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律師們的故事

由於皮茨頓公司沒能保衛宣誓證詞的祕密，使得這些證詞發揮了更大的效力。現在，我們發現的任何信息都會爲公衆知曉，從而在任何場合和時間都能被用於對抗皮茨頓公司，甚至是在緬因州。皮茨頓公司的石油分公司曾向緬因州環保部提出過申請，想要獲得授權以建造一個價值3.5億美元的石油加工廠和油船碼頭。一些環保學家對於其申請提出了反對意見，因爲緬因州附近海域的海浪洶涌，一旦發生石油泄漏，將會對東海岸優良的漁場造成極爲嚴重的破壞。對此，皮茨頓公司迴應稱其將採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證安全運營。然而，這些環保學家緊接着就聽聞了水牛灣地區的災難事件，並提出這件發生在西弗吉尼亞州的事件證明皮茨頓公司並沒有能力在緬因州做到安全的運營。皮茨頓公司稱其對於水牛灣地區的事故沒有責任，布法羅礦業公司才應當是責任人。但是，這個主張存在着巨大風險。如果在我們的取證中找到了皮茨頓公司應當爲水牛灣地區災難負責的證據，皮茨頓公司甚至可能丟掉在緬因州的加工廠項目。

我們向皮茨頓公司的律師們提出，能否允許我們在華盛頓對他們的職員進行取證，省得我們還要把一萬五千頁的關於皮茨頓的文件搬到查爾斯頓去。當然，他們拒絕了我們的請求。他們可不想我們輕鬆。於是，我們在查爾斯頓市的假日旅館裏弄了一間特別封鎖起來的房間以存放我們的文件，隨後便將文件裝箱打包好，寄往了查爾斯頓市。在那裏，我們舉行了第一輪取證，對16名皮茨頓公司職員進行了交叉詢問，用時13天，每天都是從早上九點開始，下午五點結束。週末我們也不休息，馬不停蹄地進行着取證工作。隨後，對於剩下的第一批宣誓證人中的餘下6名，我們也進行了取證。

每天我們都會在假日旅館的一個小間裏見面，房間裏的牀都被拉到靠牆位置。我們會搬來兩張摺疊桌並鋪上綠色桌布，將其擺放成一個L形。贊·格雷·斯泰克和皮茨頓公司當天來作證的證人坐在L的一手邊，另一手邊則是我。法庭書記員坐在我們之間那片沒有人的位置。這裏就是我們開戰的地方，做皮茨頓公司的證人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交叉詢問是美國法庭制度中尋求真相所常用的一種方式。像拇指夾這種刑訊折磨等可能能很快得到問題的答案，但這種方式所獲取到的回答往往值得質疑，因爲一個人在經受折磨時可能會對提問人的所有問題都予以承認。交叉詢問呢，是另一種煎熬。證人無法逃脫律師的問題。雖然證人的律師可以從形式上對提問進行反對，但總有問題需要回答。除非，證人的律師打算就這麼掐斷詢問程序，而訊問人就會被迫向法官要求作出一個裁決。但是，律師都知道法官願意有較廣範圍的證據開示，他們往往不會完全切斷對方律師的詢問。這樣一來，證人往往就暴露在交叉訊問人充滿敵意的刺探中，他們絞盡腦汁要撬開證人的嘴，逼得他們坦白心裏的真實想法。當125個人的生命消失了，律師的提問又總是顯得你本可以做一點事情讓他們的生命留存在世間的時候，你作爲證人的處境就更加難過。

我喜歡進行交叉詢問。我喜歡鑽到別人的念頭裏，弄清楚他真正知道些什麼、他在想什麼。我並不討厭不確定的事，同時也不會輕信人言。我樂於提問，不太介意顯得很無知地問那些看起來顯而易見的問題，或者反覆去確認一個簡單的答案。這麼看來，我的確具備一些交叉詢問人的素質。

我也從觀察其他律師的提問中學到了一些。在一些民權案件中，約翰·多爾律師成爲了我學習的師者。我在司法部民權司工作時，約翰正擔任民權司的首席訴訟律師。多年後，當他被衆議院司法委員會選定爲尼克松總統彈劾案做準備時，整個國家都見識到了他高超的訴訟技巧。約翰絕對是最完美的選擇。他是我見過最勤懇、最細心的訴訟律師。他教給我的第一課是「做好準備」。其他諸如如何最好地利用文件的技巧，不過也挺簡單。

