊看到我們在這個案件的庭審準備程序上投入的巨大人力。

最後，我們到達並在我辦公室坐下了。我決定以「勞克·沃爾頓的小插曲」打開和解的話匣子。我和贊說到，勞克在我提到這次會面時的沉默態度，不禁讓我考慮起贊是否得到了與我們進行談判和解的授權。我希望能卸下讚的防備，要讓他在等會兒我提到1000萬元的方案時對我有較高的信任度。這時贊馬上認可了我的說法，說他並沒有把這次會面的情況告訴勞克·沃爾頓。「我的權限是在他之上的。我有權決定和解。當事人也會按照我所說的去做。」至於勞克, 「我已經讓那些傢伙不要耽誤正事了。」

我向贊說，我非常理解一個案子中有這麼多個代理律師會造成的問題，就像他現在面臨的這樣。這個律師在紐約，那個卻在查爾斯頓。「在這種規模的案子中，出現大家互不通氣的情況很正常，大家都不知道別人在忙啥。我覺得我還是應該就自己知道的一點你們出現的紕漏告訴你。我們從一些渠道得知，皮茨頓公司認爲1000萬的和解金額我們肯定會很樂意接受。我並不知道皮茨頓公司的這種結論有什麼依據，在這裏我只是想告訴你，1000萬的和解賠償額絕對不可接受。」

贊當即就糾正了我的說法，他說他從沒聽說過什麼1000萬美元的數目。我說，我並不覺得他不知情這點有什麼奇怪的，而且我只是想向他表明我的立場。現在的贊已經落入防守的角色了，從一開始我提出的「勞克·沃爾頓小插曲」，到現在這個1000萬美元數目的事，都是如此。現在，我開始趁勝追擊。

「贊，我現在要從我之前3250萬的數目上降下來，而且是大大地降低。但是，你也得放棄你們1000萬的提議，向我們做一些實質性的妥協。」

贊又開始不同意了，但這次的語氣緩和了很多。「1000萬的這個說法是的確沒有的。我們提出的和解方案是300萬，不是1000萬。」

我告訴贊，我理解他要表達的意思，但我希望知道他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到底是什麼立場，3250萬美元和1000萬美元，他對於這兩個數字有什麼看法。贊說，他沒鬧明白我們到底希望在哪個水平上和解。我告訴他，我們願意和解的數目，肯定比1000萬美元多不少，但也比3250萬美元低很多。但是我不能確定具體到哪個數目合適。「我現在如果告訴你一個想要和解的數目，那就是我真心會按照這個數進行和解。但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並不願意和解。我想要走庭審。實際上，我覺得如果不讓這些原告通過庭審伸張正義，我就虧欠了他們。我希望將皮茨頓公司的冷漠不仁行徑公之於衆，讓全世界都知道，不應該由原告承受這次災難的責任，也不應該讓上帝來背黑鍋。皮茨頓公司纔是罪魁禍首。如果我被迫和解了，一定只有你能做到此點。如果你提出的數目讓我覺得，要是我拒絕了就是對不起原告，我纔會和解。而你現在提出的數目根本不能起到這種效果。你給了我求之不得的要奔向庭審程序的機會。」

贊認真聽完了我的話。他接下來告訴我，他正要趕到紐約與皮茨頓公司的人展開一場討論，下週三會重新和我提出他們的新方案。我說，下週三我並不期待接到他們的新方案。「法官會在你們重新提出和解方案之前讀到我們的庭審要旨，這纔是我想要的。」

離我要完成庭審要旨的日子只有幾天了。兩個月來，我不分晝夜地趕着這份文件。現在，我確信，這份以公司失職爲主題的文件做到了擲地有聲、曉人以理。這份文件將本次案件的價值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我想就算是卡米西先生在讀到它時也會這麼認爲的。在我們和皮茨頓公司和解的時候，我希望這份文件已經在法庭的提交備案記錄中了。這樣，整個水牛灣災難的故事將永遠可供民衆查閱，就算沒有經歷庭審也能如此。當然，查爾斯頓市法庭的宣誓證詞裏，證據裏，都能看到這個故事的面貌。但是，沒有哪一份文件像我們現在的這份庭審 要旨一樣，在其中，所有的信息都以一種震撼人心的方式進行了收集整理。

