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照顧好我的孩子」

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往返於以下路線：驅車前往華盛頓的國家機場，登上皮德蒙特航空公司的航班，在查爾斯頓下飛機，租一輛汽車(最好租一輛緊湊型小汽車——我沒法在路上開好大型車，輪胎一直滑出狹窄的路肩)，開進山谷，翻過凱利山，經過艾蘭灣(Island Creek)的篩煤樓，路過幾個燃燒中的矸石堆，穿過運煤的軌道，經過阿姆赫斯特煤礦公司的篩煤樓，到達查理的加油站，將車停在淤泥裏，走進我的「辦公室」。

此前我已經決定用查理加油站的一間儲藏室作爲我們的辦公室。衛理公會的教徒曾提議用他們衛斯理教堂的建築作爲我們的辦公室，但是由於查理告訴我一些非衛理公會的教徒去那裏可能感覺不太方便，我最終婉言謝絕了他們的提議。我不知道查理這麼說到底是事實，還是爲了能更好地觀察我和哈利。不管怎樣，他的加油站的位置對人們來說更爲便利，因而也就成爲了我們的停靠點。

查理的加油站是一間小小的白色煤渣磚建築，屋頂附近還清晰地殘留着災難留下的黑廢水的痕跡。大水曾衝進加油站的後門，毀掉了牆上儲存的絕大部分食物和糖果。現在查理的貨架又堆滿了香菸、各種糖果、麪包、餡餅、杯形蛋糕、薯片、玩具及汽車配件。他甚至還從災後廢墟中撈出一些舊的釣魚用具。在每年州漁業機構在溪流中放養魚苗後，這些漁具被用來捕捉水牛灣污濁的河水中存活下來的鱒魚。他的冰箱又開始運轉起來了，並已經塞滿了蘇打汽水、果汁、牛奶和冰激凌。這不大的加油站辦公室實在是孩子們的最愛，是各個年齡段孩子們嬉戲的場所，也是礦工們的一個樂園——他們經常來爲他們的運煤大卡車加油，並隨手買幾根香菸、幾罐可樂和一些糖果捎給其他的工友。

辦公室後面是面積小得多的儲藏室，成箱的可樂和一盒盒糖果堆至房頂。屋裏也放置着一個超過六英尺高的黑色大櫃子和一個龐大的灰色空氣壓縮機。查理還在屋裏放了一隻文件櫃、一張小桌子和一把座位已傾斜、隨時可能把我從上面摔下來的木製舊辦公椅。天花板上吊着一隻光線微弱的電燈泡。

當我坐在這間擁擠的小屋裏與這些經受了苦難的人們交談時，屋裏的空氣壓縮機經常會突然地轉起來。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裏，壓縮機的嘶嘶聲令人十分不安。而對這些仍然沉浸在災難恐懼中的人們來說，這種聲音更加難以忍受。

通常，人們找到一個藍色帆布的小沙灘凳或可樂箱坐下，我便開始瞭解他們的詳細經歷。「請告訴我你失去的所有一切。呃，把你能想起來的都儘可能告訴我。我明白這不容易，我也希望能有其他辦法，但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完成這次調查。彆着急，要不你回去想想，把主要事件列出來發給我們。大壩崩塌時你在哪？之後發生了什麼？我們非常遺憾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如果現在實在沒法細說，我們改時間再談也好。那麼，你買房子花了多少錢？跟誰買的？」諸如此類，持續一整天。

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單獨與他們交談。之前我僅在體育館跟同事哈利一起見過他們一面，當時我站在一張長桌後面。現在我們可以促膝而坐，我也開始察覺到災難給人們帶來的嚴重創傷。他們完全被打垮了。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刻畫着被這場災難摧毀後的傷痕。他們很難坐直身子或長時間的交談，在談話時常無法集中注意力，或者會經常避開我的注視。淚水也時常會沾溼他們的雙眼。

