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心命案

　　詹姆斯·達菲先生住在查皮利佐德，住在這裡，主要出於兩個考量，一是他寧可盡可能住得離那座他是其臣民的城市遠些；二是他發現都柏林的其他郊區都已經變得吝嗇、浮誇和虛偽。
　　那是一幢陰暗的老宅，透過窗戶，目光所及，不是一座廢棄的酒廠，就是一條流向下游的小河，都柏林城就建在那條河旁。他，就住在這幢老宅裡。
　　房間內沒有鋪地毯，牆壁上也沒有貼任何圖片，看上去非常空曠。這裡的每一件傢俱都是他親自購置的：黑色的鐵架床、鐵盆架、四隻藤椅、衣架、煤鬥、烤架和火鉗，還有一張擱著雙人用寫字臺的大方桌。書架擺放在壁櫥裡，用白色的木板隔開來，一盞蓋著白色燈罩的臺燈是壁爐上唯一的裝飾，那是白天剛放在那裡的。
　　白色書架上的書籍按書的高低依次排列整齊，最低一格的一角擺著一部《華茲華斯全集》，在頂格的一側，豎著擺放著一本用筆記簿硬布殼縫製而成的《梅努斯學院教義問答》。一些用來抄寫的用品排放在寫字臺上，抽屜裡擱著一份豪普特曼所著《米切爾·克萊默》的譯本的手稿，其中的舞臺指導文字是用紫紅墨水書寫的，還有一小疊紙張，是用銅釦釘起來的。紙張上時常出現那麼幾句隨手寫下的話，第一頁上貼著「苦豆子」廣告的一行用語，尤其讓人感到滑稽。寫字臺的蓋子一旦打開，便會有一陣淡淡的芬芳飄出來——這香味的來源，不是一支嶄新的杉木鉛筆，就是一瓶膠水或者一隻被遺忘的已經熟透的蘋果。
　　對於任何有可能導致精神與肉體混亂的東西，達菲先生都十分討厭。當然，對於這類人，中世紀的醫生或許會說他們有些憂鬱。他那張飽經滄桑的臉，如同都柏林的馬路一樣泛著棕黃色。他那扁腦袋很大，幾綹乾枯的黑髮貼在上面，一張木然的嘴在淡黃色的鬍髭下顯露出來。高出來的顴骨給他的臉更添一種嚴峻之色，好在他的眼神還算溫和，在兩道淡黃色的眉毛下面從容地注視著世界，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時時都在期待他人悔過，但又時時陷入失望中一般。
　　他總是和自己保持著一些距離，用一種旁觀者懷疑的目光，觀照著自己的一言一行。此外，他還有一種為自己做傳的老習慣，依照著自己的這個習慣，他經常暗暗地想些和自己相關的短句，主語用的是第三人稱，而謂語則用的是過去時態。對那些乞討的人，他從來不給予施捨，他拄著結實的榛木枴杖，從他們身邊邁著堅定的步子漠然走過。
　　在布袋街有一傢俬家銀行，他在那裡做了多年出納，每天早上乘電車由查皮利佐德趕來，中午去丹·伯克餐館吃頓午飯，一般情況下，他都會點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盤竹芋粉餅乾。下午四點鐘下班後，他會到喬治街的一家小館子吃飯，他喜歡這個地方，在這裡會讓他有一種遠離紈褲子弟的安全感，當然，這裡的價錢也算是很公道的。至於晚上，他可以選擇聽女房東彈鋼琴，或者在城郊四處閒逛一番。偶爾，他也有很浪漫的時候，他會因為愛好莫札特的音樂，去欣賞一場歌劇或者音樂會，這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樂趣。
　　他沒有伴侶，也沒有朋友，既不上教堂，也不做祈禱，可以說，他過的是一種無需與他人交流的精神生活，聖誕節時他也會去串門走親戚，等到親戚死了就送他們進公墓。他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是出於對古老禮儀的尊重來盡這兩項社會義務的，也是為了藉此保持他的公民身分，僅此而已，他並不想做得更多。他也容忍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在某種情況下他想像著去搶劫哪家銀行，當然，那某種情況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他就一直這樣平庸地生活，毫無刺激可言，激情對於他來說，彷彿是不存在的。
