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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燃燒的大腦 by 蘇珊娜‧卡哈蘭

2020-2-4 16:19

無盡的玩笑


在我首次住院4個月後,我獲准回到我「地獄廚房」般的公寓。我的傷殘補貼從短期變成長期以後,數量也被削減成原來的一半。我無法負擔高額的房租,於是,一天早上,父親跟我在那裏碰面,幫我收拾過去生活的東西,也爲一種新的、不確定的生活掃清了道路。

那棟紅磚房屋跟以前沒什麼兩樣,壞了的門鈴、凌亂的塗鴉和門上「禁止通行」的標誌。我的郵箱裏塞滿了未拆封的信件。大樓的樓管是一位胖乎乎的中年人,他走到我們跟前,用他那特有的西班牙口音,簡單問了句「你好嗎?」彷彿我從來沒有離開一般。也許他真的沒有注意到我的離開。父親和我爬上樓梯,沿途是破爛的、灰黃色的壁紙。

一切都是那樣熟悉,我們走進公寓。我隱隱希望我養的小貓土土依然在那裏等我,不過,我的朋友金傑早在幾個月前就收養了它。父親和我把成堆的錄音帶、裝冬衣的箱子、書籍、盆盆罐罐和牀上用品打包好。就在我們收拾到一半的時候,空調忽然停機,曼哈頓7月的暑熱變得異常難忍。於是我們第二天又在悶熱中把這裏收拾完。這是我日記中關於收拾公寓唯一值得一提的一行,而且寫得相當草率,跟我早期的許多日記一樣。「他幫助我收拾公寓(再見了,單身生活)」。在這短短的一行裏,我並沒有掩飾自己的失望,不僅正式放棄那種自給自足的生活,而且也放棄了我的第一間真正意義上的公寓,這可是我長大成人的象徵。這跟在父母家住上幾個月,但心裏知道就在火車一站地之外還有個屬於自己的家,感覺是完全不同的。現在,我唯一的家就是跟母親一起住的家,感覺自己像是完全回到了童年。我在曼哈頓的自由生活也正式結束,至少現在是暫時結束了。

事實上,我現在也不再有能力獨立生活。我能明白這個事實,但依然不想面對它。相反,我集中精力,想讓未來走上正軌。我開始列一份任務清單,上面有我想感謝的人的名字,有我想開始的計劃,有我未來想寫的文章。每天早晨,我都對一天做出計劃,包括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情,像是「走到城裏」或「看報紙」,等等,這樣我就能體驗到完成任務後把它們勾掉的滿足感。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小細節,因爲它們表明了,我的前額葉——我的「首席執行官」——開始進行自我修復了。

我沒有去參加醫生推薦的認知重構課程,而是開始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因爲我相信,過一段時間,學校將是我陰暗人生的下一個站點。我買了許多學習指南來幫助自己準備考試,把自己不認識的每個單詞寫在一張閃卡上,每天覆習,然後把記不起來的單詞寫下來。這些佔據了我日記的許多頁面,因爲只有不停使用這些新詞,我才能記住它們。

我也開始閱讀戴維·福斯特·華萊士那部厚達千頁的反烏托邦小說《無盡的玩笑》。因爲過去有位傲慢的教授驚詫於我居然還沒有讀過這本書。我手拿詞典開始讀這本小說,每看一兩個詞就要去查詞典。我還專門保留着一個文檔,裏面記錄了我需要查詢的每一個單詞。我挑選的單詞即便到現在也很少會用到,但是它們也異常富有啓發性:


沒落的(形容詞):不再有活力;失去了個性、力量和活力;軟弱、頹廢的同義詞

致畸的(形容詞):跟畸形有關,或導致發育畸形

傳染病院(名詞):病房



儘管我如此勤奮地學習單詞,但當有人問我這本書講的是什麼內容時,我不得不承認,「我不知道」。





我變得沉迷於自己的身體特徵。我這段時期的日記表明我越來越關注自己增重了多少。我隆起的腹部、脂肪包裹的腿部和充氣般的臉頰,都讓我自己感到噁心。我開始努力避免讓自己的形象出現在任何可以反光的物體表面,但這只是徒勞。我會經常坐在星巴克外面,看着走過的各種類型的女子,「我要她的腿」,「我要跟她交換身體」,或者「我希望有她那樣的胳膊」。

