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1　灰暗如痛苦


　　生平第一次做超音波掃描是我懷孕16週的時候。黑漆漆的超音波室裡面，約翰就站在我身旁，我們凝視著技術員，隨後有一名醫生從另一個房間進來，接著又進來了一名醫生。技術員反反覆覆「跋涉」進入我肚子裡的海洋，看到我的兒子就在其中生長著，他彎曲的脊背像浮木，心跳聲「咕咚、咕咚」。這是我們見過的最神奇的事物了，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螢幕，盯著在我大海一般的子宮裡的他。
　　醫生拍了好多張照片，進行了很多次測量，測量他的腳、腿、大腦、心臟，然後又量了一下他的腳。大家都一言不發，最後終於有人打破了沉默：「好吧，我猜到現在為止，你們應該發現有些不對勁了。」
　　其實我們並沒有發覺，可現在有點回過神了。以前，我們從沒碰到過這樣的事。此時，我想起之前帶著年邁的寵物犬齊爾希第一次去海邊的情形。
　　它從汽車後座跑出來，徑直奔向海灘，在乾燥的沙灘上一圈又一圈地狂奔。它嗅著潮落之後留下的痕跡，那一團團的海草、腐爛的蟹殼、鰩魚卵乾癟後的黑囊……
　　最後，它循著地上的氣味去到潮水邊上。海灣裡的潮水輕輕拍打著沙灘，鹹濕的海水碰到它濕潤潤的鼻頭時，它一下子愣住了，好像那一刻它才意識到這不是我們家後院的水碗。
　　我們看著它用前爪踏上這片未知的土地，然後抬起頭，警惕地環視周圍。大海從四面八方湧來，雄渾壯闊，神祕莫測，像睡著了一樣，又像個噩耗。
　　它向後退了兩步，停了下來，開始吠叫。在它眼中，這個世界比從前要陌生，它的雙眼閃過一絲灰暗，像是痛苦。不過，下一刻它便瞥到一隻低飛而過的海鷗，追著跑過去。
　　掃描過後，醫生告訴我寶寶是「馬蹄內翻足」，也就是俗稱的畸形足。這個消息聽上去像是黑暗中世紀的可怕東西向我們猛衝而來，我默默想起了《貝奧武夫》。醫生們說是先天的，在我們聽來，像是莎士比亞喜劇中的義大利人聽到了希臘文。不過這也是好消息，也就是說寶寶沒有某種更為可怕複雜的大病，只有右腳這樣而已。
　　那時就算不是世界末日，也讓人感覺到腳下的大陸好像在漂移，一切都變得陌生無比。他能學會走路嗎？醫生說要做手術、裝石膏支架，一出生就要切掉他的阿基里斯腱。從他們的言語中，我們兩人只聽到是個男孩。可以矯正的，他們一直跟我們這樣強調。
　　回到家後，約翰不讓我沉迷於上網，但他願意給我讀他找到的很多天生患有畸形足的人的名單。原來患有畸形足的不僅有不知名的暴君，還有運動員，比如特洛伊·艾克曼、克麗斯蒂·山口、米婭·哈姆，還有2006年為約翰的家鄉隊匹茲堡海盜隊贏得「打擊王」榮譽的弗雷迪·桑切斯。我們很快就將超音波掃描出的那種足形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他佩戴過石膏、支具，做過矯正手術，8年後，我們看著他跑過一壘、二壘，滑上三壘。
　　現在，我在化療後的掃描時，又想起了那個夢。現在的情形像極了我的夢境，昏暗暗、滑膩膩的，於是我跟放射科醫生講了兩隻老虎的事。
　　「嗯……兩隻老虎，蛤？」她說道。她敲著鍵盤，測量、拍照，然後又測量，又拍了很多照片。
　　「嗯，我真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她最終說道，聲音裡有種悲痛的灰暗。
　　腫瘤還在那裡，沒有變小，甚至比醫生預想的要大，它好像整體要往四周擴散。另外，離這個腫瘤幾公分遠的地方，又長出了一個腫瘤。因為它的位置比較深，所以以前沒發現。這就是第二隻老虎。
　　「我們需要再做些檢查。」她說。
　　大陸漂移了，就是這種感覺。我在候診室裡給約翰發簡訊，我知道他的世界也要崩塌了。
　　一切變得更加陌生詭異了。
　　齊爾希從來沒有真正在大海中游過。它是一隻小獵犬和柯基犬的混種，腿很短，比海浪還矮，而且頭高於背。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有一瞬間，它追著一隻海鷗涉入淺灘，看海鷗時都不用低頭。





2　神祕莫測的腫瘤


　　全新的杜克美容中心非常漂亮，位於綠樹成蔭、配有兩個長腿形停車場的醫療公園裡，隱匿在神氣活現的起伏群山之間，就像完美的B罩杯。負責我的乳腺手術外科醫生的辦公室就在這裡。
　　美容中心整體非常清新，跟《楚門的世界》裡的風格很像。其實，我們比預約時間晚到一會兒反而是件好事，這樣在路上就可以多花點兒時間，這裡有眾多的庭園設計師就有更多的時間種植更多的松樹。因為我覺得通往醫生辦公室小徑上的那幾棵黃楊肯定是匆忙間種下的。
　　候診室很安靜，也很舒適，裡面還有兩位女士在快速翻閱雜誌，不過她們都低頭不語，也沒有醫務人員叫她們的名字。她們有點可疑，好像僱來的臨時演員。
　　過了一會兒，那位外科醫生的護士告訴我，她們要做的是「乳房整形」，也就是俗稱的隆胸。她們排在癌症病人之後。
　　醫生走進檢查室時說：「你可真是給我們投了個曲線球，小姐。」新長出來的腫瘤是惡性的，外科醫生們喜歡將其歸咎於病人。「現在我們要放棄乳房腫瘤切除術，直接做乳房切除術。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將兩個乳房一同切除。」
　　蒙田引用柏拉圖的看法，他認為醫生最好能夠親自感受一下他們嘗試要治療的病徵：「如果醫生想知道如何治療水痘，他們最好先得水痘。」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暴躁，不過考慮到他曾飽受腎結石的折磨，我想大家應該能理解。
　　我問醫生，如果換作他的妻子坐在這裡，他是否會建議妻子做雙乳房切除手術。這是個理所當然我要問的問題。不過他委婉地拒絕回答了。
　　「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他告訴我們，我的腫瘤像是一個啞鈴的形狀，兩頭各有一個砝碼。兩個腫瘤之間有個看似4公分長的條狀組織，疑似癌細胞，不過沒有十分的把握。他把這個新腫瘤稱作「神祕莫測的腫瘤」，它隱藏在以前的掃描成像內。
　　這個美容中心的醫生看來尤其入戲。
　　「當然，我完全沒想到中途會出現這種波折。」他嚴肅地說，不過言語間帶著一絲興奮。
　　我不禁想起負責化療的護士跟我說起的一位外科醫生。那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她當時在放射腫瘤科工作，得以閱覽所有的病歷。一位醫生建議他的所有病人都做徹底的乳房切除術，不僅切除所有乳房組織，還要切除乳房下面的大面積胸肌，這對人體的摧毀性非常大。
　　雖然徹底的乳房切除術在那個年代是常規做法，不過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由於人們對癌細胞擴散的理解越發深刻，這種創傷性頗大的治療方式並不得人心。但是這位外科醫生一直以來都建議病人做徹底的乳房切除術，直到有一天，自己的妻子也得了乳腺癌。
　　「但她沒有做這種手術。」負責化療的護士說，「他的妻子是他執刀做的第一臺簡單乳房切除術。」
　　當我和約翰走出美容中心大樓時，停車場還是空空蕩蕩的。樹影斑駁地映在大樓上，模糊了另一個機構的名字。從車道匆匆駛入嶄新的死巷子時，我覺得約翰踩在踏板上的雙腳很沉重。我們是在逃離某種前所未見的暗黑藝術，還是與之和平相處，我們都不是十分確定。





3　黑暗的使者


　　現在已過午夜，我們也都已躺在床上。「我迫不及待想讓一切都回歸正常。」約翰說出他的想法。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雖然歷經這麼多波折，但我覺得我們是在往前走，因為應對這些苦難的過程才是意義所在，我之前並沒有發覺自己是如此篤信這一點。突然間，我的喉頭一陣刺痛，這麼久以來的踏實感在身下一點點崩塌。
　　「聽你這樣說，我有點無可奈何。」一陣沉默過後我開口道，雖然我知道他並不是想吵架，「你那樣想，其實就是在否定我現在的整個生活。我不得不熱愛這些難過的日子，就像熱愛其他正常的日子一樣。從現在起，大概沒什麼『正常』生活可言了。」
　　他不開心了，我感覺我們之間壘起了一堵冰冷的隱形牆。我翻了個身面向窗戶，橙色的濃霧氤氳在樹木枝葉間，今天並不如以往那麼暗。
　　「我不相信你會這麼想，」他說，「你在撒謊。」他的這種語氣，我以前聽過。當時我跟他說他是個差勁的父親，或者，是因為我大概無論如何都不會喜歡看曲棍球賽，他就是這種因為受到傷害而被激怒的語氣。他說：「如果你覺得最近這些日子值得熱愛，我真的認為你一定是瘋了才這樣反駁我。」
　　「這些日子也是日子啊，」我平靜但又怒不可遏地說，「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應對。晚安。」
　　大約凌晨4點時，我感覺到他的手覆在我的後背。「我是那麼害怕，害怕到無法呼吸。」他喃喃自語。
　　「我知道。」我說著往他身邊靠了靠，不過仍然背對著他，「我也很害怕。」
　　我學著懷疑自己踏出的每一步，並用心控制步伐。
　　——蒙田
　　他還認為，進餐前要大聲吵嚷，只能在睡前「製造寶寶」。看來，我們全都做錯了。





