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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愛好者

七個來自遠方的故事 by 讓-克利斯托夫·呂芬

2020-1-31 18:18

  「保羅先生!224號房……她把東西全砸了!」清潔工維吉妮跑下樓,找到正在辦公室的經理,向他彙報。早上,經理一來到辦公室就關上門,打開了電視機。這天,一頻道正在轉播戈巴契夫[1]的美國之行。電視裡正在直播蘇聯解體,這是現在的頭號大事。
  「全砸了,在哪裡?」他嘟囔著。
  「在她的房間裡,天啊!她把所有東西都弄得亂七八糟,床,沙發,桌子,所有一切。」
  「放回去就是了。」
  「不,您沒有理解我的意思。她個子雖不大,力氣卻大得嚇人。她把床單撕成了條,還把大理石桌板給砸了。整個房間裡連一塊完整的鏡子都沒有。這簡直是場大屠殺。」
  「她就一個人嗎?」
  「有位大使館的女士和她在一起。但她沒有一點點冷靜下來的跡象。」
  大使館!蘇聯大使館。保羅先生抬起頭來。這是目前政治事件的後果之一:蘇聯遊客得到大使館的允許,突然造訪此地。
  「她一邊砸東西,一邊不停地說話。可沒有人聽得懂她在說什麼。」
  「大使館的人沒有給您翻譯嗎?」
  「她?她能吐出三個法語單詞就不錯了。德語是她懂的唯一一門外語。」
  「德語?」保羅重複著這個詞,直起身子來。維吉妮應允著,強忍住不笑。她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一聽到「德語」,保羅先生的興趣就上來了。他起身扯了扯背心,關上了電視機。好戲即將登場。
  「我去看看。」他說道。
  因為工作原因,保羅先生必須用到各種外語。而在他會的所有外語中,德語是他的最愛。他的母親是阿爾薩斯人,從小就教他學習德語。
  保羅先生與清潔工一同進了電梯,他的臉色凝重而專注,就像拳擊手正在趕赴拳擊場。五樓還沒到,他們就聽到了吼叫聲。保羅先生忽然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性。砸東西也就算了,但在四星級標準的酒店裡,這等吵鬧卻是讓人無法忍受的:這四星來之不易,酒店地處黃金地段,距香榭麗舍大街僅兩步之遙,住客都是高級客戶。
  走廊裡有兩扇門打開著,幾個被吵醒的住客穿著睡衣,正在抗議鬧聲吵得他們不得不下床。保羅先生殷勤卻含糊不清地向他們解釋原因。他走到224號房門前敲了敲門。一個金髮女人立刻過來為他開了門。她的妝容將蘇聯那無從模仿的低下品味表現得淋漓盡致,盤起的髮髻來自六十年代的《每日法國》時尚版。她的表情蠻橫無理,又驚慌失措,同樣的表情常常出現在國家代表團隨行的政治領導人臉上。她讓經理進了門,狹小的門口掛著棕色絨布,作為門廳。地板踩上去嘎吱作響:威尼斯鏡子已成了碎片。一陣陣嗚咽聲從通往臥室的槅門後傳來。
  「我,法國,我時間不長,」外交官含混不清地說著,「以前維也納。奧地利。您懂德語嗎?」
  「當然了,夫人,」保羅先生用流暢的德語答道,「您說吧。這裡發生了什麼?這是誰,這番吵鬧又是為了什麼?」
  「謝謝,謝謝。」她握著經理的手,興奮地說道。
  她粗胖的手指上帶著廉價戒指,指甲油零零星星地剝落了。保羅先生趕緊抽回了手。
  「是這樣的,經理。這位是吉爾吉斯政要的女兒。您知道吉爾吉斯在哪裡,對吧?中亞,靠近喜馬拉雅山。」
  俄羅斯女人發「h」音用足了力氣,模仿著高峰上的刺骨寒風而不自知。
  「或者說在蘇聯南部。蒙古人住在那裡。」她簡單做了個在眼睛上拉出蒙古褶的動作,但考慮到好不容易化好的妝,還是忍住了。
  「冬天太……太太太冷了,但國家很富有:羊群,礦產,小麥……」
