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無 處 可 放」

接下來是詢問直接負責布法羅礦業公司經營的史蒂夫·達索維奇了。之前我對他頗有耳聞, 他有着和斯波特先生一樣的名聲，在礦業公司的晉升之路與斯波特以及無數前人如出一轍。他很強硬，是一位強硬的上司，現如今又是強硬的副總裁。他以脾氣暴躁著稱，對於煤礦上的事，常常獨斷專行。手下沒人敢對史蒂夫·達索維奇指手畫腳。

但顯然這場災難改變了他。災難發生三個月後的參議院聽證會(Senate Hearings)上，他出庭作證時我也在場。那時他非常消沉，沒有憤怒。傳說中那種強硬派慣有的敵視情緒，此刻也絲毫沒有顯現出來。作爲證人，他看起來是誠實的，既沒有試圖爲他的行爲開脫，也沒有竭力辯解。

參議員哈羅德·休斯：我相信，這場災難直到現在仍讓您感覺驚慌失措和震驚，但我仍然希望您能說明，您爲何沒能預知到當時的情況呢？

達索維奇先生：參議員，這個問題我已足足思考了三個月：爲什麼會發生那樣的事呢？我沒有找到原因，我不知道。

儘管表現得對災難發生的原因看似也是毫不知情，但和斯波特先生不一樣的是，達索維奇先生並沒有把原因推卸給大自然，而是接受了其個人部分的責任。

種種跡象表明，史蒂夫·達索維奇一想到大壩決堤產生的破壞，以及他給朋友和鄰居帶來的傷害，就承受着無比痛苦的精神折磨。在作證時,他告訴我，大壩決堤後，他站在山頂看到的情景，此時他哽咽了，話都說不下去了——

我聽到各種亂七八糟的噪音，視線在轉彎的地方被隔絕開來。我開車橫穿鐵路軌道，隨後車子被水淹沒。我跳出車子，環顧四周，沿着鐵軌往高處跑，想看看噪聲從何而來。我朝着羅拉度看去，那些大房子像保齡球一樣被扔出。接着我轉過身看向朗戴爾，整個小鎮已幾乎消失。水流大力衝擊着我住所附近的橋，繼而涌向左邊，沖垮了所有房屋。我眼前什麼也看不到了……

諷刺的是，達索維奇先生可能是皮茨頓公司的有利證人。陪審員怎麼會相信眼前這個飽受折磨的人冷漠無情、不計後果，因此造成超過125名朋友和鄰居枉死？如果他固執己見、自以爲是，把責任推給自然或上帝，陪審員可能會對其感到憤怒。但現在，他們很難對他產生敵意，甚至連我也同情他。在庭審時，我應當揭示達索維奇先生在災難發生前的種種行爲，展露他過去的角色——他是水牛灣地區的礦業公司中絕對的老大。我不能讓陪審團看到他另外的一面——人性的一面。

在向達索維奇先生取證時，我引導他回顧了布法羅礦業公司的運作歷史。1967年3月的雨季，那時他還沒到布法羅礦業公司工作，一號水壩被雨水沖塌。不過，加入公司後他了解了此次事故。麥琪·羅茲可以爲此作證。

麥琪·羅茲從小就認識史蒂夫·達索維奇。她叫他「偏見先生」，他則稱她「傲慢小姐」。1967年，麥琪·羅茲(當時還是麥琪·丹尼爾斯)和她的父母、姐妹以及四個孩子一起住在桑德斯，他們的住所緊挨着大壩左邊的第一所房子。當時，她的丈夫丹尼爾斯先生已在一場礦難中喪生，她還尚未嫁給羅茲先生。

「那是1967年3月的一個寒夜，大概十點左右，我和妹妹在一起看電視，家裏其他人都睡了。前門緊閉，我聽到有人在大喊大叫，就跑到門廊。溪水衝向河岸，澎湃咆哮，聲音是那麼巨大，我都聽不清那人在喊什麼，我也朝他叫喊。從那個人的叫喊中，我只聽到了‘水壩’這個詞。

