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朋友


除了步行去星巴克，觀看《老友記》劇集，偶爾坐車去冰激凌店以外，我多數時候都處於一種不停的期盼中，像一隻小狗一樣，等着斯蒂芬坐通勤火車來到薩米特。

因爲我不能開車，所以母親、艾倫或者詹姆斯得當司機送我到車站。一天下午，母親和我坐在車裏等斯蒂芬來，母親指着他說道：「他在那裏！他今天看起來很不一樣啊！」

「哪裏？」我在人羣中尋找着。當斯蒂芬走到副駕駛座的車窗外面，我才最終認出他：他把鬍子刮掉了，把到顴骨長的蓬亂頭髮剪成20世紀40年代那種短而精幹、往後梳的髮型，看起來比平時更加英俊。我看着他鑽進車子，突然對他升起一種心疼的感激之情，慶幸自己找到這麼無私、這麼專一的一個人。這並不是說我過去不知道，而是就在那個時候，我無法掩飾自己對他深深的愛戀，不僅因爲他和我待在一起，也因爲他在我生命中最艱難的時期，帶給我的安全感和意義。我曾經多次問他，爲什麼要留下來，他總是給出同樣的回答：「因爲我愛你，而且我想留下來，我知道你還在那裏。」不管我病得多重，他對我的愛都足以讓他看見那個隱藏在深處的我。

雖然他說他能看見那個過去的我，其他大多數人卻很難做到。幾天以後，我同意參加斯蒂芬和我的一位好友布萊恩的回家派對，那人剛剛從得克薩斯的奧斯汀回來。我們趕到布萊恩母親家的後院時，燒烤已經開始了，各種年齡段的人們圍坐在一起，或吃漢堡，或玩擲地球，或聊天。當我跟着斯蒂芬和他姐姐加入時，我感到空氣瞬間變得異樣起來，大家都在盯着我這個生病的女孩。雖然我心裏很清楚——多數人並不知道我生病了，甚至很多人以前根本沒有見過我——但我卻覺得，我成了大家嘲笑的焦點。

不過，我在場的朋友們後來告訴我，我那天顯得異常開心，一直不自然地咧嘴笑着。也許我在用某種保護殼——一個面具——去掩飾自己的緊張。

在派對上，幾乎沒有人問我住院的事情，當然，聽說過這個消息的人，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我，他們垂下眼睛，彷彿對於自己知道這件事情感到羞愧。對這些朋友來說，平時見不到我，但另一個蘇珊娜依然在這裏，提醒他們，我曾經是個什麼樣的人。同時，我的內心一直縈繞着幾個問題：他們聽說我住院的事情了嗎？他們聽說我曾經是個瘋子嗎？我發現自己並沒有特別投入派對中，而是一直糾結於這些問題，無法跟他人交流。

最後，我放棄跟他人交流的企圖，專心喝着西瓜汁，吃着燒烤架上的漢堡。

但是，我有自己的救星：斯蒂芬。人們稱他是「蘇珊娜代言人」，因爲他似乎能感覺到那些未被挑明的事情。在排隊時，他站在我旁邊，從來不讓我遊離在他的視線之外。當不知情的人跑過來跟我閒聊的時候，他會幫我跟那些人對話，這可不是過去那個懶散的、酷酷的、加州式的斯蒂芬會做的事情，但現在這卻至關重要。當我不能講話的時候，他來幫我講話。如同我僞裝的微笑一樣，斯蒂芬成了我的另一層保護殼。

有那麼一刻，一位老朋友科林——她曾經從斯蒂芬的姐姐布里吉特那裏得知我住院的消息——注意到我吃一牙西瓜的時候，紅色的西瓜汁沿着我的臉頰流到裙子上。她感到很矛盾：是告訴我，還是假裝沒看見？她不想讓我尷尬，但也不想讓我繼續看起來像個不懂事的孩子。幸運的是，還沒等她打定主意，斯蒂芬就幫我擦去了臉上的西瓜汁。

在派對上待了一個小時之後，我看了一眼斯蒂芬，他會意地點點頭。該回家了。





我的第二次有組織的社交實驗，發生在5月的最後一週，在我堂弟戴維的婚禮上。本來，在我生病以前，他們要我當伴娘，我也早早買好了禮服裙。但等我出院以後，新娘子溫柔地提議，我還是不參加婚禮比較好。