  她神祕兮兮地笑了笑,探過頭來低聲說:
  「這位女士的父親是吉爾吉斯共產黨祕書長。大戶人家。部落首長。您明白吧?」
  「那她在這裡幹什麼?」
  「夢想!」俄羅斯女人大聲喊道,語氣忽然變得誇張起來,「是夢想,經理!一直以來,女士都夢想著來法國。」
  緊接著,她的聲音又變得低沉起來:
  「今天之前,不可能。她被看得死死的。您明白嗎?」
  KGB[2]特工小心謹慎,比起逐漸占領蘇聯的自由之風,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不敢說得太多。
  「在政治透明[3]的新政之下,女士向她的父親請示,由她的父親再請示上級。」
  她湊近保羅先生呼了口氣,口中有一股薄荷味:
  「戈巴契夫本人。」
  「我明白,」經理邊說邊挪開身子,「但這沒辦法解釋她為什麼把所有東西都砸了。」
  話音剛落,房門猛地打開了。女人一言不發地盯著不速之客,讓人感到悚然。她的裝束和表情讓人覺得她剛從颶風中死裡逃生。她看上去三十來歲,不過具體年齡很難確定。她的臉型大而平,臉色蒼白,就像憤怒的觀眾把最骯髒的材料都扔在了這塊布幕上。口紅碎了,睫毛膏化了,再加上抓痕,活像一場滑稽戲。她的臉上流露出深深的悲傷,但讓保羅先生更頭痛的,是房間裡被毀的情形。不過,女人沒有給他時間去仔細查看房間狀況。她走到保羅先生面前,用沾血的手指對著他的黃色領帶,按下一個大大的指印。保羅先生本想往後退,卻被年輕女人蠻橫又響亮的聲音釘在了原地。
  女人對保羅先生說了很長一通話。但她的長篇大論著實讓人摸不著頭腦。經理懂得多國語言,甚至對俄語都非常熟悉,但他辨認不出任何一個詞根或詞尾,甚至是從東方語言中流傳過來的表示災禍的法語單詞,比如災難、夢魘……儘管如此,這個可憐的女人說起話來卻不乏表現力。她的聲音時而悅耳,時而誇張,彷彿開始描述起羊群遍野的大草原來。最後,她輕輕嘀咕了一聲,幾乎有些溫柔了。保羅先生被這哀婉的咒語觸動了,他眨了眨眼,抬起頭來,開始露出了微笑。女人也衝他笑了笑,在這尋常不過的一聲笑聲中,緊張的氣氛得到了紓解。經理很高興,他一到這裡就解決了問題,這讓他自豪不已。
  然而,這位吉爾吉斯女人轉向了大使館代表,用另一種語言說了些什麼。這一次,保羅先生雖不明白意思,卻聽出了這是俄語。
  「女士說,您理解了她。她非常非常高興。」
  「我理解她……好吧。其實我只是在認真地聽,另外……」
  年輕人聽到保羅先生的話,蹙起了眉不再微笑。她又和外交官說了些什麼,語氣任性得像小孩子。
  「她不高興了。她希望您跟她說法語。只說法語。她甚至說:最好的法語。」
  經理被這句話刺了一下:
  「我說的雖然不是什麼『最好的』法語,但的的確確是法語。女士,我覺得我說的法語是完全正確的。」
  這一刻,他意識到吉爾吉斯女人正看著自己,臉上寫著急切等待的表情。
  「歡迎您來法國,」保羅先生盡可能把每個字母都唸得清晰易辨,「我們沒必要讓您生氣。有什麼需要為您效勞的,您儘管說。」
  可憐的小姐聽到這句話,一點領會的跡象都沒有。她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集中注意力,但顯然一個字都沒有聽懂。她沉默了許久,終於鬆了一口氣,又開始嗚咽起來。
  保羅先生沒好氣地質問俄羅斯女人:
  「好了,您能不能告訴我,這個人剛才跟我說的究竟是哪國語言。」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
  「沒錯。這不是俄語。」
  「這我猜到了。她跟您說的是俄語。但跟我說話的時候,她用了另一種土語。是哪一種?」
  「不知道。」
  「也許是吉爾吉斯語?這些人,他們肯定有自己的語言……」
