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大腦活體組織檢查


納賈爾醫生的解釋並未就此結束。「我感覺，下一個階段的治療應該是類固醇治療，不過在開始之前，我們需要確認一下感染的類型。」他說道。

「怎麼確認？」我母親問道。

「賓夕法尼亞大學有一位醫生，專攻自身免疫性疾病，我相信他能給我們答案。同時，」他頓了一下，知道自己接下來要說的話可能會讓我父母不高興，「要想確認，有幾種不同的辦法，有類固醇檢測法，有血漿分離置換法，有靜脈內注射免疫球蛋白法。」

我父母再次不約而同地點着頭，徹底被這位醫生的說服力所折服。

「可是，我認爲，目前最好的辦法，」他壓低聲音說道，「是做一次大腦活體組織檢查。」

「這是什麼意思呀？」我母親小聲問道。

「我們需要看看她的大腦，採集一小片——」他舉起兩個手指，分開大約1釐米，「——她大腦的一小部分。」

我父親故意說道：「我不明白。」

「我向你們保證，如果她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會給她做大腦活體組織檢查，不做這項檢查的風險，比做這項檢查的風險大得多。最壞的結果，就是現在這樣。」

他們沒有說話。

「我想週一做，最遲週二。」他說，「當然，這取決於你們。同時，我會跟治療小組和外科醫生討論這件事。我再考慮一下，隨時會讓你們知情。」

納賈爾醫生走後，我母親小聲說道：「他真是現實版的豪斯醫生[1]啊。」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盧索醫生過來和我父母確認，治療小組決定對我實行大腦活體組織檢查。母親努力保持平靜，但她內心感到極爲無助。她對盧索醫生示意，待會兒到走廊裏單獨談談，她有好多問題要問她，可是，聽到的只有幾個簡簡單單、讓她膽戰心驚的字：大腦活體組織檢查。

忍耐了幾個星期之後，她終於逼近心理的極限，開始啜泣起來。盧索醫生兩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那裏，看到母親哭泣，伸出手輕輕碰了下我母親的胳膊。

「會好起來的。」盧索醫生說道。

母親擦乾眼淚，深吸一口氣，說道：「我還是進去吧。」

等她回到病房，父親埋怨地瞟了她一眼。

「我們聽見你的聲音了。」他說道。

雖然表面上顯得波瀾不驚，但父親心裏的在乎程度一點兒也不亞於母親。正如他在日誌裏寫到的：「一聽到‘大腦活體組織檢查’幾個字，我可嚇壞了，我甚至能聽到我媽媽的聲音，告訴我不能這麼做。我能聽到她對我說，絕對不可以讓任何人動孩子的大腦。作爲一名住院護士，她見過很多可怕的事情，她也不信任腦外科手術。我不得不提醒自己，這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鐘錶測試，大腦活體組織檢查的消息，早上發生的各種事情讓父親精疲力竭，他從紐約州立大學徑直走到第33大道，在公園大道南站搭乘地鐵。在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間，他看見聖心教堂，於是不由自主地走了進去，擡頭仰望着教堂的彩色玻璃和天使用胳膊環抱住一位傷者的巨幅油畫。他雙膝跪下，開始祈禱。

那天下午，母親在曼哈頓區律師的辦公室裏，也在做着同樣的事情。她的祕書艾爾西和同事麗吉娜，都是浸信會會員。她們三人閉上眼睛，手牽手圍成一圈，麗吉娜的聲音響起：「主啊，請治癒這個年輕的姑娘。主啊，請傾聽我們的心聲，傾聽我們的祈禱。我們祈求您，治癒這位年輕的姑娘，讓她好起來。主啊，請傾聽我們的心聲，請傾聽我們的祈禱。」我的母親，一個來自布朗克斯[2]的猶太人，一位嚴肅的不可知論[3]者，此時在這裏虔誠的祈禱，宛如感覺到上帝的存在一般。

所幸的是，當時的我無法體會到父母的苦惱。我給自己大學的朋友，住在聖路易斯的林賽發了條信息：「我要做腦檢察（查）！」「什麼？你說什麼？」林賽被我的拼寫錯誤搞得一頭霧水。

「他們要把我的大腦切一瓣（片）！」

那天，我的朋友扎克也打來電話。他跟另外一個朋友金傑一起做一份貓咪看護的工作。我告訴他這個消息的語氣，就像在聊自己的午飯那樣輕鬆。

「我要做（大）腦（活）體（組織）檢查。」我說道。

「等等，蘇珊娜。他們要給你的大腦動手術？」他問道，顯然對這個消息十分關注。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對我表達出對這項手術的擔憂。不知是因爲害怕，還是因爲困惑，我開始哭了起來，後來實在無法繼續對話，就把電話給掛了。





