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更爲明確的陳述

在霍爾法官駁回皮茨頓公司動議後，皮茨頓公司開始同意提供除公司面紗問題外的其他文件。斯泰克先生稱他們提供的文件將會反映出本案的「是非曲直」。這個詞還真是用得好。我們覺得，皮茨頓公司和布法羅礦業公司提供的文件，可能真能證明我們指控的「正當性」，證明皮茨頓應當爲本災難負責，證明他們的行爲不僅僅是存在疏忽，而且是不計後果的。

我還在繼續努力獲取州長特別委員會採集的證據和文件資料。六個月來，我爲了看到這份資料費盡周折卻始終不得其果。這份資料被州長鎖在一個房間裏，不對任何人公開。我某次在州長辦公室外寬大的前廳候見室等待時，不禁注意到牆上掛着的西弗吉尼亞州近兩屆的州長肖像圖。這兩名州長中的其一因賄賂審判他貪污案的陪審團而鋃鐺入獄，直到現在還在牢房裏，他的肖像卻掛在這裏。對我來說，這象徵着礦業公司們給西弗吉尼亞所造成的腐敗影響，雖然這些公司在本州並不露痕跡。在我看來，這些公司當然不介意在西弗吉尼亞的官員們身上花費一點成本，如果這能讓他們把西弗吉尼亞地下的寶藏們攫取殆盡的話。西弗吉尼亞豐富的資源養肥了這些來自紐約的所有者們和本州的官員們，而州內的人民卻成爲了美國民間創作中的可憐鄉巴佬和破產工人的原型。

在那個特別的清晨，一羣學生正來參觀本州的議會大廈。他們被靜靜地帶領到這間宏偉的候見室，牆上這副赫然掛着的畫像真是一部給他們上一堂公民課的最好教材。但這並不是他們的課程。「這個地板上鋪設的地毯寬達27英尺，長達72英尺，在鋪設時的厚度爲2英尺。這幅地毯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縫地毯，製作者是紐約州的莫霍克·米爾斯。現在，大家到這邊的圓形大廳來，我們將見到國內最大的枝型吊燈。這盞吊燈的選材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無色水晶，有6500塊手工切割的水晶塊。它重2噸，直徑達8米，上面安裝了100個100瓦特的燈泡。」——向上看、向下看，這都可以，但你千萬不要向四周看。——如果你看到了四周的牆，也許你真的會學到一些東西。

就在學生們離開後，我再一次被告知不被允許查閱州長特別委員會採集的證據文件資料——我又白白坐航班來了一次。

正因爲有過以上的遭遇，在霍爾法官首次聆訊日的結尾時，我便請求霍爾法官幫助我獲得查看委員會採集的證據文件材料。當時我也知道，查爾斯頓當地的報社都在法庭上做着記錄呢。霍爾法官答覆道：「嗯，本法庭認爲你有權查看以上資料……如你在查看這份資料上遇到任何問題，本法庭將行使其認爲必要的權力來保證你能實現這個請求。」有法官的這句話就足夠了。不必由聯邦法院向州長髮出傳票，我當天下午便被帶到了特別委員會那間被鎖上的存放文件的房間裏。

在嘗試向皮茨頓公司獲取有關其保險賠償範圍的文件副本時，我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皮茨頓公司稱，他們所投的保險中，將有大約1500萬美元可用於賠償水牛灣地區災難的損失。但是，在做出以上的全額賠償後，保險公司保留向皮茨頓公司主張該災難並不屬於其保險合同所述的應獲賠的保險事故的權利。如果保險公司的以上主張得到支持的話，皮茨頓公司就將要向保險公司償還其預先墊付的所有款項。我恰恰是想得到這份災後的權利保留協議的副本，而皮茨頓公司拒絕提供。於是，我向霍爾法官尋求幫助。

法庭：斯泰克先生，你有任何反對這項請求的理由嗎？

斯泰克先生：皮茨頓公司與保險公司之間，就保險公司作出賠償後的某些可能情形達成的共識，與人們是否能獲得保險賠償這件事之間，沒有相關性。

法庭：那麼，就我所理解的來說，你同意向法庭提供一份以上文件的副本，如果法庭覺得適當的話，會轉發或另外提供一份副本給本案原告律師，這樣行得通吧？

斯泰克先生：好的，法官，我同意。

當然，斯泰克先生不一會兒之後就想通了：這個問題沒必要麻煩法庭。於是他將這份協議郵寄給了我們。

後來的事情證明，這份協議的序言部分對我們的案子是有好處的，序言提到：

「在保險總額的安排(placement of coverage)以及特定保險政策所應覆蓋的保險賠償範圍(coverage afforded by certain policies of insurance)問題的磋商過程中，皮茨頓公司與保險公司之間存在分歧；此外，在1972年2月24日確定的一項保險政策問題的磋商中，他們也存在分歧。」