4　要說「請」


　　兒子們覺得我太執著於「請」這個字了。
　　「這個字為什麼那麼重要？」他們抱怨道，「有什麼大不了的？」一天晚上，我給他們列了個清單。他們在二三十年內都不會明白這個字的意義，不過我還是試著寫了下來：
　　因為你們會發現，水果會成熟墜落，不過很少會直接掉到你的嘴邊。
　　因為浴室水龍頭卡住了，「請」能讓父母強壯的雙手少一些疲憊。
　　因為在夏日夜晚，充滿希望的天空如床單一般覆蓋著樹木，風暴中心生成龍捲風，從遙遠的南方向我們襲來，後院的那株柳樹像個怪獸，我們每晚都躺在樹下乘涼。
　　因為我們從未教你們如何祈禱。
　　因為夜裡你們會口渴。
　　因為總有一天，早就過了睡覺時間，黑暗中，從牆壁的另一側傳來你們的呵呵笑聲。
　　因為此刻，透過敞開的窗戶，我能聽到隔壁的新婚夫婦在夜燈下鋪砌後院的露臺。他們跪在院子裡，一起商量該如何鋪排石板。他們手中傳遞的石板很重，還奇形怪狀，每一塊都必須放平，他們輕拍、哄騙、撫摩那些難搞的石頭，然後才上樓去睡覺。
　　因為「請」這個字的尾音是最甜美的聲音，像夏日沖涼後升騰而起的水氣，像嬰兒在床上的咿呀低語。
　　因為你是一個人，天生需要索取更多。
　　因為「想要」「需要」這些如絕境一般的字眼，如果不加修飾，就太危險了。





5　義大利母女之旅


　　在卡西諾醫生的催促下，我選擇了單側乳房切除術，她說這樣會將手術併發症的機率減半。對分、分開、拆分、切割，這些是我們學習到的新詞彙，還有細胞、統計資料、外科手術、家務、焦慮。不過，為了減少這個、減少那個，不知怎的，我們往往會製造更多麻煩。
　　對於單側乳房切除術造成的胸部不對稱，我正竭力適應，不過感覺反而更明顯，不是這邊就是那邊。我一直在想像維蘇威火山在地平線上即將噴發的景象。
　　大學時，我到義大利的佛羅倫斯留學。當時我住的公寓每天傍晚都籠罩在杜莫主教堂的影子裡，每天早上則因為聖洛倫索教堂的鐘聲而顫抖。我學著畫裸體畫，試著去欣賞《聖母憐子圖》和壁畫。我登上去厄爾巴的渡輪，搭上只有站票的火車去威尼斯、羅馬，還有其他地方，只帶著一部隨身聽，揹著一個小皮背包。我搭便車去托斯卡納鄉村，跟素未謀面的男孩在佛羅倫斯幽暗的街道上東倒西歪地走著，從領主廣場安靜角落裡湊成一團的北非毒販那裡買大麻。19歲的我大概已經食遍人間煙火了。對了，我還是基安蒂葡萄酒和布魯奈羅紅酒專家。
　　後來，我在義大利生活了近兩個月後，媽媽過來看我了。
　　我們從見面的第二天就開始發生爭吵。她嫌我的公寓髒亂到令人髮指，我的皮膚油膩不堪，她還嫌棄我穿的衣服，說我看上去很讓人煩心。我在公共場合看地圖找路她也會說我。
　　我們兩人之間有這麼多爭執，彼此都不勝其煩。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倒數距她回去還剩幾天。之前我是那麼想念她，想到夜裡輾轉難眠，每個星期最高興的事，莫過於週日給家裡打電話。我在髒亂失修的公寓大廳裡唯一的一部付費電話上用國際電話卡撥通電話，縱情享受那短短的幾分鐘，在看著通話時間一點點歸零時，又氣得咬牙切齒。
　　我一直以義大利之星自詡，聽到她這麼評價我，我不禁目瞪口呆。不過，她這麼做也是為了證明一件事，我們兩人很久之後才明白：她拚命地想繼續做我的媽媽，而我則拚命向她證明自己不需要她。
　　我們相互爭論又互相攻擊，在烏菲茲美術館裡吵，在大衛雕像前吵，在西班牙臺階上吵，在聖依納爵堂巴洛克風格的壁畫前吵，在建在奧爾維耶託洞穴裡的一家餐廳內吵，在韋瓦第音樂會上吵……
　　25歲左右時，我試著將這段經歷寫成了一首詩：
　　我們兩人在龐貝古老而崎嶇的街道上爭吵不休
　　維蘇威火山就潛伏在我們身後
　　這是一首不太工整又頗為奇怪的小詩，我總是感覺無法寫好。不過多年以後，媽媽說她希望我能在她的葬禮上唸這首詩。
　　看吧，她行將就木了。
　　這樣寫有點奇怪，好像我在背後說她壞話似的。不過這是事實，她自己最清楚不過了。
　　媽媽已經熬了8年。確診時，醫生告訴媽媽只剩下5年的時間了。不過經常有新藥上市，有些對她確實有效，但也只維持了一段時間。她做過幹細胞移植、做過化療，得以看到我弟弟結婚，看著我的兒子長大。無數次的住院治療，沒完沒了的類固醇療程、輸血、輸血小板，五次骨髓活體組織切片，每天讓她衰弱無力的噁心腹瀉，還有3次沒有成功的臨床試驗。她一直記錄著自己的狀態，一般連續5天感覺不舒服，後面兩天基本上就會恢復正常。
　　我們一起讀阿圖·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別》，裡面對臨終關懷的清晰見解一下子震撼到了我，就像夏日的暴風雨一般。我把這本書推薦給了身邊的所有人。葛文德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如果經過漫長的治療，癌症仍然沒有讓步的跡象，如何決定是否結束癌症治療。這本書裡的很多故事都令人不忍卒讀，包括他的父親死於脊髓腫瘤。不過通過這些艱辛的探索，他想要傳達的訊息無疑也十分美妙：如何從各自的人生中提取出最重要的部分，讓它帶著我們更有意義、更心滿意足地走向生命的終結。
　　媽媽跟其他人不一樣，書中的觀點並未讓她驚訝。「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她說，「你只是還沒有準備好，聽不進去。」
　　葛文德在書中講到一點，即一個人該怎樣找到使自己的生命有意義的東西，以在生命接近終點時做出最明智的選擇。在這本書裡，有個男人說，如果可以吃巧克力冰淇淋，可以在電視上看足球賽，那麼他就想活下去，甚至願意為此忍受劇痛。還有人說，只要不必忍受疼痛，就樂於活下去。還有一個人說，只要能參加某位家庭成員的婚禮，讓他幹什麼都可以。
　　我跟媽媽坐在家裡的沙發上，打算聊開這件事。她說對自己來說，只要意識清醒，就想繼續活下去：可以跟別人聊天，可以感受到與親友的聯繫。在她的骨髓瘤蔓延至全身時，我們就憑藉觀察她的意識是否清醒，決定要不要繼續給她輸血、補充電解質。
　　她獲邀參加華盛頓特區鐵人三項賽之前舉行的晚宴，為「白血病及淋巴癌協會」發表演講。宴會廳裡都是病懨懨的運動員，她說道：「有時候，最重要的事情是知道該何時放棄，有時候勇敢意味著知道適可而止。」次年，他們並沒有再邀請她，大概他們也知道她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媽媽的近況：她參加的臨床試驗一點兒效果都沒有，驗血結果顯示預期跟實際簡直是南轅北轍。這一個星期，她真的說了「適可而止」這句話，她不想再進行任何治療了。
　　我的媽媽，她是我的地圖，我的西斯廷教堂，我的《孤獨星球》，我美麗的廢墟，我的火山。
　　下個星期，在我做乳房切除術的同一天，她要見自己的腫瘤醫生——加斯帕雷託醫生，這又是一位不同凡響的醫生。她接近六英尺高，黑髮如海嘯一般，穿著細跟鞋，操一口義大利英語。她能把普普通通的骨髓瘤藥「沙利度胺」說成「塔-裡迪奧-邁-達」，這個藥名從她嘴裡說出來，就算是最毒的化療也變成了令人傷心欲絕的詠歎調。媽媽來這裡是為了聽醫生講述多發性骨髓瘤會如何一點點奪去她的生命。但不管這位醫生說什麼，聽起來都像一首歌。
　　我則在她的樓上做手術，相距五層樓，麻醉過後我神遊在無夢的夢境裡。我一直在想自己在佛羅倫斯讀書時的繪畫老師，那時我在月桂小徑的一間工作室裡上水彩課，那裡不限時，屋頂是玻璃的。
　　「你必須答應我，只在水彩畫上遵循這條建議，而不必將其適用於人生其他方面。好吧，也許烹飪也適用。」她告訴我們，「慢慢加深顏色。先用大量的水，畫下一道水彩，然後走遠一點兒，讓顏料在紙上流動、滴下，再變乾。然後再回到畫旁，稍微加深一下色彩，如此反覆，直到滿意為止。不管做什麼，都不要著急。在你走開幾步時，就會發生最精彩的事。」
　　外科手術和麻醉，都算是「走開了幾步」吧。暫時停止治療，絕對是一種「走開」。不過，放棄治療就全然不同了。她從未真正告訴我們，如何確定自己是否已畫好。
　　當然，她僅僅要求我們在畫水彩畫時遵循這條建議，教室裡都是不到20歲的美國女孩。
　　試想一下，龐貝和癌症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雖然在癌症這條道路上，我跟媽媽為這事吵得並不多。不過，無論是龐貝還是癌症，都鬼影幢幢，令人驚奇，總會在你的人生走到中途時，實實在在地提醒你，長麵包還沒從烤箱裡拿出來，畫作還未完成，維蘇威火山還盤踞在城市上方，蠢蠢欲動。
　　我那首寫得不太成功的詩的最後幾句是：
　　你為了保持平衡，向我伸出手
　　雖然我們不說什麼話
　　一分鐘後，我不得不做同樣的事





