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水壩沒有任何問題

準備庭審就像在寫一部戲劇劇本。如何開場？第一個出場的證人應當是誰？是我們的工程學專家，還是山谷居民？第一個證人也許只需要起到鋪墊背景的作用，只要讓他辨認幾張山谷的航拍照片，好讓陪審員們慢慢瞭解到山谷在災難發生之前是怎樣的。又或者，我應當在一開始就放幾段災難的影像，從一開始就抓住陪審員的興趣？但是，我如何去保持他們的這種興趣和關注狀態呢？我想要的，是一個在最後階段，在就要下庭的時候，充滿憤怒的陪審團。或許最開始的時候我得允許他們的注意力放鬆一段時間。

在我準備庭審要旨——庭審的劇本文件時，就一遍遍地琢磨着這些問題。庭審要旨是對整個案件的總結，並將庭審中的安排告知法官。通過庭審要旨，法官就能在庭審開始前對法律問題予以研究，並在庭審中迅速對其做出裁決。庭審要旨還會按照出場順序列出證人名單。在準備這份名單時，我腦海中反覆安排着這些角色，安排他們的出場時間，我想要讓庭審具有戲劇化的效果，而陪審團也能一直保持敏感心態。

然而，從一個重要的角度上來說，庭審卻又與戲劇有着差別。劇作家知道，演員是會按照他寫的劇本來表演的，他們不能玩即興創作。對庭審中的角色，你可不能指望他們按照你的劇本走。律師並不能完全控制庭審的局面。證人在證人席上可能會自己創造臺詞，尤其是當對方律師對他們進行交叉詢問時，律師很可能把自己做好的臺詞借證人之口說出來。

不管怎麼說，庭審與戲劇之間的相似之處還是大於相異之處。在庭審結束時，法官對我們這幕戲劇所做的投票，就像劇作家的作品在首個演出夜接受評論家們的投票一樣。但不同的是，法官的投票是對我們生死的定奪，而劇作家可能還會有其他機會。對於劇作家來說，在小鎮外上演的戲劇被評論家們的批評意見擊中要害後，他還儘可以重寫一部，重新開演，直到他終於功成名就的時刻。但是，庭審中就不可能存在在費城開演，經過幾番排演後，再去紐約州摘取勝利果實的機會。我們擁有唯一一次開場和閉幕的機會——就是查爾斯頓市。如果這場爲具有代表性的原告們設計的戲劇贏得了陪審團的喝彩，獲得了他們關於皮茨頓公司有主觀放任過失的認定，取得了高額的賠償，這就是我們的勝利。否則，就是我們的失敗，而緊隨着要審理的其他原告的所有案件也就會以失敗告終。

我認爲，藉助我們的專家以及皮茨頓公司部分人員，我們能夠說明皮茨頓公司的水壩是以一種不計後果的方式建造的，與淺顯的工程原則背道而馳，也沒有達到聯邦和州的安全法律標準。同時，我們還可以出示證據證明皮茨頓公司完全忽視了之前發生的種種警告信息，不管是公司之前在多拉和裏克支流地區發生的災難事件，還是一號水壩的坍塌，或者是艾伯凡地區的礦難，甚至是從他們的保險商得到的警示信息，他們都沒有認真對待。我還想要讓陪審團清楚，就在三號水壩坍塌之前的幾天甚至是幾個小時裏，皮茨頓公司的態度始終是放任、不負責任的。這些最後階段、在最爲關鍵的一週裏發生的這些事實，我都收集好了，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講好這個故事。

故事的開始是在災難發生前一週的早晨，故事裏的頭位人物是皮茨頓露天礦區的負責人傑克·肯特。肯特先生並不是三號水壩的正式管理人。但他記得一號水壩1967年的那次坍塌，和桑德斯的其他很多居民一樣，總在擔憂着中部支流地區的水壩隨時都會在哪次下雨的時候塌掉。在事發之前這個星期的週一，他開始每天都去檢查中部支流上的水壩情況，「因爲水壩裏的水量太大了，我們非常擔心。」

