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胡蘿蔔


左手的針刺感持續了好多天都沒有減退，因爲我還沉浸在週日那天早晨窺探斯蒂芬隱私的負罪感和不安當中，也沒有特別在意這個問題。第二天上班後，我向我們報社專刊的編輯求助。我的這位朋友叫麥肯齊，一副一絲不苟、無懈可擊的樣子，活像是熱播劇《廣告狂人》裏出來的人物。

「我幹了件糟糕的事兒。」在報社大樓外，我瑟縮在一件不合身的冬大衣裏，向她坦白，「我偷偷翻了斯蒂芬的屋子，發現了他前女友的很多照片，還把他的信都看了一遍。好像我是女主人似的。」

麥肯齊一邊拋給我一個會意的淺笑，一邊撩開肩上的頭髮。「僅此而已？那可沒那麼糟糕。」

「麥肯齊，這屬於心理不正常。你覺得，會不會是我用避孕藥導致了激素分泌的變化？」我最近開始用安全套了。

「哦，別這麼說。」她反駁道，「所有女性都這麼做，尤其是紐約的女性，蘇珊娜。我們是爭強好勝的女人。別對自己太苛刻了。下次儘量別再這麼做就是了。」麥肯齊後來對我說，她在意的倒不是我偷窺本身，而是我居然對自己的行爲有那麼大的反應。

我發現保羅在附近吸菸，並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我指望他能夠對我直話直說。

「沒有啊，你並不瘋狂，」他寬慰我道，「而且你也沒必要那麼在意。每個男人都會保留前任女友的照片或者其他東西，作爲求偶大戰的戰利品。」他的解釋倒挺有用。

我總是能從保羅那裏得知男人的想法，因爲他是個十足的男人：吃得多（一頓能吃一個大號加火腿的雙層芝士漢堡，外加一份肉汁），賭得多（在大西洋城的百佳塔的二十一點撲克牌賭桌上，一局就輸掉12 000美元），玩得多（贏的時候喝尊尼獲加藍方威士忌，輸了就喝麥卡倫12年單一純麥威士忌）。

我回到辦公桌前，發現自己的左手又麻木起來——或者它一直就是麻木的？——而且，這種麻木已經擴散到了我的左側身體和左腳趾。這讓我有點兒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是否該爲此緊張。於是我給斯蒂芬打了個電話。

我在電話裏說，「不知什麼原因，我感覺麻木」。電話聽筒快要貼到書桌上了，因爲電話線糾纏得厲害。

「像那種針刺的感覺？」我聽到電話那邊傳來他撥動吉他和絃的聲音。

「可能是吧？我不知道。感覺很奇怪，我之前什麼感覺也沒有。」我說道。

「你感冒了嗎？」

「沒有吧。」

「嗯，要是情況沒有好轉，你應該去看醫生。」

我翻了個白眼。這話居然出自一個多年不去醫院的傢伙之口，我需要的是別的主意。掛斷斯蒂芬的電話之後，我把椅子轉向安吉拉。

「你是不是打噴嚏或者彎腰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她姨媽最近就是因爲打噴嚏，讓脊柱的一個骨節錯了位，導致雙手麻木。

「我想你應該去檢查一下。」另一位記者從工位上探出頭來，說道，「或許是我看太多《神祕診斷》劇集了，可是，裏面確實有很多嚇人的東西。」

當時，我對他的說法只是一笑置之，可是此後，我腦袋裏一直充滿了懷疑。

雖然我的同事們在職業上善於誇大其詞，但是，他們語氣中的擔憂，讓我重新反思自己不以爲然的態度。那天午間休息的時候，我最終決定給我的婦科醫生艾力·羅斯坦打個電話。他對我而言，與其說是醫生，不如說更像是朋友，甚至在我媽媽懷我的時候，他就給我媽媽看過病。羅斯坦多數時候都非常隨和，我還年輕，通常都很健康，所以也習慣了他每次跟我說我一切正常。

可是，這次我跟他講述自己的症狀的時候，他語氣中的溫和卻不見了：「我希望你儘快去找神經科醫生看看。而且，我希望你立刻停止使用避孕貼片。」那天下午，他就替我安排了一位有名的神經科醫生問診。

受到他反應的影響，我叫了輛出租車趕往市裏，汽車在晚高峯前的車流裏穿進穿出，最後把我放在上東區一棟富麗堂皇的大樓前面，寬闊的大理石大廳裏站着幾個門童，一個門童把我引到右邊一個沒有標牌的木門前面。入口處巨大的水晶吊燈和灰暗的辦公室顯得有些不協調，我感覺自己彷彿一下子跳進了20世紀70年代。