羅蘭·斯坦頓和我擠坐在辦公室裏。我前傾着身子，以便聽清他的每句話。他之前住在西弗吉尼亞州朗戴爾鎮20號。朗戴爾鎮是一個由約一百名煤礦礦工家屬構成的規模不大的社區(營地)。多年以前，朗戴爾以及水牛灣地區的其他營地及其房屋均由煤礦公司所有。後來，工會通過阻撓煤礦公司上漲房租的鬥爭，迫使煤礦公司決定將那些木製結構、徒有四壁的房子賣給礦工們。讓礦工們引以爲豪的是，他們通過辛勤努力、互幫互助，甚至在有足夠積蓄後僱人做工將那些房子變成了真正的家園：裝上室內浴室，或新的電路佈線、「踢腳線」、電暖器、新地板、新房頂，用於保暖的新護牆板，或者新的門廊，甚至新的房間。羅蘭和他的妻子格拉迪斯花了七年時間重建他們的20號房——新添了糞池、鑲板、保溫層、護牆板、新的房頂和暖爐以及車庫。它不再是原來的煤礦營房了。

整個水牛灣地區的煤礦營房也不再是真正的營房了。它們還保留着原來煤礦公司所起的名字，從位於中部支流的谷地頂端延伸至位於曼恩的谷地出口處——包括桑德斯、帕迪、羅拉度、科蘭尼克、朗戴爾、史杜威、克賴茨、拉特羅布、羅賓耐特、阿姆赫斯代爾、貝科(萊利)、凡科、布萊霍姆、艾克維爾、克朗和基斯特勒。但不同的是，屬於煤礦公司舊營房特有的那種單調和絕望消失了。災難發生前，這些社區充滿着生機活力，人們擁有並修繕着自己的家，滿懷欣喜和憧憬。

1972年2月26日寒冷的清晨，羅蘭正在家中睡着懶覺。那天是星期六，煤礦並不開工。格拉迪斯也正在他身旁熟睡。凱文，他們還不到兩歲的兒子，正在隔壁房間睡着。他們的房子並不大，只有五個房間和一間浴室，但已足夠容納他們一家三口，以及幾個月後將要降生的第四口。隨後，「人們的尖叫聲，以及水的咆哮聲」響徹水牛灣山谷。羅蘭猛地從牀上跳下來，奔向窗口。排山倒海的黑水正向他們的房子衝來。幾個月已經過去了，這一場景至今仍無法從他腦海中抹去，哪怕一分一毫。

「我跑回臥室，穿上褲子，趕到另一個房間，一把抱起我兒子，這時候我家後面那棟房子已經撞上我們的房子，我們的房子已經開始晃動。當時我妻子穿着睡衣，我兒子穿着襯衫式長睡衣和紙尿褲。

「我們向房子的左側跑去，因爲那時那裏水還沒涌進來，可是，當我們跑進客廳時，水已經有我脖子那麼深，我扛着兒子趟着水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我對我妻子說：‘我們必須從這裏出去。’

「隨着後面那棟房子不斷撞擊着我們的房子，屋裏的窗戶已經被撞碎，我從房子左側爬出了窗戶。我在爬窗時劃破了一隻腳。那是個鋁製的窗戶。當我在爬窗時，我看到我家的車庫就在窗外，可當我爬上窗口時，車庫卻不見了。就那麼消失了。我只得試着抓住窗戶上沿，當我向外爬的時候，水流有些把我往上拍，我還沒意識到便已經帶着兒子到了屋頂上。

「那時我妻子正懸在屋檐下，我試着拉她上來，可她有點重——要知道，她已經懷孕大概五個半月了，而且她本就是個骨架寬大的女人，唉，從她的位置把她拉上來並不會很費勁，可是她確實太重了。

「我便用左手去拉她，試圖把她拉上來，右手抱着我兒子。他正在大哭，他發覺情況不大對頭了。他就這麼不停地哭着，而正在我拉我妻子的時候，唉，突然一下我手裏抓空了。要知道，由於房頂和房子山牆的形狀，加上她又拽了我一下，我便突然向前一傾，跟兒子一起落入了水中。我聽到妻子喊道：‘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怎麼辦？’我跟她說，‘能抓住什麼就抓什麼，什麼都行。’那時，水已經很深、很洶涌了，唉，我一下就離她有二十或三十英尺遠了。

「當我回過頭來再向她看去時，只聽她喊道：‘照顧好我的孩子！’隨後，她便消失在我的視線裏。我就聽到她說了這麼一句話。那是我與她的最後一面。

「我抱着兒子隨着水流前行，由於水裏充斥着那些黑色的污物和雜物，我什麼也看不見，只見一片模糊，一切都是模糊的，但我知道兒子還在身邊。我們倆在水裏不斷往下沉，我緊緊抓着他，使勁把他往上舉，同時也讓自己盡力往上浮。