  「我想不是。他們說的是土耳其語的一種。我有幾個莫斯科大學的同學是吉爾吉斯人。而且她跟她父親打電話時說的才是真正的吉爾吉斯語,和她剛才說的很不一樣。」
  「那她在說什麼呢?為什麼給我撂下這些莫名其妙的話?」
  俄羅斯女人垂下了眼睛。她顯然比保羅先生先知道了些什麼:
  「她說她講的是法語。」
  「法語!她跟我說話時用的是法語?」
  「您別擔心。您不是第一個聽不懂她說法語的人。自從她來到巴黎,沒碰到過一個人能聽懂她的話。正因為這樣,她才非常生氣。今天早上,她按鈴呼叫了客房服務。服務生來了,但他們沒辦法交流。這就是你們說的在火藥裡點火。」
  可憐的小姐坐在翻倒的沙發扶手上,輕聲地哭著。三位主角都靜靜地待在一片傢俱的廢墟之中,一言不發。候在門外的清潔工見裡面沒有什麼動靜,便探進頭來,用詢問的眼神看著她的上司。保羅先生站起身來,一下子扶起了兩把椅子,請俄羅斯女人坐下,自己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
  「我得把這個祕密弄清楚。請您把我的問題翻譯成俄語,告訴這位小姐,並把她的回答翻譯成德語告訴我。」
  「我得先和大使通話……」
  「這個之後再說。現在,請先按照我說的做。」
  俄羅斯女人搗了搗頭頂上的大髮髻,做出蘇聯下屬那副既順從又不滿的樣子來。
  「首先,請詢問她是在哪裡學的法語,是誰教她的。」
  小姐聽到問題的翻譯,從沙發上挺起身子,蹺起了二郎腿,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她抓起一條拖在地上的毛巾。她一邊擦臉,一邊開始說俄語,語氣平靜而憂鬱。每說五句話,翻譯便讓她停下,為她翻譯。她訴說著自己的故事,不再需要別人提問。
  她首先講述了自己的童年。她是獨女。她的父親是個頑固而又暴力的人,經常毫不猶豫地把人送進監獄,甚至直接除掉。因為這些話關係到高級官員,俄羅斯女人翻譯起來有點為難,但不管怎樣,她還是翻了出來。在吉爾吉斯,這個獨裁又殘忍的首長可謂人見人怕。他的妻子年輕時就去世了。世上只有一個人能讓這個暴君繳械投降,就是他的寶貝女兒。為了慶祝女兒滿七歲,他送了她一匹蒙古小馬駒。亞洲中部的炎炎夏日裡,在小麥成熟的季節,他們在無垠的金色麥田中一起馳騁。冬日裡,一匹純白色的小馬拖著她的雪橇。她父親踏上雪橇,扶著把手站在她身後;她則裹得密不透風,嬉笑著發號施令。
  首長對女兒很不放心,除了幾個被嚴格監視的僕人之外,其他人都無權接近她。宮殿裡,朝向門廳的整整一座裙樓都是屬於她一個人的。她的父親把整個蘇聯甚至鄰國的玩具都弄來了這裡。她是在古巴娃娃和越南草編堆裡長大的。首長害怕的是女兒覺得無聊。
  她叫庫敏。庫敏很早就明白自己有一樣威力十足的武器。她只要嘆口氣,露出茫然的眼神,或是一到下午就開始打哈欠,父親就會擔心她說「無聊」,對她所有的任性之舉都繳械投降。
  庫敏讀過很多書。她的父親給了她一位法國作家的整套作品,這套書壞不到哪裡去,因為作者是俄羅斯裔。塞居爾伯爵夫人[4](娘家姓氏為羅斯托普欽)占據了小女孩的每個夜晚。《善良小魔鬼》《杜拉金將軍》的譯本為她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法國。從此她渴望了解這個世界,甚於一切。為了滿足她對法國的熱情,她的父親又找來了其他書。巴爾札克、大仲馬、喬治·桑,一次又一次點燃了庫敏對法國的熱情。但父女兩人都知道這件事的發展方向:青春期的女兒終會提出要去法國,而父親不得不拒絕。
