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二條軍規」

我們發出和解方案的10天后，贊(斯波特先生)打電話過來。如今我們都直呼其名。「我打電話來是想談談你們的那封信。我本可以早點給你回覆的，但是我們律所的合夥人剛剛去世了。我想讓你知道我們願意會面商討和解事項，我們一直都願意會面。但是我注意到你在信中提到的是3250萬美元。我們沒考慮過這個數目。但是，我們仍然樂意見面商談此事，況且法院也讓我們雙方看看是否可以達成和解。」

「你方便的時候，我隨時可以與你見面。」

「好，我想和歐法雷爾先生(來自皮茨頓公司聘用的查爾斯頓律師事務所)和默多克先生(來自皮茨頓公司聘用的紐約律師事務所)談談，確定一個時間。越快越好。我會盡快回復你。」

我很開心。贊總是說必須由原告先提出和解。我一笑置之，但他並不完全是開玩笑。顯然他們心裏已經確定了一個金額，一旦安排好會面，他們就會告訴我們。

但顯然和解討論不會有迅速的進展。所以我們必須在霍爾法官規定的5月1日截止日期到來前對每一位原告進行精神檢查，並將每份書面醫療報告與皮茨頓公司進行交換。

這筆花費超過10萬美元。對於我們提前預支那麼多現金的請求，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們進行了冗長苛刻的審查。與我們仍未收到的100萬美元計時律師費不同，這筆錢是要從我們荷包裏掏出去的。但合夥人們最終還是批准了。

我們聘請了辛辛那提大學醫學院精神科的醫生們。該大學醫學院是離阿巴拉契亞區域最近的大型醫院，它的幾名精神科醫生一直在幫助我們，包括詹姆斯·蒂奇納醫生，弗雷德裏克·卡普醫生和珍妮特·紐曼醫生。在兩天的時間裏，他們分兩趟將60名精神病醫生、社工和心理學家送到山谷裏，爲600多人做檢查。我們將要用四天時間完成任務，而皮茨頓公司醫生當時在肯塔基威廉姆森完成這些檢查用了超過6個月的時間。

對於法律助理來說，爲醫生和原告們安排這兩天的行程是件恐怖的任務，但他們還是順利完成了。6名專家被分成幾組，每一組每次訪談一個家庭，先以家庭爲單位，然後針對每名家庭成員。

最初，分組家庭訪談要求家庭成員們談談他們在災難發生時以及之後的經歷。蒂奇納醫生記得幾乎對每個家庭的訪談中，這種訪談方式「彷彿是用火灼燒着他們的心，家庭成員要回憶他們的經歷，再現災難發生兩年來鮮活的記憶和刻骨銘心的感受。」

精神病醫生已經習慣了與身處困境的人們打交道。但到達山谷後，這些醫生們卻告訴我們，與過往精神病工作中碰到的情況相比，這些居民的經歷最爲震撼人心。其中幾名精神病醫生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們後來到美國行醫。他們中有人還爲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提供過心理治療。雖然這些醫生只在山谷中待了4天，卻也產生了災後情緒影響的種種反應症狀。在離開山谷後，他們被深深的抑鬱情緒籠罩，甚至花了很長時間才能坐下來好好爲每位訪談的原告撰寫報告。這也是精神麻木的一種症狀。透過倖存者描述的災難故事，精神病醫生間接地見證了兩年前的這些痛苦畫面，也同樣變得不知所措。

在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中，精神病醫生還從母親那裏獲取了每個孩子的早期成長記錄，以及災難前後孩子們在主要方面的表現。這些信息隨後會傳達給兒童精神病醫生，然後由他們對每個小孩子進行單獨檢查。

醫生與孩子們在他們的拖車房或個人空間裏交談，讓他們回憶與災難相關的經歷。很多孩子還是頭一次和別人談起他們在災難中的感受。兒童精神病醫生髮現，災難對兒童的顯著影響主要取決於災難發生時兒童自身的成長階段，家人對災難的後續反應帶給兒童的印象以及災難發生時兒童與事故的直接接觸。

水牛灣社區遭到了毀滅性的損壞，對倖存者帶來的困擾延續到以後的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因而，就算兒童可能沒有親眼目睹災難的發生或他/她在災難發生時並沒有受到影響，家長的反應以及家長無法重建他們的生活都會對兒童產生長遠影響。這個發現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佛洛伊德的發現一致，當時，她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空襲中倖存的兒童，她發現母親給兒童帶來的恐懼要比兒童親身經歷的爆炸更加困擾他們。因此，水牛灣地區災難發生後，母親如果無法重建她的生活，這會引發孩子在災難發生後產生一系列的後續焦慮。

如果皮茨頓公司曾試圖在災難發生後重建山谷，承認它的過錯，幫助父母——如對精神傷害進行補償——一些孩子可能就會遠離嚴重的精神困擾。當然，許多小孩子身受災難的困擾，不僅是因爲他們父母的後續焦慮，也是因爲孩子本身在他們生命的重要發展階段目睹了災難的恐怖畫面。