「我們就在水中從一邊被衝到另一邊，然後我就抓住了一隻從汽車或別的地方上脫落下來的輪胎，它充滿了氣，鼓鼓的。我緊緊抓着輪胎的中心，它漂到哪兒我便到哪兒，從一邊被衝到另一邊。我感覺內臟都要被震碎了，眼球都要被擠出來了，而呼吸，根本沒辦法呼吸。

「在隨着水流一路往下衝的過程中我把孩子給丟了。我不記得丟在哪兒了。

「等他不再大聲哭的時候，他已經喝了太多水和其他東西——我不知道他最後發生了什麼。」

隨着羅蘭被黑色的水流衝向山谷下游，他不斷受到「木頭、碎片、汽車和其他東西」的衝擊、擠壓。他本來抓着一隻輪胎，但他很快意識到「我漂得太快了，還不斷上下簸動，我覺得我必須放開那個輪胎了。」於是他放開了輪胎，剛好及時避開了一條橫跨在河上的輸水管——「我實在不知道是怎麼從管道下面過去的。」然後，他抓住了一個冰箱架上的接地片，但是「它滑了一下，我就不知道它去哪兒了。隨後我被一些木頭纏住了，仍舊被水流從一邊衝往另一邊，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裏。我什麼也看不見。」

然後，隨着山谷變得開闊起來，水流也分散開來，並「逐漸放緩了」。羅蘭奮力地攀住一輛卡在一箇舊矸石堆裏的汽車。「在行進過程中，我猛地抓到一個連着車輪的車軸，便將它緊緊抓住。我根本沒法呼吸。我完全體力透支了，盡力抓住我能抓到的一切東西。」最後他艱難地翻過那輛汽車，從洪水中爬了出來，爬到了鋪滿煤渣的矸石堆上。

「我便躺在那裏，試着感覺我的身體和四肢，但什麼也感覺不到。我覺得很冷。在我用盡力氣爬向那輛車的時候，我注意到有根刺紮在我身上。我知道有東西紮在我一邊的身子裏。矸石堆上堆着很多的木頭和其他東西，那些東西壓着那根刺，它越扎越深，我拔不動。然後，你知道，我就向一邊猛地把它拔了出來，它便在我身子上留下了一個大洞。

「我就一直躺在那煤渣堆上直到有人救了我——我不知道我在那躺了多久，什麼都不知道，最後有人過來發現了我，用毯子把我裹起來，把我送到了山上的教堂——上帝的教會。我便待在那裏，一直裹着毯子，我知道很多人也在那，因爲我聽到了他們談話的聲音。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有人倒了咖啡給我，問我需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能爲我做的，我根本沒法回答。這一切，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

潮水般咆哮着的黑色洪水用了不到兩個小時就席捲了綿延17英里的水牛灣山谷和其間的16個社區。許多人在洪水沖垮他們的房屋時當場就溺亡了。中部支流河口處的桑德斯已被徹底夷爲平地。那裏的20棟房屋和自由浸信會教堂都不見蹤影了。

另一些人雖然躲過了洪水的直接襲擊，但他們攀附的房屋或其他物體隨着洶涌的水流急速地撞上了橫跨谷底兩側的鐵路高架橋和公路橋，導致他們不幸身亡。傑西·奧爾布萊特是一名堅韌強壯的礦工，他看起來也很強悍，總是嚼着一大團菸草，把腮幫子撐的鼓鼓的，他在水災中抵達了山上的安全區域，但他卻記得有幾個女人沒能上來。

「我轉身沿着普羅克特山谷向上跑，經過了廢棄的變電站。我轉過頭來，看到一棟房子撞上了大橋，接着第二棟房子也撞了上去，然後是第三棟、第四棟。那些房子不斷堆積，在那些房子全都撞上大橋之後，我隱約看到一棟拖車住房從後面漂了過來。