「我立刻讓家人和其他人往山上方向跑去，水流沿着房前的大道向我們涌來，我帶着我的孩子們奔跑，水一直沒到了我的腰間。我們跑過房前的大路，穿過對面房子的庭院，接着跨過鐵軌，沿着主幹道向山上跑，孩子們全身都溼透了。

「人們在大聲呼叫，但沒有哭聲。藉助教堂亮起的長明燈,我們看到水流來勢兇猛。終於我們爬到高一些的地方，坐在那兒休息了一會兒。麥金利·彼得斯開車經過，他的房子是桑德斯最後倖免的房子。他本想開車從桑德斯過橋，去到河的下游位置,但水沒過橋面，車過不去。所以他載着我們去了桑德斯教堂，在那待了一會兒，後來有人說教堂可能會第一個被沖垮，我們便離開了，穿過教堂來到奧齊·阿德金斯家，在那裏度過了一晚上。

「到了奧齊·阿德金斯家裏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沒穿鞋子。我一夜沒睡，直到早上五點左右。在那裏，我看到了爆炸，看到了巨石飛濺，看到了火和蒸汽。那裏充斥着恐懼，而這僅僅是其中的一夜。

「那之後，每當烏雲密佈，暴雨將至，我就會坐立不安。我會帶上食物、牀鋪，安頓好車子，跑去羅拉度珍·庫克的家裏暫住。只要下雨或者風暴來襲，我都會這樣做，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好多次。走出桑德斯要橫跨三座橋，要是再出點什麼別的事故，我們就永遠不能通過這些橋離開桑德斯了。

「史蒂夫·達索維奇知道我害怕中部支流上的那些水壩，他剛進入布法羅礦業公司時我和他談過這件事。史蒂夫就告訴我根本沒有危險，還取笑我們。他們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瞭解大壩應該多寬，能承受多大的壓力。我們只是外行人，對此一無所知。其中一次，他甚至拿我1967年在洪水中丟了鞋子的事開玩笑，笑話我赤腳穿過奧齊·阿德金斯的玉米地。我一點都不覺好笑。」

在向達索維奇取證時，我問起他和麥琪·羅茲的這段對話。他矢口否認，我不覺得他在撒謊，他承受着這次災難打擊，應該不會說謊了。但他可能完完全全地忘了那次對話。我和姐妹們對童年發生的事件就有不同的記憶。有些對於我至關重要的事可能對她們來說毫無意義，反之亦然。

那次對話也是一樣。它可能是羅茲太太生命中最爲重要的對話，因爲她對中部支流的水壩的崩塌懷有深深的恐懼感。她是一號水壩坍塌的倖存者，卻飽受折磨，對下雨和其他和水壩相關的事都格外緊張和關注。而達索維奇先生沒有經歷過一號水壩事故，他只是常年對礦井傷亡充滿恐懼，對他而言，那次對話可能無關緊要。對他來說，有婦女向他詢問中部支流上水壩的安全問題是件雞毛小事。所以，就算達索維奇先生和麥琪·羅茲的對話確實發生過，當他否定那次對話存在時，他可能說了實話，他真的記不起來了。

喬·霍利是西弗吉尼亞州自然資源部的調查員, 他的主要職責是禁止水牛灣等河流遭受廢水污染。1967年一號水壩坍塌後，他曾寫到，當時的布法羅礦業公司管理層事前已接到過「無數次關於潰壩的危險警告」，原因正在於一號水壩未採取任何緊急溢洪道設置。達索維奇先生了解此事，他也沒有否認。喬·霍利還寫到，由於早先已經有多次警告措施，現在是時候對布法羅礦業公司採取強硬措施了。達索維奇也知道，州政府並沒有採取強硬行動。他還清楚，公司後來爲一號水壩修建了一條臨時的溢洪道，了結了此事。

