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

　　「是個死人。」門廳裡有人嘀咕著。
　　「好吧！塞到門下去吧。」
　　現在幾點了？一道微弱的藍光從破裂的窗簾下透出來：對面的路燈一直照亮著我的房間。反正黎明還沒到來。我周身的床單都被汗水浸濕了。稱之為床單……算是相當正式了。在公共救助中心，這些墊單在地獄般的洗衣房裡煮了又煮，有時鋪在病床上，有時鋪在看護室的桌子上。血漬和酒漬在雪白的床單上越發刺眼，這兩種汙漬用洗衣粉也洗不乾淨，因而被護士們稱為「乾淨的汙漬」。
　　「交給你了。」那個聲音說道。
　　我果然看到兩張皺巴巴的紙從門和地板的縫隙間滑進來了。我光著腳，裹著粗糙的毯子來到門前，蹲下身拿到了文件。
　　「你知道他是真的死了嗎，確定嗎？」我打著呵欠。
　　同時，我用手摸索著扔在椅子上的工作服，從口袋裡找筆。
　　「千真萬確。」護工賈斯汀在門的另一邊冷笑道。
　　他必定默默地在划著十字，我怎會不知呢。安地列斯人面對死亡可不愛開玩笑。他們害怕厄運。賈斯汀的確有理由害怕。無論如何，如果我原地不動就簽了文件，他就得承擔風險，分擔我的錯誤。這個小祕密把同一道門兩邊的我們聯繫在了一起。
　　現在，文件攤在桌上了。我壓了壓紙讓它們平整些。紙面稍微有點結冰。我開始填寫「床位卡」的死亡登記表，筆尖打著滑。來到醫院的病人都會拿到這張通行證，不管去什麼地方都要帶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程；同時，這張表格裡也記載著他們在塵世間留下的瑣物：私人物品和剩餘價值(現金、手錶、珠寶)。表格裡留下了名字，有時還有職業，最重要的是一次次的治療，這條軌跡或將他們帶往光明和治癒，但有時卻是通往不祥之地，一如古人所言。
　　我寫道：「十一月三日，星期四，在……」
　　「他死亡的具體時間是什麼？」
　　賈斯汀從門的另外一邊嘟囔著：
　　「你懂的，」他有點侷促，「我們當時正在換班。」
　　個人情況欄寫著「一八九八年出生」。我明白了：一個幾乎無法動彈的老頭，只有護理時發出的呻吟才能證明他活著。在這種情況下，接班人員上崗時才遲遲發現他們死了也不是稀罕事。
　　總而言之一切正常，唯一不同的是我未從遠程簽過這種文件。醫學倫理(以及法律)規定，在沒有與病人直接接觸、親自到他身邊、為他做完檢查的情況下，我不得簽署任何文件，證明任何事項，尤其是死亡。但據我所知，很多同事(如果不是全部)常常違反規定，在很晚的時候……
　　值班時的疲勞是對身心雙重的極度折磨。一次突發哮喘，兩次摔跤，一次肺栓塞，還有多次焦慮發作，當我們為了這些狀況起來了八次，來到病患床邊時(正如當夜的我)，已經深陷麻木了。我們覺得自己無用，骯髒，又無力。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貧瘠，讓人覺得效能極低，一切行為，干預和意見都變得毫無意義。此時，「有什麼用呢」這種可恥的想法蠢蠢欲動，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戕害了不少人。此時是最危險的時刻，人們放鬆了警惕，很可能犯下致命的錯誤。好在我們很快學會了打敗這些念頭。疲憊至極的時候，高度的謹慎會讓人意識到危險的存在，在一個病人，一個活生生的人面前，無論怎樣都會保持警醒。在病人面前，或許如此；可在死人面前呢？
　　「十一月三日，零點十五分……」
　　我最終選擇了這個時間點，像真的一樣。可剩下的表格還是不知怎麼填。宣判性的字句給這個人的生命畫上了句號，正如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一個春日的晚上，他的母親賦予他生命。當我寫下這些時，有一種力量從我身上消失了，一種極度的肆無忌憚或疲累不堪，其實兩者兼而有之。
　　「等一會兒，」我向賈斯汀喊道，「我馬上就來。」
　　「好吧，」賈斯汀有些驚訝，「那你快點。」
　　我看見他在冰冷的大廳裡跺著腳(一天夜裡，電梯間的門被撞壞了，一有風就搖晃)。水氣一定是從他口中冒出來的。他又睏又冷，和我一樣。但他至少沒有義務在這種非常時刻做出艱難的決定。我想他還是幸福的。
　　我睡意矇矓地穿上便服，在醫院裡，便服就像內衣：保暖卻看不見。真正的行頭是工作服。洗衣工每週都會幫你換衣服。她一邊挑尺寸一邊呵呵地笑著：「小子，您的肩膀夠寬的！」那時候，住院實習醫生可以穿圍裙；圍裙不但方便，甚至看起來製作精良，前側縫了口袋，可以把手伸進去，但我從來不穿。我總感覺沒有手看起來像賣豬肉的，有了手又像袋鼠。