兩公司在關於「保險總額安排」問題的磋商中究竟存在何種「分歧」呢？爲何在「1972年2月24日」，離災難發生僅僅兩天時，他們又確定了另一項保險政策呢？直到一段時間後，我們才找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霍爾法官的日程表中，5月1日到9月1日之間，是雙方的宣誓作證期。我們便向皮茨頓公司的法律顧問發出書面的請求作證申請，要求提取皮茨頓公司的總裁卡米西先生、副總裁凱比利斯先生以及其他五位皮茨頓公司或布法羅礦業公司的職員的宣誓證詞。取證的起始日期爲5月1日，地點最好是在我們律所在華盛頓的辦公室。

此外，我們還完成了在提出更爲具體的損失賠償請求方面的準備工作，這是對於皮茨頓公司要求我們對各原告遭受損失做出更具體陳述動議的迴應。

我們爲完成這一任務忙碌了數月，在此期間一直在收集每個原告的損失額度的信息。我們決定好好利用這些採集的信息，尤其是人們對於災難當天的回憶——這些更爲明確的陳述，將人們在精神和情緒方面遭受的痛苦娓娓道來，成爲體現心理創傷和生還者綜合徵的最初細節素材。

所有這些受害者的追憶故事都予以呈交法庭，同時送達了皮茨頓公司。這些材料有整整兩卷電話號碼簿那麼多。這兩卷，就是全部並且完整的了，我們一點也沒落下。在原有的起訴狀中，我們是不可能提交一份這麼長的文檔的。正是皮茨頓公司堅持要求我們對案件細節情況做進一步陳述，我們才得以將其呈交。這不是一份普通的法律文件，它是觸動人心，而非訴諸理性的。從每一位受害者的角度來訴說這次災難，必然是聲淚俱下的效果，正如丹尼斯·普林斯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樣。

在我和丹尼斯·普林斯見面之前，我早聽聞了他的名字，山谷裏的很多居民對他的痛苦處境都有所瞭解。查理·考恩在頭次向我描述他時是這樣說的：那個經常在災後來這個加油站，買完香菸後突然佇立良久，目光呆滯地投向前方的男人。他時常點起他的香菸，目光停在我的上方，卻一句話也不說。來回山谷多次後，我告訴丹尼斯，他隨時可以找我談談，而我會隨時都在。他說自己還不能談起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準備好了，我便將他的這些故事錄了下來：

「沒有任何預告，就來了。

「那些人說他們有事先預警，但是我們營地沒有收到任何預警。我擡起頭看這條溪時，能看到的所有就是黑茫茫一片。接着，我的妻子開始大叫：‘一座屋頂衝下來了！’我跑向門口，看到小河中有一堆垃圾被背後的屋頂推着往前涌。

「接着河流中的水就漫上了道路，又穿過道路蔓延到球場上。我叫孩子們什麼都不要帶，趕緊離開房子。我向他們大叫，‘水壩垮了，我們只有爬到山上才能活下來。趕緊離開這裏，如果不爬到山上，就會被淹死的！’

「我叫上了兩個小兒子，18歲的湯米和13歲的達瓦納, 帶領他們奔向山的方向。我和妻子說，山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有到山上纔有活路。我們緊隨着孩子們趕到了院子裏，球場已經是汪洋一片，但我以爲我們能跋涉過這片水地，到達山那邊。

「我和妻子離開我們的拖車房還不到十英尺時，竄升的水流就將拖車房的地基一把卷起，水圍繞在我們的大腿四周，又要從腳底把我們掀翻。很快，水又齊腰深了。

「這時我的大兒子，我那一直都沒走出拖車房的小丹尼斯，看到了我們的處境，朝着我和妻子的方向大叫讓我們回去。但是，水太急了，我根本抓不住我妻子，她開始向遠處飄去。我衝兒子大喊：‘我拉不到你媽媽了！’當我再回頭看時，我看到整座山，像一座水做的山，都在朝我們的方向飛來，席捲着一座座的房屋。我又叫道，‘我抓不到她了！’