「有三個女人站在裏面，在一扇很大的觀景窗裏面。她們站在窗子前，我看到她們的嘴在動。我猜她們在大聲叫喊。

「然後，拖車房撞上了堆積在大橋前的其他房子，我想可能是因爲碰撞的壓力和衝擊力是向下的，拖車房和裏面的三個女人就突然消失在那些房子下面了。我再也沒能看見那棟拖車房。」

儘管許多人在猛烈的洪水沖垮他們的房子之前就抵達了高地，得以生還，但他們一直受到在洪災中所見景象的困擾。他們不得不站在山上，無助地看着他們的朋友和鄰居，抓着任何他們所能抓到的破碎物品，扯着嗓子求救，活生生地被湍急的水流卷向下遊。詹姆斯·摩根在煤礦幹了二十六年，後來由於背部受傷被迫離職。「就在洪水衝向我們之前，我看到兩個小孩趴在一張牀墊上被水沖走了。他們全身都是血，哭喊着大聲求救，‘嘿，先生，救救我！救救我，先生！’可是我什麼也做不了。」

利若伊·蘭伯特是個只剩一條腿的礦工。在一次礦難中他失去了一條腿。現在他又失去了他的柺杖，但他仍然在洪水奔涌而來之前爬上了他家屋後的石板廢料堆。「當我們往石板堆上爬的時候，我們聽見一聲尖叫，然後我們回過頭，看到賈森·貝利的小兒子嚎啕着求救，可是他落在水裏，離我們有三十、三十五或四十英尺遠，我們根本沒法夠到他。」

雷克斯·霍華德從1929年就開始在煤礦工作，但黑肺病和背部骨折導致他最終於1971年退休。他也幫不了那些孩子們——「落水的孩子實在太多了。我聽到他們被水衝到我家門前時發出的哭喊聲。」

生還者們看到不計其數的屍體順着水流漂過，他們的房子和財物也被洪水捲走。奧拉·梅·哈古德，一位教師，回憶道，「我們跑着，非常害怕，試圖找到一個我們認爲安全的地方。當我們從山上回來的時候，恐懼、驚駭籠罩着我們。

「在經歷最初的打擊，洪水漸漸消退的時候，我們只是無助地站在那裏。我們只是站着，看着眼前發生的一切，一言不發，如同恍惚了一般，非常麻木。眼前會有房子漂過，汽車漂過，甚至你會看着自己的房子坍塌，被水沖走。你會看到鄰居的房子漂過，那是他們努力工作了很久才換來的一切。

「然後你開始考慮有沒有人在那房子裏？是不是所有人都逃出來了？各種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無法想象洪水的力量有多麼巨大。

「我們就那麼無助地站在那裏，什麼也做不了。

「我記得這麼一段話。有人說到，‘喔，郵局被大水一路衝到了女郵政局局長的房子前面。’然後他們對女郵政局局長說，‘你不用再去郵局了，郵局現在就在你家門口。’我們說着這些玩笑話，只是爲了不讓自己的精神徹底垮掉。

「開始我們哭不出來，實在哭不出來。我們完全被恐懼、成片的廢墟和各種坍塌的東西嚇呆了。兩層樓的房子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如同發生了連鎖反應。」

之後，隨着洪水退去，屍體開始顯現出來，人們也看到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的場景。奧拉·梅·哈古德又說道：「我們剛從山上下來便看到我們房子旁邊有一具屍體，就在我們房子緊鄰的路上。有人叫我們去辨認屍體，我想這可能是因爲我丈夫是高中老師，我是小學老師，我們兩個有可能會認識死者。但是屍體實在是太黑了，我們根本無法辨認。沒辦法，根本沒辦法——它看上去簡直太可怕了。

「他們覺得死者可能是個黑人。後來才發現所有遇難者看起來都是那樣的，又油又黑，他們臉上的表情寫滿了恐懼。如果你曾經見過死於非命的人，你會知道那跟在殯儀館見到的着裝乾淨整潔的死者完全是兩碼事。在這裏，你能在他們睜開的眼睛、歪着的嘴裏看到恐懼，那實在是太恐怖了。」

