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純屬自然現象

接下來的，是皮茨頓公司的二把手約翰·凱比利斯。他加入皮茨頓公司不久，對皮茨頓公司運營的瞭解不深。然而，皮茨頓公司根據我方請求而提交的公司飛機飛行記錄顯示：凱比利斯先生曾在水牛灣的災難發生之前去過布法羅礦業公司的工廠數次。對於這一看起來挺反常的奇怪巧合，凱比利斯先生是這樣解釋的：布法羅礦業公司當時正在努力獲取一項重要的露天採礦業務的許可，卡米西先生因此派凱比利斯先生來遊說西弗吉尼亞州政府來發放該項許可。

當時同時在布法羅礦業公司工作的，還有皮茨頓礦業集團的總裁歐文·斯波特，集團總工程師詹姆斯·耶茨，以及集團裏管理布法羅礦業公司分支的副總裁達索維奇先生。就在水牛灣的災難發生的前兩天，他們全部都在當地。在處理露天採礦許可工作時，他們也許談起了當時的大雨天，以及中部支流水壩裏上漲的水勢。

斯特恩：在24號和25號兩天的時間裏，你都和達索維奇先生保持着聯繫。他有沒有曾經和你提起過他對水牛灣採礦工業園區及其周圍降雨的擔心呢？

凱比利斯:我覺得也沒有明顯表現出擔心，但他確實提到了，雨一直沒有停下來，公司有個湖裏的水已經漲起來了。

斯特恩問：對這個情況，他還提到了別的嗎？

凱比利斯答：他說希望雨能停。

斯特恩問：他跟你說了是哪個湖嗎？

凱比利斯答：當時，他是和斯波特先生坐在前座，我和耶茨先生坐在後座。他可能提到過哪個湖在漲水，但我本來就對工廠的運作不太瞭解，實際上我當時也沒弄清楚他們說的是哪一個。

斯特恩問：他和斯波特先生坐在前座討論這個問題時，你在後面聽到了是嗎？

凱比利斯答：是的。但是我也有參與聊天。我記得他說起水面在上漲——好像是離壩頂還有十二英尺或者八英尺，我也不清楚。我向他問起湖裏是否有什麼緊急溢水處理系統，他說沒有。我於是說：你不覺得你應該安裝一個嗎？我不記得他有回答我的這句話，談話大致也就這樣結束了。

凱比利斯的這段回答對於他來說是最好的，卻很難是符合事實的。在水牛灣的災難發生前兩天，皮茨頓公司四位主要高層管理人員一起坐在車裏，就在水牛灣地區的工廠地，討論着水壩後的水位在上升，也沒有什麼「緊急溢水道」，而公司的二把手還說，他還和達索維奇提到了「你不覺得你們應該加上嗎」，而達索維奇先生竟然沒有回答。斯波特先生也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凱比利斯說再沒有人再就這個問題討論過什麼。他們就這麼開車去吃飯了，而水壩的水仍然在慢慢上漲。

時至今日，我仍然沒有辦法得知這次談話是否真正發生過。斯波特先生、達索維奇先生和耶茨先生都不記得這次談話。而凱比利斯先生則稱這次談話就發生在一輛小車的封閉空間內。也許他僅僅是願意去相信這次談話的確發生過。因爲，這樣的談話至少能表現出他爲阻止這件事的發生付出過。儘管也只是蜻蜓點水。斯波特先生、達索維奇先生和耶茨先生的不記得，也許僅僅是因爲不願意記得，因爲他們竟然忽略了凱比利斯先生提出的憂慮和安裝緊急溢水道的建議。在這類造成重創結果的事件中，我們記住的都是我們願意記住的，對於實際發生過什麼反而無法記住。這種心理麻痹現象，同倖存者們經歷的相似。也許正如瑟曼·阿諾德常說的：那些印象中最深的記憶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在這個例子中，尋找法律上的「真實」是不可能之事。我們信誓旦旦承諾確實發生過某件事，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不，謎底和真相往往無從得知。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得到了一個法律上的事實——皮茨頓公司自認，自己在災難發生前兩天，對於三號水壩後的水位在不停上漲而水壩裏壓根就沒有任何緊急溢水道的情況，是明知的。

皮茨頓礦業集團總裁是下一個待取證的對象。歐文·斯波特先生大概是這批證人中最難應付的了。我認爲，他身上濃縮了煤礦產業的最大弊病：視產量高於一切。皮茨頓公司最底層的工人每日都要向最高層管理者提交報告，彙報每天的每個礦井的煤礦產出噸量，礦廠每天關閉了多長時間，運營了多長時間，如此等等。這些報告中不關注利潤，當然也更不關心安全問題。直白地說，是產量而不是人命決定了你是否能爬到高層。

斯波特先生是奮力從底層爬到整個皮茨頓礦業集團頂層的。在皮茨頓公司系統中，只有凱比利斯先生和卡米西先生的職位比他高。斯波特先生年收入爲7萬美金，在弗吉尼亞州但丁市這個小小的煤礦城鎮，也是皮茨頓礦業集團的總部所在，這個收入是相當高了。在弗吉尼亞、西弗吉尼亞和肯塔基州，都有他的部下。他的團隊的主要工作是產出，而他是這個產出團隊的頭領。