贊答應先讓我們提交庭審要旨，之後他再找我談和解的事。接着他便乘機去紐約市了。他一走，我便經歷了一場幾個月以來最嚴重的頭痛，直接回了家。這段時間是我很久以來的最緊張的日子，準備庭審要旨、考慮和解談判，這些事情都使我精力殆盡。我回家嘔吐過後，一睡就睡了兩天。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我和巴德·萬斯說了上次和贊會面的事。他很欣賞我所說的1000萬美元的和解策略。「現在，1000萬從他們之前的最高心理底線變成了他們必須要給的最低限。」我們在這個案件上的另一位年輕律師羅恩·內森， 把我的和解策略稱爲「騙術」。我還真希望自己的「騙術」能像《騙中騙》中紐曼、羅德福的策略那樣奏效呢注27。

我把庭審要旨郵寄給了贊，還有一些他可以轉發給皮茨頓公司紐約總部的複印件。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皮茨頓公司一直沒找到像舒爾曼和克里斯蒂這樣水準的陪審團專家了。舒爾曼也向他們推薦過一個專家，但這個專家在得知皮茨頓公司的所作所爲後，就不願意爲這樣的人做辯護或服務於他們了。

現在地區法院的法庭祕書已經將80名候選陪審員的名單、地址信息告知了我們的原告和皮茨頓公司。當然，雙方都被禁止與這80個人簽訂任何合同，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去了解他們的一般情況信息。皮茨頓公司馬上派他們在查爾斯頓市的律所出動來調查這些人的信息，而我們則和唐·威爾遜的律所一起調查每個候選陪審員的信息。

我們的民意調查員剛剛結束了他們對抽樣人羣的問卷調查，只要把這些信息輸入電腦運行一遍，我們就能判斷應該挑選哪類人作爲陪審員了。實際上，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這些抽樣人員在接受面試的時候也被問到了，如果他們面對着一些代表性案件時，他們會大約判決多少金額的賠償額度。有些律師當然會覺得這種陪審團方面的工作的結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但我個人覺得這類信息還是對我們挑選陪審團的工作有很大好處的。當雙方都掌握每個候選陪審員的基本情況時，我們這一方手頭的信息是更具體、更有針對性的，我們掌握的是陪審員居住的那條街道附近的人們會如何來判決本案的具體信息。

六月二十一，星期五：《查爾斯頓公報》記者邁克·懷特又在公報上撰寫了一則故事報道，故事取材於皮茨頓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庭審要旨。這篇報道題爲「皮茨頓公司否認其在災難中存在過失」。皮茨頓公司不介意記者根據他們的庭審要旨撰寫新聞，另一方面卻嘗試讓邁克和其他記者不要以我們的庭審要旨爲依據來撰寫報道。皮茨頓公司剛剛聘用的一家新的公關公司發佈的一則「通訊要聞」就是這麼做的：

鑑於庭審日期臨近，也考慮到之前本案的審前程序就已經引起了大量和非常態的公衆關注……被告認爲，任何一方利用己方的庭審要旨進行公共宣傳的行爲，由於其宣傳的內容現在又都僅僅是一些假設，因此都是不合理的，且會對公平審判的價值構成極大威脅。

除了試圖封鎖堵截關於我方庭審要旨的大衆媒體消息外，皮茨頓公司新聘用的這家公關公司還試圖從公報報社挖走邁克·懷特。他們撬牆角的行爲並沒有成功。他們甚至討論瞭如果向谷地地區的人們提供大概幾萬美元的賑災資助，幫助部分倖存者解決一些緊要問題的話，會給皮茨頓公司帶來多大的益處。皮茨頓公司這些姍姍來遲的舉動，在我看來，是他們爲了改善自己在查爾斯頓市市民，也是陪審員候選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做的垂死掙扎。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離庭審只剩下三個星期的時間了。我們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準備工作。我收集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關於這次災難的視頻，從ABC電視臺的報道到紀實攝影師的作品，各種各類的都有。拍攝鏡頭展現的場景需要揭露災難的恐怖性，但同時也要易爲觀衆明白，這是我挑選視頻的標準。通過這種方式，陪審團纔會對災難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哈利和羅恩到山谷裏將證人們都組織起來，跟每個人過一遍他們講述自己的經歷的臺詞。對於每個代表性原告，則需要花上數個小時輔導他們戰勝在接下來的庭審中所要經歷的精神折磨。爲這六名代表性原告做過檢查的辛辛那提醫院醫生的庭審過程也需要排練。此外，哈利還在繼續努力想要勸服瑪克辛·阿德金斯女士來出庭爲我方作證。