很多時候，生還者們一開始連他們自己的親人都辨認不出來，黑色的煤渣使遇難者變得難以識別。

對存活下來的人們而言，苦難僅是剛剛開始，隨後的日日夜夜裏，他們本已脆弱不堪的心理變得愈加沉重。許多到達高處的人們在沒被損毀的房子裏聚集起來。災難過後，人們還記得跟他們一起擠在山上各處房子裏的人的確切數目。他們反覆地點着人數，確保每個人都活着。赫爾曼·斯迪爾納的屋子裏有三十七個人。埃塞爾·斯帕克斯去避難的四室房子裏有十七個人。查理·沃爾斯的房子在谷地一側的高處，他家有十九個人。

多麗絲·馬林斯所在的房子裏有四十二個人，不包括一個從水裏救出來的老太太。人們在房子裏眼睜睜地看着她在極度痛苦中停止了呼吸。根據馬林斯太太的回憶，「黑廢水使她的呼吸很困難，似乎她身上的每根骨頭都斷裂了。她的身體腫脹着，整個人處於驚恐中，一直在乞求上帝把她帶走。我們實在幫不上她什麼，只能盡我們所能。我們試圖讓她暖和起來，給她蓋上毛毯。她一直咳嗽，驚叫，乞求上帝讓她脫離苦難。」現在孩子們都不敢去那個房間了，他們管它叫「鬼屋」。

許多其他抵達高處的人們則一直毫無目的地走着，從白天直到夜裏。有的人搭起臨時的避難所，木頭搭建的沒有供暖設施的小棚擠滿了倖存下來的人們，搖搖晃晃；有的人則圍坐在火堆旁，凍得瑟瑟發抖。退休礦工山姆·貝斯登還記得人們在山坡上的情景：「山坡上點起了火堆。一大羣人聚集在那裏，我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人。人實在太多了，想數也數不清楚。有孩子，有女人，也有男人——有的全家都在那裏。

「有個年長的黑人坐在那裏渾身發抖。我拿來兩條鐵路上用的繩子，把它們添到火堆上，幫他取取暖。可是他很快就去世了。」

整個星期六，直到星期天，成百上千無家可歸的人們在近乎(如果不是徹底的)驚恐狀態中漫無目的地輾轉着。有的去到朋友的家中，有的趕往位於山谷谷口的曼恩。甚至直到星期天下午，失散的親人們還是幾乎無法得知他們的家人是否倖存下來。

朱利安·斯卡爾夫向我講述了他花了一整天尋找他叔叔和嬸嬸的故事。國民警衛隊讓他先到醫院和停屍室去「搜尋他的親人」。「我們四個人去了停屍室……那時那裏有二十六具屍體，全都扭曲着，還保持着他們死時的樣子。死者裏面有嬰兒，有兒童，有老人，各個年齡段都有……他們全都是黑色的，身上纏着垃圾……我們出去的時候，我哥哥和同行的另兩個人的臉色都極爲蒼白，我想我也是一樣。我們剛從停屍室出去，就送來了一個大約十三歲的小女孩，她的頭幾乎全被截斷了。」

隨後國民警衛隊發給他一張通行證，他答應會將在山谷其中一塊區域發現的所有生還者的名字彙報給警衛隊。斯卡爾夫先生花了兩個多小時才走完一條通往山谷高處的五英里的車道，沿途的見聞令他感到驚恐萬分，「實在難以想象，房屋傾倒，拖車被毀壞，垃圾、木材和灌木堆積成山，幾乎每座橋基下面都有屍體。警衛隊士兵正從坍塌的房子中、黑色泥漿中和成堆的浮木中清理出屍體。遇難者的屍體在小河和道路上排成了行。士兵們將遇難者運上直升飛機和卡車。當我們走到據萊利約一英里處時，我看到有個死者正坐在一輛被毀壞的拖車車門口。」

幸運的是，斯卡爾夫先生找到了他的叔叔和嬸嬸。在他返回山谷谷口的路上，他看到沿着山坡有許多微弱的火堆，那裏「存活下來的人們身上都溼透了，他們烤着火，盡力取暖。」他第一個帶回了萊利營地有五十名倖存者的消息。

從嚴格意義上講，尋找遇難者的工作仍在所涉及的整個社區內繼續着。但是有的人將永遠無法知道他們的親人們到底怎麼樣了。有三具無從辨認的幼兒的遺體，已經被埋葬，他們的墓碑是這麼寫的：

這裏埋葬着三個人，

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和另一個男孩，

他們是1972年2月26日水牛灣災難的遇害者，

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但我們的天父知道他們是三個小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