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燃燒的大腦 by 蘇珊娜‧卡哈蘭
2020-2-4 16:19
被中斷的死亡
我住院已近一週,但在醫院裏,時間彷彿不存在一般。斯蒂芬把這裏的氛圍比作大西洋城[1],只不過這裏沒有老虎機(一種賭博機器),只有一臺臺嘀嘀作響的血壓監測機;這裏沒有悲傷病態的賭徒,只有悲傷病態的患者。像賭場一樣,這裏沒有時鐘和日曆。這是一種凝滯固化的環境,唯一表明時間存在的是護士和醫生們無休止的動作。
家人漸漸看出,我開始對其中兩名護士產生了感情:愛德華和阿德琳。愛德華護士,是一位永遠帶着溫暖微笑,身材魁梧的小夥子,也是這一層唯一的男護士,也正因爲此,他經常被誤認爲醫生。他很自豪地接受了這一點,並保持着開朗的性格,經常跟我開些關於揚基隊(美國一支棒球隊)和《紐約郵報》的玩笑。相反,阿德琳護士是一位菲律賓中年婦女,嚴厲、高效、直來直去,總是有效捍衛着秩序。顯然,她對我也有一種安撫的效果。
到現在,我的家庭已經發展出一套常規。因爲現在我已經適應了父親的存在,所以父親都是早上過來,餵我吃早餐酸奶和卡布奇諾咖啡,陪我玩撲克,迷迷糊糊的我通常都跟不上他的節奏。接着,他會爲我大聲朗讀書籍或者雜誌,或者只是靜靜坐在我身邊,閱讀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每天,他都會帶來自家做的美食,如我最喜歡的甜點、草莓大黃蛋糕,等等,不過,我經常會把父親帶來的食物交給斯蒂芬,因爲自己現在還是沒什麼食慾。父親小時候一直看着祖母做菜長大,祖母是一名愛爾蘭護士,在急診室倒休期間,經常會在家烹飪一些精緻的小菜,跟她一樣,父親也把做菜當作一種放鬆。這不僅幫他度過我住院的這一段時間,還能讓他從低落的情緒中暫時抽離。
母親則是在午飯和下班後過來看我,身邊總是帶着那一大堆問題的列單。她經常透過窗戶眺望東河,看着那些船經過長灘城的百事可樂標誌,然後搓着自己的雙手(代表緊張的習慣性動作),陷入沉思。
有些時候,我們會看揚基隊的比賽,母親會給我講述我們最喜歡的球員的近況。但多數時候,她會坐在我身邊,確保我感覺舒適,而且最重要的是,會有最好的醫生經常過來查房。
斯蒂芬會在晚上7點左右過來,一直待到深夜我想睡覺的時候。雖然探視時間早已結束,但護士們都默許了他的行爲,因爲有了他的安撫,我就不會企圖逃跑。每天晚上,斯蒂芬和我會看一個小時的DVD,是雷恩·亞當斯在奧斯丁音樂節的演出,這已經成了一個慣例。他走的時候,會讓它繼續播放,高音的鄉村民謠《離別之吻》《艱難的墜落》,還有類似絃樂搖籃曲那樣的曲子一遍遍播放,直到夜班護士過來看見我已經睡着,才把電視關掉。斯蒂芬認爲,音樂能夠或多或少地讓我恢復原樣。
其實,每次我觀看這些DVD,都像是第一次看一樣。我的短期記憶已經被清除,問題源於海馬體,這是一個類似存儲記憶站點的組織。海馬體主要「存儲」構成記憶的神經元,然後把它們傳導到大腦負責長期記憶的部分。這些記憶被大腦負責最初感知的部分所保存:視覺記憶被枕葉皮層中的視覺皮質保存,聽覺記憶被顳葉皮層中的聽覺皮質保存,等等。
要了解海馬體對於大腦機能有多麼重要,你只需要知道,當它被移除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就可以了。醫學中一個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亨利·莫萊森(簡稱H. M.)。1933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7歲的亨利·古斯塔·莫萊森在家附近被一輛自行車撞倒。1在那次致命的事故之後,H. M.多次出現癲癇症狀,而且越來越嚴重。在1953年,他27歲生日那天,他的醫生決定移除他的部分腦組織,因爲這些組織的病變被認爲是他癲癇發作的核心原因,這個組織就是海馬體。當H. M.從手術中恢復之後,癲癇症狀消失了,但是他的記憶力也隨之喪失。醫生們注意到,他在手術兩年以前的記憶是完整的,但是他無法記起新的東西。任何新的信息只在他腦海裏停留20秒就會消失。H. M.一直活到80多歲,但他一直覺得自己是20多歲的年輕人,也就是接受手術之前的狀態。
他獨一無二的經歷,使他成爲醫學史上最著名的研究案例之一,也幫助研究者們確定了順行性遺忘症的存在,也就是無法保存新記憶的病症(電影《記憶碎片》就是根據H. M.的經歷改編的)。他的案例也揭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記憶的存在:陳述性記憶(地點、名稱、食物、事件等)和過程性記憶(那些通過習慣習得的記憶,例如繫鞋帶和騎自行車等)。