　　一天晚上，他去劇院看演出。在劇院的圓形大廳裡，他落座之後發現自己竟坐在兩位女士旁邊。劇院裡觀眾寥寥可數，冷冷清清的，這種氣氛似乎也預示著演出的結局不會太妙。坐在他身邊的那位女士有好幾次在張望觀眾稀少的大廳，然後她說：
　　「劇場今晚冷清成這樣，真是太遺憾了！對著這些空蕩蕩的座位唱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
　　女士的這番評論，讓他產生了錯覺，他將此看作是一種攀談的邀請，並對她那種似乎漫不經心的態度感到驚訝。他一邊說話，一邊試圖把她記住。在得知她身邊的那個年輕小姐是她的女兒之後，他判斷這位女士應該比自己要年輕一兩歲。他想像著她年輕時候的模樣一定很俊俏，不過就算是現在，仍然能察覺出她十分富於靈氣。她那張臉呈橢圓形，輪廓非常分明，一雙幽藍色的眼睛透露著一種堅定。一開始的時候，她的眼神有些凜然，當瞳孔消失在虹膜裡之後，似乎又有些困惑，眨眼的工夫，又顯出極度的敏感。接著她的瞳孔又迅速出現，半遮半掩的天性重新被她的謹慎所支配，她把那護住豐滿胸脯的阿斯特拉坎羔皮上衣微微一挺，擺出一種更為凜然清高的姿態。
　　過了幾個星期，在伊爾斯福特斜街的一個音樂會上，他們再次相逢。他顯然很興奮，趁她女兒環顧左右的空檔，他抓住時機與她悄悄交談了一陣。有那麼一兩次她提起了她先生，但從她的口氣可以判斷，那些話裡並沒有警告的意味。她說可以稱呼她「西尼可夫人」，於是他得知，她的先生祖上是從來亨(Leghorn，義大利西部的港口城市)遷居而來的。她先生是一艘商船船長，那艘船主要往來於都柏林和荷蘭，兩人育有一個孩子。
　　第三次與她偶然相遇時，他終於鼓起勇氣向她提出約會的邀請。她來了，那是之後他們諸多約會的開始。他們總是在黃昏相見，挑選最安靜的地段一同散步，不過達菲先生對這種躲躲閃閃的方式很不情願，他覺得有點被迫偷情的意味，於是他要求她邀請他到她的家中做客。西尼可船長倒是和他很投緣，還歡迎他常來，他以為這個客人是在向他女兒獻殷勤。在這樣的場合，他顯然是忘記了他太太的存在，無論如何他也不會想到還會有誰對她感興趣。
　　由於她的丈夫經常外出，女兒還要上音樂課也經常不在家，因此達菲先生有許多機會與那位女士相聚。不管是他還是她，在沒遇到對方之前，他們都不曾有過這種冒險的經歷，因此也並不覺得這樣做有任何不妥。漸漸地，兩人的愛好越來越相近，觀點也越來越相同，他借書給她看，向他講解書裡的各種看法，與她分享他的知識分子生活。對這些，她全都悉心聆聽，一副很陶醉的樣子。
　　他給她講述各種理論知識，有時候為了能和他有些互動，她也會講述她的一些生活情況。她用近乎母性的關愛鼓勵他充分展露自己，於是，她又成了他懺悔的聆聽者。他對她說曾經有這麼一段時間，他常常參加愛爾蘭社會黨的聚會，在一間用油燈照明的昏暗閣樓裡，他第一次發現在二十個臉色陰鬱的工人當中，他竟顯得如此卓爾不群。後來，該黨分裂成三個小團體，每個團體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領袖和自己的閣樓，從那之後，他便不再參加那類活動。他說工人討論時大多數都膽怯得很，對薪水的問題也總是拿不定主意，他們是一些有著嚴肅表情的現實主義者，對精神層面的問題懷有很大的牴觸，因為精神的確是閒暇的產物，而閒暇對他們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他還告訴她，都柏林在幾個世紀內都不可能被社會革命所席捲。
　　她聽了這些，表示很困惑，問他為什麼不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呢。
　　「為什麼要寫呢？」他用一種譏諷中帶著小心的口吻反問，「去跟那些連一分鐘的思考能力都沒有，卻誇誇其談的人比個高低？讓自己擺在那些把道德交給警察、把藝術交給代理人的愚不可及的小康家庭面前，任他們評頭論足？」