利夫頓博士、埃裏克森博士、科爾斯博士以及牧師諮詢師，也都需要我們做輔導準備。肯恩·萊茨勒則負責幫助戴維斯先生、富奎先生做作證準備。

羅茲·科恩, 我們七人律師團中的其中一位，剛剛和克里頓·肯尼迪、伯蒂·斯坦利見過面。他們答應爲皮茨頓公司在裏克支流的水壩二十年前的坍塌事件作證。羅茲負責輔導《洛根旗幟》雜誌的攝影師的作證準備，這位攝影師在當時拍下了1967年一號水壩坍塌時所造成的毀損情況。菲爾·諾瓦克則爲雷克斯·麥金尼斯準備作證過程，1967年皮茨頓公司在西弗吉尼亞州多拉地區的水壩坍塌時，他的財產遭到了嚴重毀損。

我和菲爾同時還進行着證據文件的複印工作。經過肯恩的安排，我們還可以用兩年前美國參議院聽證時美國陸軍工程兵團製作的一個大型水壩模型，模擬中部支流地區的水壩情況。我們很可能需要租一個貨車去查爾斯頓市把這個大物件搬回來。

我們的工作充滿了緊張匆忙的氣氛。

在工作之餘，我抽空和妻子外出吃了一頓午餐。回來之後馬上接到了讚的電話，他此時正在紐約市和皮茨頓公司的人一起。

他說，「我先花了些時間讀過了你們的庭審要旨，所以直到現在纔給你回覆。我看了庭審要旨，其實也沒有什麼亮點。」我當然不相信他的話，但還是忍住了沒回敬他。接着，贊說道：「關於1000萬美元的提議，我做了覈查，我們這邊沒有人聽說過這回事。」

最後，贊在電話裏說道：「我把你的立場向皮茨頓公司傳達了，但他們不太明白什麼叫做如果皮茨頓公司在1000萬的基礎上再做出一些實質妥協，你們也會實質性地撤回你們3250萬的原提議。我跟皮茨頓公司說，據我所能理解到的，斯特恩的意思是他願意考慮在這兩個數目之間取一個和解數額。」接着他問到我，我是否願意到紐約和他談判。我說：「我很樂意去。今晚上我會飛過去，晚上我可以在阿諾德波特律所在紐約的公寓裏休息。」

掛下這通電話時，我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我們終於爭取到了1000萬美元以上的和解數目！任何現在我們能談下的在1000萬元以上的部分，都是額外的收穫。我一直擔心贊會在電話中說：「我當然願意和你商談和解的數目。但皮茨頓公司不可能願意給出1000萬以上的數目，希望你能理解。」如果他真的這麼說了，我就進退兩難了。那種情況下，我也只能拒絕他提出的去紐約協商的邀請，但那時我再繼續和解談判時的壓力就會無比嚴峻。

我馬上給巴德·謝伊打電話通知了這一好消息。接下來我要跟皮茨頓公司主張，我們只接受2000萬美元以上的和解數目。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1000萬元階段的勝利，我要朝着1500萬美元的目標努力。要讓他們的1000萬元上升爲1500萬元的話，我可能需要要求2000萬元。就在我準備出發去紐約市之前，贊又給我打了個電話，建議一起共進晚餐。他要我挑選一個餐廳，因爲他對紐約市不怎麼熟悉。我建議我們去紐約的椰林餐廳試試，鑑於我們上次在華盛頓的這家餐廳的午餐挺符合他的口味。

我急急忙忙地衝回家，收拾了幾件衣服，就飛往紐約了。我比預計的早些到了阿諾德波特律所的公寓，但是我並沒有打電話和贊約幾點見面吃飯，我決定裝得沉着一點。我躺在公寓的牀上，想要平靜下來。不過贊一會兒就打電話過來了。看來他也急切盼望着和我談談和解的事，一點都不比我輕鬆。

