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此後的生活非常快樂，奇普斯過後回想起來，實在不能相信世上在這之前居然有這樣的幸福，或者世上從此還會出現這樣的幸福。他的婚姻很成功，讓人歡欣鼓舞。凱薩琳像征服奇普斯那樣征服了整個布魯克菲爾德學校。老師和學生們都很喜歡她，即便剛開始，老師們的妻子會有些嫉妒如此年輕、可愛的她，但沒多久，也都無法抵擋住她的魅力。
　　但凱薩琳改變最多的還是奇普斯。在結婚之前，他一直是個乏善可陳的人。雖然說起來布魯克菲爾德的人都很喜歡他，對他印象很不錯；但他卻不是十分受歡迎或是很有號召力的那類人。在布魯克菲爾德生活的25年，使他成為一個循規蹈矩、辛勤工作的人，但也讓人們覺得他的能力也只不過如此了。事實上，他已經開始陷入一種枯燥乏味的教學模式，這也是教育事業道路上最糟糕的瓶頸期。年復一年地教授同樣的課程，讓他不知不覺進入到了一種固定的模式之中，對工作之餘的其他事情毫不在意。他工作努力，認真負責，教會了學生知識，讓他們增長信心，但唯獨缺少了激情。
　　沒人想到他竟然娶了個出色的老婆——至少奇普斯自己是從沒想到過的。她讓他徹底地改頭換麵——所謂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那些他生命中曾擁有的、被壓抑的、尚未知曉的東西重新喚醒了。他的雙目有了光彩，他的頭腦儘管不是絕頂聰明，但也算不錯，他的想法也開始變得更加大膽。他一直擁有的幽默感正隨著這些年的成熟而變得更加有底蘊。他變得更踏實，對於課堂紀律的掌控更加得心應手，不再那麼僵化了。他開始變得更加受歡迎。他第一次來到布魯克菲爾德時，他希望被愛戴、尊重和服從——至少一定要讓學生服從。之前他能讓學生聽話，他們也尊重他，但是直到現在他才開始被學生們愛戴。學生們忽然愛上這個男人，是因為他和善但並不軟弱。他非常理解他們，不會過多地加以干涉，他與他們同悲同喜。他開始會開點小玩笑，就是那種孩子們會喜歡的笑話。他利用自己編的助記法和雙關語讓學生們捧腹大笑，同時也讓他們記住了知識。有個笑話總是能逗樂所有人，不過這只不過是眾多成功笑話中的一個。只要他在羅馬歷史課講到卡努勒亞法，說到允許貴族和平民通婚的法律時，奇普斯就會說：「那麼你們想，如果平民小姐想要讓貴族先生娶自己，貴族先生會說他不可以。而她可能會回答：『噢，不，你可以的，你這個大騙子！』」這時課堂裡會爆發出一陣大笑。
　　凱薩琳拓寬了奇普斯的眼界，改變了他的一些觀念，同時，還讓他看到了布魯克菲爾德以外的世界——他看到自己的國家有著相當的深度和廣度，而布魯克菲爾德只是組成她的一小部分。凱薩琳比他聰明，不過即使奇普斯有時不同意她的看法，他也不會混淆彼此的觀點，依舊立場分明。比如不管她有關社會主義的言論有多麼的激進，他還是堅持做政治上的保守派。雖然是他不接受的觀點，他也還是會適當加以吸收。她這種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影響了他，讓他變得更加成熟，也讓他形成了一種非常平和睿智的思想。
　　有時她能完全說服他。有一次布魯克菲爾德在東倫敦舉辦救濟活動，許多學生和家長慷慨解囊，但卻完全沒有什麼交流。這時凱薩琳提議應該讓被救濟方派一支隊伍到布魯克菲爾德學校參加十一人足球賽。要不是有凱薩琳在，如此超前的提議可能一提出就會被否決。讓一群貧民窟的窮小子和富家子弟一起比賽從一開始就是件很荒唐的事，最好將這個想法束之高閣。這件事大家也都覺得最好不要插手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反對這麼做。如果要問學校的意見，答案應該也是否定的。所有人都認定東倫敦的孩子們就是小流氓，要不然就是他們天生讓人感覺不舒服。不管怎樣一定會發生些不好的事，大家的情緒都會受到影響。但是凱薩琳仍然堅持這麼做。
　　「奇普斯，」她說，「他們錯了，你知道的。我是對的，我看到的是未來，你和他們看到的是過去。英格蘭不能總是被分成上等人和「下等人」。對英格蘭來說，波普拉區的窮孩子和布魯克菲爾德的富孩子都一樣重要。奇普斯，你們一定要讓他們來這裡。你不能只是寫張支票給他們，卻拒他們於千里之外，這種行為不能使你的良心得到安慰。他們和你一樣，也以布魯克菲爾德為傲。也許幾年後，這樣的孩子也會來到這裡，至少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會的。但是為什麼沒有？為什麼從來沒有？奇普斯，親愛的，要知道現在是1897年，而不是1867年你還在劍橋的時候了。你還保留著過去的老觀念——儘管那也是好的，大部分是好的——但有一些，有一些應該改改了，奇普斯——有些是需要改變的。」
　　讓她意外的是，奇普斯做出了讓步，忽然成了這項提議的積極擁護者。這個改變來得過於徹底和突然，讓校方完全沒有察覺自己已經同意進行一場危險的試驗。終於，在週日下午，來自波普拉區的孩子來到布魯克菲爾德，與學校的足球二隊踢了場球賽，最終以7比5的分數落敗。比賽之後他們和校足球隊成員一起喝了下午茶。他們見到了校長，還參觀了整個學校。晚上奇普斯送他們去了火車站。一切進展得很順利，沒發生半點不愉快，他們彼此間也都留下了好印象。
　　那些孩子們也對那個招待他們，並同與他們聊天的漂亮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很多年後，正值戰爭時期，有一次，在布魯克菲爾德附近駐紮的軍營中的一位駐地人員來找奇普斯，說自己曾是第一批來布魯克菲爾德參加比賽的足球隊隊員。奇普斯請他喝茶並和他聊天。就在握手告別時，那人說：「您的太太還好嗎，先生？我還清楚地記著她呢。」
　　「是嗎？」奇普斯激動地回答道，「你還記得她？」
　　「當然，我想沒人會忘記她的。」
　　奇普斯回答：「他們大概不記得了，你也知道，至少在這裡已經沒人記得了。學生們來去匆匆，總有新學生入學，誰會記得這麼久以前的事情？就連老師們也不會永遠留在這裡。自從去年老科里布退休後，他……呃……是學校的管家，從那以後，就再沒人知道我的妻子了。她去世了，你知道嗎，是在1898年，就是你們來訪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
　　「聽到這消息我真的很難過，先生。不知怎麼的，我的幾個兄弟也還清楚地記得她。儘管我們只見過她一次，但確實，我們沒有忘記她，真的。」
　　「我很高興……我們那天過得非常有意義，比賽也很精彩。」
　　「那簡直是我這輩子度過的最美好的一天。真希望還能回到過去啊，真的。我明天就要去法國作戰了。」
　　大約一個月後，奇普斯聽說他在帕森達勒[1]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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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帕森達勒戰役：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場持久的陣地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