6　朝聖者


　　在涼爽的春日裡，我會冒雨出門，往林蔭小路和公園走去。
　　幾天前的早上，蒂塔跟我走在同一條路上。附近生機勃勃，百花吐豔，陽光明媚，香氣撲鼻，而我的血液裡卻流淌著類固醇。一路上，我們喋喋不休地聊著第二意見、給孩子提供諮詢疏導、冥想是否可行、切除單側乳房還是兩側都切除、女性形體的缺陷、鏡子的恐怖、要不要進行術後乳房重建……
　　我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有這個好友跟我聊天，幫我釐清思緒，我覺得很充實，也很感激。
　　今天，我是一個人走，一切都變了。草叢中有一隻棕色的兔子，它一動不動，像院子裡的裝飾物。我還發現，刻著「湯瑪斯」名字的混凝土路面的紋路裡積滿了泥漿。還有一叢紫色百合，長得比孩子們還要高。雨後，天橋下的小溪裡水流很急，在寬闊的轉彎處匯成了激流，跟之前的樣子完全不同。
　　愛默生在《論自然》裡說：「俯瞰河流冥想一小時，誰都會經此提醒意識到，萬物如流水不息。」在孤獨和暴風雨中，一切都變了。
　　父母沒有去教堂的傳統，我自然也沒有。但正如我的祖父所言，大自然就是教堂。我從小就去樹林裡玩，「『自然』一直彰顯著靈性，暗示著一種絕對性，一種永恆的效應。它像一片巨大的陰影，一直指向我們身後的太陽……如果人能以自然為師，能學會如何崇拜自然，那他就是最幸福的人」。
　　它教孩子走進森林裡，與森林誠懇交流，然後代代相傳。
　　「其實我很討厭大自然。」大概9歲的時候，我在奧杜邦野營了一週，那裡到處都是蟲子，我不禁如此跟媽媽吐露心聲。其實比起接觸大自然，我更喜歡愜意地手捧書本，或跟毛絨玩具演出《小婦人》裡面的場景。
　　「哈哈哈，」她大笑，「可別讓你爸爸那邊的親戚聽到你這麼說，他們會把你驅逐出家族。」
　　其實，愛默生自己可能並不介意。他的兒子曾寫道，愛默生「對於此事的態度是，每個人的最佳教堂在哪裡僅僅是一個問題，它可以在空無一人的森林裡、房間裡，可以在跟摯友交談的過程中，也可以在聽牧師講道時」。
　　坦白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並不是特別喜歡愛默生。他的肖像畫看起來有點霸道，有點嚴厲。我一點兒也看不懂他寫的散文或詩，雖然老師們在發現我是愛默生的後代之後，總是覺得我讀得懂。我是一位有抱負的作家，在得知愛默生會詳細記錄自己的想法和讀過的書後，我也照著做了，還熟記了很多他的詩作。不過我並不是真的仰慕他，相比之下，我更想知道《俏奶媽俱樂部》劇集接下來的進展，更想知道怎麼用捲髮棒做瀏海造型。
　　然而，當我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就讀時，我的心態發生了轉變。我又來到戶外，沿著教堂山周圍林木遮蔽的幽徑四處走，還選修了一門19世紀美國文學的課程，類似小型研討會。當然，我沒有跟大家提我是愛默生的後代，但我發現他的日誌裡有一種美妙、私密又凌亂的誠實，這讓我愛上了他的文字。
　　今天早上散步時，小溪裡的水幾乎快滿溢出來，暴雨讓所有的生靈都充滿生機，我想起自己最喜歡的另一位作家安妮·迪拉德。她在《聽客溪的朝聖》一書中提到「觀看」一詞，她寫道：「一切僅在於一直睜大雙眼。」迪拉德也帶著那隻愛默生式的巨眼進入自然，她虔誠而狂熱，近乎宗教般的神聖。她一次次地提醒我們要清除眼中的期待，試著不去理解，僅僅觀看。
　　「朝聖者」是一個美妙的詞，我喜歡前後兩個音節裡押著淡淡的i韻(pilgrim前後兩個都有i音)，後一個音節又出其不意地嚴肅(grim，意為「冷酷、殘忍的」)。這個詞來源於拉丁文「外來的」(peregrinus)，意同「遊隼」(falcon peregrine)，這種猛禽是動物王國中最敏捷的動物，糅合了冒險、力量和目標，還帶有一點點異域色彩。
　　我在麻薩諸塞州長大，朝聖者意味著歌唱表演、圖畫紙棒球帽和白領帶。而且，我還要去普利茅斯莊園進行校外參觀學習，跟大家擠在老船上，在回程的大客車上吃一堆鹹味太妃糖。
　　後來在大學裡，我讀到《天路歷程》中那一段孤注一擲又備受折磨的旅程，由此我想到了帶著神聖目的去健走。那是一種尋求之旅。在我二十幾歲時，每一次公路旅行都有正當的理由，只要想開始一段旅程，你總有時間和空間。愛默生將家中的客房稱作「朝聖者臥室」，那間房曾住過極為著名的朝聖者，比如，瑪格麗特·富勒、梭羅。
　　「數千年後，我們仍不熟悉黑暗，仍然像敵營裡戰戰兢兢的異鄉人，雙臂交叉抱於胸前。」迪拉德在闡述「觀看」時如此寫道。她看著黃昏漸漸籠罩聽客溪，夜幕在她面前織成了一張「盲目的面具」。
　　每當說起疾病、臨終、死亡這些黑暗的事物時，我們似乎還跟普利茅斯清教徒一樣，充滿了恐懼和焦灼，在內心構築防禦工事，強烈感覺自己置身於滿懷敵意的土地上，像是個外來者。我們甚至都不去想自己該做些什麼。我們雙手環抱於胸前，在捱餓絕望時，盡力去看光明的一面。
　　我想乳房中的腫瘤沒有變小，反而是越長越大了，它們開始有痛感，往外突出，至少我是這樣想像的。還有一個月，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將它們從身上剝離出去。
　　關於清教徒朝聖者的命運，我讀到最好的觀點是：除了上帝，他們還十分熱愛葡萄酒和乾淨的衣服。我最喜歡的朝聖者是詩人安妮·布拉茲特里特。她離開故鄉與家人，在船艙內顛簸了3個月，一路暈船，抵達美國。她得過天花、肺結核，甚至還癱瘓過。10年的時間裡，她生了8個孩子，他們全都活了下來。她還是「新大陸」第一位發表詩集的女性(時年38歲)，儘管她在族群中的定位是一個整天圍著家庭轉的女人。她的詩的名字都取得十分精彩而且深刻，比如《夜晚，當人們都已熟睡》《吾家燃燒詩篇，1666年7月10日》，還有《寫給出差在外的丈夫的一封信》。
　　1830年6月14日，她和丈夫跟隨約翰·溫斯羅普總督及一眾清教徒乘坐「阿貝拉」號，橫跨大西洋。據說這艘船裝載的酒接近1萬加侖，是所載淡水的3倍。當已經厭倦大海的人們踏上麻薩諸塞州塞勒姆的土地時，酒已經被喝光了。
　　在離開英格蘭之前，他們停泊在岸邊的船等待天氣條件適合時起航穿越大洋。這時，一小撮人涉險划船返回雅茅斯，他們希望在動身前往未知的茫茫大海之前，再搓洗一遍亞麻方巾。我特別喜歡這個故事，裡面有一種人類處世之美。
　　乾淨的衣裳，還有酒。
　　今晚，約翰約了朋友在酒吧見面。這也是非常時刻的啤酒，他很需要，就像我亟須做乳房切除術一樣。我能感覺到「阿貝拉」號正穿過黑夜，轉而朝我家的廚房窗戶駛來。廚房裡有成疊的碗碟等我去烘乾，孩子們還沒上床睡覺，不過安妮·布拉茲特里特進來了。在這間廚房裡，我們兩人都背井離鄉，感覺不到腳下的大地。我們站在餐桌前整理洗乾淨的衣服。「這些毛巾真柔軟溫暖。」她一邊驚嘆一邊啜飲。她的丈夫在甲板上眺望綠瑩瑩的海岸，而我的丈夫則在山下的酒吧裡喝酒，那裡像地圖上的一個大頭針，我也曾去過。
　　約翰·溫斯羅普在他的日誌中提到，發現新大陸之前，他們已經嗅到了它的氣息：「香甜的氣息飄過來，令人心曠神怡，沿岸還傳來了花園般的氣息。」
　　朝聖者，外來的，外來者。我試著在這片黑暗中放下雙臂，我試著不斷睜大雙眼。
　　下午早些時候，我看到在露臺上空的大橡樹高高的樹枝上發生了一場騷動。兩三隻烏鴉呱呱亂叫著圍攻一隻鷹，鷹冷靜地坐在樹枝上，完全無視烏鴉的亂叫。「這是怎麼回事？」我心想，「如果那隻鷹出手，難道不能將那些烏鴉一一擊垮嗎？」不過，一分鐘之後，這場騷亂就平息了。烏鴉飛走了，那隻鷹還棲息在那根樹枝上，目光如炬地審視著地平線。
　　我很害怕。我很好。世界變了，但還是跟以前一樣。我的頭髮裡有幾隻烏鴉，而我已沒有頭髮。給我一壺酒，給我一塊方巾，讓我把它搓洗得潔白無瑕。