當時，田納西州有一個叫約翰·哈代的青年學生，在沃爾索爾縣被逮捕了。在沃爾索爾縣，當時仍從來沒有過任何黑人登記選舉的先例。哈代和其他一些和他一樣的年輕大學生們，是頭一批在1961年到密西西比州的年輕人，他們鼓勵那些膽小的黑人們爲自身權利而戰。通過一些努力，哈代說服了兩名年邁的黑人公民，並陪同他們去登記處辦理選舉登記。登記官爲他們這種莽撞的舉動感到十分憤怒，命令他們馬上離開他的辦公室。他們聽從並離開的時候，登記官卻突然怒火爆發，用槍托襲擊了哈代的後腦部。如果登記官是位警長，那麼哈代會因所謂拒捕而被捕。可以看到哈代在流血，看出他有傷，但有傷卻成爲他拒捕的證明。

但是登記官並不是縣治安官，他無權逮捕約翰·哈代。因此，抗拒逮捕罪的指控不能成立，那應該用什麼辦法加罪於他呢？妨害治安罪。哈代不該用頭擋在了治安官的手槍面前。他被以妨害治安罪投進了監獄後，民權司派我到南方地區調查這件案子是否觸犯了聯邦法律。我們希望能證明，治安官的行爲，是本縣和鄰近幾個縣區數人意欲加害那些想要登記選舉的黑人的共謀行爲的一部分。只有證明了這一點，聯邦政府才能根據適用範圍狹窄的聯邦地區法律對哈代加以保護。

我找到了一個叫摩斯·麥克吉的老人，他當天也在鎮裏。約翰·哈代頭上流着血，踉踉蹌蹌地從治安官辦公室走出來時，被他看到了。接着他便看到了治安官從幾個街區外趕來，以妨害治安罪逮捕了哈代。摩斯·麥克吉住在大山裏邊的一個小棚屋裏，一條泥濘、有着深深車轍的小土路的盡頭。密西西比州的這些鄉下小縣裏，沒有哪一條這樣的小道有幸得到過縣政府的鋪設，除非這條小道的盡頭住着白人人家。這些泥巴土路，在雨天裏，不僅是不方便的，甚至是牽繫到生死的。有一天，麥克吉鄰居家的一個孩子生病了。老人平時很喜愛這個孩子，但在這個地方，沒有醫生會來，這個時候他們也沒有辦法能開車到醫院去。麥克吉把孩子包起來，抱在懷裏，翻過山，走了一英里又英里，想要走到小鎮。他們到達之前，孩子死在了麥克吉的臂彎裏。

摩斯·麥克吉肩上掛着犁的繩子，趕着一頭騾子在犁田。他窮得買不起犁田拖拉機，甚至連一匹馬都買不起。我第一次見他那天，就是這樣的情景。他很尷尬。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默默把身上的犁取下，鑽進棚屋裏，把身上的泥濘洗乾淨，纔出來。「沒有人應該像動物一樣，不應該被人看到這個樣子，我希望你以人的身份認識我。」

當麥克吉看到約翰·哈代的遭遇時，他決定把這件事記錄下來。他了解黑人們在沃爾索爾縣歷來的遭遇，他甚至清楚最近一個黑人被私刑處死的地方。這一次，他希望把他記憶中那些曾親眼目睹過的事寫下來，用這種方式幫助黑人。他的屋子裏連一片能寫字的紙都沒有。找到的唯一一張可以寫字的紙，是那種在大街上發到每個人手裏的大衆廣告信件的信封。麥克吉找到了一截鉛筆筆頭，費力地寫下他關於這次事件的所有回憶，直到信封外和裏面都寫滿了字。我逐字逐句地把這些筆記記錄了下來，準備讓摩斯·麥克吉簽署這份宣誓陳述筆錄。

這時，約翰·多爾卻提議，最好還是由我們在摩斯·麥克吉的回憶上進行改述。這樣的話，在公開的庭審上，麥克吉站在證人席後回答對方律師——一位南方律師的提問時，當他顫巍巍地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他這份筆記時，會以戲劇化的效果展示他的記憶的準確性。這是我第一次學習如何利用訴訟中的文件。