雖然H. M.無法保存新的陳述性記憶,但他還保留着他的過程性記憶,而且通過練習,這種記憶還在無意中得到了加強。
最近,一位名叫克里夫·韋寧的樂團指揮不幸染上致命性的單純皰疹病毒性腦炎,病毒侵入他的大腦,破壞了他的海馬體。跟H. M.一樣,韋寧無法獲得任何新的陳述性記憶,這也意味着世界對他來說總是新的。他認不出他的孩子,每次看見他結婚多年的妻子,他都會覺得兩人是第一次相愛。他的妻子德博拉專門寫了一本關於他的病例的書,並特意給書起名爲《永遠在今天》。她在書中寫道:「克里夫一直覺得他是從無意識狀態下剛剛清醒過來,因爲他腦海中從來沒有自己曾經醒來過的印象。」2韋寧自己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寫下了長長的日記。但是,裏面並非充滿洞見和幽默,而總是這樣的內容:
上午8:31分:現在我真的完全清醒。
上午9:06分:現在我非常、特別清醒。
上午9:34分:現在我超級、實在清醒。
德博拉引用丈夫的日記:「我從來沒有聽過、看過、摸過、聞過任何東西,就像是死了一樣。」3
雖然我的情況幸運地沒有上面所說的這些嚴重,但我也喪失了大腦的部分關鍵機能。而且,很少有什麼事情能讓我開心:我每天期盼的,就是緩慢而蹣跚地走上幾步,這樣就可以免於每天打針,以防自己因臥牀太久得上血栓。除此以外,我還有另外兩項愛好:蘋果和清潔。不管是誰,只要問我想要什麼,我的回答永遠都是一樣的:「蘋果。」我一直表現出對蘋果的慾望,所以,每個探視我的人都會帶蘋果來:綠色的,紅色的,酸的,甜的。我會把它們都吃掉。
我不知道這種執着源自何處,也許是因爲「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的隱喻吧。
或者,這種衝動源於基本的生理需求:蘋果含有類黃酮,我們都知道,它對身體有抗炎和抗氧化的功能。難道是我的身體在向思想傳遞某種信息——而我的醫生們到目前還不瞭解這條信息?
我還堅持每天換衣服,並且保持衣服整潔。母親相信這也是我下意識的行爲,想把病毒趕出身體。我要求醫護人員每天給我洗澡,雖然由於腦電圖電線的關係,我的頭髮總是打結,我也要求天天洗頭。兩名牙買加裔的助理護士每天用熱毛巾給我擦身,每天給我穿衣服,並輕聲喚我作「我的寶貝」。在她們的照料下,我感到放鬆。看着每次擦洗的時候我滿意的樣子,父親懷疑是不是因爲她們的口音把我帶回了嬰兒時期,那時,西比爾就像我的第二個媽媽一樣,細心照料着我。
第一個星期六,我父母允許一位新的訪客——我的表妹漢娜——來探望我。雖然來的時候,漢娜被自己眼前的情景嚇了一跳,但她還是走進房間,在我牀邊坐了下來,就像每天都來一樣。病房裏還有我母親和斯蒂芬,所以漢娜立刻感覺踏實了不少,變得安靜、內斂和熱心。
「蘇珊娜,這是你的生日禮物,當時我們沒能見到你。」她輕快地說道,同時遞給我一份包裝好的禮物。我用僵硬的微笑呆呆地盯着她。漢娜和我在2月時曾計劃一起慶祝生日,但由於我當時覺得自己得了病,便取消了這個計劃。
「謝謝你。」我說道。漢娜遲疑地看着我用半握的拳頭顫顫巍巍地接過禮物。我甚至連打開包裝盒的動作都無法完成。我遲緩的動作和笨拙的話語,讓漢娜想起帕金森病患者。她輕輕從我手中拿過盒子,把它打開。
「這是《被中斷的死亡》,」她說道,「因爲你喜歡《所有的名字》,所以我和媽媽猜想你也會喜歡這本書的。」大學期間,我曾讀過何塞·薩拉馬戈的《所有的名字》,並花了好幾個晚上跟漢娜的母親討論這本書。可現在,我只是無助地瞟了眼書上作者的名字,說道:「沒看過。」漢娜笑着點點頭,然後改變了話題。
「她是真的累了,」我母親抱歉地說道,「她現在很難集中精力。」
腦電圖錄像,3月30日,早上6點50分,時長6分鐘
畫面上是一張空牀。我母親穿着上班時穿的Max Mara(麥絲瑪拉,意大利時裝品牌)西服,坐在旁邊,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牀頭擺着鮮花和雜誌。電視開着,裏面播放着《人人都愛雷蒙德》的劇集。
我從畫外進入,踉踉蹌蹌地坐回牀上,沒戴帽子,打結的頭髮垂下來,露出一根電線垂在背上,像一根鬃毛。我把牀單拉到脖子上。母親拍拍我的腿,把毯子給我蓋上。我把毯子扯開,坐了起來,不停觸摸着頭上的電線。
視頻結束。
[1] 1976年,美國第一家合法賭場在此開放。——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