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來自山谷的求助

時間回到1972年2月，那場水牛灣地區的災難性新聞震驚了全國上下。某煤礦公司用於過濾其洗煤廠排黑廢水的一座巨型大壩坍塌了，山谷裏綿延十七英里的一個礦區小鎮因此被摧毀。災難中，125人死亡，幾千人傾家蕩產。電視臺的晚間新聞播放着洪水激流的畫面，黑色水流席捲着的屍體瞬間閃過，啜泣的人們向記者哭訴自己的故事，他們因悲痛而扭曲的臉孔在近鏡頭下是如此觸目驚心。災難再一次發生了。這是一場嚴峻的災難——西弗吉尼亞州漫長的礦災史中最爲嚴峻的災難之一，而災難總是會成爲我們新聞的主題。

在水牛灣地區災難發生後的幾周裏，我就從新聞報道中獲知了這一消息。然而，我繼續着自己原樣的生活，無關緊要的生活。我對水牛灣地區事件竟然毫無興趣，這有些奇怪。畢竟，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些事，有意義的事情。早在20世紀60年代我剛從法學院畢業的時候，我在密西西比州、亞拉巴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經常出差，代理政府一方參與選舉歧視案件的審理。我的目的是：幫助那些逐漸萌生維權意識的南方黑人。

在那段特殊的時期，我奔向了南方。當時我已經接受了一家華爾街律所的工作機會，理應在畢業後很快就投入工作。我的思路是，自己有公司法的知識基礎，再在律師行業實踐幾年後，我就將回到家鄉孟菲斯市工作。然而，就在我在南方時，計劃發生了改變。肯尼迪總統當選和「自由乘車者」注1運動改變了以上一切。當我在《亨特利—布林克利晚間新聞》中看到「自由乘車者」運動中的灰狗巴士被人襲擊後熊熊燃燒起來時，我給華爾街律所電話告知我改變了心意。隨後，我便進入了華盛頓的司法部民權司工作。

行動起來、幫助他們，這是我必須做的。沒有人比我更適合了。作爲一個白人、一個南方人，同時，作爲一個律師，我在這個結構體系中的角色、身份都准許甚至是鼓舞着我站出來併爲他人申訴。我常訥於爲自己爭取，但作爲訴訟案件的律師，我懂得爲別人主張權利。

在民權司的兩年工作讓我透支了自己，肯尼迪總統被刺殺後，我已無法再堅持。然而，當時的民權運動正是方興未艾之時。原先少量的政府律師正在呈倍數增長，來自全國的大學生們也紛紛涌入南方來提供幫助。1965年通過的《選舉權法案》中提出：南方黑人的選舉權應當受到保護；政府無須獲得單個縣法院的審判來證明確實存在歧視才能切實落實該選舉權。

離開司法部後，我加入了華盛頓的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在律所的九年中，我爲另一羣客戶擔當律師，這些客戶主要是與政府形成對抗的公司。我難以在這份工作中找到意義。有時，我以自己是在爲弱小勢力而戰來勸慰自己，用三年時間幫助一家小型的鐵路公司與國內最爲富綽、拿捏其生死大權的鐵路銀行業體系作生存抗爭，我想或許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多時候，我逼自己不再去追尋終極的遠景，而是從日常的律師工作中尋找意義。

隨後，我們律所決定每年批准一位合夥人全職從事公衆法律援助案件——公益案件。這個項目施行的第三年輪到了我。一年過去一半時的某一天，我盯着窗外，心中充滿焦躁感：沒有任何案件讓我感覺到日子過得充實，沒有任何案件讓我感覺到我又超越了自我。我甚至爲此而諮詢了心理醫生。我很無聊，我沒有目的，我告訴他。「您的問題需要收費四十美元」，醫生拋回給我這樣一句。我沒有再去見他，其時我並不相信心理醫生這一套。

就在我見心理醫生後不久，一位所裏的合夥人打電話給我：「我剛從環保協會的一個朋友那得到消息，他想知道我們是否願意代理水牛灣地區重災區的部分倖存者們。」我答覆，我會和另一位合夥人哈利·休奇聯繫，瞭解事件的具體情形。即使在這時，我仍然沒有去詳細閱讀事件相關的新聞報道。

我覺得哈利應該會對這次礦難有所瞭解。他剛剛爲傷殘採礦工人和工人遺孀打贏了一場起訴礦工聯合會退休及福利基金的官司，該案標的高達數百萬美元。礦工聯合會退休及福利基金是多年前由礦業公司和礦工聯合會主席約翰·路易斯成立的，其目的在於爲工傷礦業工人、工亡工人的家庭成員提供福利。直至今日，福利基金的支票還被稱爲「約翰L」支票。這隻具有歷史意義的基金，第一隻出現在美國的公司——員工類型信託基金，其應當由獨立的受託人管理，對基金受益人負責，而非對礦業公司或礦工聯合會負責。但是，在很多年裏，這隻福利基金被存入了礦工聯合會銀行在華盛頓的一個活期存款戶頭中，既沒有設立爲定期存款賬戶，也沒有用於政府證券投資。這樣一來，撫卹金領取人、遺孀們就喪失了該筆基金可能獲取的數百萬美元利息收益了。

就在水牛灣地區災難發生數月之前，華盛頓某聯邦法庭認定，受礦工聯合會控制的銀行、礦工聯合會、銀行行長和某基金受託人，應當向哈利的委託人——所有福利基金的受益人，亦即全體殘疾工人、工人遺孀支付共計115萬美元的金額。由於西弗尼吉亞州的許多羣衆都是該案的受益人，哈利·休奇成爲了西弗尼吉亞地區的一個民間英雄。