顯然，我當時想，她一定是爲我感到尷尬。

我現在意識到，她那麼做也是出於對我的關心，但當時，這恰好證明我已變成別人的一個負擔。通常，我是人們樂意邀請的人——我生病以前，斯蒂芬和我曾經在一次婚禮上被評爲「最搞笑的一對兒」——但現在，我卻成爲恥辱的源泉。這讓我本就脆弱的自我認同備受打擊。

而且，我決心向她和婚禮上的其他人證明，自己依然「有價值」。我把自己的頭髮拉成直髮，以遮擋大腦活體組織檢查留下的疤痕，還買了一條泡泡糖粉色的裙子，而斯蒂芬則穿了一套樣式時髦的西服，繫着窄條的領帶。此時，距離上次在瑞秋家團聚正好是一個月，參加婚禮代表我朝着康復的進程又邁出了重要一步。我已經過了外觀和行爲顯得特別古怪的那個時期，但由於類固醇激素治療，我的臉依然有些浮腫，我講話依然不十分連貫，而且多用單音節詞。不過，如果你不仔細看的話，斯蒂芬和我跟那些普通的雅痞戀人並無二致。

婚禮在紐約哈得孫河谷的一家莊園舉行，在那裏，大門上纏繞着葡萄藤，視野所及全是盛開的野花。斯蒂芬和我多數時候都站在臨時搭建的廚房旁邊，廚師們端着各種拼盤進進出出。不知是否是類固醇的原因，我的食慾有所上升，反正我是餓極了。

夜幕降臨，母親要我發誓只喝一杯葡萄酒。我眨着眼睛答應了她，卻跑去喝了好幾杯香檳。如果說，疾病強化了我的什麼特性，那就是我的執着，或者說死腦筋。儘管我的大腦依然處於自我修復的過程中，而且毫無疑問，酒精會跟那些抗精神病藥物產生危險的反應，但我堅持要喝酒。我不管這樣做對自己的破壞性有多大——這是一種有形的把我跟過去的那個「正常」的蘇珊娜聯繫起來的事物。如果過去那個蘇珊娜晚餐時可以喝一兩杯酒，那現在這個也可以。我不能看書，幾乎不能進行簡單的談話，不能開車，但是見鬼，我要在婚禮上喝上幾杯香檳。母親試圖阻止我，但她知道無法控制我的缺點：我要做自己願意做的任何事情。最終，酒意味着獨立，周圍的每個人都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傷害我那一點兒僅存的自尊比較好。

當那首《給我力量，金鳳花》的歌曲響起時，我甚至還跟斯蒂芬跳起舞來。在我的頭腦裏，我在舞池上搖擺着，忽略了腿上的疼痛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疲勞得更快的事實（後來，我從家人那裏得知，那天我跳得一點兒也不專業，反而像一個茫然失措的機器人）。

儘管我的努力顯得漫不經心、無所顧忌，但我還是假裝適應人們對待我的各種方式。因爲這是一次家庭盛會，每個人口中出來的第一個問題必然是「你好嗎？」在這種時候，它就變成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部分。最糟糕的是人們故作熱情、特意使用的那種口吻，他們跟我說話的語氣彷彿是在跟一個幼兒或者年邁的老人說話。這是不厚道的，但我不能真正去責怪他們。沒有人知道我內心真實的想法。

不過，我的母親看到我自娛自樂的樣子，感到很自豪——直到另一位參加婚禮的賓客打破了她默默的欣慰。

「得知蘇珊娜發生的事情，我感到很難過。」那個女人一邊擁抱她，一邊說道。母親並不喜歡被陌生人觸碰。

「謝謝你。」她說着，努力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太可悲了。她改變太多了，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這時，我母親把目光從舞池移開，瞪了這個女人一眼。她曾經遇到過許多冷漠的時刻，但此時是最糟糕的。「我是說，」那個女人繼續說道，「你覺得她還能變回過去的那個她嗎？」

母親理了理裙子——那也是一條粉色的裙子——徑直走過那個女人，咬緊牙關說道：「她表現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