到了1968年2月，又一年的雨季，布法羅礦業公司在一號水壩後面完成了另一座水壩的修建。建造這座二號水壩是因爲，從廢水中過濾出的固體煤渣已經填滿了一號水壩。但是，二號水壩也沒有設計非常溢洪道，和一年前的一號水壩一樣，它開始積蓄大量的水。這次，桑德斯的居民尋求了幫助。他們已經對布法羅礦業公司會採取任何措施來保護他們不抱任何希望。1968年2月，鎮上的居民珀爾·伍德拉姆夫人寫信給西弗吉尼亞州州長。她後來也成爲1972年三號水壩坍塌事故的原告人之一。這封信現在看來是最具預知性的：

敬愛的先生：

我居住在羅拉度上游3英里的地方。我給您寫信是想談談位於我們上游的一個巨大水壩。煤炭公司的廢石已經堆積了四五百英尺高。它後面的水深已經達到約400英尺深，儼然成了一條河流，我們的家園和生命都處於危險境地。我們這裏居住着超過20戶人家，他們都有自己的房子。請派人到我們這裏看看這深水，看看有多危險。每次一下雨，大家都被嚇得半死。我們都怕自己會被沖走、溺水而亡。但他們還是繼續往水裏倒石頭和爛泥，形勢一天比一天惡化。

請讓我立刻聽到您的迴應，請務必摧毀這些廢物堆和廢水。我們的生命危在旦夕。

因爲伍德拉姆夫人的信，州政府派代表來到中部支流，並於1968年2月26日與達索維奇先生會面。恰恰四年後的同一天，水牛灣災難發生了。作爲這次會晤的成果，達索維奇先生爲他所謂的「新水壩」畫了一頁的草圖，它位於中部支流二號水壩的後方，這就是三號水壩。

他畫的草圖並非工程圖，只畫了幾條粗線作爲中部支流，中間用小矩形標記了「新水壩」的位置。

問：你在設計圖上畫上「新水壩」前，有沒有諮詢過任何工程師，土木工程師或查詢過任何書籍？

答：沒有，沒查過任何書。

問：也沒有諮詢過工程師？

答：沒有。

……

問：當你設計三號水壩時，有沒有估計過三號水壩後面的蓄水池的儲水量是多少畝呎注17？

答：沒有。

我繼續給達索維奇先生施壓，迫使他承認沒有按照合理的工程操作建造三號水壩。最後，我得償所願。

問：先生，這本書(由霍利先生所在的自然資源部出版的《排水系統手冊》)中有一段關於應當如何計算主要溢洪道最低尺寸標準的討論。你曾經讀過這方面的內容嗎？

答：是的。

問：你有沒有按照這種計算方式來確定中部支流上三號水壩溢洪道的規模？

答：在中部支流上的任何工程，都沒有進行過任何工程計算。

1970年5月，皮茨頓公司收購了布法羅礦業公司的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後，布法羅礦業公司的主要所有人和經理，即史蒂夫·達索維奇的兩位上司離開了公司。皮茨頓公司就向達索維奇伸出橄欖枝，讓他接手整個公司的運營，他答應了。

皮茨頓公司完成收購後，達索維奇先生繼續完成三號水壩的工程。就在皮茨頓公司剛剛收購布法羅礦業公司的股份後不久，三號水壩工程延伸到中部支流谷地的另一側，並開始發揮蓄水功能。接着，1971年2月的雨季，幾乎整個水壩的前部，也就是三號水壩的下游一側決堤，倒塌進了二號水壩上面的蓄水池中。這是一次重大塌方，150~200英尺寬，大約佔水壩前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水壩以裏12~30英尺都坍塌了。儘管三號水壩發生了這次事故，達索維奇先生和皮茨頓公司也沒有爲它建造緊急溢洪道。整整一年後，三號水壩完全坍塌。此前的種種已經敲響警鐘，不斷提醒他們建造溢洪道的必要性，如一號水壩因爲沒有溢洪道潰堤，二號水壩由於缺少溢洪道造成上游水位不斷攀升(州政府因此派來調查員)，而西弗吉尼亞州的調查員喬·霍利檢查了三號水壩後，在調查報告中多次強調三號水壩缺少一條「必要的緊急溢洪道」。達索維奇先生甚至承認霍利先生曾口頭上告訴他和其他公司運營人，三號水壩需要一條緊急溢洪道。

