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生死突擊隊

我們的人類自遠古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與各式各樣的災難和敵人的戰鬥。非典僅僅是無數災難中的一種而已。當疫情過後，我們發現，其實非典唯一令我們恐懼的就是它摸不着看不見的強大傳染力。至今日，非典雖然已經在我們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們賴以取得戰勝非典的全部技術能力，還遠遠沒有達到人類征服天花、麻風病那樣的水平。一切對付非典的臨牀醫療技術僅僅是支持性療法。

但在與非典的交戰中，我們可以欣慰的是人類畢竟勝利了。這個勝利如果從戰術上分析，我們真正可以引以爲自豪的是我們在切斷非典傳染源上取得的成績。除了廣泛運用傳統的"人民戰爭"武器外，我特別想介紹在北京保衛戰中一支特別隊伍，他們便是一直在非典戰役中衝鋒在前、使得非典這一惡性傳染源無機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調查大隊。

這是一支百姓並不熟悉的特別行動大隊。如果不是非典的襲擊，人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非典具有的特別傳染強度，使得這支英雄的隊伍一直處在抗非最危險、最緊張和最激烈的戰鬥前沿。他們因此是我異常關注的採訪對象。

我把他們比作戰前的偵察兵，比作對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敢死隊，比作扭轉戰局的狙擊手，比作發起總攻的衝鋒號。當今天抗非戰役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之時，他們又在承擔着"後非典"戰役的"排雷"與拯救心靈的任務。

他們的戰鬥篇章讓我感到非寫不可。

戰役之初，他們像一支"地下游擊隊"。

北京在與非典的戰鬥中，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調隊伍。通常意義上講，這樣一支散佈在一個13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裏的隊伍，人們可能根本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2500人的隊伍，還是在非典全面襲擊北京時才被應急組織起來的。他們中多數人以前沒有搞過流行病調查，甚至連起碼的知識和技能都不會。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調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些柔弱的女性，她們佔了全隊總人數的85％！

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在與非典之戰中，女人比男人承擔的戰鬥要多得多！她們是戰神，是克敵制勝的戰神！寧芳，1978年生，首都醫科大學2002年畢業生。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靜靜，你怎麼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觸非典患者的流調隊員。"你什麼時候接觸非典患者的？"我問。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非典患者出現時，我就跟同事進行了對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調查。"寧芳說。

"你有姐妹兄弟嗎？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幹這個危險性極強的工作？"

"我是家裏的獨生女。爸爸媽媽開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個抗擊非典戰鬥中所做的事。""他們聽說後對你說什麼？"

"他們什麼都沒說，只是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然後又給我做了一頓特別好吃的飯菜??"

我發現自己的眼角噙着淚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靜地看着我。"還記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調時的情景？"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非典患者、山西的於某。當時她一家好幾口躺倒了，後來她父母死得很慘。""你不害怕？"

"有點。可我是學醫的，而且當時還不知道非典到底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它會有那麼厲害的傳染力。再說，大學畢業到單位還不滿轉正期，所以領導讓幹什麼比較積極主動。"姑娘靦腆一笑。

玻璃一樣透明的心。

"感覺搞流調最難的是什麼？"

"別人不理解，像在乾地下工作。"寧芳脫口而出。從姑娘嘴裏我知道了這支英雄的隊伍，他們在抗擊非典的生死搏鬥中，衝在最前線，幹在最危險時，卻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們對非典的害怕和恐懼，使流調隊員們遭到的非難和對抗，可謂比比皆是。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爲給主人拿藥，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非典。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便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纔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着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乾淨。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人一個個瞪着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辦法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十六樓啊！身穿防護服又揹着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着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無奈只好沿着樓梯一層層地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肩頭像是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後的第一時間內迅速隔離他們，儘快幫助其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消毒和測量體溫。"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歲的吳大夫長嘆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着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門也罷，我們在門外向裏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着大鐵門嚎着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里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裏面叮哐亂響一通，像是在操什麼傢伙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

"慢着，你們已經踩着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裏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電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着門，衝着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噓噓的吳大夫他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咣噹"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裏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爲我們也得了非典，那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嘆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裏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裏忙外幹了三個來小時??"