我討厭自己膨脹的身體和臉,並把自己稱爲「烤乳豬」。「太肥了。」我在6月16日的日記裏寫道,「我覺得自己很噁心。」

當然,自從出院以後,我的體重增加了不少。剛出院的時候,我的體重只有110磅,對我自己來說算是異常消瘦。僅僅3個月以後,我就增重50磅,其中20磅是正常恢復的體重,而另外30磅源自類固醇激素和抗精神病藥物產生的副作用,當然,我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和經常沉溺於巧克力薄荷冰激凌也難辭其咎。

類固醇激素使得我的臉變得像月亮那樣圓,變得像花栗鼠那樣鼓鼓的,以至於我照鏡子的時候都快認不出自己了。我開始擔心自己再也減不掉這些體重,並被永遠困在這具陌生的軀體裏。這些停留在表面的問題倒也不難處理,真正讓我擔心的是被困在自己破碎的心靈裏。現在,我知道,自己之所以關注身體,是因爲不想去面對認知的問題,那遠比這些體重的數字要複雜和困難得多。

當我在擔心自己永遠這麼胖下去,擔心自己在親朋好友心中的形象受損的時候,其實真正擔心的是我將成爲什麼樣的人:我的後半生,都會像現在這樣遲鈍、沉悶、無趣和愚蠢嗎?我還能恢復往日最具特色的那些光彩嗎?

就在寫下那篇日誌的那個下午,我步行15分鐘,從家走到薩米特市中心,去獲得滿足感,並且活動一下。即便如此,我走路的時候也會腿疼,我堅持要自己走到城裏。我待在市中心的時候,一位割草工盯着我。我下意識地把手放在頭頂有禿疤的位置,以防被他看見,但當雙手觸碰到頭部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頭上纏着髮帶。那他到底在看什麼?後來,我忽然想到,他是在窺視我。我雖然不在最好的狀態,但畢竟是個女人。那一刻,我所剩無幾的自信居然膨脹了起來。

接着,我決定去上自行車課,以對付我「烤乳豬」般的身材,並通過在高中操場旁邊騎自行車來重新找回自己。曲棍球教練一直望着我,想要回想起我是誰,我躲避着他的目光,故意把脖子轉向右側,但在那裏,我看見兩個高中女生也在騎自行車。我在想,她們是不是在嘲笑我的肥胖,還是在議論我跟父母在一起如何生活。我感到十分羞愧,但同時,我又找不到羞愧的具體原因。

現在,我想,這種羞愧來自一種不確定的平衡行爲,在害怕失去和接受失去之間尋找平衡。

是的,我又可以讀書、寫作、列任務清單了,但是我失去了自信和自我意識。我是誰?是那個在自行車課後面躲避衆人眼光的膽小鬼嗎?這種對自我的不確定,這種在從生病到康復的時間軸上對自我的困惑,是這種羞愧的深層根源。我的部分靈魂相信我再也無法成爲我自己——那個獨立、自信的蘇珊娜。

「你好嗎?」人們會一直問我。我好嗎?我不再知道「我」是誰。

在我的公寓被收拾乾淨以後,我把那些未讀的信件全部帶回家,但是過了幾個星期以後,纔開始拆封它們。在成堆的賬單和垃圾郵件中,我發現一個牛皮紙信封,是從我在3月第一次做核磁共振的那個辦公室寄來的,裏面裝着我丟失已久的金色赤鐵戒指——我的幸運戒指。

有時,當我們需要的時候,生活會把隱喻做成小蝴蝶結呈現給我們。當你覺得失去一切的時候,你最需要的東西反而會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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