7　瑕疵品


　　我有個朋友叫金妮，住在查爾斯頓，跟我得了同一種乳腺癌。我們兩人喜歡互發簡訊，討論如果可以給癌症病人寄病態的感謝信，該怎麼寫。可以把這封信寄給現實中的人，也可以寄給虛擬的人，金妮把這幫人叫作「砂鍋菜賤人」。她是信託兼財產律師，所以很了解這些「砂鍋菜賤人」以及她們不停地眨啊眨的眼睛。
　　我們要做的是「瑕疵品」生意，計劃藉此給孩子們留下大筆財產。
　　「謝謝您送來的墨西哥捲餅砂鍋，比大便軟化劑還管用。
　　「您的掛念和祈禱都很好，不過我還是更喜歡阿提凡(Ativan，即氯羥安定)和大麻。
　　「謝謝您送來的花，但願它們在我死之前枯萎。
　　「您在電話留言裡說不知道我經歷了什麼，您為此身心俱疲，確實有助於我正確地看待一切。
　　「阿普唑崙是白色的，昂丹司瓊是藍色的，吃了類固醇的我想掐死您。」
　　金妮被確診患有乳腺癌的時間只比我晚了幾個星期，那時癌細胞已擴散至她的淋巴結。金妮也是北卡羅萊納大學的校友，所以自然而然將這種邪惡的癌結節命名為克里斯汀·萊特納(著名籃球運動員，就讀於北卡羅萊納州杜克大學時曾率領杜克大學藍魔鬼隊奪得國家大學體育協會總冠軍)，他是焦油腳人(北卡羅萊納州人的綽號)的死對頭。我們兩人都不知道該怎麼指望杜克拯救我們。她把自己的乳腺腫瘤叫作博比·赫爾利，這是另一位有名的杜克大學畢業生。「化療會把那些混帳東西全轟炸得面目全非。」她發簡訊給我。





8　追尋人生


　　晚上9點，我在臥室裡給剛長出半顆門牙的弗雷迪注射胰島素，打完之後，他賴著不走。他佯裝告訴我，他要畫一本漫畫書，卻一直瞟著電視螢幕，此時螢幕顯示著「觀看下一集」，下面小字是劇情簡介。
　　「《追尋人生》——第12集。艾普爾的癌症緩解了一些，不過她的復工卻不順利。同時，利奧依然昏迷。」
　　「所以，你是在看一部癌症劇集？」他終於羞怯地問道，「為什麼要看這個？」
　　「不知道。」我說，「我想，看這個節目能讓我感覺自己更像正常人吧，而且，劇情特別糟糕，還能逗我大笑。」
　　「怎麼個糟糕法？」他問。
　　「比如，裡面的角色大聲咆哮：『嗯，怕你忘了，不過你得知道我得了癌症！』」
　　「哦，」他說，「是有點糟糕，就像說：『冷靜一點兒，我們知道的，真抱歉你得了癌症，不過拜託你別再喊了。』」
　　「對，」我說道，「就是那樣。」





9　地理概況


　　我最近拍了乳房的Ｘ光片，看上去像夜裡從飛機上俯瞰的景象，兩個腫瘤就是兩座燈光璀璨的城市，我把它們稱為格林斯伯勒和溫斯頓-塞勒姆，中間隔著的四公分相當於被車頭燈照亮的40號州際公路。只有等醫生過來之後，我們才能知道那條路到底有多擁擠。
　　卡西諾醫生說，有的惡性腫瘤很蠢，而聰明的惡性腫瘤會像原子彈一樣爆炸成蘑菇雲。只要有可能它就向四周擴散，搭上淋巴結這輛火車，去到身體遠處的角角落落，在那裡建立邪惡的衛星基地。比較蠢的惡性腫瘤只會自顧自地生長為一個腫塊，然後它就會覺得無聊，四處蹭蹭挪挪，再在附近生一個腫塊。我們希望我得的是第二種腫瘤。
　　卡西諾醫生總是跟我們這些病人說很有希望治癒、大概不用再做化療這樣的話，不過她還是讓我再去做更多檢查。我看到候診室裡滿滿當當都是焦躁不安的女人，從20歲到90歲都有，她們都穿著一模一樣的灰色病袍，一半的人在發簡訊，另一半的人在織毛衣，就為了確認我們得的癌症到底是哪一種「地理概況」。好像她們的手中握有這麼一份地圖，旅途就不會那麼障礙重重。





