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鐘錶


「哇哦。」我指着牀邊的一個粉色水瓶小聲說道。納賈爾醫生今天終於能出現了，我們都很期待。我吧嗒着嘴脣，嘴角流下口水，這個壞習慣如今時常出現，甚至連睡覺時也不例外。父親放下手中的撲克牌，拿起水瓶，到走廊裏把水加滿。他回來的時候，發現我雙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彷彿在睜着眼睛睡覺一般，還把舌頭伸了出來。不過，他現在已經習慣了這個場景，並沒有大驚小怪。爲了不吵醒我，他靜靜地在那裏讀着《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直到母親走進病房。

「嗨。」母親愉快地打着招呼，走進病房。她把皮包放到牀邊的一把椅子上，然後俯身吻我。「今天終於跟那個神祕的納賈爾醫生見面了，我太激動了。你猜猜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她繼續說道，一雙好看的杏眼中流露出喜悅之情。「他隨時可能過來哦。」

今天早上，父親可高興不起來。「我不知道，羅娜。」他說道，「我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

她對他聳聳肩，然後抽出一張紙巾，爲我擦去臉上的口水。





「嗨，你們好啊！」幾分鐘後，納賈爾醫生大步走進我的病房——1276病房，洪亮的聲音打破了房間裏的安靜。他步態均勻，有點兒駝背，導致他的頭看起來在他身體前面突出了幾英寸，很可能是因爲他長期在顯微鏡前工作造成的。他厚厚的小鬍子末梢微曲，應該是沉思的時候經常用手牽拉捲起所致。

納賈爾醫生伸出手跟母親握手，母親因爲激動，握住他的手的時間比平時要長一些。接着，他對着父親做了自我介紹，父親也從牀邊的椅子上站起身來，跟他打招呼。

「開始治療之前，咱們先一起回顧一下她的病史吧。」納賈爾醫生說道。他的敘利亞口音聽起來節奏明朗，抑揚頓挫，「t」的音常常被髮成「d」的音。他激動起來還會省掉介詞，混淆一些詞彙，彷彿他的話無法跟上他思想的速度。納賈爾醫生一直強調充分了解病人病史的重要性。（他總是對住院病人說：「只有回顧過去，才能展望未來。」）我父母講述我的病情的時候，他把那些症狀一一記錄下來：頭痛、害怕臭蟲、類似流感症狀、麻木和心率加快，這些都是其他醫生沒有發現，至少沒有完全掌握的症狀。他把這些作爲重大發現，快速記錄下來。接着，他又做了一件其他醫生沒有做的事情：他調整了自己關注的方向，直接跟我交談，把我當成他的朋友，而非病人。

納賈爾醫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他那個人化的、推心置腹的牀邊對話。他對羸弱無力的病人充滿同情，後來，他告訴我，這源於他小時候在敘利亞大馬士革長大的親身經歷。那時，他學習不好，父母和老師都認爲他偷懶。10歲那年，他在私立天主教學校的考試中接連失利，校長告訴他父母，這個孩子沒救了。

「不是每個人都能受教育的。或許他最好的選擇是去學做生意。」當時，他父親氣壞了，但是不想讓他中斷學業——教育太重要了——雖然他沒能得高分，父親還是把他送到公立學校就讀。

在公立學校的第一年，一位老師對這個男孩產生了特殊的興趣，經常製造機會來表揚他的學業，一點點培養起他的自信。那年期末，他帶着一份亮閃閃的「A」得分的成績單回到家。可他父親卻氣得說不出話來。

「你作弊了。」薩利姆說着，要舉起手懲罰自己的兒子。第二天早晨，他父母正好遇到老師，於是他們說，「我兒子不可能得到這種成績的，他一定是作弊了。」

「不，他沒有作弊，我可以向你們保證。」

「哦，你們辦的是什麼樣的學校呀，能讓一個笨孩子得到這樣的成績？」

老師停頓了半晌，然後纔開口講話。「您難道沒有想過，您的孩子可能很聰明嗎？我想您應該信任他。」

最後，納賈爾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績從醫學院畢業，後來移民到美國，他不僅成爲一名享有盛譽的神經學家，而且成爲一名癲癇專家和神經病理學家。他把自己成長經歷的啓示，應用到他的所有患者身上：他決心永遠不放棄其中任何一個人。





此刻，在我的病房，他坐在我身邊，說道：「我會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你。我不會傷害你的。」我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面無表情地看着他。「好吧，咱們開始吧。你叫什麼名字？」

