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 山 媽 媽

在第一趟趕赴西弗吉尼亞州之前，我心中有一些擔憂。在我心中，「採礦業」、「西弗吉尼亞州」這兩個詞意味着死亡和暴力。就在不久前，喬克·亞布隆斯基，湯尼·博伊爾在競選美國礦業工人協會主席時的對手，與其妻女全家遭遇謀殺。水牛灣所在的洛根縣自身也有一段漫長而血腥的暴力史，早先有哈特菲爾德—麥考伊家族夙怨，近期有1921年那場發生在工人聯盟武裝創建人與縣治安官之間(背後的經濟勢力是當地礦商)的惡戰。

這種對暴力、未知的恐懼，早在1960年我奔赴密西西比州、亞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的鄉村小路時，就在我心中降臨過。當時我要幫助的是那些被剝奪選舉權的黑人們。那還是肯尼迪總統的任期，馬丁·路德·金被囚禁於伯明翰市，詹姆斯·莫瑞德斯(James Meredith)注3還在密西西比大學就學，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注4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家中的前廊遇刺。對一個外州人來說，那時去南部地區是件恐怖的事情。但是，在幾次飛往南方地區並平安歸來後，我感覺南部的形象並沒有報紙上報道的那麼暴力恐怖。這次，我也希望能在幾次往來西弗吉尼亞州後，克服心中的這種恐懼。

對於與倖存者們會面的事，我也抱着些許憂慮。從以前的民權運動經歷中我認識到，受到體制打擊的人們對於陌生人常懷有戒備。從前，我多次趕赴密西西比州，只爲了能與那裏的黑人們當面交談：在田地裏，在他們開着的拖拉機上，在他們的騾子背後，在他們的家裏，或者在黑人的教堂裏，在任何能遇到他們的地方，我都要堵住並與他們攀談。這個階段，他們還尚未建立對我的信任，甚至根本不會告訴我他們真實的故事。我從來沒有忘記過喬治·科頓，這個來自密西西比州克拉克縣的黑人教會了我：當他人害怕將心中的話告訴你時，只有堅持和耐心才能換來他們的信任。

當時，我傳喚喬治·科頓，就克拉克縣的選舉登記員多次拒絕爲他做選舉登記的事宜到聯邦法院出庭作證。然而，那一次他沒能到庭，而是住進了醫院。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才聽說，縣裏的某位當權者當時找到喬治·科頓並威脅他，如果他出現在庭審中，他的貸款就會被收回。喬治·科頓決定故意從拖拉機上摔下來，庭審那天就在醫院度過。

喬治·科頓沒能在第一次開庭審理中出現讓我感到沮喪。但是我仍然決意再嘗試請求他在第二次審理中作證。我將傳票交在他手中。他表示會盡量。當時，我們坐在他家的前廊上，我看着他的眼睛，向他露出一個微微的笑容，並告訴他我非常希望他能出現。他把雙手插進工裝褲的褲兜，看着我的方向，說：「我會盡力到庭的。」在離開前，我這樣說道：「科頓先生，我們看看這張傳票，上面寫着‘令你出庭’，而不是‘請您出庭’。但是，現在我，真誠地請求您的出現。」他不禁笑了，後來真的出了庭。在最後一次庭審結束後，他告訴我：「開始時我並不覺得自己可以信任您，但您第二次到我家並將傳票遞給我時，我就知道您是個可靠的人了。每次您再過來，都讓我更加踏實一點。」

對於哈利而言，我認爲，通過過去三年間的福利基金案件，他與弗吉尼亞州人民之間已經建立起了這種信任的感情。對於我們即將要見面的人們，我希望我與他們建立起這種信任的時間能比之前經歷的要短一些。

在飛往西弗吉尼亞州的前一天，我和哈利得知：洛根縣一名受少數原告委託的律師，阿莫斯·威爾遜，對於阿諾德波特律所決定代理水牛灣地區災難中的倖存者充滿了憤怒。此律師常在洛根縣代理礦業工人的工傷賠償案件、黑肺病案件，他認爲既然自己是縣裏首屈一指的原告律師，這些倖存者的案子就應當由他而非外地的什麼律所來代理。他甚至揚言威脅，說自己將會提起一場阻止阿諾德波特律所代理任何倖存者的訴訟。