10　狼穴


　　醫生為了查明你的腫瘤有沒有可能擴散，一般會在手術的前一天，讓病人躺在陰冷的地下室的成像儀內，往腫瘤裡扎入一個針頭，再給你注射一劑放射性同位素藍色造影劑。
　　隨後，刺痛感逐漸消退，你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沒人跟你說話，只有儀器裡傳來的聲音，一個機器般的聲音命令你呼吸。
　　然後，醫生會告訴你去吃午飯。你坐在「癌症咖啡廳」的露臺上，一邊晒太陽一邊吃火雞肉捲餅，看著一對跟你父母差不多年紀的夫妻坐在輪椅上，其中一位老人的氧氣管被纏住了；另一位老人一隻手高舉著香菸，另一隻手將卡在輪子上的管道輕輕解開。
　　隨後，我又回到了地下室，讓放射科醫生利用蓋革計數器跟蹤同位素的路徑。如果哪個淋巴結周圍出現亮點，就代表腫瘤最有可能與這個淋巴結相通，也就是所謂的前哨淋巴結。所以，這些淋巴結裡最可能有逃走的癌細胞。次日，醫生在這些部位做手術時，這裡還會發亮。
　　醫生會把這些淋巴結提取出來，送到病理醫生那裡去，做成切片，然後著色，再用顯微鏡檢查，就像我的兩個兒子在關燈以後打著手電筒熟記恐龍書或棒球卡上的內容一樣。
　　造影影像中，前哨淋巴結就像城堡大門處孤獨的哨兵，只亮了一處。
　　「這算壞事嗎？」我問技術員。
　　「無所謂好壞。」他說，聲音裡透著一股倦意，「這只能說明你有一個前哨。」
　　「我沒有守衛，沒有哨兵，只有滿天星辰。」蒙田發現有著重重守衛的鄰居家頻頻遭到搶劫，而他家卻安然無恙後，他如是說。「我家前後無近鄰，無人前來敲門，只有一個門房權當守衛，這個『守衛』只有舊時代裡的意義；門房存在的意義僅在於凸顯體面和優雅，而非守護我的命運。」
　　我想如有可能，蒙田一定會把我的「哨兵」也送回家，送入阿基坦霧氣瀰漫的夜晚裡。
　　對他來說，無所謂鎖匙、守衛，也不需要試毒員。
　　我正在重讀蒙田的傳記。38歲那年，對蒙田來說也是頗為重要的一年。幾年前他的父親剛剛去世，他在波爾多擔任公職多年後也退休了，彼時他早已頗具名氣，隱居在鄉下的家族房產內，開始著書立作。
　　「蒙田是那麼有名的政客，而且當時政壇風起雲湧，他也沒有試毒員，你不覺得很不可思議嗎？」我問約翰。
　　「這很像他的風格，蒙田是典型的斯多葛派。」他說，「我敢打賭，你們的清教徒祖先也沒有試毒員。泰然自若和健走最能解毒了。」
　　約翰跟我一樣都很喜歡蒙田，他是第一個推薦我讀蒙田著作的人。「其實，我覺得只有熱衷權力的專制君主才需要試毒員吧，比如羅馬皇帝克勞狄一世、希特勒等，他們都罪惡累累。」
　　一天早上，我在閱讀瑪戈特·威爾克的生平時，不小心掉進了網際網路的「兔子洞」裡。她是希特勒的15個試毒員(他徵募的「試毒隊」)中唯一的戰後倖存者。她現在已近百歲高齡：
　　「食物都很美味……蘆筍、青椒，應有盡有。」她告訴記者，當年在地下室裡的菜單，就算是在和平年代，其新鮮和美味程度也是令人瞠目結舌的。「不過……我們從未享受過『它』。」
　　每天早上都會有一輛全副武裝的大客車來婆婆家接她，然後將她拉到附近城鎮的兵營裡。在那裡，食物都已經做好，準備送到希特勒的「狼窟」總部去。她要在每天上午11點至中午之間試毒。
　　她記得，自己跟另外幾個雅利安女孩一起圍坐在一張木桌前，旁邊有黨衛軍監督，她每吃一口都會害怕得大哭，這樣的景象維持了兩年半。有時候，有的女孩會痛苦地跌倒在地，不過這是出於焦慮，而非因為中毒。
　　70年過去了，瑪戈特明顯保留了細嚼慢嚥、謹慎進食的習慣。我找到了一篇文章，裡面詳細描述了她在跟記者交談時，細細咬食一塊咖啡蛋糕。
　　雖然她沒有親眼見過希特勒，但是她說自己看不起這個讓她每天以身試毒的人：「他真的非常討厭，像隻豬一樣。」
　　這個「別將房屋上鎖」的比喻不禁讓我想到以上這些事，不過我現在有點頭腦混亂了。我是希特勒嗎？還是說，希特勒就是那腫瘤？這根本算不上比喻，對不對？這只是另一個艱辛的故事。不過，瑪戈特跟我還是有一點共同之處的，那就是我們的身體都不為自己所有。她的身體被黨衛軍徵用了，而我的身體則被疾病和藥物奴役了。
　　「你的乳房要去哪裡？」弗雷迪問我，「也就是說，醫生切除它以後。」
　　「大概會放到杜克地下實驗室的抽屜裡。」我說，「嗯，醫生還要進一步測試這個腫瘤，不過我猜他們會直接把它扔掉。」
　　稍晚一點兒，約翰取笑我：「讓孩子想像這種畫面可真是不得了。亞力克斯醫生，麻煩你，我要選500美元的『情緒創傷』。」
　　「那麼我究竟該說什麼才好？」我問。我永遠都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說實話，約翰也不知道，我們想帶孩子去諮詢心理治療師。「如果有人知道說什麼話才合適，一定特別了不起。」我發簡訊給金妮。金妮也有兩個孩子，分別比我的兩個孩子大兩歲。她的女兒11歲，正是懵懵懂懂認識一切的時候。「阿門。」她說。
　　手術後，約翰和我一起走在杜克癌症中心的走廊上，他有時會怪裡怪氣地尖聲跟我說：「妮……娜，你在哪裡？我是你的乳房，很想念你。救救……我，妮……娜！」
　　「試著不去理解，僅僅觀看。」乳房切除術前約一個星期，我在乳腺門診候診室裡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手術引流管。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只是一直睜大了雙眼盯著看。那是一位很年輕的女士，大概25歲，她在跟接待員聊天。她閃閃發光的牛仔褲腰帶上掛著兩隻透明球體，臀部兩側各繞有一根裝滿液體的管子，往上延伸，消失在她的襯衫裡。管子裡面都是亮橙紅色的液體，像開特力飲料。她突然笑得特別大聲，然後又一下子停了下來，輕輕地摸著滿是液體的球體。「哦，天哪！」接待員開玩笑說，「連笑都不能笑，真是糟糕透頂。」「我們雙臂交叉放在胸前。」





11　一「回憶」大象


　　「好比一群魚、一群獅子、一群烏鴉，所以一群大象，也可以稱為一『回憶』大象。」
　　這個句子並沒有形容出一群大象或一隊大象的腳步轟隆聲，更像是日出時，大象在低窪的湖裡喝水，或是在大象過去常常喝水的地方。龐大、強烈，又帶著點虛無縹緲感。
　　這跟麻醉一樣，真的很像。麻醉之後。你失去所有知覺，身上留下刀口、劇痛和纏繞的繃帶，你無法依靠經驗去解釋，因此也不得不靠想像編造出很多夢幻的情節，並對此堅信不疑。
　　手術很順利。他們送我進入手術室那旋轉的虛無縹緲中後，就上樓去赴加斯帕雷託醫生的約了。
　　我醒來時約翰就在我身邊，隨之我又沉沉地睡了過去，又醒來，然後又睡著。他的媽媽乘飛機從俄勒岡州飛過來，替我們照顧家裡的孩子。「他們很乖，」約翰說，「玩得很瘋，都沒有問過你。」
　　他揉搓著我的手，衝著麻醉藥效還沒過的我微笑，還在社交網站上開我玩笑：「妮娜很好，她現在比參加大會發言的加里·布塞還要嗨。她低頭看了一眼身上的病人服，然後抬起頭，豎起一根手指說『一個，不是兩個』，這是她第一次形容她的『新身體』。」
　　意識越來越清醒，我聽到遠處的電視正在播放海盜隊的晚間比賽，遙遠得像另一個世界發生的事，像穿過醫院的百葉窗濾下的光線。
　　醫生俯視著我，跟我說這臺手術完成得有多出色，前哨淋巴結裡看來沒有癌細胞，還開了幾個我根本聽不懂的玩笑。不過我非常肯定，這些玩笑跟手術之前他說的那些別無二致。
　　再回到大象的話題，我覺得恢復室裡滿滿的都是大象，一「回憶」大象。
　　有癌症大象：淋巴結切片檢查從病理科取回來時，會告訴我們什麼？還有一隻大象，我切掉的乳房哪裡去了？我們有「一個，不是兩個」。然後是我媽媽的大象，那個陰晴不定的野獸，一會兒收縮，一會兒變大，有時候很熟悉，有時候卻又那麼陌生、粗鄙不堪，讓我覺得它就是一隻犀牛，來自一「撞擊」犀牛，也是一「頑固」犀牛。
　　「喲，」我媽媽得知那個淋巴結的消息之後說道，「如果不能確定你安然無恙，我真不忍心就這麼撒手人寰。」
　　一「凝視」浣熊。一「倫巴」響尾蛇。一「漂流」鱷魚。一「筏」火雞。一「買賣」雪貂。一「得意揚揚」雲雀。成群的動物擠滿了房間，我又恍恍惚惚地睡了過去。
　　我還沒見過繃帶底下是什麼樣子，那是完全陌生而嶄新的世界，也不一定是血淋淋的，或青腫的樣子(說實話，醫生確實幹得漂亮)。不過我不知道那算什麼，平平坦坦，甚至有點凹，像那一「回憶」大象曾經喝過水的湖的湖床，空空蕩蕩，是種回憶。
　　此時此刻，因此而產生的情緒正在伺機等待，就像我伸出手卻搆不到的那個架子。這一刻，我關心的完完全全是生理，甚至是類似地理的東西。此刻，胸部的引流管，腋窩的痛楚，以及我襯衫一側凹陷的樣子。
　　不過，還有別的事情：被切除的女性特徵，高低不平的樣子，還有對於這具身體的陌生感。我尚找不出合適的詞語去理解那個部位，我想這就是此刻這個事實如此沉重的原因吧。它就在那裡，但我好像還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它。
　　所以，我正在練習如何關注這些縹緲而又確實已發生的事實：一「治癒」醫生早上會來查房。與此同時，一「大鍋」雷暴雨在地平線上蠢蠢欲動，一「希望」雞尾酒在等待放入冰塊。