　　真正奢侈的是大衣。不住院的醫生是不能穿大衣的，只有住院醫生才可以。於是，大衣成了進入醫院中最神聖的地方的標誌。厚實的大衣用海軍藍的氈毛製成，有時候長到腳踝。領子是圓形的。在這個冬日的夜晚，我穿著大衣，衣服兩側有兩條縫，我可以把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裡。
　　現在，我正向賈斯汀那裡跑去。寒冷的雨停了，但溝裡的水還沒乾。我們只好跳過水窪。
　　這位垂死的病人(也許已經死了，由我決定)在樓裡等我們，我們走到那棟樓卻發現門都關著。樓層間的交叉路漆黑一片。我們只好繞了一圈，搖一搖暗門，它們也被上了鎖。賈斯汀緊張地怪叫著。過了很久，四樓有扇窗打開了，一位助理護士下樓幫我們開了門。她是瓜德羅普島人，有著白皙的皮膚。她的臉上一直掛著微笑，即使當賈斯汀用克里奧爾語罵她的時候也是如此。她沒少聽過這些話，但很快又占了上風，要求我們「不要在潮濕的地方走」。她戴著粉紅色橡膠手套，為我們指了指走廊盡頭，她剛拖著拖把走過走廊，地磚上三不五時地閃著光。醫院是一顆永不停歇的心臟：每天晚上就得打掃乾淨，為第二天做準備。病人一早就等著我們給他們洗澡；這時候正是打掃走廊的時間。賈斯汀和我扭著身子走過了那塊濕淋淋的地方。我們在地上留下了不少大塊的印記。不過，最重要的是表現出我們對他人勞動的尊重。女護士感動地笑了。
　　我們彷彿置身一座巨大的黑暗的教堂，外面的路燈錯雜地照進來，形成一縷微光，隱隱約約地點亮了這裡，我們開始走樓梯。四樓到了，低語聲和幾束手電筒的光為我們指明了路。時至今日，我很難描述這段記憶是如何不由分說地把我拋回古代的。然而，事實是在那個時代(我堅持認為並不久遠……)，巴黎的醫院裡普遍都是公共病房：二十張鐵質的病床沿著牆壁排開，中間隔著一道狹窄的空隙，只有床頭櫃大小。暖氣機加熱著乾燥的空氣，甚至有些過熱了，它用來替代舊式的炭爐，我們能夠想像到病房正中有個炭爐的黑色輪廓。
　　公共病房裡，即使有人生命垂危，也不能影響他人的休息。因此不論是護理還是死亡儀式，都不開燈。
　　接待我們的護士是個漂亮的女孩。她拿著手電筒，往四周照了照，燈光時而照到了她的臉龐。各種跡象都表明，她就是晚上沒有休息好，整天都沒有真正休息過的那類人。
　　「啊，你們來了。」
　　她說道。既沒有情感，也沒有評判。我覺得她把我當成了隱形人而感到臉頰發紅。她帶我們來到了床角。
　　和往常一樣，死者被安置在一塊封閉的區域，周圍用障礙物圍了起來：病床四周都放著布屏風，這是它們唯一的作用。按官方說法，屏風是為了不讓其他病人看到瀕死的情形。可我卻常常暗自思忖，屏風難道不是為了讓人們看到等待自己的命運？如果忽然被包圍在草草掛在鋼柱上的白紗包裡，不管是誰都會覺得自己已離開人世，即將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帶到煉獄之中。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另一個身著白衣的女人從白紗裡鑽出來。她也舉著手電筒，但她身邊有一串鑰匙，這說明她才是這裡的主人。住院實習醫生在這些年長的主管面前總是戰戰兢兢。她們懂的比我們多得多，而且在我們查看病人時，她們的沉默就像最冷酷無情的評審團做出的宣判，尤其是當她們的唇上浮現出一絲隱祕的微笑。
　　但此時，那樣的情況並未發生。這位主管發聲了，為了顯示她的權威，她幾乎是高聲說道：
　　「去把文件找來。」她對年輕的護士發號施令。
　　女孩帶著一個厚厚的信封回來了，裡面塞滿了Ｘ光片、活頁和檢查報告。我在其中尋找醫學觀察報告。
　　「他在這裡十二年了。」女主管說道。
　　十二年！我一定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驚訝，因為女主管接著說：
　　「這裡是長期病房。」
　　我抬起了頭：天花板上能看到灰塵。這是安置不治之症患者的病倉之一。我聽說過，但從沒來過。事實上，這間房間和其他的別無二致，或許除了過於接近的床間距，以及某件看不見的東西——時間，在四壁間流逝的時間。這裡和其他公共病房一樣，充斥著呻吟聲和異味，擁擠的空間交織著深厚的情感聯結，有時是友情，更多時候是殘酷的憎恨。他人時而是慰藉的來源，時而卻是傳染的源頭。鄰床間有微笑，有聊天，但同時也會有吐痰和排尿。在這樣一間牢籠裡整整十二年，他們身上還留下了什麼生物的氣息？我的眼神游走一排排病床間，我忽然有一種感覺，病房裡的一切都與眾不同。當病人發出臨死前最後的喘息，我們感受不到其他病人任何正常的好奇心。新病人的到來也不會引起任何興趣。我們聽到的噪音來自失去意識的和因化學作用而變得遲鈍的病人。在這裡，只有昏迷，無法治癒的痛苦和死亡，唯獨沒有活著的人。