  在布里茲涅夫[5]統治下的蘇聯,所有問題都用保守主義解決。一個蘇聯成員國的首長絕不可能隨心所欲地把女兒送去西方國家。庫敏明白這一點。她把奢望轉換成了一個力所能及的目標。如果去不了法國,至少她想學習法語。她的父親鬆了一口氣,答應了她的要求。可事情做起來卻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不管在首府還是在草原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法語老師。首長派了密使前往各個鄰國,遠至莫斯科,只為能找到一個珍稀動物,可還是沒能成功。有一天,庫敏的父親正準備放棄,卻得知監獄裡蹲著一個會說法語的傢伙。他把這個人叫了過來。這個囚犯是個怪人。他自稱四十多歲,名叫安德烈,但他沒有任何文件能證實他的話。他身材矮小,有點禿頭,不管是氣質還是樣貌,都沒有任何與眾不同的地方。他靠在椅背上,表情像個愛賭氣的孩子。但一開口,他的魅力就征服了對方,抓住了對方的注意力。他的俄語很流利,但又帶著某種難以形容的口音。這種口音讓他倍顯優雅,並為他所言不多的話語平添了一份智慧。這位安德烈向首長解釋道,他隨父,是南斯拉夫人,父母在戰後逃到蘇聯避難,他在託木斯克長大。他年輕時參加了學生政治活動,被驅逐出境,在六十年代末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的一個村裡,又從那裡逃了出來。有官員提出當時早已不往西伯利亞流放人犯,矮個子只是看著夾在指間的菸蒂微微一笑,首長就深信他很了解當時的情況,甚至比自己了解得更深遠。
  說實話,他什麼都不在乎。唯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教他的女兒學法語,能還是不能。
  「首長先生,法語是我的母語。我的母親是克里希拉加爾納[6]一位共產黨員的女兒,她的父親娶了一位來自克羅埃西亞的南斯拉夫女兵。他們去了札格瑞布定居,我的母親正是在那裡出生的。她十八歲時,跟來自南斯拉夫北部的一個小夥子結婚了,戰後……」
  「我知道,他們來到了蘇聯,等等。但請您告訴我:法語,您會教嗎?」
  「我?這簡直就是叫米開朗基羅來給您的廚房上新漆。我用法語寫詩,用法語做夢,用法語唱歌,如果您想聽……」
  他挪到了椅子前端,挺起胸膛。首長想他正準備開始唱《馬賽曲》之類的。
  「請您閉嘴!您只要回答我的問題就夠了。您到底會不會教法語?」
  「會。您想什麼時候開始?」
  「不是我要學,是我的女兒,」首長垂下眼睛承認道。
  矮個子戲謔地一笑,首長本該引起警覺,但現在後悔已晚。第二天,他被引見了庫敏。
  首先,他的基本要求必須得到滿足。他住在侍從樓裡,但有一間獨立的房間。他要求提供「歐式」服裝。首長便把參加主席團會議時穿的衣服按他的意思作了裁剪。
  庫敏第一次見到安德烈的時候,他沐了浴,灑了香水,精心做了髮型,優雅而瀟灑地穿著西裝。同樣的西裝,共產黨領導人一直把鈕釦扣到最高。庫敏毫不懷疑他是法國人。第一次談話時,庫敏的父親也在場,安德烈顯得極度認真,甚至有些專橫。他一上來就制定了很多嚴厲的規定。他解釋說,要學習法語,必須遵循不同的階段,不能試圖走得太快。雜亂無章的學習是最要不得的。他要求學生只能使用(他堅持這一點)他在每堂課上發的資料。等到時機成熟,他會提供些法語書和報紙。在此之前,她不得以任何藉口自行找資料。首長一直認為法國人全無優點,既矯情又好色,但他得承認眼前的這個法國人是可靠的。他保證會嚴加注意,除了老師提供的資料,絕不讓女兒接觸其他外文出版物。
  「我堅持認為對話是最重要的。我們現在就開始了。『我的名字叫安德烈。』」
  這是庫敏第一次聽到法語單詞。她激動不已。
  「我叫庫敏,」她小心翼翼地唸著,就像赤著腳走在一條鋪滿尖利石子的小路上。
  安德烈讓她把這句話重複了十來遍,直到她的發音完全正確。他總結說她進步得很快。年輕小姐幸福地哭了整整一夜。