我比贊早一點到了椰林餐廳。在隱蔽的位置有一間名爲「希蘭度的祕所」的餐房，我就在這裏和贊一起享用晚餐。餐廳的食物十分美味。我們都點了大龍蝦。贊買單時服務員要了兩張50美元的小費，看來我們的這頓飯應該是超過了50美元。在整個用餐期間，我們都沒怎麼提到案件的事。

在我們快要吃完的時候，贊問到我能接受的和解賠償是個什麼數目。我避開了這個問題，而是說自己並不想走和解，也不想給什麼數目。後來，贊就開始給我報數：「1200萬？1300萬？1400萬？」我最終說了，「贊，是這樣的，我覺得讓你這麼報價格也沒什麼意義。我告訴你實際情況吧。如果你們能給2000萬的話，我們所裏的高級合夥人大概就不會讓我繼續走庭審了。只要你能提出2000萬的賠償額，我就沒法讓這個案子上法庭。我要出庭，律所到時候還不讓呢。他們應該會要求我接受和解的。」以上就是我們這頓飯大概討論的內容。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贊如約在中午前給了我電話。「我們見面談的事，我跟皮茨頓公司的人也說了。他們對你提出的2000萬非常震驚。所以我跟他們說了，我要再跟你進行一輪最後的和解談判，他們需要授權給我。應該會在今天兩點半之前得到他們的授權。」於是我告訴讚我會在公寓等他的來電。

我很奇怪皮茨頓公司爲什麼會看起來這麼着急着和解，因此，在贊給我再打來電話之前，我給在緬因州波特蘭的一個朋友打了個電話問這個事。也許這和他們想要在緬因州開精煉工廠的事有關係，但我知道的，也僅限於皮茨頓公司在努力推進獲准建立這個精煉工廠的許可。因此，我決定把庭審日期作爲我談判的主要砝碼。精煉工廠的這件事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我的重要攻略。

三點半的時候，贊打電話過來了。「我已經和管理層溝通過，我跟他們說我需要得到作爲被告方代理律師的、和你就明確、特定的和解數額達成談判結果的授權。我爲此打了不少個電話，有的花的時間很長，有的管理人員還問了很多問題。我希望能最終得到確定、直接的授權，爭取在今天五點前再跟你商談一下。如果你要回華盛頓了，今天我再打你電話也行。」我今天可以留在這裏，我和贊說。

於是，我在公寓裏等着。這時哈利·休奇來了電話。我和他說，我預測贊會出價1300萬美元。然後，我會拒絕接受這個數目。接着，我給巴德·萬斯也打了個電話，把這些情況都向他報告了。

終於，贊獲取了終極談判的授權，於是趕到了我這裏。我們正談着，電話響了。布拉德·巴特想問我情況怎麼樣，我告訴他我正在和贊談着，要等會給他回電。過了幾分鐘，贊終於給出了他的開價：1300萬美元。我意料之中就是這個數，我跟贊說。這時電話又響了，是哈利。我當着讚的面告訴哈利，「我把電話給贊·格雷·斯泰克卡，你跟他說說我預測的他們的確切和解數目是多少吧。」哈利告訴贊，我說了他們會開出1300萬美元。贊回答道：「哈哈，斯特恩的確還是挺神算的。」

我和贊說，我不覺得我們律所會讓我接受這個價格。但是，我覺得至少我還是應該和我們律所討論一下，尤其還考慮到，這還僅僅是皮茨頓公司第二次正式向我們提出確定的和解方案。

贊和我一同出發到機場去。要離開紐約了，他看起來很高興。他這次和皮茨頓公司以及他們紐約律師的會面，可見並不輕鬆。

當我再回到華盛頓時，又和哈利、巴德·萬斯聊了會兒。哈利說到他和贊打電話的那段，笑了起來。哈利說，我們可以和解了，我們可謂是大獲全勝啊，1300萬美元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巴德和我說，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數目，但如果我有另外的想法，律所也給我完全的自由。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所有人都覺得1300萬美元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勝利。我也認爲這個和解金額對我們來說的確不錯。我們現在通過和解可以獲得的金額，與民意調查中顯示的通過庭審能獲得的金額都差不多了，而如果是庭審的話，還需要花費漫長的時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考慮，我們也無法確定現在就是最好的，我們也可能在庭審中能得到更高的收益。但是現在已經到了做一個抉擇的時候了，要麼繼續訴訟，要麼和解。我準備好了接受1300萬美元的數目，但也還想做最後一次嘗試。