手下打工的人們都幹着苦力活，他作爲這個組織的頭領，就時常覺得有必要保持硬漢形象，這樣手下們纔會尊敬他。斯波特先生對自己的硬漢形象是引以爲豪的。在取證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他從煤田區趕到這邊的假日旅館辦理入住，身上穿着煤礦公司的工作套裝——卡其色的工作服、大靴子，看起來就像是從非洲叢林回來的。斯波特先生的硬漢風格在取證中也是一以貫之的。在經歷整整兩天的交叉詢問接近尾聲時，他盯着我的眼睛，在宣誓狀態下告訴我，皮茨頓公司和他在這場造成125人死亡的事故中沒有任何過錯。「之前，我們認爲，我們在其中沒有任何過錯。現在，我們的態度還是沒有改變。這是一次自然事件。我們無法控制它的發生。」

我真希望到真正的庭審時，斯波特先生的律師們還沒有把他改造得溫和一些。陪審團應該會認爲這種傲慢非常駭人。我希望這種態度會像激怒我一樣，也激怒陪審員們。

儘管斯波特先生在作證中寸步不讓，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向。他反覆強調着皮茨頓公司那套關於水牛灣地區的煤廠是按照煤礦行業裏多年來建造水壩的通常一貫標準建造的論調。他在這點上一直喋喋不休，終於逼得我直接來挑戰這個問題。我之前並沒有特別考慮過這個問題，但其實是應該想想的。我決定向斯波特先生詢問皮茨頓其他煤礦產地的水壩情況。

交叉詢問時不應問到你自己不清楚的問題，這是律師們的老生常談了。但這個目標其實是不可實現的。即使是準備工作做得最完備的律師，也總會碰到需要問一些自己不清楚的問題，碰到需要賭一把的情形。話又說回來，就算在這種情況下，律師還是能引導證人從一堆答案中給出其中的某一個。這種技巧可稱爲「福勒牙刷技巧」。

我讀高中時，暑期工曾做過福勒牙刷公司的推銷員。福勒牙刷公司的培訓中包括一項：提問要注意方式，你提出的問題應當是無法通過「是」或「否」回答的。——比如，不能是「您想買這個牙刷嗎？」而應當是「您是想要兩個還是三個牙刷？」同樣，不問「我下週三來給您送牙刷好嗎？」而需要說「您覺得是週三還是週四送給您比較方便？」大多數人都習慣按問題本身的結構來做答。問題如果落在「兩個還是三個？」上，答以「兩個」或「三個」就比找到背後的問題而回答「不，我並不需要牙刷」簡單。回答「不論週三或週四，我都不想要」也是同樣比較難的。這樣的技巧在交叉詢問證人時也能用到，如果問題只包括兩個可選項，那回答者也就會在這兩者間進行選擇。

儘管有這個技巧，但在詢問斯波特先生時卻用不上。由於我根本不知道皮茨頓公司的其他工廠的水壩建造情況，也就沒有提問的好辦法了。鑑於皮茨頓公司始終稱水牛灣地區的水壩是按照行業標準建造的，我便做出了皮茨頓公司其他水壩的建造也未盡到注意義務標準的假設。問題在於，我沒能從其他礦業公司獲取到其水壩建造的情況，要是有這份資料的話，可能還能輔助我主張皮茨頓公司的慣常標準並未達到行業內其他公司慣常的注意義務標準。

所以，我只好直接詢問斯波特先生關於皮茨頓公司其他礦區水壩的情況。在他作證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水牛灣地區的水壩連皮茨頓公司的一貫標準都沒有達到。首先，其他皮茨頓公司的水壩都建有緊急溢水系統。其次，其他水壩並沒有採取攔截水流、貯存洗煤工廠污水這樣不必要的方式。再次，其他水壩的建造還沒有這次這麼隨意，要麼採用了黏土心牆，要麼採取了別的科學設計方法。對比下，水牛灣地區的這個水壩，幾乎就是卡車司機依着自己方便隨意在中部支流上找個地方，把貨車後的矸石倒在一起而形成的。最後，水牛灣地區的這個水壩是最大、儲水量最多，也是離居民生活區最近的一個。

在聽完斯波特先生的證言後，我決定證明皮茨頓公司建造這個水壩時沒有盡到與建造其他水壩相當的後果注意義務，目的是反擊皮茨頓公司的「行業慣例」論。但這個論點可能會給皮茨頓公司提供一些機會，他們可能會主張公司是安全和細緻的，並不清楚新近才併購的布法羅礦業公司並未遵照他們的一貫標準。對於這進一步的「不知情抗辯」(lack of knowledge)，我計劃用另外的方式來化解。

在之前向特別委員會提供的證詞中，卡米西先生曾經附帶提到過，皮茨頓公司成功收購布法羅礦業公司股權，是因爲當時布法羅礦業公司的管理層認爲其並無資金實力來推進本公司的合規工作，使其符合當時新實施的《聯邦煤礦健康與安全法案》。在這次取證中，我又使得卡米西先生重複了這一證詞：

「我們得以收購這家公司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爲當時剛剛通過健康與安全法。大家知道，1970年4月1日起開始生效的《聯邦煤礦健康與安全法案》大大增重了煤礦企業的負擔，尤其是在財政上。當時的布法羅礦業公司，認爲自己無法承擔這樣的額外支出，也沒有人員或技術上的準備。因此，我們便得到了這個入駐的機會。」

照這樣看，皮茨頓公司知道自己當時買入的公司沒有達到聯邦的安全標準，也尚不知如何改進。也正是這樣，皮茨頓才得以實現控制性的收購。收購完成後，皮茨頓公司卻沒有用其「人員」或「技術」來使布法羅礦業公司符合聯邦法案的安全標準。事實是，儘管皮茨頓公司知曉布法羅礦業公司靠自身無法使其操作合規，從現在斯波特先生提供的證言來看，皮茨頓公司在過去的兩年中卻從未向布法羅公司投入哪怕一分一文去改善這一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