流調隊裏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五個非典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你們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着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爲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着，你們一來，整個大樓裏的人都以爲我們得了非典，他們一定要趕我們走的。我們公司纔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基礎，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還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纔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爲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瞭解，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等密切接觸者代表開車來接。到寫字樓後，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裏，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裏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不得動彈。

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況黃大夫她們穿的是防護服，不一會兒渾身上下就如泡在水裏似的難受。難受點也就忍了，可關在車子內總不是個事吧！黃大夫一看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咋還不見接應的人？黃大夫趕緊又打手機給樓裏的人。樓上的人說別急別急，現在寫字樓裏還有人哪，他們正在想法引開別單位的人，讓他們早點離開大樓。"再堅持一兩個小時就差不多了。"樓上的人說。

"啊，還要一兩個小時呀？"黃大夫心想，到底是我們去隔離人家，還是人家隔離我們呀？

又過一小時40分鐘，接應的人總算神神祕祕地將她們引上樓。黃大夫她們顧不上喘口氣，就支起噴射工具，開始爲密切接觸者的辦公場所消毒。就在她們向幾位密切接觸者交待完隔離事宜時，有個愛串門的外單位女人一邊咋呼一邊正往黃大夫她們噴藥消毒的那層樓道走來。"快快，你們倆快進廁所躲一躲，不叫你們就別出來。記住！如果被外人發現，我們就說你們是我們公司專門請來的清潔工，正在給房間消毒呢！其它的不準多說一個字！"黃大夫等不由分說地被人關進了又悶又窄的廁所內。二三十分鐘過去了，黃大夫她們不見有人來"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裏又說又笑地沒個完，就生氣了，在裏面一邊敲門一邊嚷着叫人放她們出去。那個串門的女人好奇，說你們的廁所裏怎麼還關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說是請來的清潔工幫着他們清毒呢！串門的女人又問：消毒就消毒吧，幹嗎還把人關在廁所裏？公司的主人忙說可能鎖廁所的門壞了，這時有人悄悄將廁所門打開。黃大夫她們走出廁所的那一瞬，串門的那個女人嚇得大叫：呀，你們這兒有非典啊！然後像見了瘟神似的轉身奔跑而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樓裏有非典啊！女人一邊奔跑，一邊嚷個不停。不出幾分鐘，整個大樓的人全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唄。黃大夫心想，這樣也好向寫字樓裏的人都進行一次宣傳預防非典知識。"不行！你們不能隨便走動一步！呆在原地別動。我們會派車子將你們接出去。"黃大夫她們還沒來得及挪動腳步，寫字樓的經理已經將電話打到她們消毒的那個樓層，並且下了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

就這樣，黃大夫她們又被祕密接到地下車庫，在那兒又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等她們被人接上一輛玻璃窗全拉着紗布的小麪包車送回單位時，黃大夫她們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個小時的"地下工作者"。

在非典襲擊北京的殘酷時刻，有一些家庭由於突然慘遭瘟疫的傳染而瞬間有數人或進醫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獨無援的人該怎麼辦？這給流調隊的工作帶來極其繁瑣的難題。地處京城心臟的西城區，就遇到了這樣的事。

"找塊地方，將這些孤獨無助的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起來。"有人建議。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處城中央，哪兒找地方呀？"有人對此質疑。

於是一項祕密計劃迅速在決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讓周圍的百姓一點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的市民，對非典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們眼皮底下放個'密切接觸者大本營'，怕比登天還難。"又有人質疑。

再難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就極有可能造成非典傳染源的擴散傳播。區政府"抗非辦"成員一商量就這麼定了。

定歸定，但執行起來又是另回事。隔離密切接觸者容易，可要隔離住百姓的眼睛則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西城區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區"就設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帶的一棟大廈內，周圍的居民平日裏可以在自己的窗戶前看清那棟大廈內的一切活動。

於是，流調隊又接受了一項更爲艱鉅的"地下工作"任務：他們要隨時隨地將全區範圍內那些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在不露任何聲色的情況下將他們從四面八方彙集到這一祕密地點，而且不得出現一絲差錯。這可怎麼做呢？

醫院副院長出身的西長安街一帶的流調隊隊長俞蓓蕾說，在擔任這一任務時，他們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級嚴格要求，凡接受這種任務時，流調隊員不能穿防護服，更不能開救護車，只能穿着便裝，像去看一個老朋友似的將密切接觸者從所在地方，悄悄接出來，再送到"隔離區"。一路上，誰也不會看出是流調隊員在緊張地執行着護送非典密切接觸者的任務，倒像尋常親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動辦事。

"這樣不是很危險嘛？"我問。

"危險也得有人去做。"俞隊長介紹說：在SARS襲擊最危急的時刻，這種將沒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離有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集中起來管理，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也是政府採取的一項不得已而爲之的應急措施。可又因爲城區條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圍百姓的不安，所以整個隔離工作，只能祕密進行。

流調隊員們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完全置自己於非典襲擊的危險境地。但誰也沒有退縮過。隊長俞蓓蕾以身作則，先後親自接應過十幾個這樣的密切接觸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護情況下，以情以禮，亦善亦友地將那些處在非典襲擊前沿的人安全而又無心理阻礙的前提下，送進"隔離區"，一些日子後又以笑臉將一個個解除隔離者送回小湯山隔離區內觀看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