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正常範圍內


雖然在這段休養期內，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飛躍，但是，在未來的幾個月裏，我每天依然要圍着那些糖果色的藥丸轉，一天要吃6次藥。每個星期，我母親都要花上一個小時，幫我把藥丸分裝進一個鞋盒蓋大小的分裝器裏。她通常要試上好幾次，才能搭配好合適的劑量，因爲那些劑量很複雜，而且總是在變。藥盒被分成黃色、粉色、藍色和綠色不同的隔斷，有7列分別代表一週的7天，有4行分別代表早晨、中午、下午和夜間。我被束縛在這些藥品分裝器上。

我對藥品的依賴表明我無法獨立，所以我討厭它們。它們不僅表明我在母親家裏的地位就像嬰兒一樣，而且讓我昏昏欲睡、行動遲緩。有時，我故意「忘記」吃藥（極其危險的做法），但我也不敢把這些藥全部扔掉。我經常會在藥盒上留下一些痕跡，這提醒了母親，促使她像訓小孩子那樣教訓我。在母親家康復的那段時間，我會在很大程度上把這些藥丸——以及它們包含的效用——跟她聯繫起來。在生活中，我需要她幫我把藥品分裝好，因爲這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一個太過複雜的任務。不過，在一種更感性的層面上，我開始感覺她已經跟那些藥丸一樣，成爲我可悲的依賴的象徵。現在我承認，自己當時對她的態度有些粗魯。

「今天如何啊？」經過在州檢察官辦公室長長的一天工作後，母親一回到家就會問我。

「很好。」我不假思索地冷冷說道。

「你今天幹什麼了？」

「沒幹什麼。」

「你感覺怎麼樣？」

「很好。」

每當回憶起這些互動，我就感到十分不安，因爲母親和我總是不可分離的，我能夠想象這樣做對她的傷害有多大。我意識到自己依然緊緊抱着對她的一種無名的怨恨，而現在看來，這種怨恨簡直毫無緣由。雖然我對住院期間的記憶相當模糊，但從那時積累下來的不滿，一直藏在我潛意識的某個地方。不知怎麼，我覺得母親當時在醫院陪我的時間並不多，但這種看法不是現實，對她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在某種程度上，她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痛苦，已經開始不知不覺地把她掏空，並且也轉移到我身上來。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雖然我不再住院，但是那些矛盾並沒有立刻終結，現在，她不得不忍受這個充滿惡意的陌生人——她自己的親生女兒，她曾經最親近的朋友之一。可是，我不僅沒有對她的痛苦感同身受（她的痛苦當然不亞於我的），反而把她的痛苦當作一種冒犯——作爲她沒有能力減輕我的病痛的一個信號。

母親會把這些感覺統統向艾倫傾訴，並且不讓我父親知道，這是可以理解的。當父親和母親講話的時候，他們的話題只會集中在我身上，從來不會談及任何個人問題，或者閒聊。不過，每隔一週，他們會聚到一起，把我帶到納賈爾醫生的辦公室。每次，醫生都會給我減少類固醇的用藥量；接着，阿斯蘭醫生會跟進抗精神病藥物和抗焦慮藥物的情況，並根據類固醇藥物用量的調整，相應減少這些藥的劑量。這些約好的就診讓人振奮，因爲我每次似乎都有一點兒進步，父母之間的相處似乎也變得融洽多了。

阿斯蘭醫生會一直問一個同樣的問題：「以百分制來計算，你覺得自己恢復到了之前的百分之多少？」

每次我都會充滿自信地回答「95%」，只是漲紅的臉頰會暴露我內心的不確定。

父親總是對我表示贊同，即便有時候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母親有時則會輕聲反駁：「我覺得說80%更爲合適。」她後來承認，甚至這個都是她故意誇大說的。

雖然康復是一個相對的過程（你需要知道你之前的水平，以此來看你能走多遠），我們很快就能獲得來自專家的觀點，因爲我參加了紐約大學醫學院瑞斯克康復醫學研究院的兩個評估課程。我對這次評估有些忐忑，雖然自己的進步顯而易見，但我不想證明自己連一點兒簡單的任務都完成不了。不過，母親堅持我應該去。

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評估的具體情況，只知道自己當時非常疲憊，差點兒沒法完成評估。腦子裏唯一的印象是那位年輕的心理學家友善的藍色大眼睛。第二次評估的時候，父母把我帶到瑞斯克研究院的315房間，在那裏，還是那位心理學家希拉里·波蒂斯把我領進她的辦公室。我父母則待在等候區。波蒂斯醫生後來告訴我，即便在這個階段，我看起來也跟外面的世界毫不相干，對於她的問題，我都要隔好一會兒纔回答，以至於她都懷疑我到底有沒有聽見她說話。她說，我的行爲很像精神分裂症的消極症狀：呆滯、空洞、缺乏感情，說話多使用單一語調和單音節詞彙。