到這週週二時，負責布法羅礦業公司的達索維奇先生也都開始擔心起這場降雨了。他開車去三號水壩「看看水位受降雨的影響大不大」。

週三，據達索維奇先生後來的回憶，「是個大雨天」。更多的人開始擔心起中部支流的水壩了。本·都鐸，布法羅礦業公司的負責人說，「實際上，我認爲大約是從這周的中間開始，很多人都開始擔憂起來。」

週四清晨，達索維奇先生在每天例行的給皮茨頓礦業集團總裁斯波特先生的長途電話中，向他報告前一天布法羅礦業公司的煤礦產量時，也告訴斯波特先生「三號蓄水池裏的水位在升高」，這讓他很擔心。

就在這天下午，斯波特先生、凱比利斯先生、耶茨先生飛往水牛灣地區的分公司，與達索維奇先生一起審查露天採礦許可。儘管這天早上達索維奇先生在電話中向斯波特先生談到了他對三號水壩的擔憂，他們中卻沒有任何人覺得應當去三號水壩看看。據凱比利斯先生作證，在週四下午他們開車經在水牛灣地區的路上時，斯波特先生和達索維奇先生甚至還討論了水壩水位在升高的事情。

肯特先生，卻在週四這天下午下班後去檢查了三號水壩。水壩後沒有水位測量儀器，他便找了一根3英尺9英寸長的棍子，插在了水壩後水的邊緣處。週四晚上他回辦公室時看到了達索維奇先生，告訴達索維奇先生他一直在檢查水壩的情況。週四晚上十一點半時，肯特先生去做了當天的最後一次檢測。

週五清晨，達索維奇先生在六點前去檢查三號水壩。不知是不知道還是忘記了肯特先生插好的棍子這回事兒，他沒能準確認識到水壩中的水位是否上升了。在既沒有水位測量儀器，又沒用上肯特先生準備的長棍的情況下，他武斷做出了水位「已經下降了數英尺」的推斷。他還打了個電話給肯特先生，讓他無需再來檢查水壩。由於認定了水位已經下降了，在週五這一天，達索維奇再也沒去過水壩。

肯特先生卻沒有在聽了達索維奇先生的電話後就沒去檢查三號水壩。週五這天下班後，他發現達索維奇先生的猜測完全是個謬誤。水位不僅沒有下降，和肯特先生週四的檢查相比還上升了十八英寸。現在，水位離水壩頂部只剩下幾英寸了。

週五這一整天的時間裏，凱比利斯先生、斯波特先生、耶茨先生和達索維奇先生都在檢查預計要開設的露天採礦工廠。他們離三號水壩只有三四英里，開車過去「一會兒就到」，這樣耶茨先生作爲總工程師也就能對水壩做一個觀測。他們卻壓根沒惹這個麻煩。凱比利斯先生、斯波特先生、耶茨先生都在週五的當晚就離開了水牛灣地區。凱比利斯乘機飛往查爾斯頓機場，斯波特則飛往弗吉尼亞州的但丁。他們倆都沒想飛到三號水壩的地區看看。

雨水在週五晚上繼續呈傾盆之勢，收音機裏播放着洪災警告、暴風雨預報的消息。儘管達索維奇先生說了不必再去查看水壩，肯特先生依然一個人來檢查三號水壩的情況，在週五整夜和週六清晨的幾個小時裏，他每兩個小時檢查一次。

這個週五，桑德斯當地的人們也擔憂着三號水壩的情況。這天下午，瑪克辛·阿德金斯上班時便坐立不安。已經有地方發出了關於古延多特河流周圍可能發生洪災的警告。這條河是水牛灣匯入的河流，從南往北，起源於曼恩，流向洛根縣這片地勢較低的地方並再奔流向前。這條河常常漲洪水。