「就在這時，我家安裝了配電器的電線杆突然倒在我之前所站的地方。不是我離開了的話，它就正砸中我腦門，直接把我砸死，而我根本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的妻子大叫‘電線掉下來了’,而我這時重新抓回了她，水已經齊我們腰深。我們的車庫裏漂出來一輛小車，我努力想把她架在引擎罩上，但是失敗了。這時已經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抓住的，而她隨時都有可能又被沖走。

「這時，我看到班克斯先生家的房屋沿着車庫下方的場地處飛來，在改變了方向後，開始橫穿這片場地。班克斯先生是我的鄰居，而他這座六居室的房子擊中了之前我想讓我妻子攀上的那輛汽車。汽車被撞得離我們比較遠了，隨後就沉沒下去。被擊中的地方恰恰就是我們剛纔想爬上去的地方。

「緊接着，我那棟屋子的前廊又衝我妻子飛來，我趕緊把她拽到一邊，讓她‘爬上前廊，爬上去’。她卻在之前就告訴我‘我的腿感覺像斷了’。我想也許是汽車或者前廊撞過來時把她的腿弄斷了。‘親愛的，行行好吧，用你的那條腿，’我說道。我用手臂將她環抱住，但房子漂走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我們沒來得及爬上前廊。我讓妻子算好時間，我們到時就朝着房屋的最後一部分往下跳。再差那麼一點點，我們就抓不到房子的邊邊，但幸而還是抓住了。雖然邊上的地方並不十分牢靠，但夠我們倆人抓住。

「接着，我又跟妻子說，只有爬上房子的頂部，我們纔有一線希望。兩次我都試圖將她送到前廊上，但她沒法好好抓緊那個地方，我還需要再舉高一點她纔可能抓緊。但是，每次我把她舉到一個位置，轉身準備調整好再發力時，她就又滑落到水裏了。水竄上去，淹沒了她的身體，我明白自己必須要做到。

「你當時真是一分鐘都不能耽誤，所有的成敗都在一秒間。洪水發出極大的咆哮聲，講話時必須使勁叫喊。這場不會停下來的雷雨搶着迴應着你，它撕毀着營地，像暴雷一樣將房屋劈成碎片。我和妻子只能互相吼叫。

「我又朝她吼道：‘必須這樣！這次我一定得把你託上去！’當時的情況是，整個營地都朝我們的方向涌過來，而我根本沒時間擡頭看山上發生了什麼，只知道我們都以同一速度朝着那個方向流去。我從屋子上爬下來，到水裏來幫她。我到達她腳下，幫助她一起沿着杆兒爬上去。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把她弄到屋子上，那她一定活不了了。就是這樣的。但是，當我進到水裏時，水流瞬間把我衝開了。如果不是緊緊抓住了那根金屬桿，恐怕我就再也回不到房子上了。我努力把身體從水中拽回來，爬到了前廊上。

「我把妻子的手環在金屬桿兒的高處，和她說：‘親愛的，抓緊！我馬上就會弄你上來的，現在我得先上去，你千萬不要鬆開手！’我根本來不及說任何解釋的話，只是把她的手放在杆兒上，好知道就在那。我心裏想着，萬一水沒過了她的頭，我仍然能知道她的手所放在的地方，也就能找到她的人。

「於是我跳到了前廊頂上的地方，轉過身來拉她的手。但是，就在這幾秒鐘裏，什麼東西擊中了她，把她從前廊牆壁上撞飛，我夠不到她的手了。我爬上屋頂只不過九到十來秒，她怎麼那麼快就漂出去了呢。

「這時，她只是微笑着和我揮手告別。

「我跑到前廊的邊上，想要叫住她，但失敗了。當我趴下來，伸長手臂去夠她時，我的腳被什麼東西擊中了。我租的那個車庫地上有一個車棚，已經漂到了這個前廊的屋頂處，眼看就會把我從前廊上打出去。我只好挪開了一點點。

「等車庫漂過去了一點點，大約漂走了離屋頂大約十英尺遠吧，前廊又空出了一些可供我停留的位置，於是，我又回到前廊裏，並嘗試再一次與我的妻子聯繫上。就在我下去並往下伸出手，讓她抓住我的手，就在我朝她吼叫的時候，那個錫制的車庫散架了，我看到了她的頭髮。她是個四十二歲的女人，以前有着一頭紅髮，但上年紀後顏色變淡了，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金髮女人。