達索維奇先生怎麼能無視霍利先生書面和口頭上的警告呢？這就是洛根縣煤炭行業的現狀——霍利先生幾乎不能強制要求達索維奇或其他煤炭公司的高管做任何事。原因何在？他曾在接受州長特別委員會的證據調查中解釋過。

問：在強制執行中，你是否在洛根縣遇到了政治壓力，迫使你對這些礦業公司手下留情？

答：是的，先生。

問：你是說你有遇到？

答：是的，先生。

問：有沒有官員找你，說：「喬……」——

答：不是找我。

問：或者找到你們部門——

答：我的理解是跨過了我，更進一步。

問：他們避開你，然後呢？

答：這個問題你需要問別人。

問：但是你認爲確實發生了。

答：毫無疑問。正如我所說，我覺得現在就有人想我離開。

問：你覺察到的政治壓力來自雙方還是僅僅一方？

答：雙方。是的，先生，不僅限於某一方。

還有其他證據也表明，達索維奇先生清楚水壩是需要建造緊急溢洪道的。1972年2月，他爲位於中部支流上方的埃爾克里克谷地上的一座水壩修建了溢洪道。而恰是那個月底，水牛灣地區的災難發生了。埃爾克里克谷地水壩的建造，嚴格按照州政府規定，精心設計了非常溢洪道的規模。實際上，達索維奇先生還嚴格根據州的法律規定，確保該水壩的水位低於15英尺。而中部支流谷地的三號水壩水位已經達到了令人髮指的60英尺，他仍然任由其水位持續上升，也不修建緊急溢洪道。三號水壩已經被定位爲一座遊離於法律之外的水壩。

我問過達索維奇先生，他爲什麼不費點心、花點時間在五號礦井路旁修建一條緊急溢洪道，這條路緊鄰三號水壩，一直沿着中部支流谷地向上延伸。這條溢洪道，同他已經在埃爾克里克谷地水壩一側修建的類似。對此，達索維奇稱，中部支流谷地沒有足夠的空間來修建溢洪道。

問：如果你炸燬山體的一部分，就有足夠的空間了。

答：那要關閉五號礦井一段時間。

問：修建了溢洪道後，就可以重啓礦井。

答：是的。

問：關閉五號礦井能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

答：這是一個生產單位，會影響90號人。

問：所以你當時不想停止生產，對嗎？

答：這事關90個人的生計，事關他們來去的問題。

這是一場交易，用生命交換工作的交易。

我也問了達索維奇先生，既然《聯邦煤礦健康與安全法案》規定禁止使用矸石堆蓄水，他們怎麼可以繼續往三號水壩傾倒廢渣？他說：「我們無處可放。」

我被他的答案所震驚。取證期間，我們的一個律師到查爾斯頓圖書館查閱過李察·勒埃林(Richard Llewellyn)的小說《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我對這本書和由它改編而成的電影注18的情節記得並不是特別清楚。但是我確切知道，這部著作描述的是煤礦業給威爾士的一座山谷帶來的巨大破壞。當煤礦公司挖掘了山谷裏所有的資源後，青山翠谷就不復存在，變成了一片荒原。書中，一個小男孩問一位老人家，爲什麼煤炭公司要把所有煤渣廢物倒進他們的山谷裏：

「格里菲斯先生，礦井對我們做的這些獲得允許了嗎？」我問他。

「做什麼，我的孩子？」格里菲斯先生問。

「在這兒堆放礦渣，」我說。

「無處可放啊，孩子。」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