如果阿莫斯·威爾遜真的訴諸法院並請求法院做出禁止阿諾德波特律所進行任何代理倖存者活動的禁令，這樣會造成何種後果，我們並沒有認真考慮過。我們倒是非常清楚，阿諾德波特律所並沒有做出任何不符合職業道德的事情，最高法院在不久前還提出了：諸如水牛灣地區公民委員會的此類組織有權爲其公民推薦特定律師。然而，最高法院對於法律的解釋是否已滲透並真的落實於洛根縣的水牛灣地區，我並沒有那麼確定。

水牛灣地區與華盛頓之間有一段遙遠的路程。開車的話，要沿着藍嶺山脈翻越，再行駛在西弗吉尼亞州阿巴拉契亞山地區蜿蜒的小道上，至少需要足足八小時才能到達。由於西弗吉尼亞州多爲山地地貌，走陸路總是非常辛苦。那走空路呢？也不見得更方便。查爾斯頓市是西弗吉尼亞州的首府，從華盛頓飛到那裏只需要一個小時。但是，問題在於你往往無法預料自己所坐的飛機是否能在查爾斯頓市着陸。由於當地隨時都有可能起濃霧，飛行員常常選擇繞開查爾斯頓去更安全的地點着陸。繞遠的時候，甚至可能降落在克利夫蘭或芝加哥。此外，由於查爾斯頓機場是建在削平的小山山頂上的，導致跑道非常侷促，每一次着陸的經歷都讓人心神緊張。

我們的飛行旅程竟然出奇的順利。到達查爾斯頓市後，我們租了一輛小車，開車預計約兩個小時後抵達水牛灣地區。離開查爾斯頓市一個小時後，我們開始進入煤礦礦區，在狹窄的山谷谷地中穿行，兩邊的山脈高聳，視線中幾乎不會出現地平線。也許，這也是爲什麼西弗吉尼亞州的人民這麼多年來都默默接受礦業公司不公待遇的原因：住在這麼一個眼中只能看到山谷谷地地區的人們，更容易失去希望吧。

但是，我也記起來另外一段經歷：在這狹窄的谷地小道上，我載過一位順路搭乘的旅行者。他告訴我他第一次見到大海的時候，視線中遙遠處都是地平線，那讓他感到一陣心慌。終於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西弗吉尼亞山谷，大山帶給他心靈的安慰，他是如此快樂。在湍急水流席捲這裏之前，對於在這些大山腳下營造生計的居民而言，山脈意味着安全和生命。

這層層包圍的山脈也許阻擋了視線，隔離了外面的世界，但有時卻也是一種人們渴望的平靜。約翰·丹佛在一首關於西弗吉尼亞州的歌曲中唱出了大山媽媽帶來的安慰：

西弗吉尼亞/大山媽媽/帶我回家/那鄉間小路

我們繼續在這些鄉間小路上往前行駛，穿過並翻越過層層山嶺，跟在行駛緩慢的運礦車後面，終於到達了水牛灣地區。災難發生六週過後，這裏看起來仍像一塊交戰地帶。國民警衛隊在這裏駐紮，他們推倒已經毀損的房屋，使其成堆並準備將其焚燒；在臨時搭建的木橋上指揮着來往的交通；在殘垣瓦礫中尋找屍體。美國陸軍工程兵團開着他們的大型機械來到山谷中清空廢墟、拓寬道路。四處的房子上都畫着大叉，告訴人們這裏將會被剷平並焚燬。鐵路工人們忙於安置新的鐵路軌道。在商店、教堂和房屋等一切建築上，甚至在大山的側面，都留着黑色的水痕。道路兩旁遺存的一切都顯示出一種詭祕的虛無感。曾經是城鎮林立的地方，現在只有一些鐵路的標誌，提醒人們這裏以前曾經是拉特羅布鎮、克萊茨鎮或朗戴爾鎮。我們繼續向查理·考恩的加油站前行，一路上焚燒的房屋裏冒出的煙籠罩着整個幽窄的山谷。