「我看見她的頭髮漂在黑色的水流上，就在那裏，我就不停地往那裏跑。我知道如果我能抓住她，她一定能直接上來的。但是，接下來她好像是沉沒下去了，我盯着想等她的頭髮再次浮上來。但她再也沒有浮上來過。

「在這個時候，一陣巨大的水浪撲過了丹尼斯所在的那棟房子的屋頂，他隨着屋子一起加速往前了。丹尼斯爬上了屋子仍然露在外面的部分，但房子接着就撞到了一個山崖上。

「就聽‘哐’的一聲巨響，屋子的前廊像被肉片機削掉了一樣，不見了。我連一塊飛起來的木板或碎片都沒有見到。屋子繼續以三十五到四十英里每小時的速度急速往下衝，而我被卡在屋頂上。

「接着，屋子又向一片樹叢飛去。當煙囪被撞飛的時候，我回頭看到飛起來的磚頭就像是在一片泥漿的灰塵中，被塗抹在一起，飄在大約十英尺高的地方。

「這時，我就在這個前廊和一半都被沖走了的房屋上。我往下看時，可以看到屋頂椽子裏的水流，我滑下屋子，把手放在之前煙囪所在的地方。這個地方有一個房屋的縫隙，但我的手指也不敢探得太深，擔心它會被什麼飛來的木板或其他東西削掉。

「房子這時漂到了一座橋附近。在這麼一堵由木板和伐木組成的牆面前，水流已經開始溢出橋面的兩側。不論是從我在的橋這邊，還是橋那邊，離山上都還有很遠的距離。屋子漂流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心裏想着：好，就是這樣，我等會就跳到那根杵得最高的柵欄柱上，就好像完成橄欖球賽中的阻截動作一樣。 接着，急流又捲起了這座房屋，房屋的前端就被橋給削掉了。

「我再往下看時，看到高處約三十英尺的地方又飛過來一座橋，我好像是徑直向這座橋撞過去了。當時我就在這條河的正中央，我覺得很可怕。我不是那種膽小的男人，但那時真是非常害怕。這時，水裏的廢料又把我捲起並拋出很遠，我落在了小河左邊(往下游方向的左手邊)那段鐵軌的路基上，就這樣從那股直直地奔向那座橋的水流主道中出來了。然後，忽然又有什麼東西從這間屋子中穿了過去，我又被拖回了河流中。我本來已經做好了跳起來的準備，但這一擊使我的身體失去了平衡，我又沒有成功。等到房屋稍微穩下來一點，略微恢復到原位時，我又開始衝刺跑起來，並開始在心裏祈禱。等我跳完回頭看時，我發現自己跳出了大約足有20英尺高，從水面上越過大約80英尺纔到了草叢上。我返身把一隻鞋子穿上，看到我剛停留房子的屋頂和橋被互相撞得粉碎，被撞的位置大約是我所在位置以下幾百英尺處。」

丹尼斯接下來馬上開始尋找他的孩子們。他在他們以前所住的山上找到了兩個孩子。湯米首先把達瓦納弄上了河岸，但緊接着，房屋的一角漂來並撞到了他的背上。他也爬上了岸，但受傷非常嚴重。後來終於來了一架直升機，並把他送到了醫院。爲了保住湯米的生命，醫生切除了他足足六十三英寸的小腸。

雖然小丹尼斯還沒來得及走出家裏的拖車房，房子就被水沖走了，但拖車在山谷裏並沒有漂流得太遠就在一座山邊靠住了，小丹尼斯走出房子的時候，也沒有受傷。

接下來的九天裏，普林斯先生都在搜尋他的妻子瑪吉。他在廢料堆和其他一切東西中挖掘，想知道她還活着。他不斷聽說又有人從汽車裏、從漂流物下等地方找到了活着的人。他向每個人詢問是否見到過她。每個人都認識他的妻子，那是個極其和善的女人，在艾蘭溪商店做提現服務員。九天後，人們在阿姆赫斯代爾地區的房屋碎片和垃圾中找到了她的屍體，距離他們在朗戴爾的家所在的山谷大約有五英里遠。

