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訴 訟 時 效

臨近1974年2月26日，水牛灣地區災難兩週年的紀念日，同時也是西弗吉尼亞州規定的兩年訴訟時效的最後一天。任何因水牛灣地區災難要求皮茨頓公司索賠的案件，根據西弗吉尼亞州法律的規定，都要在兩年內提起訴訟。

我們面臨着艱難的道德兩難。1972年9月，我們提起訴訟時，只是代理4000多名倖存者中的400名。隨着這起訴訟案名聲大起，又有大約200名倖存者要求加入。這第二波人中，很多已經和皮茨頓公司就其財產損失或家屬的不法致死(wrongful death)達成和解。但我們認爲他們還是可以以精神損害(psychic impairment)提起訴訟。我們修改了起訴書，在此案中增加200名居民，皮茨頓公司立馬以此爲藉口，要求延長其對原告取證的時間。這也影響到了原來400名原告的訴訟，當初他們選擇起訴皮茨頓而非和解，因此在財產損失後還尚未獲得任何補償。如果再讓這400名原告做出犧牲是不合適的，我們決定從此之後不再增加任何原告。

就在訴訟時效快到期之時，原先的部分原告要求我們對於不再增加任何原告的策略破例一次，哪怕這意味着推遲他們自己的案子。他們想要我增加一個小女孩，她叫西爾維亞·瓊·戴維絲，災難發生時才16歲。他們說：「她確實很慘，還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我同意和她談談。

她跟我描述自己的故事，彷彿一切都發生在兩個星期前，而非兩年前。

當時天色還未破曉，時不時有閃電。突然，洪水從後面廚房門開始涌入房子。我抱起8歲的弟弟和2歲的妹妹想從後門跑出去。但是水太深了，房子開始浮起來。於是我試圖從房子的另一扇門衝出去，我們的車子停在那裏，我爬上了其中一輛車的車頂。不過房子又開始移動，我只得和弟弟從車頂爬下來，和媽媽還有妹妹一起跳回房子。當時，我揹着妹妹，媽媽則抱着弟弟。接着房子又浮了起來，一個浪向房子打來，把我們一下子衝到房門外的激流中。我被困在一堆木頭和其他大量廢墟中間。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媽媽和8歲大的弟弟。我使勁讓自己和妹妹浮起來，堅持了幾分鐘，但馬上撞上了一棵樹，妹妹從我的背上掉了下來。當時我眼睜睜看着她漂遠，至今都能記起她的叫聲。我再也沒有見到她。

她清楚地記着這一路的曲曲折折，這中間她穿梭過的木材和廢墟都歷歷在目。和丹尼斯·普林斯一樣，他們忘不了自己掙扎求生的經歷，那些畫面經常一幕幕地、一秒秒地在他們眼前放映。肆虐的洪水夾雜着廢棄物，卷帶着她四處亂撞。最終她獲救了，身上卻有多處擦傷、割傷，腳上還留下了2英寸長1.5英寸寬的傷疤。

她的父親就她媽媽、8歲的弟弟和2歲妹妹的遇害以及家庭財產損失與皮茨頓公司達成了賠償和解。作爲繼承人，西爾維亞可以分得一部分賠償金，但對於她個人的損傷，包括精神上和身體上的傷害卻沒有得到任何彌補。皮茨頓公司基本上沒有向孩子們賠償他們的損失。在訴訟時效到期的前一天，我們將西爾維亞·瓊·戴維絲添加到原告名單中。

就在訴訟時效即將到期前，西弗吉尼亞州政府也向皮茨頓公司提起訴訟，要求其賠償事故中遭到嚴重破壞或摧毀且隸屬州政府的橋、公路和學校。州政府要求1億美元的損害賠償，5000萬美元作爲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另外5000萬美元作爲補償性損害賠償金。不過州政府並沒有像我們那樣押賭注，而是分別提起兩起訴訟，一起在聯邦法院，另外在州法院提起完全相同的訴訟作爲後備。

聯邦政府也有權對皮茨頓公司提起數量可觀的損害賠償。美國政府在災難發生後，立刻撥款200萬美元清理了山谷，重新疏通了水牛灣。它的總支出包括租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拖車，提供災後貸款、教學設施、免費食品券，併爲因災難失業的居民提供緊急失業補償金，總共700萬美元，大部分來自總統災難救濟金。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歸來後，宣佈水牛灣地區災難是一場自然災難，因此動用了這部分資金。

就在訴訟期限到期的前一個晚上，許多新聞記者呼籲位於華盛頓的司法部考慮美國政府是否對皮茨頓公司提起訴訟。但是他們得到的結果是政府並無此打算。西弗吉尼亞參議員肯·赫克勒得知此事後，向司法部長和聯邦救災管理局發送了抗議傳真，表達「對聯邦政府不會通過司法部爲聯邦政府在災難後的支出尋求補償，感到十分震驚」。 赫克勒參議員最後總結：「太令人氣憤了，納稅人竟要爲這起災難埋單。」

