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藍色臭蟲


也許這一切都是因爲我被一隻臭蟲咬了一下，一隻並不存在的臭蟲。

一天早晨，我睡醒後發現自己左臂青紫色的動脈血管上有兩個紅點。那是在2009年年初，紐約城蔓延着人們對臭蟲的恐慌：它們入侵辦公室、服裝店、電影院，甚至連公園長椅也不放過。不過，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被兩隻手指尖兒那麼長的臭蟲折磨了一整夜，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視了。我把公寓仔細檢查了一遍，除了那兩隻咬我的臭蟲之外，再也沒有發現任何一隻臭蟲和它們存在過的痕跡。我甚至還打電話叫來專業的殺蟲人員檢查我的公寓，還找了個加班的西班牙人，幫我把整個房間打掃一遍，他擡起沙發，用手電照亮了那些我過去從沒想到要打掃的地方。最後，他宣稱我的公寓裏沒有臭蟲。這怎麼可能，於是我又跟他預約了下一次服務，讓他幫我噴藥。

爲了保證他的信譽，他要求我先等等，積累足夠多的臭蟲讓他來戰鬥，他似乎把這件事想象成了一場侵襲。可是，我催他儘快過來，告訴他我的房間、我的牀上，甚至我的身體，都被臭蟲佔領了。他這才答應再次過來看看。

我雖然內心有點兒不安，但仍在儘可能地向我的同事隱瞞着自己的擔憂。誰會願意跟一個遇到臭蟲問題的人一起合作呢？之後幾天，我在上班的時候，儘可能若無其事地穿過《紐約郵報》的新聞間，來到自己的工位前。我特意小心不讓別人看見自己胳膊上被臭蟲叮咬的部位，並且努力顯得跟平常一樣輕鬆。

《紐約郵報》雖然以追求新消息著稱，但它的歷史幾乎和美國曆史一樣長。它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1801年創建，也是美國持續運營時間最長的報紙。光是在它創建的第一個百年裏，它就曾對廢奴運動和紐約中央公園的設立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今天，報社顯得了無生氣，許多工位都空着，好多格子間裏都堆放着陳年未用的被遺忘的卷宗，還有東倒西歪的枯萎花卉。牆上掛着停擺的時鐘，一張猴子騎着牧羊犬的照片，還有一個巨大的泡沫製成的六旗遊樂園標誌——這些都是記者們執行任務帶回來的紀念品。所有電腦都很老舊，複印機則有小馬那麼大。

一間曾經作爲吸菸室的小工具間，現在作爲補給室用，裏面的天氣標誌提醒人們，它已經不再作爲吸菸室使用，好像真的有人會不顧各種監控器和視頻裝置，無意中闖進來吸菸似的。

我從17歲開始就在這裏實習，一直在這個古怪的小世界裏待了7年。每當快要截稿的時候，屋子裏總是充斥着各種忙碌的聲音：敲擊鍵盤的響聲、編輯的叫喊聲、記者匆匆的腳步聲——完全符合人們對小型報社的刻板印象。

「見鬼，這個標題下面要配用的照片到哪兒去了？」

「他怎麼會不知道她是妓女？」

「那個跳下大橋的人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襪子？」

這裏就像一家沒有酒的酒吧，到處都是激素分泌旺盛的新聞酒鬼。《紐約郵報》擁有獨一無二的報業團隊：最聰明的商業頭條作家、最執着的追蹤獨家新聞的記者，還有那些工作狂，擁有變色龍一般的靈活性，能夠跟每個人交上朋友，然後又在轉瞬之間成爲他們的敵人。當然，在多數日子裏，新聞間裏的氣氛是剋制的，每個人都在默默整理着那些法院卷宗、採訪記錄，或者在讀報紙。很多時候，新聞間像今天一樣，安靜得如同停屍房一般。

我走向自己的辦公桌，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路上要穿過一排排標記着綠色曼哈頓街道標誌的工位：自由街、拿騷街、松樹街、威廉街，讓人回憶起報社之前在南街海港的時候，兩側環繞的那些真實的市中心的街道。我的辦公桌在「松樹街」。一片靜默之中，我在座位上坐了下來，旁邊是我在報社最親密的朋友安吉拉。我對她不自然地笑了笑，並問她：「你知道被臭蟲咬了該怎麼辦嗎？」我努力壓低聲音，以免話語在鴉雀無聲的辦公室裏迴響。

我經常開玩笑說，如果自己有一個女兒，希望她像安吉拉那樣。她對我在報社的工作給予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3年前，那時她是一個靦腆的、說話溫柔的姑娘，來自皇后區，只比我大幾歲。她從一家小的週刊報社被調到《紐約郵報》之後，在大城市報社的壓力之下，迅速成長爲我們報社最有才華的年輕記者之一，撰寫出許多最佳新聞故事。許多週五的深夜，你會看見安吉拉在用電腦寫作，而且是同時在4個分屏上撰寫4篇不同的報道。