普林斯先生所遭受的切實折磨，在我看來代表了所有生還者們的痛苦。因此，我在起訴中的表述是:原告丹尼斯·普林斯及其他原告，在此起訴被告皮茨頓公司。我把丹尼斯·普林斯列在了我們幾百名原告的第一位。

除了引述了每個倖存者的故事外，我們在更明確陳述中還引述了我們精神病學專家的發現，這些引述幾乎是逐字逐句的。這時，我們的約瑟夫·利夫頓博士和其他兩位專家，約瑟夫·布倫納博士、羅伯特·J. 科爾斯博士已經到達山谷地區，向部分原告瞭解了一些情況了。根據利夫頓博士的報告，此次災難造成的心理層面的影響，和他以前在廣島瞭解到的情況相似。儘管經歷一場洪水和經歷原子彈爆炸完全是兩回事，但倖存者們卻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的反應，這本身就說明水牛灣地區的災難對人們造成了極端的摧毀性影響。

根據利夫頓博士的解釋，水牛灣地區災難中每一個倖存者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生還者綜合徵的以下五大症狀。

第一個症狀是死亡記憶及其造成的死亡焦慮。死亡記憶，包括各種與死亡、死去和大規模毀滅構成不同關聯的記憶和印象等。他們不僅被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更是被巨大的、不可接受的死亡的各種形式緊追着。他們內心殘留着對死亡的強烈焦慮，他們感到害怕，極爲脆弱，對任何生命的不確定和不可靠都極爲敏感。對於整體的外部環境，包括自然本身，他們都覺得是充滿危險、致命而非可以維繫生命的。對我們來說，雨點滴落聲像音樂，給春日的花草帶來生命，在他們看來，雨點是死亡的鼓聲，使他們升起對另一次水壩災難的恐懼，對洪水、死亡的恐懼。

死亡歉疚，是生還者身上的第二種症狀。生還者會因自己的存活和他人的死亡的對比而自我譴責。這種情緒像一種瘟疫，無論多不可理喻，他們都會覺得自己可能或應當把他們死去的至親們救回來。他們同樣會認爲，自己的命是用他人的命償來的，別人的死亡使得他們得以生存。受到這種情緒折磨的人們，包括看着戰友在戰場喪命的士兵、見證家庭成員紛紛患上癌症的小孩，以及車禍中的唯一倖存者，他們從來都不能真正地原諒自己竟然還活着。同時，他們又忍不住爲他們有幸還活着感到欣慰，但這僅僅會加強了他們的罪惡感。

心理麻木是第三種症狀。他們在各方面的感知能力都將下降，表現出諸如冷漠、退縮、抑鬱等種種限縮自己生活的行爲。心理麻木可能是所有的災後反應中最爲普遍的一種了。從某種程度上，這是他們在災難發生時所做出的「震驚」反應的延續，是他們保護自身心智受到周遭死亡現象強烈影響的防禦方式。水牛灣地區的災難過後，心理麻木現象在人們中仍然普遍，因爲大家都需要保護自己不受到死亡記憶、死亡歉疚的困擾。他們不再參加團體活動，不再參加任何類型的活動，互相保持距離。或者，他們採取另外一種方式——不斷地活動，就像羅蘭·斯塔騰先生那樣，他回到礦井，不停地工作，直到身體透支，才能尋得精神層面的安寧。

第四種症狀則是遭遇困境的社交關係。面臨生活驟然間的全面性毀滅，倖存者們有受害者的自我意識。他們非常需要幫助，卻對於任何人們的同情和幫助都表現出高度質疑，因爲這些無不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弱小。他們格外需要來自家庭的親密，卻又特別容易表現出讓人討厭的一面，因此加劇了彼此之間的憎恨和恐懼。這些感情通常會表現爲人們婚姻的破裂、性無能、無名的憤怒感，他們還會認爲每件事、每個人都很可疑，抱有生活本身就是一場騙局的整體感受。

第五種症狀是生還者會試圖尋找他們這次死亡體驗的意義所在。在許多災難中，由於深信他們的經歷是上帝的旨意或者受到某種更爲深遠力量的影響，倖存者們內心會獲得一種慰藉，至少，他們也能無奈地接受這段經歷。但是，這一次的災難並非天意，而是人爲，倖存者們無法爲此找到合理或正當的解釋。他們的遭遇無法得以化解。