我們見到查理時，他穿着工裝，看起來十分冷淡。我急於給他一個好印象，但我們卻幾乎沒有怎麼交談。看到他一口牙幾乎掉光了，我感到非常吃驚。後來慢慢對西弗吉尼亞更瞭解後，我發現這是當地山區的一個普遍現象。牙醫服務在這裏是昂貴甚至稀罕的。短暫的會面後，我和哈利繼續開車趕赴皮茨頓集團水壩的建址處。到達中部支流匯入水牛灣的桑德斯鎮後，我們停車下來查看。

我們在中部支流谷地裏一直往上走，起先是在谷地兩側巨大的黑色矸石堆上走，然後走到了一片爛泥和工業廢料區，礦工們說這裏就是原先那三個水壩所在的地方，攔截住那些後來竄流進中部支流的溪流。我們走到的這個地方有幾塊足球場面積大，四周既無人煙、房屋，也沒有水壩或積滯水，只有一股水流從黑色的泥漿中滲出並流向中部支流。如果你不小心站錯了位置，泥漿就像流沙一般要把你拉下去。在矸石堆的殘留物中，到處都能看到小片小片的火焰，原來那三個水壩的某些部分仍然在谷地的周圍凸顯出來。

幾個月後，藉助航拍照片和專家研究，我漸漸明白這片地區原來的構造——中部支流谷地旁邊是一個巨大的燃燒着的矸石堆，谷地上則是三個用煤礦廢料建造起來的水壩。早在1947年洗煤工廠開始運營的時候，矸石堆就開始累積了。洗煤工廠，又被礦工們稱爲「篩煤樓」，是任何一個採礦企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礦井的煤料通過傳送帶直接進入到篩煤樓，在這裏進行洗煤、分級。乾淨的煤直接從篩煤樓落入其下方停留的火車並運送到客戶處，而篩煤樓自身則產生大量的廢物：每日產生的固體廢物，包括板岩、岩石及廢煤渣，達到800~1000噸，而液體廢物則更爲可怕：每日排出40萬~50萬加侖黑廢水，其中還包含500噸左右的廢渣。在很多年裏，這些液體廢物都直接排放進水牛灣中，固體廢物則被運輸到中部支流入口處的谷地旁。

這片矸石堆成的垃圾場幾乎是持續地在長大。在災難發生時，它已經長成了一個300萬立方碼的矸石堆，2000多英尺長，400多英尺寬。而且，由於矸石堆裏埋了大量廢煤，造成了矸石堆持續悶燒的現象。

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某個時期，西弗吉尼亞州開始叫停煤礦公司將篩煤樓的黑廢水直接排放到州內河流中的行爲。於是，布法羅礦業公司開始設法將這些淤泥抽送到被開採完的地下礦區，以及露天的原防空坑洞中。在1960年年初，公司決定在中部支流上建造一個水壩來處理這些黑廢水，這就是人們所稱的一號水壩。水壩是這樣建造的：貨車運來的固體廢物不僅僅被傾倒在中部支流谷地的旁邊，而且還被直接卸載到了谷地上。一號水壩本質上是一個在現有的矸石堆的上端建造的一個小堤壩。水壩順着谷地方向的深度爲6~8英尺，長度爲15~20英尺，在谷地上的橫跨寬度約100英尺。篩煤樓的廢水經由管道輸送至一個在水壩上游較遠的地方，這樣，在廢水流入桑德斯鎮的水牛灣前，可以先在一號水壩裏的廢料中得以一次過濾。

用固體廢料來過濾液體廢料，這真是一個極爲簡便的結合。這種模式運行得非常順利，直到廢水中的廢渣造成了一號水壩的淤積。因此，1967年，公司又開始在一號水壩的上游投入建造了二號水壩。水壩還是按照同樣的方法建造，貨車把固體廢物傾倒在中部支流谷地上，直到這些廢物堆到了谷地的另一側。二號水壩用了8.8萬立方碼的廢料建造，高20英尺，長25英尺，寬度爲450英尺。一段時間後，二號水壩也開始淤堵。

1968年，在一號和二號水壩的上流地帶，三號水壩開始建造。到1970年年底時，三號水壩抵達山谷的另一側。在災難發生時，水壩用到的廢料爲53.4萬立方碼，水壩高約60英尺，在谷地綿延的長度約爲400~500英尺，在谷地上的橫跨寬度達到了450~600英尺。水壩裏的水位比其下的中部支流入口處的桑德斯鎮高出250英尺。正是三號水壩的意外出事直接造成了1972年2月26日的水牛灣地區的災難。