此時，我禁不住擡起頭來望着她，期盼得到她的建議。

聽到「臭蟲」這個可怕的字眼，安吉拉滑動座椅，離我遠了一點兒。「不要告訴我你染上它們了。」她一邊說，一邊露出頑皮的微笑。我正準備把胳膊給她看，但還沒等我訴苦，我辦公桌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你準備好了嗎？」是新來的《星期日專刊》編輯史蒂夫。他只有30多歲，已經被提名爲《星期日專刊》的主編，我正是在他的部門工作。雖然他是個友善的人，但我還是感到不安。每個星期二，記者們要開一次選題會，討論自己對《星期日專刊》文章的構思。從他的語氣中，我才慌張地意識到自己完全沒有爲本週的選題會做準備。通常我至少會提出3個創意，雖然它們不見得都好，但我總是會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現在，我什麼想法都沒有，甚至不知道接下來輪到自己的5分鐘發言時，該編些什麼。我怎麼會搞成這樣呢？我怎麼可能連選題會都忘記了呢？對於這個每週一次的重要會議，我們都會極其用心地準備，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休息日。臭蟲事件被我拋到了腦後，我睜大眼睛望着安吉拉，然後站起來往後退了兩步，心裏還是固執地希望在我到達史蒂夫辦公室的時候，這個問題能夠迎刃而解。

我心情忐忑地沿着「松樹街」走到史蒂夫的辦公室，在《星期日專刊》的新聞編輯保羅身旁坐了下來。保羅是我的好友，自我大二來報社實習以來，他一直給予我指導。我對他點點頭，卻不敢直視他的眼睛。我扶了扶滿是劃痕的安妮霍爾寬邊眼鏡。一個搞宣傳的朋友曾調侃說，這副眼鏡是我的「節育」神器，他說：「戴着它，保證不會有人想跟你上牀。」

我們坐在那裏，誰都沒有說話，我努力讓自己適應保羅那熟悉的、富有傳奇色彩的存在。他那頭令人震撼的、讓他顯得遠大於實際年齡的白髮，還有他隨時準備把世界翻個底朝天的性格，讓他具備資深新聞人和出色編輯的素質。

大二的夏天，一位朋友把我引薦給保羅，他便給了我在報社實習的機會。最初幾年，我只是個跑腿的，報道一些突發事件，或者給其他記者提供寫作素材。我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保羅布置的：一篇關於紐約一所大學的學生聯誼會中存在放蕩行爲的報道。

我帶着自己的文章和拍攝的一沓照片回到報社，我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儘管後來這篇文章並沒有見報，但他此後佈置了更多任務給我，直到2008年我成爲報社的全職記者。而此刻，我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地坐在史蒂夫的辦公室裏，感到自己的不長進真是辜負了保羅的信任和尊重。

沉默愈發令人尷尬，我擡起頭，看見史蒂夫和保羅都充滿期許地望着我，於是，我只好開口，希望創意會最終進入我的腦海。「我在博客上看到了這個故事……」我說道，絕望地想要編出一個半成型的創意。

「這樣真的不好。」史蒂夫打斷道，「你必須拿出比這好的東西，行嗎？下次請不要沒做任何準備就過來。」保羅點點頭，他的臉因爲不悅有些泛紅。這是我自高中在學校校報工作以來，第一次讓報社感到失望。我走出房間時，很生自己的氣，同時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犯這樣愚蠢的錯誤。

「你還好嗎？」回到工位後，安吉拉問我。

「嗯，我只是把工作給搞砸了，沒什麼大事兒。」我笨拙地自嘲道。

她笑了，露出了幾顆迷人的歪牙。

「噢，別這樣，蘇珊娜。發生了什麼事？別想太多了，你可是很專業的。」

「謝謝，安吉（安吉拉的暱稱）。」我一邊說，一邊小口喝着涼下來的咖啡，「就是覺得這不應該是我的風格。」

那天晚上，我沿着第六大道從報社大樓往西走，路過遊客成羣的時代廣場，朝我位於地獄廚房[1]的公寓走去。路上，我一直思忖着白天發生的不幸事件。彷彿是有意要過上一種典型的紐約作家的生活，我租了一間狹小的單間公寓，晚上睡在一張摺疊沙發牀上。公寓非常安靜，還可以鳥瞰其他幾戶人家的院子。睡覺時經常吵醒我的，不是警車的鳴笛，也不是傾倒垃圾的垃圾車，而是一個鄰居在自家陽臺上拉奏手風琴的聲音。