　　他經常造訪她在都柏林郊外的那棟小房子，兩人就那麼單獨待在一起，消磨掉無數的黃昏。隨著兩人交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思想相互交融，談論的話題也越來越接近。她的陪伴對於他，就像是溫暖的土壤滋養著移植的花枝。許多次，她任由著暮色將他們籠罩，而並沒有去點亮油燈。房間昏暗而寧靜，那份與世隔絕的孤獨和縈繞耳畔的細碎聲音，把他們兩人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他的想像力被這種聯繫深深刺激了，它磨平了他性格中那些粗糲不堪的部分，給他的精神生活中注入了無限柔情。有時候，他甚至發現自己在傾聽自己的聲音，他覺得在她的心目中，他會上升為一名天使，對此，他深信不疑。就在他越來越親近他精神伴侶的熱烈天性時，一種陌生而超自然的聲音傳到了他的耳朵裡，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聲音，那聲音要求靈魂固守著他那份無可救藥的孤獨。
　　「我們不能獻出自己，」那聲音說，「我們就是我們自己。」
　　最後，他們交往的結局就變成了這樣，一天夜裡，西尼可夫人顯出異乎尋常的激動，她熱情滿滿地將他的手一把抓住，最後，把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臉蛋上。
　　達菲先生簡直震驚極了。很顯然，她誤解了他的話，而這個誤解讓他感到幻滅。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他沒有去看她，後來他寫信給她，希望再見一面。
　　對於這最後一次見面，他希望不要因為那些舊情而過於纏綿，所以他把地點選在了靠近公園後門的一家小餅屋。
　　到了約定的這天，秋風瑟瑟，他們頂著冷風在公園裡來回走了將近三個鐘頭。最終，兩人同意不再往來。
　　「每次見面，」他說，「都是傷心的見面。」
　　離開公園，兩人誰都沒有再說話，他們沉默地走向電車，這時候她開始發抖。他看見她抖得那麼厲害，害怕她會再次無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於是他慌忙向她告別，匆匆離她而去。幾天後他收到一個包裹，裡面裝著他的書，還有樂譜。
　　四年過去了，達菲先生重又回到了他平庸的生活中。他的房間依舊跟他的腦袋一樣有條理，樓下房間的樂架上放著幾頁新樂譜，書架裡豎著兩部尼采的著作：《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和《快樂的科學》。他幾乎沒有在寫字臺上的那疊紙上寫過任何東西，上面的那句話還是在和西尼可夫人最後告別的兩個月後寫下的，那句話這樣說：男人與男人是不可能相愛的，因為不可能做愛；男人與女人則不可能有友誼，因為總難免要做愛。
　　從那之後，他遠離音樂會，以免遇上她。他父親去世了，銀行的年輕夥伴如今也已退休，而他依舊每天早晨坐電車去城區，每天晚上在喬治街吃頓便飯，然後再從城裡往家裡走，他把閱讀晚報當做飯後的甜點心，這成了他的習慣。
　　一天晚上，他正準備把一勺鹹牛肉和高麗菜往嘴裡塞，忽然，他的手停住了，眼光盯著他用玻璃水瓶頂著的晚報，上面的一則報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勺食物放回盤子，仔細地讀了一遍那則報導，然後喝了一杯水，把盤子推到一邊，他將報紙對摺後攤在自己的兩肘之間，把那則報導讀了一遍又一遍。時間慢慢流逝著，高麗菜開始在盤子裡結出一層冰涼的白色油脂。一位小姐過來問他，是不是飯菜做得不好。他說很好很好，硬著頭皮又吃了幾勺，隨後付了錢離開。
　　十一月的暮色，透著清冷，他快步走著，那根結實的榛木手杖有節奏地敲著地面，淡黃色的《晚郵報》邊緣從他緊身的雙排扣外套的一隻側袋裡露出一角，在經過公園大門到查皮利佐德那段冷清的路段時，他的腳步放慢了，手杖對地面的敲擊也沒那麼急促了，他那極不均勻的呼吸，幾乎變成了一陣陣的嘆息，凝結在冬日冰冷的空氣裡。