在中部支流地帶查看過後，我和哈利到水牛灣地區的小學處與災難後的倖存者們會面。在這所小學的體育館裏，地板上擺滿了金屬的摺疊椅，座位上滿滿當當。牆邊也站着人，甚至門口都擁擠着人。小小的體育館裏擠滿了這次災難過後倖存的一百多個家庭的人們。我和哈利決定，由於這次會議是我們與人們的首次交流，因此，任何其他非當事人或記者都不能參與這次會議。一些礦工甚至直接把外人請出了會場。接下來，哈利告知大家阿諾德波特律所已經決定接受他們的委託，而我則會是這次案件的主要負責人。在簡要介紹了我曾經爲聯邦政府的民權案件進行訴訟代理的經歷後，哈利把會議交給了我。

我看着人們的臉龐——每個人都急切地盼望着，眼巴巴想要一個復原原有生活的方法。還希望這個方法不費時間。而我，必須告訴他們真相。我必須清楚地告訴他們，在任何一場與皮茨頓集團交手的訴訟中，速戰速決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決定起訴，他們也必須清楚這將會是一場持久戰。如果有人不能忍受在受到賠償前的漫長等待，如果有人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而必須立即獲得補償，對他們來說最好的選擇是：去皮茨頓集團開設的索賠登記處看看能找到什麼。當然，如果他們覺得皮茨頓不能提供足夠的賠償，也可以隨時回來加入到我們的訴訟中。

也許，我描繪的這種景象過於悲觀和殘酷。但是我忘不了自己在民權部工作時曾有過的類似的沉重體驗。我們去拜訪黑人家庭時，他們擡頭看着我們的眼神，像是看着彌賽亞。那時，我才意識到，對於一個普通的家庭來說，一位聯邦政府派來的、來自華盛頓地區的律師突然敲開他們的家門，稱自己代表聯邦來詢問他們的憲法權利是否得到了保障，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稀奇的事。對於那些貧窮無助的黑人家庭來說，就更是如此。我就從來沒碰到過政府律師上門來詢問我是否需要幫助的這種好事，如果真是有政府的人來敲門，我多半隻會想到他們要來侵擾或傷害，而非來幫助我。然而，我們當時在南方曾多次上門拜訪這些黑人，最終終於讓他們相信我們真的想要爲他們提供幫助。但是，剛剛說服他們放下戒備接受我們的好意，另一種憂慮又縈繞在我的心頭：我們所作出的承諾，是否會超出我們真正能踐行的呢？

這次在西弗吉尼亞州，人們並不存在什麼關於政府勢力的顧慮，因爲我們並非作爲政府的代表而來。他們信任的朋友們也曾熱烈地推薦我們律所。因此，我們沒有遭遇戒備，人們迅速地接受了我們提供幫助的好意。正因爲如此，我首要考慮的一點就是：對於我們律所可能幫助人們達成的結果應當儘量淡化。一方面，這能避免人們很快就抱有虛高的期待值；另一方面，對於我們真正能做的事情能有多少，我自身還有很大的疑慮。在代理倖存者這件事情上，我們現在已經遭到了阿莫斯·威爾遜的反對。我與南方地區法官打過交道，對於南方法院能否爲任何義事的實現幫上一點忙我也不太樂觀。一般來說，南方法院擅長的是耽誤人們的正事，不是你遇到急事需要幫助時可以去的地方。

我們還在會議上討論了律師費、訴訟費用的事宜。在趕赴山谷地區之前，我起草了一份標準格式的委託書，書面陳列了在風險代理的模式下，每個人應當支付的律師費究竟會是多少。在類似的案件中，律師通常會收取勝訴標的額33%至1/3或者更高的成功酬勞，而我們將這次的風險代理費設定爲25%的提成外加訴訟費用。如果我們收取酬勞的提成比例太低，很可能會給阿莫斯·威爾遜提供又一個攻擊我們的靶子。鑑於他已經表現出了對我們律所介入此事的反對，如果我們收費過低，他很可能會這樣攻擊我們：在客戶可以委託其他收費律師的情況下，阿諾德波特律所竟然進行免費代理，該行爲違反了律師職業責任準則(Lawyer’s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委託書初稿中還明確規定了訴訟費用應如何配置和支付的問題。我們律所會墊付所有費用，但客戶需要承擔最終支付責任。當然，如果代理結果是我們敗訴，真是很難想象我們律所怎麼可能會將原告告上法庭要求其償還訴訟費用。