臭蟲的叮咬還是讓我放心不下，儘管那個滅蟲的傢伙向我保證不用擔心，但我還是做好準備，把那些可能窩藏臭蟲的傢俱移開，讓他隨時可以過來撒藥。我把自己心愛的一沓沓《紐約郵報》的剪報扔進垃圾箱，看到上面的幾百篇文章，我才意識到我的工作有多麼奇怪：什麼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啊，什麼危險的貧民窟啊，什麼監獄和醫院啊，什麼攝影師要在冰冷的車裏蹲守12小時輪班等候拍攝名人啊。我過去是那麼熱愛寫這些文章的每分每秒，可現在，我爲什麼會突然覺得這些東西很可怕呢？

就在我把那些過去視爲珍寶的簡報塞進垃圾袋的時候，幾篇頭條文章讓我停下了動作，它們中有些是我在迄今爲止的記者從業生涯中寫就的最具分量的文章。

一次，我成功取得了獨家採訪已入獄的兒童綁架犯米迦勒·德夫林的機會。當時，全國媒體都在熱議他的事情，而我只是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校區的一個大四學生。德夫林被我採訪過兩次，但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採訪他的文章見報以後，他的律師提起了針對《紐約郵報》誹謗德夫林的訴訟，要求法院對報社下禁言令；而本地和國家媒體開始在現場直播的電視節目裏面討論我的報道方式，對於報社記者進入監獄採訪是否違反道德提出質疑。那段時間，保羅接了不少我的哭訴電話，這也讓我們的關係更加緊密。最終，報社和編輯都站在了我這一邊。

雖然這次經歷沒少讓我擔驚受怕，但也激發了我的慾望。從那以後，我成了監獄的常客，而德夫林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

然後是一篇關於豐臀的報道，「燃臀之急」這個頭條標題至今讓我發笑不已。我不得不假扮成一個脫衣舞娘，通過一個在市中心酒店房間祕密推銷業務的女人，尋找廉價的豐臀服務。我站在那裏，褲腳挽到腳踝上，故作若無其事狀聽着她說「每邊收費1 000美元」，這個價格比她向給《紐約郵報》提供新聞線索的女子的要價高了一倍。

新聞是一個刺激的行業，我一直都喜歡比小說更具寓意的生活。可是，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生活居然詭異到可以被自己心愛的報紙報道的地步。雖然當時覺得有必要，但現在看來，無情地扔掉大批多年工作的成果，完全違反了我一貫的風格。要知道，我可是個懷舊的「收集鼠」，至今還保留着自己四年級時寫作的詩歌，還有從小到大寫的20多本日記。雖然，在我對臭蟲的恐懼、我工作時健忘，以及我突然產生扔文檔的衝動之間，似乎並沒有太多聯繫，可是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過分執着於臭蟲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患上精神病的一個症狀。我更不知道，那些患上寄生蟲病，1或者不安腿綜合徵的人們，害怕情況惡化，大多會去求助殺蟲專家或者皮膚科專家，而不會去找精神健康方面的專家，結果，他們通常都得不到有效的診治。後來事實證明，我的問題其實遠比發癢的前臂和被遺忘的會議嚴重得多。

經過幾個小時的整理和清掃，我終於清理出了一片沒有臭蟲的區域，可是，我並沒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任何好轉。我跪在黑色的大垃圾袋前面，忽然感到胃裏一陣劇痛——還有那種心臟病發作或死亡時纔會感覺到的輕飄飄的恐懼感。我蹲了下來，腦袋裏又是一陣劇痛，那種偏頭痛的感覺，如同一道白色炙熱的強光刺穿我的腦袋。我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感覺。我踉踉蹌蹌地走到衛生間，雙腿和身體都失去了知覺，一路像是從流沙中滑行過來。我想，自己一定是染上流感了。

這可能不是流感，當然，同樣地，可能也不是因爲臭蟲引起的。有可能是某種病原體侵入我的身體，那種能夠激活各種機能的小病菌。難道它來自幾天前在地鐵上對着我打噴嚏的那個生意人，他的一個噴嚏就把大量的病菌傳染給了地鐵車廂裏的其他乘客？2或者是因爲我吃錯了什麼東西，或者皮膚表面的某個小傷口感染了某種病菌？或者是被某種神祕的蟲子咬了一下？



我再次想到這種可能。

醫生其實也不知道我病症的起因在哪裏。他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個人對你打了噴嚏，你最多隻可能染上感冒而已。可是，它卻把我的世界攪得天翻地覆，甚至幾乎置我於死地。

[1] 地獄廚房（Hell’s Kitchen）：地名，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劇院區，這裏曾經是曼哈頓治安最糟、黑幫雲集的地區，南起34街，北至59街，東起第八大道，西到哈得孫河（Hudson River）河岸，由於1881年《紐約時報》對此區的報道而得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