午飯後我給贊打了個電話。我告訴他，只有和解賠償在1500萬美元以上時，律所纔會向我施以和解的壓力。1500萬美元和1300萬美元，我建議我們各退一步，就1400萬美元吧，我和贊建議。他馬上提議1350萬美元，而且開始繼續討論其他和解的相關事宜。他特別提出，在和解協議中，必須約定一條關於阿諾德波特律所同意不再代理本案已有原告外的其他人作爲原告再行起訴皮茨頓公司的事項。我早就料到了贊肯定會在什麼時候提出這項請求，在由主要的受害人作爲原告方起訴被告的集團訴訟中，被告律師在和原告方和解時，通常都會要求原告律師同意不得代理其他原告再起訴被告。

在談了幾分鐘後，我告訴贊，我同意接受1350萬美元作爲我們的和解額。





結 語


1350萬美元的和解賠償額讓原告們歡欣雀躍。我們對這筆款項提出了分配方案，在得到他們的同意並根據該方案進行分配後，每個人得到的金額都足以支持他們對房屋、財產進行重置。財產的重置價值是高於他們的市場價值的，而市場價值通常纔是西弗吉尼亞州通常採取的賠償標準。我們估算的用於死亡案件上的賠償額，也超過了皮茨頓公司通常採取的1萬元標準。這1350萬元中，大約有550萬美元是對財產和死亡案件的致損賠償，其他800萬美元則是對他們的精神損害的賠償，是我們「信口開河」的索賠的結果。六百多名起訴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告，平均每人得到的精神賠償約爲13，000元。

在淨賠償額上，在扣除了律師費和其他訴訟費用後，所有原告得到的精神損害賠償仍然有550萬元。其中，226名災後兒童因精神損害而獲得的賠償就達到了200萬美元。這筆款項被投入了一項信託基金，在這些兒童年滿18歲時可以從中領取自己的份額。

這次的訴訟對於阿諾德波特律所來說也是一次成就。我們在該案中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達到了4萬個工時，相應獲得了300萬美元的律師費。可以說，成功有時是德行的孿生子。

我們做了道義之事。在我們的努力下，煤礦公司爲和解本案花了一大筆錢。也許這會讓他們在將來稍微更謹慎一點。同時，通過這個案子，我們也證明了人們聯合起來的力量，用大家的力量一起讓法律體系爲人民而運轉。正如我們的一名原告奧拉·哈古德所說的，「人們聯合起來通過法律系統爲正義和公平而戰，這樣的事蹟是出於上帝之手。」

但這勝利的喜悅中卻還摻雜着苦澀。我們另一位原告多麗絲·馬林斯說，「金錢可以讓我們生活得不那麼艱辛，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是，我們的靈魂永遠不能平靜，除了死亡外沒有任何力量能讓我們忘卻那個早上發生的一切。」帕格·米查姆，水牛灣居民委員會的領頭人之一，在接受ABC電視臺的新聞採訪時，也曾這麼總結：「曾經的都已成爲廢墟，灰飛煙滅的已不可再生了。」

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些學生們近來也在寫一份關於本案的學術論文。他們好奇於皮茨頓公司爲何會選擇和解，而不是讓我們帶着這600多個案件走入庭審程序。在漫漫無止境的庭審過程中，原告們無法忍受被迫一直等待一個結果時，可能會同意在比較低的額度和解。原告奧拉·哈古德也清楚地說：「我不認爲我們能熬過漫長、艱難的庭審過程。」

於是，法學院學生們帶着這個問題去問皮茨頓公司的律師。勞克·沃爾頓是這麼和他們說的：「斯特恩計劃把其他那些曾受過‘骯髒、可恥’的煤礦公司傷害的原告都找來由他代理。我們開會時，從頭到尾他都在控訴我們是謀殺犯。我想，可能是他的這種態度讓我們感到厭倦，所以就儘快和解了。」