12　重新摸索邊緣


　　我的曾祖父叫雷蒙德·愛默生，他在被召回家族的投資公司之前，在美國西部做土木工程和工料測量師。
　　我從未見過他。因為我出生的那年，他正好去世，但在我爸爸的印象中，他是個古怪、才華橫溢又心緒不寧的人。大概是因為他被迫回到東海岸的公司上班，被迫整天穿著那種領尖繫鈕釦的衣服，或者因為他終其一生都在咀嚼一枚古老的鉛彈頭，所以才精神錯亂，最後完全瘋掉。
　　我與曾祖父最實際也最親密的接觸，在他於20世紀30年代設計並打造的一棟房子中，房子位於麻薩諸塞州沿岸一座小島的懸崖邊上。我每年夏天都會去那裡避暑。房子很簡單，是結實的矩形鄉村風格，屋頂輪廓十分搶眼，門廊很寬敞，建在一個引人注目又偏僻的懸崖邊上，在屋子裡幾乎可以看到西面遼闊的天際線。如果這棟房子建在大草原或大峽谷邊上，而不是建在現在這種眺望帆船和瑪莎葡萄園的地方，會令人更有家的感覺。
　　我在那裡住的時候，會想像曾祖父在空蕩蕩的山上一步一步地丈量住宅基地，在那片茂盛的草叢中仔細思索，用腳感受著輪廓和地面的起伏。一眼便可從這座房子的外觀看出，設計它的人喜歡野外勝過一切，設計的人並不在乎房子內部是什麼樣的。房子裡面的壁爐架上掛著他儀表威嚴的祖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肖像。
　　走出房子一段距離，地勢便急劇下降，下面就是長島海灣。家裡所有人都將之視作邊界線，夜裡我們會測量屋子距離懸崖邊有幾步遠。我也曾在那裡驗證過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天黑以後峭壁也沒有了，房屋周邊只剩下我和峭壁下的海浪聲，那是世界終點的聲音，還夾雜某種象徵著起點的吼叫聲。
　　這座島嶼原先是曾祖父的妻子，也就是我曾祖母阿米莉亞·福布斯的家，經由她的家族一代代傳了下來，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作為家族朋友和姻親一生中至少也來過幾次。不知道他是否喜歡這裡的荒涼勝過他在康科德幽靜的森林莊園，不過他是在這裡寫下了《瓦爾丁賽姆特》(Waldeinsamkeit)這首詩的。這個單詞是德文，很晦澀，寫的是他在森林中的感受，那是一種神聖的孤獨感，就像處於森林中的教堂。
　　媽媽跟我的曾祖父一樣，也是在融入這個家之後才開始來這裡的。儘管如此，她還是一直要求，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撒在這座山上。最近，我開始細想這件事該如何實行。
　　前幾天晚上，我突然間特別急躁又特別樂觀，於是便扯下了一條術後引流管，而且當晚最後一條膠條也自行脫落了。此刻，自我做完乳房切除術，終於第一次擺脫了這些隨之而來卻並不屬於我的東西，終於可以正式看一眼切除乳房後的那裡是個什麼模樣。我在用腳步丈量，我在重新摸索邊緣。
　　作為一個未經任何訓練的測量師，我的筆記如下：
　　以前，我沒有注意過，這個傷疤原來是個拉長了的S形，像一條蜿蜒的河流，從胸骨到腋窩正下方約八英寸長。約翰將它看成了超人身上傾斜的S形。我看到一個懶洋洋的問號，連那一個點都沒有。整個切除區域都很麻，我用手指摸著它的輪廓，預期跟實際的感覺之間有條令人混亂的鴻溝。確實不好看，不過對我的手指來說，那是一個新世界。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
　　愛默生當然也讀過蒙田的著作，他尊敬他，並將他視作健康的懷疑主義者的典範。懷疑主義源於古希臘文skeptesthai，暗指追尋，卻未找到。這並不是說懷疑主義者沒有任何信仰，據愛默生稱：「他們斟酌、審慎、收帆、盤點、管理財產，並相信如果一個人樹敵過多，便不能再把自己也當作敵人。」
　　「我寧願好好地理解自己，而不是去理解西塞羅。」蒙田說道。他詳細記錄了自己的飲食、排便習慣、鍛鍊、性生活、疼痛，還有他的腎結石。「我研究自己多過研究任何主題，這就是我的形上學論，這就是我的物理學。」
　　「你可以隨處閱讀神學、文法和形上學，」愛默生評論蒙田的著作，「無論你在這裡擁有了什麼，都有一點大地和現實人生的滋味，甜蜜、聰慧或刺痛。」
　　無休無止地探尋，同時不要為發現的結果所束縛。約翰躺著讀書，我關上浴室門，取掉毛巾，站在鏡子前。
　　我右胸的傷疤像一個淺淺的火山口，一條美麗的山脈斜斜穿過，有的支脈很險峻，有的地方卻很平坦。切口處的皮膚層層褶皺，讓我想起了哺乳過後的乳頭，那時候嬰兒的頭會懶洋洋地往後靠著，乳房上的皮膚越發圓滑柔軟。那裡沒有疤痕組織，只有淡淡的一條線，消失在我胸前的雀斑下，就像可有可無的想法。
　　「剖開這些文字，會有血流出來，那是有血管的活體。」愛默生如是評論蒙田這個法國人的寫作風格。蒙田像一位外科醫生，他對思想做穿刺、解剖和活組織檢查。他切下一小片思想在玻璃片上著色，隨後從架子上取下顯微鏡檢查。蒙田又像一位病理醫生，「他的話語中流露出真誠」。
　　另一側的乳房看上去很滑稽，一如我之前想像的樣子。燒成灰燼的龐貝古城上方，維蘇威火山還在咆哮翻滾。「死亡無處不在，與我們的生命交織，並融入生命。」蒙田在不惑之年寫道，「衰退預示著死亡的到來，侵入我們滾滾向前的生命。我現在的模樣跟25歲和35歲時相比差別很大，遠超過現在的我和瀕死時的差別！」
　　我剛滿38歲，頭頂上剛冒出來的零星頭髮中立著幾根白髮。因為麻醉劑的關係，也因為一直在室內恢復，我的臉色很蒼白，並且不能抬手臂。如果跟35歲和25歲的自己對比，我現在一定跟鬼一樣。我距離死亡還有多遠？蒙田還有句著名的格言，「不為結果所束縛」，我在鏡子前試著大聲說出這句話。
　　我們已經為媽媽約了臨終關懷服務。
　　很奇怪，當你說出這個詞時，別人的臉色就會黯淡下來。這個詞意味著最後一口氣，悄聲細語。不過我越想越覺得這個詞很美妙——臨終關懷。音很輕，尤其是尾音部分，聽上去很舒服，足矣。這是一個帶著拉丁詞根的法語詞(hospice)，聽上去很像醫院(hospital)的發音，但最後的s音增添了許多平靜之感。(你瞧，我越來越喜歡s這個字母了。)
　　這個詞以前是指旅客招待所，主要是為朝聖者休息準備的。確實，對於一個疲憊不堪的「朝聖者」來說，還有什麼比休息更重要的呢？
　　這裡還有一些我這個測量員的筆記：
　　乳房切除術後，我拿到了全部的病理報告。醫生在之前推測的位置發現了那兩個腫瘤，還在管道中發現了一個八公分的非侵入性腫瘤。前哨淋巴結沒有癌細胞，邊緣很清晰，雖然腫瘤與組織邊緣之間只隔了十分之一公釐。不管怎麼測量，這些腫瘤都沒有收縮，這就表示化療並沒有那麼有效，很不幸聽到這個結論。
　　卡西諾醫生想做進一步的病理分析，還跟同事們一起商量研究我這個病例。由此，我想到在高高的草叢中踱步丈量時，我們會感受到嶄新的地貌以及可能看到的景象。
　　我一遍又一遍地撫摩那片傷疤，發現有點熟悉。那個傷疤並不像超人身上的「S」，也不像問號，更不像河流。那個傷疤是一條路，是我很熟悉的路，從船屋旁雜草叢生的峽谷開始，蜿蜒穿過那片菝葜和沙灘玫瑰，往山上爬升，穿過長滿漿果、扁蝨和毒葛的草地，緩緩繞到懸崖上的古宅裡。我看到媽媽剛從西南方向門廊的推拉門進來，漸漸消失在我的視線中。





13　派對酒食


　　如果晚上能找到臨時保姆幫忙照顧兩個兒子，我會跟約翰帶著冰塊和幾瓶酒，再拿上幾包非凡農莊餅乾派，去蒂塔和德魯家後院的寫作書屋。約翰當我們的DJ，在手機上播放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舞曲，我們幾個就假裝自己沒有孩子。蒂塔和德魯的孩子們在屋裡睡覺，他們開著嬰兒監視器。
　　他們兩人都是寫作教授，德魯這學期有一門課是教大一新生，他發誓說這幫學生肯定恨透了自己。
　　「我一開口講課，就感覺他們離我越來越遠。」他告訴我們，「我跟他們說，如果想當作家，你們就必須走出去遭受幾次打擊。他們看我的眼神，我只能用嫌惡和失望來形容了。」
　　「我們確實既討人嫌又招人可憐，」我說，「而且支離破碎，我們可以算作成人了。」約翰不喜歡跳舞，不過當手機裡響起《帶走我的呼吸》時，他拉我站起身，摟著我一起隨著音樂搖擺。蒂塔和德魯也隨之起舞。我們大聲地笑，直到再也跳不動，酒意漸濃。
　　「帶我上床睡覺，不然你將永遠失去我。」約翰說道。我的背很痛，胸口也很痛，之前做化療的那種噁心正在胸口堆積。「跟我說回家的路。」我說。





