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部分迴歸


納賈爾醫生逐漸減少了我類固醇的用量，他還給我開了兩週一次的IVIG抗體治療，一旦保險公司許可，治療就可以開始。一位護士會在上午過來，幫我掛好免疫球蛋白的輸液袋，一輸就是三四個小時。從7月到12月，我一共進行了12次輸液。

整個7月，我一直保持着跟保羅的通信聯繫。他每隔幾天就會問我準備什麼時候回來工作，最後，我們一致同意，最好的辦法就是非正式地去一趟報社，並且低調地跟同事們打個招呼。我們挑選了7月中旬的一天。我還記得，當時我吹乾頭髮，化了妝，修了修眉毛，這是我生病以來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接着，我站在衣櫥前，挨個翻着抽屜。只有極少數衣服還能穿，因爲我的身材已經完全進入「烤乳豬」階段，爲了安全起見，我選擇了一條黑色的蓬蓬裙。弟弟開車送我到火車站，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坐火車進城。從潘恩站下車以後，在盛夏炙熱的天氣裏，我朝着辦公室走去。

可是，當我到達新聞集團大樓下面，這個我畢業後一直工作的地方時，我忽然感覺到一股激素釋放到全身的衝動，讓我疲憊起來。太快了，我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沒有上樓，而是給保羅發了條短信，讓他到樓後面來跟我見面。當時，我還不知道，保羅幾乎跟我一樣緊張，一直想着我會變成什麼樣子，而他應該如何對待這個新的蘇珊娜。最近剛去薩米特看過我的安吉拉，告訴他我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距離他們已經習慣的作爲同事的我，還有很大差距。

保羅走出大廈的旋轉門，他一看見我，立刻意識到我的身體變化有多大：我看起來像個小天使，他心想，像一個10歲的我，渾身上下顯露出嬰兒肥。

「你到底怎麼樣啊？」保羅一邊問，一邊給我一個擁抱。

「我很好。」我聽見自己說道。當時我很緊張，只想着自己後背上流下的汗水，很像當時在火車站邂逅老同學克里斯蒂的情景，只是這一次，沒有另一個人來幫我維持談話。我甚至都很難直視保羅的眼睛，更不用說向他證明我能夠很快回來工作了。我注意到自己在不合時宜的時候笑了幾次，接着又跟不上他講話的內容。我能看出，他努力講些高興的話，來緩解尷尬的沉默，但這很困難。我的情況比他預想的要讓他震驚得多。

「我依然要吃很多藥。」我故作不經意地說道，希望能夠爲自己的改變提供一個解釋，「但是等我回來的時候，基本就不用吃藥了。」

「太好了。我們已經爲你收拾好了辦公桌，等着你回來。你想上去跟大家打個招呼嗎？我知道大家都想你了。」

「不用了，我改天再來吧。」我說着，低下了頭，「我還沒準備好。」

我們再次擁抱。我看着保羅消失在旋轉門後面。

上樓以後，他徑直朝着安吉拉的辦公桌走去。

「那不是我認識的蘇珊娜。」他說道。

他的內心很矛盾。作爲朋友，他發自內心地關注我的康復和我的未來；但是作爲上司，他忍不住會想，我是否還有能力回來，承擔起作爲一名記者的職責。





不過，就在跟保羅會面兩週以後，麥肯齊給我打電話，提到關於報紙娛樂專刊《脈動》的一項工作。我一聽見她的聲音，就想起我們最後一次互動：在薩米特的一天晚上，我沒能寫出一篇文章，當時我的癲癇開始惡化。與這段記憶相伴隨的，是一種痛苦的挫敗感。不過，當我意識到她現在要給我安排一項新任務的時候，這種自我嫌棄的情緒卻變成了高興。

「我想讓你寫一篇關於Facebook（臉書）上的社交禮儀的文章。」她說道。我可能還沒準備好去見我那些老同事，但是，我卻很高興有機會能寫一篇報道。我花了一個星期，認真準備這篇稿子，把它當作社交網站版本的「水門」事件，給線索人和朋友們打電話，徵求他人的意見。但是，當我把所有蒐集到的材料放到一起，盯着閃爍的光標時，卻不知道該從何下筆。那段寫作失敗的記憶，加重了我的阻滯。我真的還能夠再次寫作嗎？

在空白的電腦屏幕前面坐了將近一個小時後，詞語終於開始出現，一開始十分緩慢，但後來如泉水般涌出。寫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需要許多修改，但是當我把手指放到鍵盤上時，發現世界上沒有比這更美妙的事情了。我的文章在7月28日《紐約郵報》的《脈動》專刊上發表，標題是《粗魯的邀請》。我記得，自己特意趕到城裏，拿起一份當天的報紙，看到我寫的文章赫然在列，內心充滿了自豪感。當然，我曾經發表過好幾百篇文章，但這一篇比其他任何文章都要重要。我想把這篇文章拿給每個人看，從在星巴克裏爲我端了一整個夏天咖啡的咖啡師，到自行車課上在我旁邊騎車的年輕女孩，再到婚禮上問我是否還能恢復往日光彩的那個女人。這篇文章向全世界宣告：我回來了！這也是我在整個記者生涯中，發表文章後最激動的時刻。我不去讀研究生了，我要回去工作。

大約一個星期後，我鼓起勇氣邁出了這一步——至少是一小步。保羅和安吉拉那天都不在，所以，麥肯齊親自到樓下來接我，我的通行卡早就在住院期間不翼而飛了。她成爲我此行的「司機」和保鏢，帶我來到10層的新聞間。麥肯齊感覺自己彷彿在帶一個小孩第一天去上幼兒園。我深吸一口氣，理了理那條黑色蓬蓬裙，然後走進房間。

沒有人注意我。他們都被揚基隊對紅襪隊的比賽所吸引。麥肯齊帶着我經過我之前的辦公桌，來到史蒂夫的辦公室。「看看誰來了。」麥肯齊對史蒂夫說道。史蒂夫從電腦屏幕上擡起頭來，顯然，他一開始並沒有認出我。接着，他跟我不自然但卻熱情地打了個招呼。「哦，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的臉在發熱。「很快，會很快的。」

我緊張地把重心從一隻腳換到另一隻腳上，努力想說點兒什麼，可是什麼也說不出來。當我走出他的辦公室時，我的臉還很熱，一羣跟我一起在《星期日》專刊共事的記者們開始聚集起來。我已經有超過半年沒有跟他們中的多數人說過話了，而且，雖然至多不過6個人，卻感覺像一夥暴徒一般。我慌亂得大汗淋漓，無法把精力集中到任何事情上，於是只有低頭看着自己的腳。

新聞間裏的老大姐蘇，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她往後退了一步，大聲說道：「你緊張什麼？我們都愛你。」

她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這只是讓我變得更加敏感。我的不安有那麼明顯嗎？在我的感覺和我的表現之間似乎沒有任何緩衝，我忽然感覺自己的情感完全暴露在這些同事和朋友面前。一個想法困擾着我：我還能自如地適應這間一路培養我的新聞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