所以，當哈利將他已經下到水牛灣地區的消息告訴我時，我並沒有感到驚訝。據哈利說，水牛灣地區居民委員會在事發後不久聯繫哈利，詢問是否可由他爲該案做代理。災難發生後不到兩個星期，一羣憤怒的倖存者就聚集在水牛灣地區的小學，組建了公民委員會。雖然當時失蹤及死亡人數尚未統計，但人們渴望復仇。

這場在公共場所的公開集會，目的在於制定反擊煤礦公司的計劃，這家煤礦公司是集會者所在的西弗尼吉亞州洛根縣區內的最大僱主公司之一。如此的集會並不易於成功，但人們的決心是堅定的。他們迅速選舉了委員會，受災地區的十六個社區各有兩名委員成員。在洛根縣這個以政治腐敗和僞造投票而臭名昭著的地方，這樣公開、公平的選舉是罕見的。在最近的一期縣選舉——1970年5月的民主黨初選(democratic primary)中，欺詐行爲是如此明目張膽，以至於競選獲勝方的部分關聯人員被聯邦法院判決因共謀爲候選人虛假投票而獲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4年的審理中發現瞭如下事實：在洛根縣的選民使用投票機遇到問題時，候選人海格亦即獲勝方的手下人員就會上前爲選舉人「提供幫助」，他們用身體將機器完全遮住，同時把選票投給己方候選人，而非選民自己想要選擇的另一候選人。「此外，這些手下們還徑直擅自在投票機器上進行大規模的虛假投票。」這些被判刑的共謀者，現在被稱爲洛根縣五罪魁，當時在洛根縣分別任職州參議員、縣治安官、巡迴法院書記員、縣法院書記員及縣副治安官。

由此觀之，災後倖存者在水牛灣地區小學的這次公開選舉投票，是由人們真實做出並被寄予實際意義的希望的，這在洛根縣絕對是件稀罕事。查理·考恩被人們選舉爲主席。他在水牛灣地區山谷半途的阿姆赫斯特代爾地區經營一家加油站。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查理作爲黑人和獨立黨人，早在多年前就被洛根縣政府剝奪了選舉權，也就更加不可能被任命予任何公共職務了。然而，現在山谷裏大多是白人的羣衆們，作爲災難中同樣的受害者，聚集起來選擇由這位黑人爲他們的領袖。

查理是一位五十六歲的老人，這二十年都在阿姆赫斯特代爾地區經營他的加油站。這家加油站就像鄉下庭院屋前草坪中的那棵大樹，是人們聚會、閒逛、閒聊或打聽鄰里新聞的地方。人們踱進這裏買一杯可樂、一些糖果、牛奶，或孩子們的小玩意兒，付錢就擱在收銀臺上，或者用小紙片寫一張賒賬單也可以。

人們對查理有些敬畏，他是水牛灣地區最有名的運動員小查理·考恩的父親。 小查理是當地的橄欖球明星，後來成爲洛杉磯公羊隊的主力前鋒。他在公羊隊擔任右前鋒十四年之久，所有當時的比賽中只缺席四場，在公羊隊創下了連續200場參賽的記錄。老查理和他兒子很像，魁梧強壯、氣勢堅定。這也是人們爲何選擇由查理帶領他們與礦業公司鬥爭的原因之一。

選舉查理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爲查理曾經與礦業公司有過交鋒，當時他曾因財產受到露天採礦損害而提出過對礦業公司的起訴。有過上次案件的經歷，並參照其他類似反對礦業公司的法律案件後，查理認爲，他能爲自己和其他倖存者們所做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尋求法律上的幫助。

這一次，查理誓在尋求來自西弗吉尼亞州之外的法律幫助。他深信整個州都已經被礦業公司操控，那些代理這些公司的律師也是如此。因此，他需要一個強大、獨立的律所，「一家這些公司恐嚇不了，也收買不了的律師事務所」。

他和其他許多阿巴拉契亞礦區的人們一樣，都耳聞了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爲傷殘礦工以及遺孀們所贏得的那場高達115萬美元的官司。他電話聯繫哈利·休奇，請求與他見面。哈利到達山谷地區並與居民委員會成員見面後，直接向矸石堆築成的水壩地區出發。當時，公路處於封鎖狀態，州軍隊禁止他通行。然而，正如一位議員後來所說的：「如果代理人民的律師不能順利進行他的代理活動，這個山谷也就休想再產出任何煤礦。」就這樣，一場「自發式的罷工」在西弗吉尼亞山脈地區開始了。這裏的人民迫切需要某樣東西時，罷工和關閉礦井是他們唯一有效的表達方式。事態所影響的，絕非僅僅是採礦業，在西弗吉尼亞州的教育出版行業、汽油配給行業，在每個你能想到的領域，都發生了許多自發式罷工。這些自發式罷工的威脅爲律師打開了道路。哈利終於順利通行，考察了水壩現場，再回到了華盛頓。

哈利剛回來時，正是我電話聯繫他時。我們一致決定與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委員會聯繫，尋求律所對我們代理水牛灣地區災難倖存者事宜的支持。當日下午，管理委員會舉行了會議，但哈利仍然不知道人民對我們的要求，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將代理多少名倖存者，不瞭解這些倖存者中，有多少想要獲得家庭成員或親戚的死亡賠償金，多少僅僅是爲其損壞的車子、房子而主張賠償，多少是主張人身傷害賠償。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應當起訴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