14　收費員


　　本尼6歲了。去年，他特別迷戀貓咪、棒球、梅西，還有舷外機。今年，他又開始熱衷於過路收費亭、風車、家畜和黑洞。對我來說，給他買東西簡直就是一種折磨。從我們亞馬遜帳戶裡推薦的商品來看，我們就好像要開車上路熬過世界末日似的。
　　過生日吹蠟燭的時候，本尼悄悄告訴我他的生日願望是長大後當一名收費站管理員，還希望我的乳房有一天能長回來，並且裡面沒有癌細胞。
　　我也是這麼希望的(孩子有份工作，我也能擺脫癌症)，但又不希望兩個願望都落空(我希望他找一份少吸點尾氣的工作，我的身體也不會突變)。我每年過生日時許的願望都跟本尼的這個版本差不多：我愛的每個人都找到令自己幸福的事情，希望宇宙保佑他們平安。
　　約翰為本尼安排了一個生日驚喜——帶他去工作所在地的停車場參觀。收費管理員卡爾將本尼託高，讓他坐到椅子上，並給他看收費機。
　　「您把大家給的錢都放在這裡，對嗎？」本尼說著咧開嘴大笑起來，在椅子上轉來轉去。卡爾的收費亭裡有個夾式風扇，還有幾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丹尼爾·斯蒂爾的平裝本。卡爾之前跟約翰說，這本《聖經》是他父親的，他的父親曾在「二戰」中效力於巴頓將軍麾下。「我的父親參與了巴頓指揮的每一場戰役，他一直把這本《聖經》放在口袋中，保佑自己平安。」
　　「小鬼，那些錢一分一毫都不是我的，你知道吧？」卡爾對本尼說。
　　「我知道，」本尼嚴肅地說，「我聽別人說過。」
　　卡爾教他如何操作控制桿。「魔法就是這樣產生的。」
　　「我現在只有6歲，竟然可以坐在實實在在的收費亭裡，我真不敢相信。」本尼在我們開車回家的路上說道。
　　數天後，約翰跟我說卡爾每次看到他都會大笑著搖頭：「我真不知道自己還是個名人！」
　　有一天，他說：「你的妻子似乎喜歡短髮。」
　　「對，」約翰說，「化療的緣故。」
　　卡爾說：「我就怕你會說這個，所以我每天都在為她祈禱，以防不測。」從那時起，每次推動神奇的控制桿抬起升降杆時，每次看到約翰穿行而過時，他都跟約翰說自己在為我祈禱。





15　哪裡都不行


　　約翰討厭改變，而癌症則讓我們的生活變得面目全非。「我們就不能退出這整個癌症事件嗎？」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問道。
　　「當然不能，」我說，「而且你現在必須比從前更愛我。你不准離開這個光頭且只剩下一個乳房的妻子，否則你就太蠢了。」
　　「你得告訴我，我把手放哪裡才不會讓你痛。」他指的是我們做愛的時候。
　　「哪裡都不行。」我說。





16　個人廣告


　　一天，金妮發簡訊給我：「我又想了段新感謝詞——『謝謝您來看我，順便跟我丈夫搞外遇。我現在要離婚，以免腦子裡想的全是癌症。』」
　　我們說的這個「感謝對象」是她大學時的閨密。金妮化療時，她的閨密過來照顧她，一天晚上，金妮起身去倒水喝，竟然發現了他們的姦情。真是「砂鍋菜賤人」的新境界。金妮隨之開啟律師—戰士模式，那對姦夫淫婦還沒從折疊沙發上起來，就被逼簽署了書面陳述書。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有好多天，我每看到男人就怒視他們。這麼久以來，我頭一次難以成眠。約翰反倒覺得這是好事：「我越來越優秀了，對不對？」
　　我發簡訊給金妮：「如果你再碰到那種跟你說『上帝只會賜予每個人他能夠承受的苦難』的人，你完全有權一巴掌呼上去。」
　　離婚事宜全部敲定後的第二天，金妮寫道：「我已經決定在克雷格列表網站上登一則個人廣告。」我們都一直在為手術後的身體惋惜不已。「一個乳房，精神不穩定，剛離婚，像輛長著腳踝、極度肥胖的貨運車，兩個孩子，銀狐色板寸髮型，陰道乾澀，尋找二十幾歲身材火辣的男人，須帶一大筆信託基金，一雙大手，喜歡在沙灘上散很久很久的步，可以跟你進行深度討論，性愛時不太舒適。」
　　看到這裡，我馬上就想到了跟她匹配的人——蒙田。他的中年個人廣告(這並不是說可以跟他約會，因為他的妻子偶爾會出現在他的文章中)：大概是異性戀的白人貴族，思想家，患有頑固的腎結石和痛風，內臟健康，性慾漸衰，中世紀圓塔裡的藏書室內有大量藏書，鍾愛古人和辛辣食物，尋找事事中庸的對象，喜歡去原始森林裡長時間散步，可親近恐懼，歡迎強盜、骷髏和死神，政治家和醫生勿擾。
　　這個男人很害怕醫學發明，一如金妮和我。「要遭受腎結石的折磨，還不能享受食用生蠔的快樂，這就等於兩個惡魔合二為一。」他寫道，「疾病讓我痛苦，而治療也是一種痛苦。」
　　疾病和治療。我們都是如此脆弱的生靈，雖然直到瀕死之時，我們都感覺自己很像生蠔，都有著堅硬的外殼。
　　金妮跟蒙田一樣，住的地方都離海邊不遠，就在南卡羅萊納地勢低窪的鄉下。有一次，我去拜訪她，她跟孩子們帶我一起出去撿貝殼。我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那麼多種海鮮，她教我認識字碼榧螺，它看上去像捲起來的帳單，摸著又滑又重，但鮮少找到完整的。還有種叫作天使之翼的蚌，有月亮海螺、海膽，以及拖鞋。鳳凰螺非常漂亮，不大不小，很尖，它未捲起的唇邊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城堡。





17　腫瘤聯合研討會


　　今晚，爸爸邀請我們去享用他最拿手的烤雞。媽媽還有點力氣，能坐到餐桌前進餐。她通常在房間裡吃飯，並且把那間房叫作「沙龍」。幾年前，她讓爸爸把房裡刷成了暖黃橙色，她喜歡靠在裡面的煤氣爐旁最愛的沙發裡。今天，媽媽坐在餐桌的主位上，餐椅裡的她比以往小了一半，雙腿蜷縮在桌下，吃得很少，她看到我看她時會衝我微微一笑。
　　剛開始吃飯，我的手機就響了，是個陌生號碼，不過我馬上就知道那是誰打來的。
　　「你好，卡西諾醫生！」我接通電話，起身離開餐桌。
　　幾天前，我們去杜克中心，本來希望能知道做完乳房切除術後的結果和後續的治療方案。但很不幸的是，當時病理科腫瘤聯合研討會延期了，我們於是空手而回。
　　「腫瘤聯合研討會」這個術語，我每次聽到都會覺得很痛苦。我覺得醫生告訴我這個組織的名稱是為了嚇我，其實這個名詞指的是不同專業的醫生聚在桌前，討論某個病例的特性。這聽上去像癌症軍事法庭或某種酷刑，也可以把它叫作「病人評審會」，或「同行討論會」，又或者是「腫瘤醫生的狂歡」。
　　「我答應你，我會在星期一下午的腫瘤聯合研討會後立刻給你打電話，」卡西諾醫生之前說過，「不過如果你不想接，也可以不接，讓我轉去語音信箱，我會告訴你我們的決定。」
　　我接到她的電話時，她正在下班途中，之所以想打電話告訴我，是因為之前答應過我。
　　我能想像到卡西諾醫生愜意地坐在一輛新潮又乾淨的豪華汽車裡，沿著40號州際公路馳騁，杯托裡的冰咖啡還沒有完全融化，她的一頭金髮整齊地攏在後面。暫停的播放器裡之前播放的是一張引人冥想的CD，它靜靜地旋轉著。
　　病理報告又一次出來了，腫瘤如我們所想的一樣，只是沒我們預期的那麼好。腫瘤聯合研討會一致建議我再進行四輪化療，這次需要加上阿黴素。這種藥的藥效更為強勁。
　　而且，這個腫瘤與其他組織之間只有十分之一公釐的邊緣距離，並不足以令人安心。化療結束後，我還要做六週的放療。
　　我的頭髮剛長出來，絨絨的，很柔軟，這使我覺得自己像個正常人一樣。眉毛也長出來了，不過亂七八糟到令人不可思議，我簡直有點同情它們。而且，我剛剛回到健身房。聽著卡西諾醫生說的話，我的生活好像在急速地倒退。為了回歸正常人的生活——不管正常到底意味著什麼——我都已經走了那麼遠。
　　「妮娜，」我們快掛電話時她說道，「我只想讓你知道，我仍然覺得我們還有勝算。」
　　我又在想卡西諾醫生沉靜的模樣。現在是星期一的晚上七點，她正在往家趕，跟同行討論了一整天的腫瘤，又打電話給我這個不肯將電話轉去語音信箱的病人，告訴我要繼續進行化療，病情甚至還有可能更糟糕。她的家裡還有兩個孩子，比我的兒子們大一點兒，她匆匆做了點晚餐，堆積如山的電子郵件在等她查看，還有一個她昨天深夜從會議上直接帶回來的行李箱。她利用在高速路上開車的間隙給我打電話，那大概是一天裡她最安靜的時刻了吧。
　　有一次她告訴我，她躺在兒子的床上，兒子問該怎麼約女孩跳舞。我喜歡想像昏暗燈光下的她，想像她躺在枕頭上，自信而堅定的聲音使夜晚都平靜了下來。我真的可以想像那是種什麼感覺，像這世界將你緊緊擁抱，給你安全感；像別人站在有六條車道、交通混亂的高速公路上，而你則窩在收費站的小亭子裡。
　　我回到餐桌時，媽媽已經回房間了。她盤子裡的食物幾乎沒動過。約翰和爸爸正在給孩子們分發甜點。我來到「沙龍」裡，看到媽媽躺在沙發上。「我沒事。」她說道，雙眼依舊閉著，「現在跟我說一下卡西諾醫生最新計劃的全部細節吧，好讓我今天好過一點兒。」