會客室裏擺着3張不成套的花呢椅子，和一個淺棕色的法蘭絨沙發，都是提供給訪客的座位。我坐在沙發上，努力讓自己不至於陷進去。周圍的牆上掛着幾幅油畫：第一幅是一個留着白鬍子的聖人的素描，他手裏舉着一個像是手術針的器具，第二幅是田園風光，第三幅是宮廷弄臣。房間裏的陳設實在是雜亂無章，以至於讓我不禁懷疑，這個房間裏的一切，包括那些傢俱，都是從居民二手交易市場或者路邊的淘汰舊物中淘來的。接待前臺處懸掛着幾個醒目的標識：請勿在大廳中打電話或等候病人！看病就診之前必須付清所有醫療保險分攤付款費用[1]！

「我來找貝利醫生。」我說道。前臺接待沒有微笑，甚至都沒有看我一眼，就扔給我一個記錄板。「把它填好，等着。」

我三兩下就把表格填完，再也沒有比我這個更簡單的病史了。服用過任何藥物嗎？沒有。對任何東西過敏嗎？沒有。先前有過任何病史或者做過任何外科手術嗎？我在這裏停頓了一下。大約5年前，我的背部被診斷出有黑色素瘤，由於發現早，只需要做一個微創的小手術把它摘除，沒有做化療，其他就都沒有了。我把這一條寫下來。雖然曾經有過這種癌症前期的徵兆，但我依然滿不在乎。有人會說我對自己的健康太不上心，但至少你能看出，我絕不是一個有一點兒小病就疑神疑鬼的人。

通常，都是我媽媽給我打好幾次催促電話來，我纔會遵循跟醫生的約定去看病，所以，我自己不等別人督促，主動跑來看醫生，絕對算是大事了。婦科醫生一反常態的震驚語氣讓我感到不安，我迫切想要得到答案。

爲了保持冷靜，我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古怪的色彩斑斕的油畫上面——其中一幅畫上有一個用黑色勾邊、以明亮的基本色的色塊填充的人臉，紅色的瞳孔、黃色的眼珠、藍色的下巴，和一個像箭頭一般的黑色鼻子。

雖然沒有嘴脣，卻能看出他在微笑，眼睛裏有一種瘋狂的神情。這幅油畫深深映在我的腦海，並在未來的幾個月裏反覆重現。它那種雜亂無章的、非人化的扭曲，有時讓我反感，有時卻讓我感到欣慰，甚至在我最黑暗的時刻成爲一種激勵。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著名畫家米羅在1978年創作的一幅作品，叫《胡蘿蔔》。

「卡赫蘭！」護士粗聲粗氣地叫道，她叫錯了我的名字。這個錯誤很常見，而且也可以理解，所以我繼續跟着她往前走。她把我帶進一間空無一人的檢查室，然後遞給我一件綠色的睡袍。

幾分鐘後，一個男中音在門後響起：「敲門，敲門。」索爾·貝利是一個像祖父般慈祥的老人，他一邊介紹自己，一邊向我伸出手。我的小手握着他肉乎乎的大手，感到柔軟卻有力。

他語速很快地說：「那麼你就是艾力的病人嘍，快跟我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是有種奇怪的麻木的感覺。」我衝他揮揮左手比畫道，「還有左腳。」

「嗯。」他一邊讀着我的病歷表，一邊問道，「你以前得過萊姆病嗎？」

「沒有。」他問話的語氣使得我想跟他確認，於是我說道，「沒有，我沒病。」他的問話讓我急於證明自己不是一個負擔。

他點了點頭。「好吧，我來看看。」

他進行了一次典型的神經系統檢查。這將是我未來接受的上百次檢查的第一次。他用錘子測試我的膝跳反射，用手電查看我的眼睛，用手猛推我的雙臂，來測試我肌肉的力量，然後讓我閉上眼睛，把手指伸到鼻子跟前，來測試我的協調性。最後，他記下「檢查正常」幾個字。

「我想抽些血，做一次常規的檢查，我還希望你去做一下核磁共振，雖然我沒看出你有任何異常的地方，但出於穩妥的考慮，我希望你能去做一下。」他補充道。按過去一貫的風格，我一定會拒絕做核磁共振，但今天，我決定聽從醫生的建議。接着，一位年輕的、身材瘦長的醫師，看起來剛剛三十出頭，在實驗室的候診室裏迎接我，然後把我領到更衣區。

他把我帶到一間私人更衣室，遞給我一件棉長袍，並要求我脫掉所有衣服，摘下所有首飾，免得它們干擾機器。他走後，我脫去衣服併疊好，然後把我的幸運金戒指摘掉，把它放進一個密碼箱。這隻戒指是繼父送我的畢業禮物——它是14K黃金，上面點綴着黑色的赤鐵礦貓眼石，在某種文化裏，它可以抵禦惡靈的侵擾。