洪水警告繃緊了阿德金斯夫人的神經。她還記得1967年一號水壩的坍塌，總是在下雨天就感到害怕。她的老闆問她在焦慮什麼，她便告訴上司，她丈夫一個人在家，又沒有汽車，自己擔心水壩如果垮掉了怎麼辦。上司讓她早點下班回家，她便立馬下班出發了。在開車回家的路上，阿德金斯夫人從收音節目裏聽到，如遇到古延多特河洪災而需要幫助，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撥打洛根縣監獄處的國民警衛隊的電話。

阿德金斯夫人回到家，和丈夫說她覺得他們應當離開桑德斯地區。阿德金斯先生在1967年一號水壩崩塌時是呆在醫院裏，並不怎麼相信他夫人說的三號水壩現在就會垮掉的憂慮。然而，當幾個小時後，他的一個鄰里也告訴他三號水壩撐不過今晚時，阿德金斯先生相信了他。

當天夜深的時候，阿德金斯夫婦和他們的一些鄰里們一起趕到了水牛灣谷地下方，離桑德斯大約三英里的羅拉度的學校校舍。他們覺得這裏應該是個安全的地方。學校的泰勒夫人爲他們打開了校門。

他們待在校舍裏，阿德金斯夫人開始向泰勒夫人說起她的擔憂，她也說起了在收音機裏聽到的關於如果有需要國民警衛隊幫助的話可以撥打監獄電話的消息。泰勒夫人給羅拉度學校的校長雷米先生打了個請示電話，對方說她們可以打開他的辦公室去打個長途電話給洛根縣的監獄。大約在週六凌晨三點半，阿德金斯夫人給監獄打了個電話。

阿德金斯夫人告訴獄警，她覺得水牛灣水壩會垮掉。獄警用疑問的語氣重複了一遍水壩的名字，顯然是不清楚這個水壩的情況。阿德金斯夫人向獄警說明了水牛灣上所築水壩的情況，告訴他鄰里們都覺得水壩就要垮了。獄警記錄下了她的名字，說自己會看看怎麼幫她。獄警要她留下聯繫方式時，阿德金斯夫人說自己正在羅拉度的校舍裏，留下的是校舍電話。

縣治安官格里密特記得自己是在週六清晨大約四點時接到獄警的電話的。獄警說從山谷裏的某座校舍裏有女士打電話向他報告，說她們有一羣居民都聚集在這座校舍裏，因爲他們都擔心水壩會垮掉。縣治安官夫人給這位在校舍的夫人回了電話。

格里密特夫人詢問阿德金斯夫人是什麼情況，阿德金斯夫人說，鄰里們都說水就要溢出水壩頂部，大家都應該撤離了。在當地住了多年的老人們都說水壩撐不過天亮，她便打了這個電話。她希望國民警衛隊能出動並給人們散發警告。

和阿德金斯夫人通過話後，縣治安官夫人在六點鐘左右給在布法羅礦業公司工作的哈羅德·邁爾斯打了電話，打算從他這兒瞭解一些關於水壩的情況。邁爾斯先生說自己會和公司的人聊聊，並會給縣治安官回電。

哈羅德·邁爾斯馬上找到了本·都鐸，布法羅公司的負責人。邁爾斯先生告訴都鐸先生，縣治安官在考慮給國民警衛隊打個電話，因爲有一羣居民非常擔心三號水壩的情況。邁爾斯先生問都鐸先生，「水壩情況到底怎麼樣，都鐸先生說他們已經去處理這件事，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於是，邁爾斯先生在六點半到七點之間，給縣治安官回電說水壩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我們能看到這一完整的鏈條了。當晚，擔心中部支流上的水壩會重演坍塌一幕的人們聚集在校舍，他們給獄警打電話要求出動國民警衛隊；獄警給縣治安官打電話；縣治安官夫人給學校打了電話，和瑪克辛·阿德金斯通話並知道了人們的需求；她向布法羅礦業公司的哈羅德·邁爾斯電話詢問情況；哈羅德·邁爾斯給本·都鐸打電話。本·都鐸——布法羅礦業公司的總負責人，說情況一切都好；哈羅德·邁爾斯給縣治安官回電複述了以上內容。