  儘管庫敏的父親覺得不太喜歡這個外來人,但他給他的女兒帶來了歡樂,他感激不盡。安德烈提出的要求,他都殷勤地一一應允。一開始,這些要求集中在教學問題上。他有權免受任何審查,與布達佩斯的一家書店聯繫,讓書店把西方的教學資料寄給他。匈牙利隸屬蘇聯集團,受著嚴格的監控。首長覺得可以滿足這個要求。後來,安德烈又弄來了一臺非常稀有的影印機。他用影印機來準備摘錄書籍和報刊節選的小冊子,作為授課資料。這些書籍和報刊都被他鎖了起來。
  隨著庫敏日益進步,她的老師顯得更自信也更任性了。他要求與庫敏住得更近。於是,他被安排到裙樓盡頭的房間裡,與庫敏同在一個樓層。窗戶面朝積雪的山峰,這景色只有首府南部才能看到。
  春天來了,他們開始學習關於大自然和相關詞彙的內容。安德烈要了一輛車,他敞開著車窗,一邊開車一邊抽菸。他看上去令人厭煩不已,兩眼發光,金黃色的菸嘴上永遠點著香菸,一副花花公子的樣子。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庫敏把自己交給了他。事實上,她一開始就做好了這個準備。她對他的崇拜已經到了毫無保留的地步。她口中的「法語」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而是一種自由,一種優雅,一言以蔽之,是她渴望全心全意投入的文化。以同樣的姿態將自己完全打開在一個男人和他所代表的文化面前,她無法想像生命中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好的萌芽。
  就這樣,三年過去了,這段時間裡填滿了愛情和學習。庫敏能夠流利地說法語了。她從未放棄夢想,但後來她的想法更實際,也更像方案。她把祕密告訴了安德烈。也許她能說服父親讓他們一起去法國旅行,比如藉著官方訪問的契機,一到那裡他們就不辭而別。庫敏從八歲起就藉著收集金幣,建了一個小金庫。她把這筆錢藏在一個雪松木的小箱子裡。一天夜裡,她給安德烈看了這個箱子。看到他兩眼放光,她感到很幸福。
  「你覺得這些錢夠不夠在巴黎買一間公寓?」
  安德烈回答說是,她跳起來抱住了他的脖子。過了一會兒,安德烈表示經過深思熟慮,他認為一起離開是行不通的,因為目前兩人都受著監視。最好讓他先到西方國家,安頓好一切後,她再過來會合。那是一個初春,四年前,他們相識了。首長盡一切力量幫助他離開,他很高興這傢伙終於滾蛋了。他給安德烈弄了波蘭身分證和德國簽證,他到了德國就能去法國了。庫敏把她的雪松木箱給了他,讓他購置兩人未來的房子。一番推辭後,他最終在她的堅持下接受了。
  他走後,她哭了三天,一步都沒有邁出過房間。然後她擦乾淚水開始了等待。法語是她唯一的伴侶。她一遍又一遍讀著安德烈為她量身定做的小冊子。每一課都能把她帶回他們相戀的不同階段。她穿法式服裝,在抽菸時努力模仿安德烈的灑脫自如。一個又一個月過去了。他沒有回來。而她,從沒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無法相信他會拋棄自己。她深信不疑地認為,定是首長攔截了所有安德烈的消息。父女間一度爭吵得不可開交。直到有一天,首長不願再聽到女兒的控訴,終於把實情告訴了她,這位所謂的老師離開後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份關於他的警方報告。
  「他是個賊,也是個騙子。他有好幾個身分,因為在波蘭和整個蘇聯出老千和欺詐而被判刑。他離開這裡以後,應該是逃到南非去了,現在他跟兩個女人一起住在那裡。我看到這份報告後,甚至懷疑他會不會說法語……」
  庫敏聽到這些,發出了一聲大笑。安德烈不會說法語!這些自以為是的人,可憐的野蠻人!他們居然對一個自己望塵莫及的人妄加凌辱。他的敏感,他的文化,他們一無所知!