醫師在更衣室外面等着我，微笑着把我帶到核磁共振室。他把我扶上檢測臺，在我頭上戴了一個頭盔，並拿了條毯子蓋在我裸露的雙腿上，然後走出去，在另一個房間裏控制檢查過程。機器裏面悶響了半個小時之後，我聽見醫生總結道：「表現不錯，我們做完了。」

檢測臺從機器裏伸出，我摘下頭盔，掀掉毯子，站了起來。只穿着醫院的袍子，就這麼暴露自己的身體，讓我感到有些不自在。

醫師對我咧嘴一笑，然後身體靠着牆，問我：「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是一名報社記者。」我答道。

「哦，真的嗎，哪家報社？」

「《紐約郵報》。」

「不會吧！我以前可從沒在現實生活中見過記者。」我們朝更衣室走去的途中，他對我說道。我沒有接話。

在更衣室裏，我以最快的動作穿上衣服，然後衝到電梯前，以逃避跟醫師的對話。我感覺他的這種調情讓我尷尬，因爲這樣的經歷，核磁共振反而沒有給我留下太多印象。

可是，關於這次就診，尤其是和醫師無意中的幾句交流，卻在我腦海中停留了很久，就診之後很久都沒有忘記，就像那張名爲《胡蘿蔔》的畫作一樣。隨着時間推移，那位醫師溫和的搭訕被我混亂的大腦賦予了一種奇怪的惡意。

直到幾個小時之後，我漫不經心地想把戒指戴到依然麻木的左手上時，才意識到，那煩人的一天真正的悲劇在哪裏——我把自己的幸運戒指落在了那個密碼箱裏。





「我的手一直有刺痛的感覺，這是不是很糟糕？」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我又問安吉拉，「感覺它麻木得簡直不像我自己的。」

「你會不會染上了流感？」

「我感覺很不舒服，我想我是發燒了。」我一邊說，一邊瞟了眼自己沒戴戒指的左手。對自己身體狀況的焦慮絲毫不亞於丟失戒指的焦慮，我一直對把它弄丟耿耿於懷，但又沒法讓自己打起精神。我只是很不理性地抱有一絲渺茫的希望：還是不知道比較好。我就這樣說服自己。我也知道，自己病得已經沒法在晚上長途跋涉去看斯蒂芬的「太平間」樂隊的表演了，他們會在布魯克林綠點的一間酒吧演出。一想到這裏，我心裏更難受了。

安吉拉望着我說：「你看起來好像燒得不算太厲害，我陪你走回家吧？」

要是以前，我一定會拒絕她的提議，特別因爲這是星期五晚上，是交稿的時間，我們一般要在辦公室加班到晚上10點，甚至更晚。可是，我實在是感覺噁心，很難受，而且還生自己的氣，於是就讓她送我回家。本來只需要5分鐘的路程，我們卻走了半個小時，因爲我幾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下來乾嘔一番。等我們回到我的公寓，安吉拉堅持要我打電話給醫生，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太不正常了，你病的時間那麼長。」她說道。

我撥打了非工作時間的熱線電話，很快就接到了羅斯坦醫生的回電。

「我正想讓你知道這個好消息。昨天的核磁共振結果出來了，一切正常。我們已經排除了你患有中風或者血栓的可能，我一直擔心你會因爲使用避孕貼片患上這兩種病。」

「太好了。」

「不過，出於安全的考慮，我希望你停止使用避孕貼片。」他說道，「核磁共振顯示出的唯一一個小異常，是你頸部的部分淋巴結有一些腫大，所以我懷疑可能是某種病毒感染。可能是單核細胞增多症[2]，不過，我們沒有驗血，還沒法證明這個推斷。」

我差點兒大聲笑出來，我才20多歲，就患上單核細胞增多症？等我掛斷電話，安吉拉充滿期許地望着我。我告訴她：「單核細胞增多症，安吉拉，單核細胞增多症。」

她臉上的緊張頓時舒緩，然後笑道：「沒開玩笑吧？你得了這種接吻病。你纔多大？13歲？」

[1] 醫療保險分攤付款費用（Copay），又稱Co-pay，是Co-payment（也作Copayment）的縮寫。是美國醫療保險中的一個專有名詞，指在門診就醫和取藥時，由保險受益人分攤的費用。此項費用是固定的小數額付款，每次看病和取藥都會產生。——譯者注



[2] 單核細胞增多症，也被稱爲「接吻病」。一種傳染病，通常是通過唾液、飛沫散播。——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