我記得自己從沒用過「謀殺」這個詞。





後 記


當我們的和解方案得到聯邦法院的認可後，那些沒有加入我們訴訟的家庭也就得知了本案中的兒童原告們被分配到了兩百多萬的精神損害賠償的消息。皮茨頓公司沒有注意到的是，對於那些兒童來說，兩年內需提起訴訟的時效規定只有在他們年滿十八歲時纔開始適用。因此，幾百名未加入我們訴訟的兒童，仍然可以就他們的精神損害向皮茨頓公司提起訴訟。馬上，我們就接到了許多家庭來詢問我們是否可以代理他們的孩子提起訴訟的電話。我們把所有的這些電話請求轉交給了華盛頓地區的另一家律所，而這些案件後來也全部得以和解解決。

我們還決定設立一個用於倖存者援助工作的水牛灣基金，阿諾德波特律所向該基金捐獻了35萬美元。用這筆資金，水牛灣地區的人們提起了一系列要求行使選舉權以組建他們自己的市級政權的訴訟。這些訴訟當然遭致了煤礦公司和其律師團們的強烈反對，他們不惜花費血本也要阻撓這件事。水牛灣地區如果形成了自己的市級政權的話，則有權對這些擁有該地區大量土地的礦業公司徵收稅款，人們會有自己的警力、消防部門，從而更好地實現對自己的生活和社區的自我管理，而不需要依賴於被煤礦公司干涉的洛根縣官員們。

通過司法系統，人們終於爭取到了他們的選舉建市權。然而，在煤礦公司財力的資助下，當地組織了一次造謠式的宣傳運動，讓人們誤以爲他們可能會比煤礦公司承擔更重的賦稅負擔。於是，這次建市計劃就如此夭折了。之後，人們則用水牛灣基金的款項購置了一輛巡邏警車、若干消防車，在查理·考恩的加油站後建造的一個消防大樓，以及水牛灣人們自己的衛生診所。

在水牛灣案件和解後的那幾年裏，我經常回山谷裏去看望查理和之前當事人裏的一些朋友們。最近也是最後一次，是四年前。那時，查理已經去世好幾年了，我見到了他的妻子艾瑪。當時她正打包行李要去和她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兒子住。她自豪地拉着我參觀她和查理一起建造的漂亮房屋，仍然是建在查理新翻修的服務站那條路上。艾瑪還領着我去看了他們屋子後的消防大樓裏閃亮、嶄新的紅色消防車。我們聊到了當時查理決定趕到華盛頓請律師來時，他們所經歷的那段最困難的時光。和艾瑪的這段話，讓我又回憶起了查理在當地社區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他有着沉默但穩重的氣質，爲焦慮、傷痕累累的居民和我們這些律師的溝通起到了潤滑作用，有他在似乎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艾瑪又說到：「我家查爾斯可能沒跟你說過，但在他的心中，對你十分敬重。」有這席話，我又夫復何求？

在水牛灣的案件結束25年後，我也又一次見到了羅蘭·斯坦頓，和他一起共進晚餐。他走進來時我幾乎沒認出這個小個子男人就是他，以前沙色的頭髮已經變成了灰色。他不再是我第一次見到的那個充滿驚恐的26歲礦工了。他說，我沒有留着當時第一次到水牛灣地區見他們時的那副大黑鬍子了，他也差點沒認出我。不論我什麼時候談到水牛灣的案件，當我說起羅蘭妻子最後的遺言「照顧好我的孩子」，說起羅蘭當時告訴我他在黑色的水流中「丟掉了我的孩子時」，我就會無語哽咽。羅蘭告訴我，大家一直跟他說他的故事被寫進了一本關於水牛灣災難的書中，聽人們這樣說了很多年後，他終於決定去西弗吉尼亞州曼恩圖書館借一本來看看。羅蘭說，那裏讀過這本書的圖書管理員意識到這個借書的人就是書中的羅蘭時，禁不住哭了。