  父女兩人決裂得那麼快,那麼徹底。首長為此痛心疾首,不斷嘗試與女兒溝通卻都無果。禍不單行,可憐的父親還得抗擊威脅著他的政權的蘇聯動亂。好在動亂的方向對他有利。他通過幾個巧妙的政治遊戲,成功保住了政權,更不可思議的是,他還成功地向莫斯科要求了獨立。至於女兒,她在這些事件中看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離開的機會。鐵幕[7]正在慢慢拉開。她成了中亞地區被批准前往法國旅遊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個。這就是為什麼她在三天前到了巴黎。
  她對安德烈在哪裡毫無頭緒。說實話,她已經心灰意冷,因為無法向他傳遞消息已經很久了。但她至少想要實現夙願,想要投入他曾向她展示的文化中。所有她才會極度惶恐。她什麼都聽不懂,也沒有人聽得懂她的話。這對她真是一場噩夢。
  這位不幸的吉爾吉斯小姐坦言一番後,累得在椅子上蜷成了一團。被毀的房間裡籠罩著凝重的沉默。
  「真不知這混蛋究竟教了她什麼語言。」保羅先生憂傷地搖了搖頭,總結道。
  在漫長的敘述過程中,門口已經靜悄悄地聚集起一小隊人馬:兩位警察,三位精神病救護人員,站在最前面的是清潔工維吉妮。
  「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等了許久的旁觀者終於加入了他們,「這位女士學了法語,然後呢?」
  「然後,她說的不是法語。你們聽聽。」他請俄羅斯女人翻譯,讓庫敏說幾個「法語」單詞。庫敏漫不經心地吼了一長通,但警察完全沒聽懂。
  「我是布列塔尼人。我只能告訴你們,這不是凱爾特語。你怎麼看,丹尼爾?」
  另一位警察是安地列斯人。他戴著軍帽,搔著腦袋說:
  「這也不是克里奧爾語。」
  庫敏顯然已不抱任何希望。她自顧自地繼續著漫長的獨白,語調淒涼,聲音誇張得像在唱戲一樣。或許她正追憶著與情人一起說法語的快樂時光。沒有人敢打斷她。忽然,門廳裡面傳來一聲低語。有人正試圖往這裡靠近。原來是第三位救護人員,這個年輕人穿著白色工作服,胸前佩戴著「實習生」的小徽章。他被堵在了第二排,於是清了清喉嚨,用低沉的嗓音說起話來。吉爾吉斯小姐呆住了。她豎起耳朵,就像林中鳥遠遠地辨出了同類的叫聲,臉上閃現出希望的光芒。這是同一種語言。
  年輕人的面前一下子出現了一條道,他徑直走到了房間中央。他身材矮小,金色的頭髮有些稀少,但態度卻很堅定。他讓人覺得頗有膽識,也懂得享受生活。
  他和庫敏的交談現在開始了。這才是真正的交談,旁人無從插話,但只聽語氣就能感受到他們相見恨晚的快樂。經理被這戲劇性的變化深深感動了。而作為旁觀者,他沒有討好他們。
  「您能告訴我們,你們說的究竟是什麼語言嗎?」
  年輕的救護員停了下來,用帶著郊縣口音的法語回答說。
  「這是匈牙利語。她說得很好。」
  「那您為什麼會說匈牙利語呢?」警察問道,因為職業習慣,他覺得嫌疑犯到處都是。
  「我的父母來自南斯拉夫。母親來自伏伊伏丁那[8]的少數民族——匈牙利族。小時候,她教會了我本族語言,現在我還在家裡說匈牙利語。」
  如此說來,這位所謂的老師不僅沒有教庫敏說法語,而且教的是歐洲唯一一種與其他語言都無相似之處的語言,對她日後練習英語、德語,或是真正的法語都毫無幫助。
  庫敏擦乾眼淚站了起來。她消失在了盥洗室裡。她透過房門用匈牙利語喊了些什麼。救護員笑著回應著她。她一直在裡面,他則靠在門上繼續著兩人間愉快的交流,久久沒有停歇。門忽然開了,庫敏走了出來。她變得認不出來了。經過精心的梳妝和得體的打扮後,幾乎可以用漂亮來形容她。她用高傲的眼神往房間裡望了一眼。差點沒讓人以為是警察和經理搶了她的東西。她說了句話,救護員為她翻譯了出來。