對倖存者逐個進行的精神問詢進一步證實了來自利夫頓醫生以及先前在抽樣精神問詢中的結論——所有的倖存者都遭受着精神和情緒上的困擾，無人倖免。我們的精神病醫生對613名原告逐一進行了訪談。只有9名原告沒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精神損害；115名原告有輕微的精神損害；301名原告表現出中度的精神損害；182名原告有嚴重的精神損害，而6名原告則喪失了正常的心理功能。以上精神損害的分級主要基於(1)心理特徵(如焦慮、憂鬱、恐懼、其他精神損害、性功能障礙和睡眠困難)；(2)軀體化，或俗稱身體障礙(頭疼、腸胃不適、背疼、疲勞和其他心理引起的身體不適)；(3)人格問題 (酗酒、發育不全)。精神損害的嚴重程度部分取決於症狀或人格變化的持久性和頑固性。

皮茨頓的醫生同樣發現了大量精神失常的證據。但是他拒絕將這些失常歸因於災難的發生。相反，他發明了一套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解釋。他斷定幾乎災難中的所有人都對災難產生「總體應激反應」，繼而引發「短暫情境障礙」。短暫情境障礙是「炮彈休克症」的精神病學定義，常見於士兵。按照字面理解，它是「短暫」的，很快消失。

但是邁耶斯醫生見到倖存者時，災難已經過去18個月。因此，鑑於當時他沒有發現原告的精神狀態有「明顯改善」，他們這種精神失常就不能歸爲「短暫情境障礙」。邁耶斯醫生對此有自己的一套說辭：「情況沒有改善說明之前就存在其他精神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說，見到邁耶斯醫生時你的精神失常應當已恢復。如果是這種情況，說明災難只對你產生很小的影響，轉瞬即逝，因此皮茨頓公司只需對此支付少量賠償金。但如果你沒有治癒，18個月後你還經歷着嚴重的精神折磨，那這一定是由於你「之前就太脆弱」或精神狀況不好。按照法律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皮茨頓公司只需要爲這種精神狀況的惡化負責。

蒂奇納醫生已經準備好代表辛辛那提大學的醫療團隊推翻邁耶斯醫生的結論。他也提到這個問題：「是否外來的創傷暴露了原先的神經性症狀和問題？」他的答案和邁耶斯醫生不同。「假若情況如此，我們理應會接觸到多種不同的心理或精神症反應。但是，在水牛灣地區倖存者身上的綜合症狀中，儘管存在一些反應方式的不同，但這些症狀的共同點是尤爲顯著的。」蒂奇納醫生表示，不論災難前原告們的精神狀態如何，現在這些倖存者表現出的症狀都十分一致。

作爲外行人，即使從不那麼科學的角度出發，我認爲邁耶斯醫生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和「之前就太脆弱」的理論也站不住腳。我假設有一個臨界點，任何處在該點上的人只要稍稍一推都會精神崩潰。如果這場災難僅僅將一部分人推到臨界點上，那還可以辯稱這些人有先前存在的脆弱性或精神狀況，皮茨頓公司並不需要爲此負責。但這場災難的影響力如此巨大，幾乎每個人都遭受了精神創傷。所以原告們在災難前的精神狀態就無關緊要了。

對於發現的精神病症狀，蒂奇納醫生也提出以下疑問，並給出了自己的解答。「就某些自我脆弱的個人來講，會不會爲了贏得訴訟的勝利，故意誇大他們的病症呢？我們覺得沒有，他們並沒有特別強調他們的病症，相反他們否認它的存在。」

凱·埃裏克森醫生關於此次災難的社會因素研究也有了結果。我們剛開始聯絡利夫頓醫生時，他建議我們邀請埃裏克森加入我們的隊伍。埃裏克森醫生是耶魯大學美國研究系系主任。作爲一名社會學家，他可以分辨出水牛灣地區災難倖存者中普遍存在的兩種精神損害——個人創傷和集體創傷。

埃裏克森醫生認爲個人創傷就是「遭受精神上的打擊，如此突然、如此強勁地衝破一個人的防線，以至於當事人無法有效應對——他們見證瞭如此多的死亡和破壞，因此深受打擊，他們麻木、害怕、脆弱、非常孤單，只想逃避現實生活。」

集體創傷是水牛灣災難受害人遭受的更具社會學特徵的創傷，它是「對社會生活組織的重大打擊，破壞了連接彼此的紐帶，削弱了普遍的集體感。」集體創傷與災難的個人創傷相比，所帶來的打擊更加循序漸進。

他指出這兩種創傷離開另一種也可單獨存在。比如一個遭遇交通事故的人，可能遭受沉重的心理打擊，但不會與他所身處的社區切斷聯繫。因此，他只是遭受了個人創傷。同樣的，那些因爲貧民窟清理行動被迫離開社區的人們，隨着支持他們的周邊社區不斷衰落，他們可以說遭受了集體創傷，但沒有個人精神損害。在水牛灣地區災難中，兩種創傷同時發生。每一位災難受害人都可能遭受了這些精神損害。