接下來，我花了幾天時間拜訪洛根縣的律師，想要化解那些可能會阻撓我們代理倖存者們訴訟，同時也對採礦類型案件的訴訟規則做初步瞭解。

埃德·艾蘭是洛根縣頂尖的礦業公司律師之一。他最近剛在洛根縣巡回法庭法官的競選中失利，但這說明他應該對政治也有所涉獵。我告知艾蘭先生，阿諾德波特律所很可能將代理一些此次水牛灣地區災難中的倖存者們。而他認爲，由於這樣規模的案件在本縣根本沒有任何律師能單獨代理，我們的代理行爲應該不會遭致反對。根據艾蘭先生的看法，洛根縣還鮮有律師能處理人身傷害案件。此外，他還告知我們，一家可能成爲本案被告的地產公司——水壩所在地的土地所有者，曾找到過他並委託他進行代理。然而，他的一家礦業公司客戶本身可能也會就水壩坍塌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提起訴訟。由於此中可能涉及利益衝突，他便拒絕了土地公司的請求。艾蘭先生也認爲阿莫斯·威爾遜的確對於阿諾德波特律所代理部分倖存者的事感到不快，但艾蘭先生認爲，威爾遜先生本人沒有接下如此大型案件的實力。

艾蘭先生建議我找洛根縣律師協會的主席，以及在西弗吉尼亞州律師協會職業道德委員會任職的另一位洛根縣律師談談。我按照艾蘭先生的建議找到了這兩位律師。縣律協主席告訴我，他處理過的類似案件非常少，他個人對於阿諾德波特律所介入此事並無任何意見。

另外那位在西弗吉尼亞州律師協會職業道德委員會任職的洛根縣律師也表示，不管是由阿諾德波特律所抑或其他外州律所代理水牛灣地區案件中的索賠人，他都沒有反對意見。但是，他提醒我，確實有一個縣內的原告律師已就該事宜向他以及職業道德委員會主席進行了投訴。在他看來，除非阿諾德波特律所自身存在商業招徠行爲，否則我們不必爲投訴擔憂。他提到曾經發生過一次這種情形：在西弗吉尼亞州亨廷頓一次飛機失事後，一名外州律師馬上趕到現場在倖存者們中招徠生意，當時確實引致了西弗吉尼亞州不少律師的極度不快。

接下來，我拜訪了幾位洛根縣的檢察官(prosecuting attorney)。在西弗吉尼亞州，由於考慮到各縣政府不能向檢察官身份的律師支付足夠的酬勞以使得他們能全職爲政府工作，檢察官也可另外進行私法領域的執業。一些倖存者們已經民事委託了洛根縣的三位檢察官。人們在之後希望由洛根縣政府對皮茨頓公司提起刑事訴訟時，這成爲了不小的障礙。由於洛根縣的檢察官已經在向皮茨頓公司主張民事賠償的訴訟中進行了代理，律師職業準則禁止他們再啓動或準備對皮茨頓公司的刑事訴訟。很久之後，洛根縣的政府官員們纔開始嚴肅考慮，125人的死亡事件是否存在刑事責任人。

道格·惠騰，一名助理檢察官，也作爲一名民事執業律師，正在勤快地起草一份起訴皮茨頓公司的民事訴狀。他告訴我們，如果不能爲他的當事人取得合理的和解賠償款的話，他將會在洛根縣的州法院而非在查爾斯頓市的聯邦法院提起針對布法羅礦業公司的訴訟。他認爲，比起聯邦法庭的陪審團來說，洛根縣的當地陪審員更合他的心意。對於阿諾德波特律所將參與代理部分索賠者這一點，道格·惠騰表示非常高興，這樣一來他的法律調查工作可能會得到一定的幫助了。洛根縣的首席檢察官奧瓦爾·達姆龍雖然很不高興我們代理部分倖存者的事情，但也沒有表現出會採取任何反對的行動，我因此還是放心了不少。