  「她父親會賠償這一切。記在她的帳上就是。另外,她希望有人幫她把東西搬到另外一間房間去。」
  「沒問題。」保羅先生應道。
  接著,他走向那位年輕人,把他拉到了一邊。
  「現在,」他繼續低沉說著,「我們必須得跟這可憐的小姐談談。要是這個問題沒有根除,一切還會重演,她會毀了新房間,就像這間一樣。」
  「您想跟她說什麼呢?」
  「唔……關於她說的語言,我覺得她該知足了。」
  庫敏再次來到了門口。她皺著眉看了一眼年輕人,示意他過去。
  「沒用的……我相信。」救護員嘟囔著。
  「沒用!」
  保羅先生抓住年輕人的手臂,把他向窗口拉開了些。
  「為什麼沒用?她怎麼跟您解釋的?」
  「請冷靜點,先生!沒什麼大不了了。」
  「回答我。」
  年輕人挺起身子,眯起了眼睛。
  「我跟您說過,」他開始解釋,「我是移民的兒子。七歲時,我隨父母來到了這裡。我了解作為外國人,在異國他鄉意味著什麼……」
  「請說重點。」
  「重點是,語言並不是一切,正如您所見。語言說得再流利,也會受到排擠。」
  「我同意您的話。」保羅先生說的話不太好聽。他不太喜歡其他人對法國人的好客提出質疑。「畢竟,一個人出生在其他地方,難道是他的錯嗎?」但年輕人發出一聲大笑,化解了所有的尖酸。
  「我只是想說,在這裡,即使會說法語,也有可能被排擠……但是會說法語讓人感覺很棒!」
  門口的庫敏開始不耐心起來了。
  「這小姐想要說法語,」他繼續解釋,這次他認真地看著經理,「為了學法語,她已經吃了很多苦。不該給她痛上加痛。她總有一天會明白自己的情況。至於現在,就讓她好好享受屬於她的幸福吧。」
  保羅先生靠近年輕人,兩人的臉都快貼上了。他們的眼神像刀劍相接一樣地交鋒了一番。
  「您跟她說了什麼?」
  「真相。」
  年輕人在經理不友好的眼光下停頓了一會兒,繼而哈哈大笑,在警察的見證下大聲說道:
  「無論如何,如今真正的法語已經不存在了!真是遺憾。她運氣不好,遇上了一些人,您,清潔工,還有這些警察先生,你們說的都是難聽的薩比爾語,聽不懂她學的古典法語。」
  「好在有您在!」
  「願為您效勞!」年輕人歡呼著,一邊行了個偉大世紀[9]的軍禮,「很抱歉,現在我得走了。我得帶她去參觀……我的國家。」
  他脫身回到了站在門口的庫敏身邊。兩人禮貌地撥開門廳裡擠著的人群,開出一條通往走廊的道來。保羅先生相信,他看到庫敏抓住了年輕人的手。
  房間裡出現了一陣尷尬的沉默。警察不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清潔工維吉妮漫不經心地整理著房間裡的傢俱,煩躁地唉聲嘆氣。俄羅斯外交官的四肢都在顫抖。她似乎嚇壞了,就像有人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擔心被這些記憶譴責。她叫嚷了幾句德語,毫無句法可言:
  「我有責任馬上送訊息到大使館。父親想要女兒消息。我說什麼?什麼?」
  這一刻,保羅先生認為自己可以重新置身事外了。他語氣堅定地說道:
  「夫人,您只要告訴他……他的女兒在法國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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