利夫頓博士發現，經歷過水牛灣地區災難的人們，無一能逃離以上五種普遍的災後心理模式和心理衝突的折磨。更糟糕的是，這次的問題還更爲嚴重。這次災難非常的獨特性在於其突發性，其對有限範圍內地域形成的摧毀性影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整個社區結構的解體。不像席捲某個城市裏三塊小街區的一場颶風，也不是英國艾伯凡那場造成衆多孩童死亡但社區其他人員完好無損的礦難，水牛灣地區的災難摧毀了一切，整個社區都未能倖免。災難留下一片無法再建的廢墟，一片沒有任何生命和希望的死寂。不要想着搬到下一條街道或者換個小鎮重新開始，因爲整個山谷都不復存在了。

當我們提交以上這些更爲確切的關於原告損害賠償請求的說明時，我們新增了兩百名原告，現在原告總數達到了625名。總共的索賠數額，包括新增原告的索賠，從原有的5200萬元增加到了6400萬元。

就在將以上說明和新增訴求提交給法院時，我們接到了《紐約時報》駐阿巴拉契亞山脈地區的報道記者本·富蘭克林的電話，他希望和我們談談這次訴訟的事情。我正好急切盼望《紐約時報》能寫寫關於我們案件的報道呢。這樣的文章並不會影響到查爾斯頓市的陪審團，因爲西弗吉尼亞州那些可能被挑選爲陪審員的都很少讀到《紐約時報》。但是，很多皮茨頓公司的股東，公司在紐約州的管理層及董事們，都是《紐約時報》的讀者。我想讓這些人瞭解到這起案件的進展，以給皮茨頓公司製造壓力，迫使他們提供公平合理的和解方案。皮茨頓公司在紐約州的管理層們對這次災難的可怕程度的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我的預期。如果他們聽聞的都是從公司內部律師那裏得到的，關於原告訴求只是「信口開河」的信息，他們當然無法認識到倖存者所遭受的這些精神折磨了。

然而，我對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訪談尚有疑慮。在案件尚處於法院審理階段時，律師執業準則對於律師能向媒體披露的信息作出了限制。一般來說，律師不應向媒體披露其案件的審理情況。但是，由於本案和引發本案的事件已經成爲媒體廣泛關注的焦點，因此，確實已經無法制止媒體對我們代理的公衆訴訟進行報道。出於以上原因，我們決定，對於本·富蘭克林或者其他前來採訪的記者，我們都將向其提供在聯邦法院列爲公開文件範圍的文件副本，而非告知他們再跑去查爾斯頓借閱這些文件。這樣，本拿到了我們的起訴狀、各類動議文件、新增的訴訟請求以及篇幅鉅製的更明確的原告受損聲明文件。

本馬上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標題爲「洪水生還者們起訴皮茨頓公司——原告訴求高達6400萬——爲他們的生還者綜合徵損害索賠」的文章。現在，公衆會認爲這場訴訟的原因在於原告受到了「生還者綜合徵」的折磨，而並不是由於房屋和財產的受損。

文章起到了應有的效果。皮茨頓的管理層馬上接到了他們的股票經紀商和股東的電話，他們是來詢問這場訴訟到底是關於什麼，生還者綜合徵又是什麼，爲何現有索賠額是6400萬美元而非5200萬美元的問題的。

皮茨頓公司對這份更爲明確的聲明感到不悅，對於我們仍未將每個原告的損失金額逐個列明尤爲不滿。對此，他們向法院提出了反對意見，並請求法院下令要求我們更加細緻地說明我們的索賠金額。我覺得皮茨頓公司的這一戰術是個錯誤。皮茨頓公司的請求在法律層面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確沒有說明每個原告的每一項損失的金額，如果皮茨頓公司希望瞭解此點，根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它有權通過提取宣誓證詞以及書面質詢問題這兩種極爲高效的方式來確定這個金額。

然而，正因爲皮茨頓公司向我們更爲確切的聲明提出了反對意見，法官才被迫要去閱讀我們鴻篇鉅製的災難故事，因爲只有這樣，他才能確定我們是否就每個原告的損失都提出了充分的請求。對於當事人提交的材料，不到當事人就其提出動議時，法官絕不會主動去閱讀。所以，皮茨頓公司的新動議意味着霍爾法官將會在案件非常早期的時候就瞭解到原告倖存者們的故事。現在，他就會瞭解到，在原告的補償性損害索賠請求中，精神方面的折磨，生還者綜合徵或者說精神損害——不論做何種稱呼——纔是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