波蒂斯醫生通過一項叫作「找字母」的測驗來檢測我的專注力和記憶力，她給我一篇正常長度的報刊文章，讓我畫出指定的單詞或者字母。第一題，她讓我勾出所有的「h」。我把它們都找了出來，但用了94秒，處於認知障礙的邊緣。接着，她讓我勾出所有的「c」和「e」。我漏了4個，而且整個過程用時114秒，再次位於邊緣。接着，到了最難的部分：找出頁面中所有的「and」「but」和「the」。我記得自己當時很困惑，而且經常忘記要找的是哪幾個詞。在173個詞中，我漏掉了25個，只要超過15個，就屬於「嚴重障礙」。我在速度、準確性和專注力方面的得分都很低。

接着，她要進行工作記憶的評估，以考察我用短時記憶存儲信息的能力。她讀出幾個非常簡單的數字題，這是小學水平，但是我只能答出其中的1/4。

我的視覺工作記憶更糟糕。波蒂斯醫生取出一張畫着一個形狀的圖片，停留幾秒，然後讓我根據記憶把它畫在一張紙上。不管怎麼努力，我都想不出之前看到的那個形狀。在這個部分，我屬於最糟糕的「嚴重障礙」那一級。

我從記憶中提取詞彙的能力也相當糟糕。波蒂斯醫生重複了克里斯·莫里森醫生在4月給我做的那項測驗，當時是讓我說出所有知道的水果和蔬菜的名稱，而這一次，波蒂斯醫生讓我說出儘可能多的以「f」「a」和「s」開頭的單詞，每種單詞都限定了1分鐘。

F：「Fable, fact, fiction, finger, fat, fantastic, fan, fastidious, fantasy, fart, farm.」

A: 「Apple, animal, after, able, an, appeal, antiquity, animosity, after, agile.」（因爲after這個單詞出現了兩次，所以我其實只說出9個。）

S: 「Scratch, stomach, shingle, shit, shunt, sex, sing, song, swim, summer, situation, shut.」

總的來說，我在3分鐘內就說出了32個單詞。雖然這跟4月相比有了顯著的改善（當時我1分鐘只能說出5個單詞，而受試者的平均成績是45個單詞），但在其他測試中，我有了明顯的提高。我的語言功能現在變成「優秀」，處於91%的水平。

我的言語抽象推理能力，是通過使用類比的測驗來測試的，比如回答「中國與俄羅斯有什麼聯繫」，屬於「優良」水平，處於85%的水平。雖然我的基本認知機能還存在諸多問題，但我仍然可以進行復雜的分析性思維，這讓波蒂斯醫生感到詫異。在一項針對模式認知的測驗中，我把每道題都答對了，只是用的時間比正常水平長一些。雖然我不能根據視覺線索卡片畫出一個八角形，但我可以進行復雜的邏輯跳躍。後來，她告訴我，我呈現給他人的水平，跟我內在具備的水平並不相符，二者存在巨大的差距，我也能感受到這種差距。比如，很多時候，就像在排隊或者幾個星期之前的婚禮上，我感覺我的「自我」在努力地跟外面世界裏的人交流，但卻無法通過身體殘缺的中介組織來實現。

上一次會面就要結束的時候，波蒂斯醫生問我，我感覺到的最緊迫的問題是什麼。「集中注意力的問題，記憶的問題，找到合適單詞的問題。」我對她說。這一次，她感覺放心了一些，我已經能夠清晰地說出自己的問題了。通常，許多有神經疾患的人是無法準確指出這些問題的。1他們缺乏理解自己病症的自我意識。矛盾的是，我意識到自己弱項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種優勢。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我覺得自己周圍的社會環境那麼嚴峻：我能夠意識到自己在周圍人眼中是多麼遲鈍和古怪，尤其是對那些在我生病以前就認識我的人來說。我把這種不安全感告訴波蒂斯醫生，並承認自己在人多的時候經常感到沮喪和焦慮。她建議我進行個體和羣體認知重構的治療，個體治療針對抑鬱、焦慮等症狀，並找一個年輕人的羣體進行羣體治療。

不過，最後，我因爲太不自信，並沒有去做這兩種治療。現在回頭看來，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在外傷或疾病之後，大腦會打開自動治癒的窗口，而這也是抓緊時機實現快速康復的好機會。雖然目前我們並不清楚認知重構在康復中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但如果我按照醫生的話去做，肯定能夠讓大腦修復得更快。但是，因爲這些治療只會凸顯我內在的分裂，所以我不願意去做，也沒再回來做測試。結果，我花了一年時間才下定決心繼續做波蒂斯醫生的測驗，並得出這一組測驗的結果。現在，我還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到底有多糟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