大多數人，包括訴訟經驗尚淺的部分律師都會認爲，儘早地把手頭掌握的文件拿出來，就算是最好地利用了它。約翰·多爾卻教會我思考，到底何時才應當把一份文件拿出來用。有時，當下就亮出是最好的，有時卻需要你有所保留，以便在證人庭上作證時爲其提供輔助，又或是證明對方證人是在撒謊。

約翰·多爾曾在密西西比州的哈蒂斯堡地區辦理過一起選舉權案件，就用這個方法戰勝了對方的證人。這個案件中的三個審理法官，都來自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我們需要使得法官內心信服，認爲當地的黑人居民的確在登記選舉過程中受到了不公正對待。這種不公正對待，主要體現在要求他們回答的密西西比州憲法方面的問題難度過高。在登記選舉過程中，還會有一些要求選民對公民義務和責任做出陳述的問題。但是，對於黑人申請人，無論他如何回答這些問題，登記官往往都會認爲他的回答不合格。當我在查閱登記處的申請表時，我發現，有一個白人和他的妻子在公民義務和責任陳述問題上給出的答案完全一致。這種情況，要麼是因爲登記官幫助他們兩個人解答了問題，要麼是因爲兩個人互相提供了幫助。這種協助一般說來並不存在不妥之處，但是，如果登記官與此同時拒絕向黑人提供幫助，或者禁止黑人之間互相幫助，問題就出現了。

於是，我委託聯邦情報局的人幫我去詢問這個白人，他和妻子之間是否得到了登記官的幫助，或者他們夫妻之間有過協助。這個白人告知情報局的是：他們並沒有獲得什麼協助和幫助之類。於是，他並沒有成爲我要用的證人。然而，讓我吃驚的是，他竟然是登記官那邊要求出庭的證人。顯然，情報局上門拜訪的行爲讓這個男人感到十分生氣，他於是找到辯方律師，提出要爲登記官作證。當他在法庭上說自己在登記選舉時並未獲得任何幫助時，約翰扭頭問我：「我們手頭有關於他的任何資料麼？」我馬上告訴約翰我們手頭僅有的資料，就是這個男人和他妻子填寫的申請表復件。

這兩個人的兩份答卷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是我的話，一定當時就把它亮出來質問對方證人了。但約翰比我更有耐心。他要先把對方所有的退路都堵上。用引導的方式，他讓證人按照他的設計給出他想要的回答。不論如何，現在這個男人絕對都會極力去表明他和妻子之間壓根就沒有在任何一個微小的問題上，在登記過程中幫助過對方。本來，除了他的憤怒，沒有任何其他原因需要他來如此否認他們確實得到過幫助的事實。

約翰問，「在到達登記官辦公室之前，你和妻子是否知道登記表上有些什麼問題呢？」「當然不知道」，他斬釘截鐵地說。其實，就算知道登記表上的問題，也沒有什麼錯的。

「嗯，那你和妻子在進辦公室之前，討論過表上面可能有些什麼問題嗎？」

「當然沒有。」

「你們在辦公室坐下填表時，互相離得近嗎？」

「不近。我們之間隔着至少10英尺。」

「整個填表過程中，你們有過任何交談嗎？」

「沒有。」

「你們填完表之後，討論過答案嗎？」

「當然沒有。」

「在填表時，你得到過任何人的幫助嗎？」

「沒有。」

「你的妻子呢，有人幫助過嗎？」

「沒有。」

「先生，我手裏這份是您那天填的申請表。可以麻煩您向法官念一下，在公民義務和責任這個問題上您所寫的答案嗎？」

證人開始用目光尋找他的律師，然後又看着法官。現在他想要解釋也來不及了。他當然不能說：「哦，因爲我小時候是童子軍的隊長，我的妻子呢，當時恰好是我們這羣小男孩的幫手。我們倆的答卷一模一樣，當然也不奇怪了。」現在這種搪塞已經不可能奏效了。他已經走進了約翰布好的局裏。他帶着非常痛苦的表情向法官請求道：「我必須念出我的答案嗎？」