到了復活節的週末。星期六，手術科的護士長來到我的病房，向我介紹了腦外科手術需要的相關準備。她似乎很樂觀，努力把大腦活體組織檢查說得輕描淡寫，但這並沒能緩解父親的擔心。護士長說，他們打算在提取切片的位置剃掉我的頭髮——我的右前額朝頭頂大約4英寸的地方。我漠不關心地聽着這一切，父親對我的平靜感到詫異。直到那天晚上，我才崩潰，看着我痛苦，父親也潸然淚下。接着，他又聽到我大笑起來。

「你哭的樣子好滑稽。」我咯咯笑着說道。我們兩人都大笑起來，接着又哭了起來。雖然流着淚，他還是讓我想起了我們的座右銘。

「直線的斜率是什麼？」

「嗯。」我想不起答案。

「正值。這是什麼意思？」

「嗯。」我把胳膊舉起來，想指出答案。

「對了，是每天越來越好的意思。」

第二天是復活節，早晨，父親給我帶了個復活節籃子，跟我小時候他給我的那個一模一樣，裏面裝滿了巧克力和軟糖。他很高興看到我又像個孩子一樣，眼睛睜得大大的，準備跳起來衝向糖果。





星期一早晨，我父母特意比平時到得早一些，心裏又激動，又害怕。我這邊倒是顯得異常平靜，他們一定覺得我像一個地獄天使。最終，他們有條不紊地把我擡到一個擔架上，推到手術室去。我父母猶豫了幾秒鐘，他們把這些年來的背叛、感情上的疏遠和小衝突放在一旁，含着眼淚彼此擁抱了一下。

手術室儼然是一個工業化的醫學實體，在這個無菌的環境裏，一扇扇小門通向十幾個操作間，走廊裏的風景畫和舒緩音樂消失之後，就進入嚴肅的外科手術環境中。我們在電梯前方的等候區，眼前是一面巨大的垂直幕簾。幕簾另一邊的每個人都穿着手術服。

神經外科住院醫師過來給我剃頭髮，她在我頭上剃出了一片直徑5英寸的區域。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意識很清晰，沒有大喊大叫，也沒有哭。父親對我的這個進步感到很欣慰，不過，或許我只是沒有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而已。我坐在牀上一動不動，頭上纏着一塊毛巾，彷彿剛剛享受過一次SPA（水療美容和養生）一般。

父親強忍着淚水，在我身旁屈膝跪了下來。

「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話嗎，這個策略叫什麼？」

「一步一步來。」

「直線的斜率是什麼？」

「正值。」

神經外科醫生沃納·多伊爾戴上手套，準備開始手術。他走進手術室，手術檯前已經站着一位手術助理護士，一位遞器械的護士和一位麻醉師。雖然這個手術的程序相對安全，但是任何環節都有出錯的可能：他們可能會選錯切片的區域，而且任何類型的外科手術都會存在感染或失誤的可能，更何況是這種開顱的腦部手術。不過，跟多伊爾醫生多年來常做的癲癇手術相比，大腦活體組織檢查還是要簡單得多。

他工作站的辦公電腦上安裝了新的核磁共振成像系統，可以通過一套所謂無框架立體定向神經外科手術的程序來指導外科手術的進行，它包含三維和二維的大腦成像系統，能夠讓外科醫生快速準確地定位大腦的特定區域——在我的病例中，就是腦皮質的右前側。醫生已經事先選定好一個區域，那裏沒有大的引流靜脈，同時也是距離大腦負責運動機能的區域最遠的地方。

我的擔架牀被推到手術檯前，剃去頭髮的頭頂已經被消過毒。接着，他們讓我接受全身麻醉。

「從100開始倒數。」麻醉師對我說道。

「100……99……」

我閉上眼睛，他們把頭架固定在我的太陽穴上，好讓我不能亂動。多伊爾醫生用手術刀畫了一個S形的缺口，距離顱頂右前區的中線有4釐米。S形的尖端一直延伸到我的髮際線後面。他用尖銳的手術刀把皮膚割開，並用牽引器把刀口兩側的皮膚拉住。醫生手裏攥着一個高速鑽頭，像極了一個木匠，他把鑽頭壓在我的顱骨上，打出一個「鑽孔」，也就是在顱骨上鑽了一個直徑爲1釐米的小洞。接着，他用一個開顱器和一個大鑽頭，把那一小塊骨骼鑽成粉末。他取出一片3釐米的骨片，讓我大腦的硬腦膜——也就是大腦最邊緣的那一層皮質保護層——暴露出來，然後取下一小片，跟大腦組織一起用於檢驗。

多伊爾醫生拿着一把鋒利的11號手術刀片和一把解剖器，切下幾小塊大腦組織，體積大約有1立方厘米，包括一些大腦白質（神經纖維束）和大腦灰質（神經元細胞體）。他把一些樣本提取出來，供未來研究用，並特意多留了一份，準備冷凍起來備其他檢查之需。