羅蘭看起來很平靜，也許是心裏看開了吧。他後來又有了一段婚姻。雖然有一段時間他總是會和人們說起災難這天的事，但終於在很多年前的一個日子裏，他決定不再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看着羅蘭離開餐廳的背影，我忽然意識到，也許我們爲倖存的人們做的一件好事，是給了他們不停傾訴的機會——向我們傾訴，也在訴訟中不斷傾訴他們的故事。他們最終拿到的那筆款項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對倖存者的數項後續調查結果都顯示，讓人們把他們經歷的災難說出來，對幫助他們繼續前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水牛灣的這場訴訟所帶來的最爲久遠的饋贈之一，是美國心理協會決定在其《精神疾病診斷與數據指南》中增加一條診斷症狀，其主要就是用於診斷類似於水牛灣倖存者們所經歷的精神創傷的。我們當時所稱的「生還者症候」或「精神損害」，現在被稱爲「創傷後應激障礙」，並已經被正式認定爲一種精神疾病。這使得在像俄克拉荷馬州市政廳爆炸案等災難中生還的人、從戰役前線回來的士兵們，都得以接受了在恢復正常生活中所需的精神治療。自水牛灣案件開始，人們慢慢認識到，讓倖存者及其親友們認識到，噩夢、發抖、失眠、恐怖幻象、情緒冷漠、易怒、感覺麻木、酗酒等症狀都是現在所稱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這一點是極爲重要的。在「9·11」事件發生時，《華爾街日報》還派了一名記者回到水牛灣地區，以該實例報道向全國說明：紐約市市民即將需要面臨這種創傷後應激障礙。這篇在《華爾街日報》頭版的文章標題是：「小溪流如何幫助紐約走出悲劇陰影——三十年前的水牛灣洪災已揭露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很多人想要把水牛灣的災難拍攝成電影，但我的原則是該電影必須符合事實、不存在任何虛構情節。因此，當全國廣播公司(NBC)注28設立了一個紀錄片小組時，我給予了他們就水牛灣案件拍攝他們首個室內創作故事片的許可。不巧的是，就在開拍當晚，皮茨頓公司通過一些渠道拿到了他們的拍攝腳本，就向NBC律師寫信提出，他們對腳本中描述皮茨頓公司和斯泰克先生部分持反對意見。他們根據當時的「公平原則」，要求電視臺給予他們合理的時間對電影提出意見。在那個年代，電視臺被聯邦通信委員會視爲「公共受託人」，因此，如果某涉及電視臺的事件在公衆層面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且存在分歧，電視臺有義務爲不同意見方之間的討論提供合理機會。此外，當時皮茨頓公司正要就水牛灣案件後續的兒童起訴案件接受庭審，因此他們還提出，他們行使挑選不持偏見的查爾斯頓市民陪審團的權利將因這部電影而受到侵犯。於是，NBC做出了妥協，取消了水牛灣電影的拍攝，甚至乾脆就註銷了他們新成立的紀錄片小組。

至於水牛灣災難一書爲何能存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成爲了法學院常年要向新生髮放的一部作品。這本書被法學院用於向新生介紹訴訟的面貌，訴訟並不僅僅是我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的庭審，而是包括調查取證、法律程序推進、取證中的對抗等一系列在庭審之前的事項。截至今日，該書已經賣出25萬餘本。很多將本書用於民事訴訟、法律寫作課堂教學的法學院現在也還在邀請我去給他們做講座。本書問世之時，《週日紐約時報》評論到：這是一部「及時又震撼人心的力作，」「如果不是因爲皮茨頓公司……視利潤高於安全，也就不會發生這麼多毀損社會生態的罪行。」評論員認爲，在當時愛達荷州又發生了一次人爲災難的背景下，該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該書可能會成爲接下來十年裏必將繼續上演的一系列政治和法律問題的一個預警。」是的。這也不是偶然的意外。總有很多大型公司的決策者不惜以長遠的安全爲代價換取眼前暴利，導致在過去的數年間又上演了更多更嚴重的人爲災難。

也是由於水牛灣案件，我後來又代理了一起大型礦難中幾個遺孀的案子。這次是肯塔基州西部的斯科舍礦井爆炸，造成了15名礦工的死亡。其中，9名是爆炸時當即死亡，另6名則是由於本來可給每人供給一小時氧氣的自救器失靈而死亡的。他們的遺孀中有一個讀過我的書，她和其他一些遺孀一起找到我，希望我能代理她們。一開始時我很爲難，因爲根據肯塔基州的《工人賠償法》，她們的丈夫們所服務於的僱主斯科舍礦業公司是擁有不被起訴的特赦權的。這些遺孀和她們的孩子們能得到的，只是基於肯塔基州的《工人賠償法》而可獲得的一些法定賠償額，非常不幸的是，那筆賠償真是少得可憐。