　　我從一大堆文件裡找到了醫學觀察報告，再次來到了病人旁邊。嚴重腦血管意外，植物人或近似植物人，全啞。沒有一位臨床醫生能夠準確地評估出病人的意識程度。
　　最近的一條手寫批註是因為一次重複感染，日期已超過五年。
　　「您想看看他嗎？」女主管問我。
　　我沒有理會她話裡的諷刺之意，來到了屏風前。很顯然，一切都準備好了，等待著後續。換藥盤和注射器的組合已被換成了水桶和刷子；我們不再護理病人，而是準備清理屍體。但一切都保持著原樣。我被五個人包圍著，還沒有算上黑暗中的病人，每個人的眼睛都緊緊盯著我。我們挪開屏風，病人的整個身體，包括頭部，都被床單包裹著。我走上前。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場沉默的儀式是如此沉重。這天夜裡，一切都明了了：是我宣告了死亡。為了不讓人看到我在顫抖，我一下子拿掉了床單。在這具身體上，苦難已經熄滅了。精瘦的身軀，蠟黃的臉色，扭曲的臉龐，這就是當人被死神帶走時，人們所說的「他解脫了」。
　　他死了，無人質疑。女主管對病人的離世已司空見慣，年輕護士也是。護理護士清理過的屍體比這間醫院裡躺著的所有病人還要多。賈斯汀負責把他們抬上擔架，他知道他們有多重。而我才二十四歲，剛在醫院實習了三個月，一個人的死亡意味著什麼，我並不清楚。有一瞬間，我甚至想說：「為什麼要打擾我呢？你們比我更清楚，這個人已經死了。」
　　這一片寂靜讓我吞回了想說的話。退縮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等著我。這不是圈套，不是報復：他們只是讓我擔負起我不知該如何推卸的責任。
　　在法國，死亡並沒有明確的定義。法律對認定死亡的方式有明確規定，最可靠的是動脈縱向切開術：將手腕處的一條動脈縱向切開，並觀察是否沒有搏動性出血。這個方法確實從未被實踐過，雖然說這些沒有用。因此，一切都由醫生說了算。醫生是唯一被公認為有能力確定死亡的。出於同樣的顧慮，天主教徒並不單獨進行彌撒：聖事必須由神甫主持。
　　於是，在這些身經百戰的前輩面前，我一個滿臉痘痘、不諳世事的毛頭小鬼，被塗上了無形的聖油，它賦予了我眾人期待、甚至不可推卸的任務：我，能讓眼前的人成為真正的死者，永遠不再醒來。「我，路易，法國國王，決定……」統治者就是這樣對著他們所統治的國民說話的。這天晚上，法律讓我成為了這片悲慘之域的統治者，只為給一個可憐人的生命畫上句號。法國醫學界遵循等級制度。自拿破崙統治以來，婆羅門族就是實習住院醫生的人選，住院醫生的選拔標準是能力——但出生仍占有一定比重，即使出生在匿名的考試中顯不出優勢，至少對未來的事業發展有所助益。住院實習醫生這一崇高的頭銜是我們的畢生夢想，它打開了通往醫生最高職位的通道，前途無量，報酬頗豐，但要求也是苛刻的。尤為重要的是，實習住院醫生必須保持犧牲精神。雖然我們覺得這不太合理，但必須下定決心堅持這份事業，或者自行離開。
　　每種聖事都有各自的儀式。鑑於法律中並沒有對死亡作出合理的釋義，我們必須自行發明一種將職責賦予祭司，將魔杖授予魔術師的動作。於是，我們選擇了角膜反射。鴉雀無聲中，我把手伸向那張扭曲的臉龐。我抬起一側眼皮，把大拇指肚搭在角膜上。沒有任何反應，這表明角膜反射已經消失。如果只是昏迷，不管多嚴重都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由此可以下定結論：這就是死亡。
　　這個動作不僅是萬無一失的，也是驚心動魄的。醫生最後一次打開病人的眼睛，看了一會兒，判斷病人是否真的死了。世俗認為，死亡在閉上眼睛的一刻到來，但醫生卻能自由地反其道而行之。悲劇終於到來了，帶著某種悲壯。
　　好了，現在我可以寫下去了：
　　「A. C.先生，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十一月三日零時十五分死亡。」
　　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從手上抹去死者眼睛裡難以察覺卻揮之不去的氣味。如今，二十年過去了，我有時還能聞到這種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