與這些事情同步進行的，是肯特先生整個晚上不斷測量着水壩。水位現今離水壩頂部大約只有一英尺了，還在以每小時三英寸的速度上漲。他意識到，三號水壩的水很快就會溢出，而離水壩最近的桑德斯地區的移動房屋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的話，絕對會被從水牛灣谷地沖走。在五點到五點一刻之間，肯特先生給達索維奇先生打電話，叫醒了他。這比肯特先生平時打給達索維奇先生的任何電話都要早得多。他告訴達索維奇，水位正在以兩英寸每小時的速度上漲，他絕對需要到水壩這來看看。

就在同一時間裏，縣治安官在妻子的催促下，決定派出兩名副治安官去水牛灣地區看看人們所擔心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

達索維奇先生真是不緊不慢地去水壩的。他先在曼恩地區的一家咖啡館停下來喝了一杯咖啡，接下來，他遇到了一名正趕往水壩的副治安官，便跟在他後面沿着溪流往上走。六點左右，達索維奇先生到達水壩。在水位不停上漲的情況下，在自週三起就有很多對水壩情況表示擔憂的聲音的情況下，達索維奇先生已經有24個小時沒有檢查過水壩了，上一次檢查的時間是在週五早晨的六點左右。達索維奇先生這天突然覺得，應該對三號水壩採取點什麼措施。這個週六，自三號水壩開始在中部支流貯水開始已經有不止一年，自西弗吉尼亞州自然資源部認爲三號水壩必須修建一天緊急溢洪道之後至少過去了十個月。達索維奇先生讓肯特先生安置兩條14英尺的管子，從三號水壩後把水抽到水壩旁邊的池塘裏。但現在一切都已經太晚了。水已經快到了水壩頂，而達索維奇先生顯然也並不清楚的是，水壩實際上就快要崩潰了。

他沒有想到要發出任何的一般警示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警告以提醒人們注意。相反地，他告訴副治安官和擁擠在羅拉度校舍驚恐萬分的人們「沒什麼好擔心的」。非常不幸的是，他們聽信了這句話並說到：「這樣就太好了。」

這時，達索維奇先生給斯波特先生做了清晨彙報，這天比平時的彙報時間早一個小時左右——大約在六點到六點半。他告訴斯波爾先生「三號貯水池後的水位又升高了」，「有人給縣治安官打了電話，將當地情況報告了，還說情況非常緊急和危險」，「桑德斯鎮的一些當地居民非常焦慮。」

對於這些彙報，斯波特先生提出了任何建議嗎？他有沒有提出要派皮茨頓公司總工程師耶茨先生去看看這種危險的情況？不，沒有。斯波特先生說，他是把這些問題都留給達索維奇先生處理了。那麼，達索維奇先生是否有資質去處理一個存在明顯安全問題的水壩呢？後來，當我詢問達索維奇先生「您是否有建造水壩的資質」時，他給出的回答是：「我不是土木工程師，我並不知道如何修建水壩。」

但達索維奇先生的確有另一種資質——他知道如何利用自身職權去引導縣治安官的行爲。當他知道縣治安官在考慮請求國民警衛隊出動，而且就這個問題與斯波特先生彙報過後，達索維奇先生在早上七點半左右給縣治安官打了一個電話「向他強調，當時的情形根本不值得提出警告，而任何要求提供警告信息的人都是小題大做。」達索維奇先生告訴縣治安官不必警示民衆，也不必請求國民警衛隊出動。縣治安官後來回憶起來，達索維奇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控制住了水壩的情況，情況挺好的，水壩也沒有問題。」

三十分鐘後，水壩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