法官回答道：「是的。」

在念這份答案的時候，他的聲音，不再是剛纔作證時那般果斷、勇氣滿滿、氣勢囂張了，而是充滿了猶豫之意。當他念完時，也輪到約翰施展最後一步了。他要求男人念出他妻子在同一個問題上的答案。他只好向法官重複了那句「我必須嗎？」法官回答，「是的。」這時，他的聲音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之前的氣勢洶洶蒸發了，他緩慢而又小聲地念出妻子的答案。和他自己的答案一模一樣。詢問就這樣結束了，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他和妻子有過互相幫忙。這種情形本身並不存在任何錯誤或違法之處，但如果黑人不被允許互相提供幫助，而這種無意中允許白人如此獲得幫助的現象，則恰恰證明當地縣城的確存在歧視行爲。

關於做律師的藝術，我還從瑟曼·阿諾德——我們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的創始合夥人——那學到了一些。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讀書的最後一年裏，他曾給我們做過一場講座。他告訴我們，在他做律師的早年期間，要比他在華盛頓開辦阿諾德波特律所早很久的時候，那時他剛從學校畢業，在家鄉懷俄明州的拉勒米地區做律師。有天，一個朋友到他的小辦公室來找他：

醫生朋友：瑟曼，我有麻煩了。

瑟曼：怎麼回事？

醫生朋友：我收到了一個郵包，裏邊裝着三條漂亮的領帶。

瑟曼：那有什麼問題嗎？

醫生朋友：和領帶一起的還有一封信，信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喜歡這領帶，就給他們寄回去三美元。如果我不喜歡，就把領帶退回去。

瑟曼：這有問題嗎？

醫生朋友：我喜歡這些領帶。

瑟曼：那又有什麼關係？

醫生朋友：我不想給他們寄那三美元。

瑟曼：哦。我明白了。那你留着這些領帶。其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醫生朋友：你是說，我不必給他們三美元？

瑟曼：不用的。你不必擔心這個。

醫生朋友很開心地離開了。兩週後，他一臉愁苦地又來了。

醫生朋友：瑟曼，領帶公司又給我寄信了。他們說，貌似我留着領帶了，他們覺得我應該寄三美元去。

瑟曼：別擔心，我的醫生，我知道該怎麼辦。

接着，瑟曼口授醫生寫了如下的一封信：

先生們：你們發來的領帶，醫生已收到。如貴司所料，醫生挺喜歡這些領帶並留用了。拉勒米地區的人們都稱讚醫生的領帶漂亮。這些領帶似乎值得你們在信中所提到的三美元。

隨信請見我附上的一片藥片。在拉勒米地區，醫生開這個藥已經很多年了，這種藥可治療身體各種疾病，包括腰痛、背痛、關節炎、神經炎、神經痛、鼻竇炎，不管您哪不舒服都管用。這種神奇的藥片這些年已經治癒了拉勒米地區的數百人。醫生要價5美元，這個藥片絕對值得。

因此，請把你們欠我們的差價2美元寄給我們。

於是，醫生興高采烈地回去了。兩個星期後，他又回來了，上氣不接下氣，比之前兩次都要不安。

醫生朋友：瑟曼，我剛從郵局回來，去取了一個掛號包裹。包裹是從領帶公司寄來的，他們把藥片寄回來了。他們在信裏說不想要這藥片，並要求我們寄給他們三美元。

瑟曼：嗯，我們現在確實有個問題。但我知道怎麼辦。你按照我的口述再寫一封信給他們。

瑟曼發走的信是這麼寫的：

先生們：對你們不願意接受醫生開出的神效藥片，我們感到很無奈。這種藥真是非常好。包治百病。但是，我們接受你們不願意使用該藥的決定。

今天上午，我們醫生去郵局取了你們寄來的包裹。在拉勒米地區，醫生的這一趟行程已經構成一次出診。醫生的出診收費是10美元。請寄回你們欠付的7美元。

在這之後，醫生再也沒有收到過領帶公司的任何消息。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如何最好地利用法律的方式。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推進、推進，直到對方崩潰。

帶着瞭解的這些皮毛知識，我承擔起了對皮茨頓公司職員進行交叉詢問的工作。我把很多公司職員都列入了詢問名單中，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我希望這樣總會引出什麼。另外一些在詢問名單上的人，是爲了讓我可以就拿到的皮茨頓公司的文件向他們進行提問，讓他們要麼吐露真相，要麼引誘他們撒下荒誕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