接着，他把腦組織清理乾淨，然後用醫用棉球和高吸水性合成纖維給創口處止血。他非常小心地把硬腦膜縫合到大腦外層，重新把骨片放回去。他先把骨片撥到一邊，讓它跟其他骨頭緊密貼合，然後用螺絲釘和一個小的金屬片把它固定住。最後，他把我翻起的頭皮復原到位，用幾個金屬釘把頭皮固定住。整個手術持續了4個小時。


「從100開始倒數。」一個遙遠的聲音說道。

「100…… 99……98 ……」

眼前一片漆黑。

我把眼睛眨了3下。「我還醒着。」

還是一片漆黑。

擁擠的康復病房裏，我孤零零一個人。我旁邊是另一家人，他們中間躺着另一位患者。我的父母在哪裏？

接着，我看見了他們：父親和母親。可是我的身體動彈不得。

然後，我看見斯蒂芬和艾倫，我努力想擡起胳膊跟他們招手，可感覺自己的胳膊足有50磅重。

又是一片漆黑。

「渴死了。」我聲音嘶啞地說道，「渴死了。」

「給你。」一名護士一邊厲聲說着，一邊把一塊浸滿水的海綿塞進我嘴裏。「渴死了。」她又把另一塊海綿塞進我嘴裏。我聽見臨牀的父母在給他們的孩子喂冰塊。我擡起胳膊，也想要一些。我想要些冰塊。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冰塊。」他拿來一些冰塊，放在我的舌頭上。我聽見男護士跟旁邊的女護士說，不要給我喝水。「她不能喝水，別管她。」

「水，水。」我嗚咽道。

她走過來。「對不起，你不能再要了。」

「我要告訴所有人，你們是怎麼對待我的。等我出去的時候，我要告訴所有人。」

「你說什麼？」她的語氣把我嚇了一跳。

「沒什麼。」

又是一片漆黑。

我一個人待在這間小得讓人得幽閉恐懼症的房間裏，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的尿管沒有插好，尿液灑得滿牀都是。我大喊着，一位護士聞聲進來。

「我尿尿了。」

另一位護士也走了進來，她們給我翻身，讓我側向左邊，把牀上的寢具撤掉，用熱毛巾給我擦拭，然後還用什麼東西給我噴水。接着，她們把我翻向右側，重複了剛纔的動作。這讓我感覺舒服多了，可是，我還是動不了，我努力地用我的大腦操控腳趾。我太用力，以至於頭痛起來，可我的腳趾還是動彈不得。

「我的腿不能動！」我喊道。



手術後幾個小時，晚上11點左右，護士通知我的父親，說我已經從康復室進入重症監護室。其他人都在醫生的堅持下回家休息，而父親選擇了留在醫院等待消息。他們沒有讓他過去看我，但他還是一個人來到重症監護區門口。

重症監護區有好幾間病房，每間病房有一個病人，這裏到處都是護士，但沒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在每間病房門口張望，最後找到了我。

我躺在那裏，處於半昏迷狀態，靠在一個枕頭上，頭上裹着白色的繃帶，就像生病的波斯公主。我身上連着許多監視器和機器，它們嗡嗡作響，我還穿着裸腿加壓襪，以確保血壓正常。他看到我的眼睛，我立刻認出他，這是很罕見的事兒。我們擁抱在一起。

「最壞的事已經過去了，蘇珊娜。」

「媽媽在哪裏？」我問道。

「你明天會見到她的。」他說。他能看得出，母親不在，我有些不安。不過，那天晚上讓她回家，卻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接着，我確定地說道：「爸爸，我感覺不到自己的雙腿。」

「你確定嗎，蘇珊娜？」父親嚇得臉色發白，急忙問道。他早就擔心，他們動我的大腦，會對我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是的，我沒法移動它們。」

父親立刻叫來一名年輕的住院醫生，他進入病房給我做了檢查，然後把我送去做急診的核磁共振。父親默默地緊跟在我的輪牀後面，握住我的手，直到核磁共振的醫師把我推進檢查室，並要父親在外面等着。父親後來承認，那等待的半個小時，感覺像過了5年一般。最後，年輕的住院醫師出來告訴他，一切看起來都很好。

父親一直陪着我，直到我睡着。接着，他回到家，坐在牀上，開始祈禱，然後在不安中睡去。

[1] 《豪斯醫生》是一部美國電視醫務劇，劇中主角豪斯醫生帶領他的醫療小組，專門解決各種各樣的疑難雜症。——編者注



[2] 紐約市最北端的一區。——編者注



[3] 不可知論與可知論相對，是一種哲學的認識論，除了感覺或現象之外，世界本身是無法認識的。——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