我和她們見面時瞭解到，她們丈夫的僱主的確是斯科舍公司，但它是藍鑽石礦業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因此，在斯科舍的豁免權問題上，我們可能在這點上找到了漏洞。我們決定起訴藍鑽石公司。由於藍鑽石和斯科舍是獨立的兩個母子公司，藍鑽石公司不可能通過揭開其子公司面紗的方式而從對斯科舍的豁免政策中受益。在這個問題的辯論思路上，與之前的水牛灣案件完全相反。

這個案件打了六年才得以解決。我們碰到了一個敵視原告的肯塔基州西部本地的聯邦法官。在我們向陪審團提交了證據後，他竟裁決撤銷了我們的案件。在我們針對該撤銷裁定提起上訴並在上訴中勝利後，案件被交由一個公平的新法官重審。在重審前一天的那個黃昏，我們手裏接到了一份高額的和解賠償方案。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對這個案件最精彩的總結，載於《費城調查》上一篇名爲《我們迎戰巨頭，大獲全勝》的文章上。文章的配圖，是原審庭審頭一天，斯科舍案件中的女士們步伐堅定地走向肯塔基州派克維爾法院的場景。

不久前，在猶他州又發生了一次礦難。我們又一步不離地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我們已經太熟悉的場景：悲痛的妻子兒子，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孩子的新消息的這六名礦工的父母。這次，他們被困在了離礦井入口三公里深的底下。很快，我們通過報道瞭解到他們有攜氣式呼吸器、自救器，於是我們開始祈禱由其他礦工緊急聚集而成的志願援救團隊能及時找到他們。有人說，我們對這些人命運的焦慮擔心的根源在於我們害怕自己某天也會被活埋。外面的人開始從地面上鑽洞，在鑽到地底下深處的某個地方可能會有這些礦工們爲等待救援而設置的路障。但是，在十個日子已經過去時，地表往下已經鑽了很多洞，還是沒能聽到或檢測到任何生命的跡象。同時，援救隊們幾近瘋狂地挖開已經被碎石堵住的通往地下礦井的道路，希望能找到他們。在他們艱難努力的第十一天，礦井發生了二次崩塌，三個救援人員又在其中喪生。接着，進一步的救援工作被叫停，這六名礦工的屍體都沒有被找到。

去年，在西弗吉尼亞州的薩戈地區，13名礦工被困在地下兩英里處兩天左右。救援人員趕到時，只有一個人還有微弱的生命氣息。這個後來奇蹟般活下來的礦工告訴我們，有四個自救器根本不能用，他們只能一起分享那些可以正常使用的。他們數個小時地敲擊着鉚釘、鋼板，想要給外面傳出所在位置的信號，但地表沒有傳來任何迴應。最後，人們開始向命運妥協，他們做了一會兒禱告，一些還給自己深愛的人寫了遺書。在爆炸後的煤氣毒氣中，他們慢慢地睡去，再也沒有醒過來。

最近發生的這幾次礦井爆炸顯示，我們沒有從水牛灣的礦難、後來肯塔基西部的斯科舍礦難爆炸事故中汲取多少教訓。煤礦產量和利潤的分量，仍然勝過安全。煤礦安全和健康局在煤礦經營者和其說客們面前，總是比在面對礦工們的安全請求時更積極殷勤。在水牛灣案件後，我們頒佈了新的煤礦法，新的安全標準，在斯科舍事故後也繼續有新的法律出臺。猶他、肯塔基、西弗吉尼亞，每次礦難後都在不停地立法。但是，僅僅有立法，就夠了嗎？

真正的改變，需要礦業經營者來做出。他們必須懂得，在安全問題上敷衍了事而換得的高效率產礦，背後的風險是礦難，而礦難會直接迫使他們關閉礦井和損失利潤。水牛灣案件、斯科舍案件，最近猶他地區的克蘭德爾峽谷礦難，都是如此。這次峽谷礦難中，礦井所有人在礦井被封后說：「我這輩子也不敢靠近那座山一步了。」只有煤礦經營者真正認爲安全的生產反而更划算時，就算短期內需要他們降低產量和利潤，我們也能期待我們的礦井底下工作環境會變得更安全。就其他行業來說，如果決策者認識到以短期的產量爲代價的長期安全建設是更實惠的，他們也纔會更安全地運營，同時這爲他們的創收提供了安全保證。推動安全建設，我們應該亮出這樣一句格言：「現在不爲安全買單的，將來你要加倍償還。」

傑拉爾德·M.斯特恩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