接下來，則是去見阿莫斯·威爾遜的重大時刻了。在我所有拜訪過的洛根縣律師中，他的辦公室是最豪華的。與縣法院隔街對面的紡織品店上的整個二層都是他的辦公室。

在非常短暫的見面寒暄後，我告訴阿莫斯·威爾遜，由於水牛灣地區災難中的不少倖存者要求阿諾德波特律師律所爲其進行代理，我們已經爲此起草了一份委託書初稿並很可能接受代理。他則表示，據他手頭掌握的可靠證據，阿諾德波特律所已經獲得了人們已簽署好的委託書。我向他澄清說我們還未進入正式代理階段。

阿莫斯·威爾遜稱，既然此次災難帶來的業務是他家鄉縣城的，而他又是縣裏頂尖的原告律師，他自認爲有權代理至少1/3的全部業務。對於很多倖存者將委託阿諾德波特律所進行代理，他感到很不悅。如果不是因爲我們插手的話，這些人們可能就找他了，威爾遜說道。

阿莫斯·威爾遜還抱怨起了阿巴拉契亞調查和辯護協會，該公益律所幫忙創建了水牛灣公民委員會，併爲其提供義務的法律諮詢(legal enquiry)服務。阿莫斯稱，事故發生後，阿巴拉契亞調查和辯護協會便被許可穿過那些路障進入了水牛灣谷地地區，而他則只能等着。他還跟我說，他覺得就是在阿巴拉契亞調查和辯護協會的律所的指引下，人們才找到了阿諾德波特律所。

阿莫斯·威爾遜還說，他已經得知阿諾德波特將把風險代理酬勞(contingent fee)中的一定比例作爲回扣給阿巴拉契亞調查和辯護協會的律所，這違反了公益律所禁止賺取律師費的規定。我嘗試澄清此點，並說明我們並不會向阿巴拉契亞調查和辯護協會的律所或其律師支付任何酬勞。當然，我覺得他並不相信我。

最後，威爾遜先生也承認他憑一己之力的確無法代理所有的災民，但同時他又說自己已找到並將聯合查爾斯頓市的兩個律所，他們一共會有14個律師。這樣的團隊規模是足以代理所有人的，所以，外州的律所沒必要來摻和。說完這些之後，他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我很肯定他會繼續反對我們代理倖存者。

接着，我回到華盛頓地區，整理準備那兩百多份委託書。每個成年倖存者簽署一份，代表着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等四百多人。我們慢慢體會到，代理如此巨大數量的獨立原告的確是個大任務。確保每一份委託書上名字的準確性，就要花上一個星期。之後，我回到查爾斯頓市，開車去找谷地裏的原告們。在將每一份委託書交給他們每一個人時，我心中很是沉重。他們的需要是巨大的，而我們眼前，是一場漫長、艱鉅的戰役。而現在，我們只能交給他們一份冗長、複雜的法律文件要求他們簽署。

在一個個發完委託書，又開過一段疲乏的路程後，我回到了查爾斯頓。跌坐進機場的椅子中後，我撿起一張鄰座椅子上的報紙。標題赫然印着「水牛灣地區律師做出‘恰如其分’的迴應」: 卡諾瓦律師協會(查爾斯頓市所在地縣區的律師協會)剛投票決議對阿諾德波特律所「被指控涉嫌的商業性法律業務招徠行爲」進行調查。新聞上寫道：

驅動卡諾瓦律師協會做出調查決定的，不僅是不想將這份酬勞頗豐的美差拱手相讓給外州律所，更是基於當地律師的自信：一些我們週五採訪的查爾斯頓律師表示，在代理這次災難中的當事人方面，阿諾德波特律所不可能與那些熟悉西弗吉尼亞州法律的律師相匹敵。

我在洛根縣拜訪各個律師的工作，可能確實在洛根縣範圍內有效地保護了我們的代理活動。但是，現在看起來，查爾斯頓市律協竟然也對我們步步緊逼。如果皮茨頓公司是這次調查背後的主謀的話——我懷疑事實可能如此——那真不是一個好的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