　　一回到家，他就直奔臥室，慌慌張張地從口袋裡掏出那張報紙，藉著窗戶中透進來的微弱的光亮，他又唸了一遍。他唸得聲音很低，就像是神父做禱告時那樣翕動著嘴唇。報導是這樣寫的：
　　女士命喪雪梨廣場車站
　　——一樁傷心命案
　　今天在都柏林市立醫院，代理驗屍官(弗萊雷特先生外出期間代理)對愛米莉·西尼可夫人的遺體進行了屍檢，西尼可夫人年約四十三歲，昨晚死於雪梨廣場車站。有證據表明，這位死去的女士當時試圖穿越鐵軌，被一列十點整從王城開來的慢車車頭撞倒，最終女士因頭部和身體右側受傷嚴重而死亡。
　　火車司機詹姆斯·列農聲稱，他已在鐵道公司工作了十五年，聽到警衛哨音時，他已啟動列車，幾秒後聽見叫喊，他又停了下來，他強調說火車當時開得相當慢。
　　鐵路搬運工皮·鄧恩聲稱，火車即將啟動時，他看見一個女人試圖穿越鐵軌，他一邊大喊著制止一邊朝她跑過去，可是他還沒來得及接近她，她就被車頭的擋泥板掛住了，然後摔倒在地。
　　陪審員——你看見那位女士摔倒嗎？
　　證人——是的。
　　警官克羅利作證說，他到達時發現死者躺在月臺上，顯然已經死亡。他下令將死者的遺體移進候車室，等待救護車趕來。
　　五十七號警察證實警官所言屬實。
　　都柏林市立醫院外科住院部的助理醫生霍爾平聲稱，死者的兩根下肋骨折斷，右手臂傷勢嚴重，頭部右側摔倒時受傷。這樣的傷勢並不足以造成一個正常人死亡，據他的意見，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是休克和突發性心力衰竭。
　　赫·布·派森特·芬雷先生代表鐵道公司，對這件事表達了深刻的歉意。他說鐵道公司一向都有採取各種措施，以防止行人從天橋以外的地方穿越鐵軌，此外，在每座車站都貼有告示，而且還在平面道口設有標誌明顯的彈簧門。相關證明顯示，死者生前就習慣於在深夜穿越鐵軌，由一個月臺走到另一個月臺。鑑於此案還牽涉到某些其他情況，因此他認為鐵路官員對此並不負有責任。
　　作為死者的丈夫，家住在雪梨廣場附近的利奧韋爾的西尼可船長，也出庭作證。他聲稱死者是他的太太，出事時他不在都柏林，只是在事故發生後的次日清晨他才從鹿特丹趕回來。他們結婚已經二十二年，如果兩年前太太沒有染上酗酒的惡習，他們的生活會一直很美滿。
　　瑪麗·西尼可小姐也說，她母親近兩年習慣於晚上出去買酒喝，她作證道，之前她經常對母親曉以道理，還勸她加入了一個戒酒團體。她說她是在出事後一小時才回到家中。
　　最後，陪審團根據醫學證據作出裁決，認定列農無罪。
　　代理驗屍官說，這是一宗十分令人傷心的案例，並就此案件對西尼可船長和他的女兒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要求鐵道公司將採取有力措施，以消除今後再發生類似事件的任何可能性。不過，沒人對此事負有責任。
　　達菲先生的眼睛從報紙上離開，他抬眼望著窗外毫無生氣的黃昏景色。寂靜無聲的河流在空曠的酒廠旁緩緩流淌，昏黃的燈光不時在奧肯街的房屋間閃爍，這是什麼結局啊！有關死亡過程的通篇報導令他感到作嘔，更讓他作嘔的是，他居然跟她說過話，還有過那麼一段交往，而且對此，他還一度引以為聖潔。報導中陳腐的句子，虛假的同情，小心翼翼的新聞措辭，這一切，全都試圖淡化這則平常的死訊，所有這一切都讓他感到噁心。
　　他有些怒意，覺得她不但貶低了自己，也貶低了他。他看見了她的惡行，卑微而醜惡，而可笑的是她居然是他靈魂的伴侶！他想起了那些蹣跚而行的可憐蟲，他曾經見過那些人拿著瓶瓶罐罐等候他人的施捨。哦，上帝。這是一個什麼結局啊！種種證詞都顯示，她根本不適合於生存，她沒有判斷力，還沉迷於惡習，她完全是那種被文明所唾棄的不良之徒。達菲先生顯然沒想到她會如此墮落！莫非在與她交往時，他一直都在自欺欺人！他記起了那天夜晚她那種不能自抑的情形，並用前所未有的挑剔尺度對此進行衡量。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現在，他似乎可以毫無困難地表示欣賞。