但這就是事實。聯邦政府沒有向皮茨頓公司提起法律訴訟。作爲納稅人，我們所有人支付了數百萬美元幫助皮茨頓公司減輕了災難引起的損失。

到了災難的兩週年紀念日。對倖存者們說，災難當日的經歷此時仍歷歷在目，兩週年的日子再次帶給他們噩夢和恐懼。爲了減輕他們的恐懼心理，我要確認皮茨頓公司沒有在中部支流上另外修建水壩，以消除他們的疑慮。我從皮茨頓公司律師那獲得許可，去老水壩原址上走一圈。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我來到山腳，沿着中部支流谷地向上艱難跋涉。礦井並沒有開工，沒有人在附近，非常安靜。皮茨頓公司知道我要去那裏，所以不想讓我見到任何皮茨頓公司的員工。我猜他們這麼做，是爲了確保我不會對沒有律師陪同的員工進行提問。我沿着谷地向上攀爬，順着中部支流的涌流，中途經過還在悶燒的矸石堆廢渣。途中，我一直在幻想着電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注24。我幻想着狙擊手的槍聲也許會忽然響起，我便一命嗚呼。這種妄想症，可能是因爲這谷地吞噬過太多生命，抑或是因爲臨近災難兩週年紀念日，我被倖存者心中重新升起的恐懼與警惕感染了。倒也不必深究這其中的癥結，但在這獨自沿着谷地攀爬數千英尺的過程中，我覺察到了自己內心的恐懼。

現在，我已經爲水牛灣案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但還是沒法想象中部支流谷地在潰壩前的樣子。當我在直升飛機上俯瞰這片谷地時，似乎是體會到了水壩的巨型規模。但現在地面上，我對這地方又沒了概念。沿着谷地不停歇地爬了一小多時後，我才斷定皮茨頓沒有再在這條中部支流上修建新的水壩。但這片地區的其他臨近的谷地呢？我無法確保皮茨頓公司也沒有在那些谷地裏修建水壩。

但是，我確實發現了中部支流上還有一座舊水壩，就在一號、二號和三號水壩沿着谷地的上方。在水牛灣災難中，這座水壩沒有坍塌，甚至在災後快兩年我見到它時仍是完好無損。這座水壩修建時，水壩周圍的石頭上開闢了一條小型溢洪道。中部支流其他沒有溢洪道的水壩都坍塌了，唯獨這座水壩屹立不倒，原因正在於此。還需要任何證據來證明三號水壩的坍塌不是天災嗎？那這就是了。那場災前降雨的雨量和雨勢並未足以沖垮同樣位於中部支流上的這座水壩，如若三號水壩是合格建造並配有緊急溢洪道的，也就不可能無法承受這場降雨。

那個晚上，我下山來到山谷，和居民們在水牛灣地區小學會面。我想和他們討論和解事宜。霍爾法官告訴我們，現在開庭日期已經確定，也許是雙方開始和解討論的最佳時機。

我告訴原告們，我們已經讓皮茨頓公司疲於奔命了，但他們還要接受好幾個月時間的調查，承受來自皮茨頓公司的更多騷擾，也可能還有源源不斷的書面質詢。不過，我們已經確定了開庭日期，對皮茨頓公司來說，時間正在分秒流逝。現在，我們可以在有利位置上展開嚴肅的和解討論。我想皮茨頓公司會執意要求我獲得完全的授權，纔可以爲所有原告商討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和解辦法，最後我們再進行和解金額的討論。所以我讓每一位原告授權我代表他們所有人展開並完成和解談判，並有權與皮茨頓公司以我認爲合理的賠償數額和解每一宗案件。

我在會議上將這些解釋給大家聽，其中一名原告克勞德·羅傑斯站出來並提議：「如果符合程序，我想提議大家授權斯特恩先生,讓他以自認爲合理的方式處理我們所有的案件。」立即有人附議，接着大家一致通過了這個提議。原告們表現出對我們的信心讓我十分感動。我之前從未見過羅傑斯先生，但我特意在會後和他進行了交談。他有一個小本子，上面是他收集的簽名，有律師、律師助理、法律助理、祕書、醫生、心理醫生、護士等等，涵蓋了在本案中爲他和他的朋友們服務的每個人。羅傑斯想讓我們知道，大家心中十分感激我們，這項提議也正表達了他們的此番情意。

布萊德·巴特勒告訴我他去山谷時遇到的另一件事，也能看出原告對我們很有信心。

布萊德拜訪了我們的當事人之一諾拉·肯尼迪夫人，無意間聽到她叫她的兩頭豬爲「阿諾德和波特」。另一名原告多麗絲·瑪琳斯夫人聽到後非常吃驚，她對肯尼迪夫人說這樣做不友善。肯尼迪夫人回答她並無冒犯之意。「我叫我的豬們阿諾德、波特，是因爲他們同樣都是我們的支柱。」

我回到華盛頓後，準備按照原告的授權起草一份給他們的確認信，這時我意識到這與律師的職業倫理準則相違背。一位代理多名原告的律師必須首先將和解的總金額告知所有原告，包括每名原告可獲得的金額，然後在獲得每名原告的書面同意後，纔可能就每名原告的案子達成和解。我不能在和解談判開始前就認定所有的原告都會同意我與皮茨頓公司達成的任何和解方案，並接受和解總金額在他們之間的分配。

因此，我們修改了至原告的信函，其中他們只授權我(1)代表所有原告就總賠償金額展開(而非達成)和解談判以及(2)就每名原告應從總賠償金額中獲得的金額數準備一份建議書(不是強制性的承諾)。

我已經爲討論和解方案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