一名年輕礦工在水壩坍塌前兩個小時離開家，他的故事就是鮮活的實例。他雖然親眼目睹了洪水過後的慘狀，但並沒有被捲入洪流。這名礦工在災難中失去了很多親屬，但他在災難後並沒有立刻表現出明顯的個人創傷特徵。事實上，直到幾個月後，他在山谷找到住的地方搬回去，才表現出嚴重的倖存者綜合徵。

直到那時，他才意識到他的生活支離破碎。在災難發生一年半以後，皮茨頓醫生們發現了他的症狀：

他深受那場洪災帶來的回憶的困擾。或許，他可以在災難前做更多幫助別人的事，他爲自己沒能這麼做感到了內疚。他在洪災中失去了許多親人，隨之而來的悲痛延續了很久。這個家像一個大家族，像他的部落，他們是他生活圈中的主要朋友和伴侶。他依賴這些關係，如今失去他們讓他不知所措。我相信，在這場洪水爆發前，他的家庭環境保護着他，爲他提供需求的滿足，他安全感十足。現在，他淪落至單打獨鬥之境，殫精竭慮於如何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生活的不濟催生着他的精神受損症狀的發作。甚至，他的情況還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但是正如皮茨頓公司邁耶斯醫生所強調的：「從時間方面來看，具有困擾性的諸多症狀的出現都……揭示新症狀是在洪水發生幾個月後纔出現的。」因此，邁耶斯醫生認爲皮茨頓公司不用爲這名男子的心理困擾負責。

埃裏克森醫生可以對此進行迴應。他曾在山谷日復一日地訪問居民，包括原告們和非原告們。他和我們中的任何一員一樣瞭解他們。他發現「水牛灣地區居民表現出的諸多創傷症狀是對災難本身衝擊的反應，也是面對脫離對其意義重大的社區的反應。」皮茨頓公司造成的最大災難就是對社區的破壞，如他所說：「與美國其他地區相比，‘社區’對於水牛灣來講意味着更多東西。在水牛灣地區，緊密相連的社會團體是公共事務的自然秩序，是人們駐守的家園。」

雖然利夫頓醫生和埃裏克森醫生說服了我，但我對於西弗吉尼亞陪審團是否能夠接受他們的說辭心存疑慮。我必須在州內找到一名專家，讓西弗吉尼亞人更加明白這些精神損害的控訴，並更有說服力。

出乎我的意料，在開庭的幾個月前，我找到了一名查爾斯頓的心理專家，他比邁耶斯醫生見過更多的生還者，並長時間在山谷與他們接觸。羅伯特·肯恩斯醫生來自位於查爾斯頓的西弗吉尼亞精神健康部，擔任專業服務副總監。近兩年來，他每週五都會來洛根縣，監督洛根—明戈縣心理診所爲災難受害人提供心理安慰服務。1972年5月到12月，每個星期他也會和心理健康義工進入水牛灣山區谷地，敲開受害人的拖車大門，尋找那些需要幫助卻害怕進診所的受害人。

肯恩斯醫生告訴我倖存者遭受着一種「非常特別的災難綜合徵，他們的表現相當一致。我去過所有拖車中，所見到的都是相同類型的症狀。所到之處，無一不是嚴重的焦慮反應——沒有胃口、失眠、極度恐懼以及一下雨就焦慮。」

如果我之前是想找到一名專家見證人，那現在我已經超額完成任務。他可以讓他的查爾斯頓老鄉陪審團瞭解生還者綜合徵的嚴重性。

肯恩斯醫生同時還對幾名爲倖存者提供非專業心理輔導的牧師輔導員的工作進行監督。R.賈德森·奧爾福德二世教士是曼恩阿巴拉契亞地區醫院的一名牧師，應其發出的幫助邀請，兄弟會教會、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和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同意幫助水牛灣的人們。1972年6月，由三名牧師組成的隊伍來到了山谷，其中一位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羅伯特·紐克姆牧師，他在位於西弗吉尼亞州貝克利的阿巴拉契亞地區醫院就讀牧師和教牧關懷教育專業，即將完成第二年的學業；另一位是格倫·塞奇教士，他是兄弟會教會的牧師，是同一專業的一年級學生；還有一位沃恩·邁克爾教士，他是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的牧師，也是臨牀教牧教育協會的註冊導師。沃恩·邁克爾在山谷裏住了近6個月，紐克姆駐留了約15個月，格倫·塞奇則駐留了12個月，只在週末回到貝克利的家。他們的療法與精神醫生類似，但醫療色彩較弱，更側重於幫助人們處理悲傷情緒。

這些牧師們也認爲山谷居民中普遍遭受着精神折磨。實際上，他們還各自就自己的發現及部分診療案例撰寫了文章。如果哪個陪審員是虔誠的長老會會員、聯合衛理公會會員或兄弟會教會會員——那麼皮茨頓，你就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