　　隨著光色的逐漸黯淡，他的思緒也開始飛揚開來，他突然想到了她曾經碰過他的手。之前那種讓他作嘔的震撼，如今又擊中了他的神經。他立即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走出家門。他的腳剛一跨出門檻，冷風就撲面而來，鑽進了他的袖口。他走出家門，走到查皮利佐德大橋旁的一間酒吧時，他馬上鑽了進去，並要了一杯熱呼呼的潘趣酒。
　　酒吧老闆很恭敬地給他把酒端上來，但並沒有說話的意思。酒吧裡面坐著五六個工人，正在討論基爾戴爾郡一位闊人的財產總共的價值有多少，他們大盅大盅地喝酒，還抽菸，他們把痰吐在地板上，並不時用沉重的靴子撥拉著地上的木屑，用以掩蓋痰的痕跡。達菲先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著那些人的方向，但是他既沒有看見他們，也沒有聽見他們說些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們出去了，他又要了一杯潘趣酒，他端著酒就那麼坐著，坐了很長時間，酒吧裡異常安靜，老闆懶洋洋地靠著吧臺翻閱《先驅報》，不時打一個呵欠。門外偶爾可以聽見一輛電車從寂靜的馬路上呼嘯而過的聲音。
　　他坐著，開始回想他與她度過的那段時光，她的兩個幻影在他的眼前交替出現，這時他才意識到她已經死了，她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不再存在，她已經成為一段記憶。他開始感到有些侷促不安。然後他問自己：如今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啊，他不可能去上演一齣矇騙她的喜劇，也不可能與她公開同居，所以，他的所作所為，對於她而言，已經是最好的選擇。既然如此，他又什麼可自責的呢？如今她走了，他可以想像得到她的生活有多麼孤單，夜復一夜獨守著空房，過著寂寞的日子。但他的生活也很孤單，沒有朋友，沒有可以交往傾訴的人，除非死掉，不再存在，變成一段記憶——當然，前提是如果有人記得他。
　　九點多，他才離開酒吧，暗夜寒氣逼人而淒涼。他從頭道門走進公園，走在乾枯的樹枝下，走在荒蕪的小徑上，這是四年前他們一同走過的地方。在夜色下他似乎感應到了她就在他的身邊，有那麼一瞬間，他好像感到她的聲音從他的耳邊輕輕掠過，她的手觸到了他自己的手。他站下來側耳聆聽。他為何要索走她的生命？為何要判處她的死刑？想到這些，他感到自己的良心被撕成了碎片。
　　他來到了軍械山的山頂，停住了腳步，他望著流向都柏林的那條河，望著在寒夜中閃耀著的溫暖的燈光。他又順著斜坡往下望，看見下面公園圍牆的陰影裡，躺著一些人的身影。突然，他的心充滿了絕望，為那些用金錢換來的偷情。他厭惡自己所謂的正人君子的生活，他感到自己已經被人生的盛宴拒之門外。有那麼一個人曾經愛過他，而他卻拒絕給予她生命和幸福。是他，將她推向了恥辱，使她因為恥辱而選擇了死亡。而他知道躺在牆角的那些東西正注視著他，它們眼巴巴地期望著他跳下去。
　　是的，這個世界沒有誰需要他，他已被人生的盛宴拒之門外，他將目光轉向那條波光閃爍的暗河，河水正向著都柏林城蜿蜒流淌。他看見河的對岸有一列貨車，正慢慢駛出國王橋車站，就像一條腦袋發紅的蟲子，固執而艱難地在暗夜中穿行。漸漸地，它滑出了他的視線，但仍能聽見車頭沉重的轟隆聲，就好像在不停地呼喊著她的名字。
　　他順著原路返回，耳朵裡充滿了車頭有節奏的迴響。他突然有些惶惑，開始懷疑記憶告訴他的現實。走到一棵樹下，他停下來，企圖讓那呼喊她名字的回聲散去。暗夜中，他已經感覺不出她在身邊，耳際也不再有她的聲音掠過。他等待了幾分鐘，仔細傾聽著，然而什麼也聽不見——漆黑黑的夜，十分寧靜。他又聽了聽——還是十分寧靜。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原來這樣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