一陣長長的停頓後，我答道：「蘇……珊……娜。」

「今年是几几年？」

停頓。「2009年。」他寫下「講話單音節」幾個字。

「現在是幾月？」

停頓。「4月。4月。」我在這裏費了一點兒勁。他寫下「冷漠」二字，說明我對什麼都沒有興趣。

「今天是幾號？」

我看向前方，面無表情，什麼也沒有說，眼睛都沒眨一下。他寫下「缺少眨眼」幾個字。這個問題，我沒能給出答案。

「美國的總統是誰呀？」

我頓了一下，然後雙手僵硬地向上舉起。他在表格裏寫下「身體僵硬」幾個字。「啊？」我沒有表情，也沒有回答。

「總統是誰？」他寫下「注意力渙散」幾個字。

「奧……奧巴馬。」他寫道，「低聲，發音單一，口齒不清。」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舌頭。

他從白大褂上取下幾個工具。用一個反射錘敲擊我的膝蓋骨，它們並沒有做出相應的膝跳反射。他用一個小手電照我的眼睛，注意到我的瞳孔位置不對。

「好的，現在，用這隻手摸你的鼻子。」他碰了一下我的右胳膊，說道。我像機器人般，僵硬而緩慢地用幾個不連貫的動作擡起胳膊，舉到臉前，差點兒摸不到自己的鼻子。他想，這是嚴重的緊張症的症狀。

「好的。」他說着，準備測試我執行兩步指令的能力。

「用你的左手摸你的左耳朵。」他盯着我的左手，想要給我提示哪邊是左，哪邊是右，懷疑我自己會分不清楚。我沒有動，也沒有反應，只是嘆了口氣。他告訴我，忘掉這個步驟，直接進入下一個步驟。「我想讓你下牀，走幾步讓我看看。」我把兩條腿垂在牀邊，猶豫不決地往地板上伸。他扶住我的胳膊，幫助我站起來。「你能走直線嗎，一腳在前，一腳在後？」他問道。

我花了一分鐘想了一下，然後突然開始走動，但是步伐有些遲滯。我向左側傾斜——納賈爾醫生注意到，我表現出一些共濟失調的症狀，缺乏運動的協調性。我走路和說話的樣子跟他的許多晚期阿爾茨海默病[1]患者十分相像。他們喪失了講話和與環境進行恰當互動的能力，偶爾會爆發出一些失控和反常的行爲。他們不笑，甚至很少眨眼，非常僵硬、不自然，彷彿不怎麼屬於這個世界。接着，納賈爾醫生想出一個主意：鐘錶測試。雖然鐘錶測試法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產生，1但它直到1987年才進入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學手冊》。它被用於診斷阿爾茨海默病和中風患者腦部的問題。

納賈爾醫生從筆記本上撕下一張空白表格紙遞給我，說道，「你能給我畫一個鐘錶，然後填上從1到12的數字嗎？」我擡起頭，不解地望着他。「蘇珊娜，記得多少就畫多少，不用畫得很完美。」

我看着醫生，又低頭看了看白紙，然後用右手鬆鬆地夾起鋼筆，彷彿這是個陌生的物件。我先畫了一個圓，但因爲線條彎彎曲曲，把它給畫歪了。我又向醫生要了一張紙，他撕下另一張遞給我，我再次嘗試。這一次，圓形的形狀算是有了。但畫圓需要的是一種過程性記憶（在著名的健忘症患者H. M.病例中依然存在），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熟能生巧的實踐，就像繫鞋帶一樣，患者只要反覆練習，就會很少出錯，所以，我第二次畫得相對輕鬆，並沒有令他感到詫異。我把圓圈畫了一遍、兩遍，然後是第三遍，這種行爲叫作持續性書寫困難，患者反覆畫線條或者寫字母時出現的一種失調。納賈爾醫生滿懷期待地等我寫下數字。

「現在，在鐘錶上寫那些數字吧。」

我遲疑着。他也看得出，我對於自己是否還記得鐘錶的樣子感到很緊張。我把紙折起來，開始在上面緩慢地寫了起來。我時不時停在一個數字上面，畫上好幾遍：又是持續性書寫困難的一個症狀。

過了一會兒，納賈爾醫生低頭看着那張紙，幾乎歡呼起來。我把從1到12的所有數字都寫了出來，都寫在了圓形的右邊，這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把12個鐘點的數字，寫在1點到6點所在的位置裏。

我畫的鐘表圖



納賈爾醫生笑逐顏開地拿起那張紙，給我的父母看，向他們解釋這說明了什麼。他們倒吸一口氣，半是驚恐，半是希望。這就是大家都在尋找的最終線索。既不需要神奇的機器設備，又不需要介入性的檢查，需要的只是紙和筆。這個小測試，給納賈爾醫生提供了確鑿的線索，我大腦的右半球出現了感染。

健康大腦的視覺技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大腦左右兩個半球的參與。2首先，特定受體在視網膜上被激活，信息通過眼球和視覺通路到達位於大腦後部的初級視皮層，在那裏成爲單一的知覺，然後進入頂葉和顳葉進行加工。頂葉給人提供這個圖像「地點和時間」的信息，給我們提供時空定位。顳葉提供「人物、事件和原因」的信息，管理我們認識姓名、感覺和記憶的能力。但是，在受傷的大腦裏，當一個半球無法正常工作的時候，信息流受到阻滯，視覺世界就會出現偏差。

大腦的工作具有對側性的特徵，也就是說，右半球負責左側的視覺機能，左半球負責右側的視覺機能。我畫的鐘表，數字全部寫在右側，這至少表明我負責主管左側視覺機能的右腦半球出了問題，導致視覺缺失，但還沒有到失明的地步。視網膜依然活躍，依然在向視覺皮質發送信息，只是這些信息沒有得到正確的處理，未能使我們「看到」圖像。有的醫生用更確切的術語，將其稱爲「視覺冷漠」：大腦對它左半部分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3



鐘錶測試還有助於解釋我的病症被人忽視的另一方面的問題：我左側身體麻痹的狀態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頂葉也會參與感覺機能，頂葉出現問題，可能導致感覺喪失。

一次簡單的鐘表測試，居然解答了那麼多問題：它不僅能解釋我身體的左半部分爲何麻木，也能解釋我爲什麼會出現偏執、噩夢和幻覺，甚至還能說明我爲何會想象出有臭蟲在「咬」我的左臂。這也排除了精神分裂症、癲癇後精神病和病毒性腦炎的可能。考慮到我做腰椎穿刺檢測到白細胞居高不下，納賈爾醫生頓悟到，這種炎症很可能是我身體的自動免疫反應造成的結果。然而，是什麼類型的自動免疫型疾病呢？有一個自動免疫型疾病檢測組，只檢測100種左右目前已知的自動免疫型疾病中的一小部分，那些結果都呈陰性，所以應該不會是那些疾病中的任何一種。接着，納賈爾醫生又想到，最近的醫學文獻提到一種罕見的自動免疫型疾病的幾個病例，發病的多爲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的年輕女性。我患上的會是這種病嗎？

這又引發了其他問題：有多少人感染？我的大腦還有救嗎？要回答這些問題，唯一的途徑是做活體檢查，納賈爾醫生不確定我父母是否會同意給我做這種檢查。

給大腦做活體檢查，意味着要從我的大腦上切下一小塊組織來研究，誰會同意呢？可是，如果不立即採取干預措施，我的病情就不可能好轉。拖延的時間越長，我痊癒的概率也越低。納賈爾醫生在反覆權衡，一邊下意識地拽着自己的鬍子，一邊在病房裏走來走去。

最後，他坐到牀上，坐在我旁邊，對我的父母說道：「她的大腦燃燒起來了。」然後用自己的大手拉起我的小手，俯身看着我的眼睛，說道，「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力量來幫助你，我保證，我會一直陪着你。」

他後來回憶說，那一瞬，我似乎又有了些活力。而我後來居然一點兒都回憶不起來這個關鍵的時刻，爲此我一直感到很遺憾，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納賈爾醫生看見我的眼角盈滿淚水。我坐起來，用胳膊環住他。對他來說，這是我的病例中又一個重要時刻：他能夠感覺到真正的我還在。然而，那只是曇花一現，在那次感情流露之後，我躺回牀上，呼呼大睡起來，剛纔短暫的宣泄已經讓我精疲力竭。可是，他知道真正的我還在，他不會放棄我。他向我父母示意了一下，他們跟着他走出房間。

「她的大腦在燃燒。」他再次說道。他們瞪大眼睛，點點頭。

「她的大腦正在遭受來自她自己身體的攻擊。」

[1] 阿爾茨海默病，又被稱爲老年癡呆症。——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