18　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護士第一次來我父母家時，是我開的門。媽媽當時躺在「沙龍」房裡，爸爸在做午餐，孩子們在院子裡玩「荒野西部」的遊戲。他們把兩個垃圾桶翻過來當馬騎，揮舞著韁繩。「認輸吧，朋友！」弗雷迪喊道，本尼在尖叫和嘶吼。
　　「天哪！」臨終關懷護士說道，臉上掛著笑，說明她更習慣安靜的工作環境。「里格斯小姐！很高興認識你，我不知道您有這麼小的孩子。」
　　她把我誤認成了媽媽。她看到我光禿禿的頭、襯衫上夾著的手術引流管(由於手術位置不斷洇出液體，醫生不得不重新給我裝上引流管)。
　　「哦，不，我是她女兒。」我說，「不好意思，我知道這確實有點混亂。」護士的笑容尷尬地掛在臉上，她的表情柔和了些。「我帶你去見媽媽。」
　　試想，就連臨終關懷護士都能感受得到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作。





19　刀刃


　　我們的讀書會從客廳搬到了「沙龍」，這樣媽媽就可以躺在沙發上聽我們討論。我們剛讀完一本大家都很喜歡的連環圖畫小說，選擇這本書部分是因為如果文字太多，媽媽會難以集中精力，我也很難放鬆。我一直在想這次討論結束時，下次讀書會該挑什麼日子。
　　讀書會裡的人都知道，臨終關懷護士建議過，鑑於媽媽的身體狀況，她只剩下四到六個星期的時間了，不過我不知道她們現在是否還記得。一想到媽媽可能無法參加下次的讀書會，我就十分恐慌。我感覺自己像回到了六歲，像撒了個彌天大謊，馬上要被拆穿了；像猛地被擲到半空中的雞蛋，隨時都會摔碎。我竟然沒辦法大聲說出來，沒辦法真正去面對它，甚至也不能跟大家說明這個事實：「往生後的人會有讀書會嗎？」
　　我很確定，媽媽自己也已經知道可能活不到下次參加讀書會了，不過她今晚有些心不在焉，在我們討論時，她經常恍神。
　　「你還好嗎？」我用嘴形對她說。
　　她點點頭，抽搐了起來：「讓你爸爸給我拿點止痛藥吧。」
　　隨之，她迅速地對大家說：「不要走，不要走！我吃止痛藥跟以前喝杯紅酒沒什麼兩樣。」她從來都不想結束這場聚會。
　　安妮拯救了大家：「大部分人8月都要過暑假，沒有時間參加讀書會，現在先不安排下次讀書會的時間，會不會比較好？」
　　琳達也功不可沒：「我們每個人直接過來講一講自己去年讀過的最喜歡的書，不管是不是我們讀書會讀過的，也許會很有趣。」
　　大家起身準備離開時，蒂塔輕輕地推了推我的手臂：「你到家後如果想找人聊聊，記得打電話給我。」
　　大家當然都記得媽媽已時日無多。不只是我，大家都在盡力維護這個謊言，又想戳破這個謊言。時間停滯不動，那種失落像鋒利無比的刀刃，你還沒感覺到刺痛，血已流了出來。
　　媽媽蜷縮在沙發上，過了今晚，她原本就瘦小的身體好像又縮了一點。
　　「你們都要好好的。」她說，開始打起瞌睡來，「我愛你們。」
　　現在，每次讀書會結束時，我們都會說：「我愛你們。」我們當然愛大家。為什麼不常常將這句話掛在嘴邊呢？





20　紫色房子


　　我們家是一座小小的綠色平房。從我記事起，鄰居家的房子就是深紫色的，門廊兩側是對稱分布的亮粉紅色柱子。好多年以來，那棟房子前一直豎著一面黑色的戰俘旗，像是懸掛在二樓窗戶的橫幅。
　　多年以前，約翰跟我搬到格林斯伯勒，以方便我就近讀研究生，我記得當時自己家的前面也有一排乾淨到無可挑剔的馬桶。
　　那時，我只模糊地知道紫色代表抗議，那所房子像在與整個街區抗議。那時，這個街區非常多元化，居民大多是藝術家，房子也都是特色平房。政府正要把這裡打造成具有歷史意義的街區，構成了某種契約和規範。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房子漆成與其他房子不同的顏色，或者裝飾成特別的風格，就需要徵求政府的允許。
　　我們的鄰居丹，是一名戰功顯赫的越戰老兵，也是我們這一大片以白人為主的街區中少數的黑人住戶。他不贊成這種做法。他認為打造歷史街區侵犯了業主的權益，有點像見不得光的種族隔離手法，想讓人認為這片街區居住的都是白人和中上階層。
　　所以他和幾個鄰居打算把房子漆成特立獨行的紫色。不過，丹的房子顏色到目前為止是最顯眼的，還有那排馬桶。他放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韋斯特伍德的吉姆·克勞法還活著」。他那棟荷蘭式殖民風格的房子非常莊嚴，主道旁是他修剪得無可挑剔的院子，都與他的抗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衝擊。
　　最後，韋斯特伍德沒有變成歷史街區，不過丹的房子還是紫色的。
　　12年過去了，馬桶和抗議標誌都不在了，紫色的油漆也已褪色。但是，如果我要跟在鎮上住過幾年的人介紹自己家在哪裡，只要跟他們說「我們就住在那棟紫色房子的旁邊」，他們就一定會知道我家的具體位置。
　　我很喜歡這棟紫色的房子，儘管我並不喜歡張揚，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喜歡它。我是個光頭女人，在家長會上，我發現其他媽媽看到我都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在雜貨店、停車場也是如此。我發現街區的郵差匆忙離開，好避開我，服務生和商店店員看到我時露出不安的神色，健身房裡遞給我更衣室鑰匙的小夥子因為擔心而皺起眉頭……
　　我討厭這一切。但是，在頭髮開始長出來時，我發現光頭還能代表著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好比喪服代表著失去了親人。「它在說，我在經歷些艱難的事，請對我溫柔一點兒。」
　　「我有點懷念自己的光頭了。」我的高中朋友克里斯蒂在發給我的郵件中如是寫道，她也是今年做的化療，比我早幾個月。
　　「這真是種複雜的心情。」我回覆她。
　　告別光頭也就意味著告別治療。不管治癒與否，恐懼依然存在。因為不管治療本身是否有效，都算一種解決方案。卡西諾醫生說，她曾聽病人說過，治療最辛苦的時候恰恰是治療結束的那天，他們要預約「6個月後見」。
　　「我根本不喜歡利用一個惡魔去治療另一個惡魔。」蒙田說道，他對醫生或疾病很熟悉，在某種意義上，他用簡短的話語，鞭辟入裡地揭示了現在癌症治療中的誤區。「我討厭治療，甚過討厭疾病。」
　　他肯定也不喜歡化療。不過在這一點上，我跟他還是有些分歧，儘管我可能才是被矇蔽的那個。這是一種無意間產生的副作用，不過我也必須承認，治療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黑色的和諧。治療會讓我感覺到人生不對勁，這恰恰就是身體上的疾病的反映，比如我因為類固醇而吹氣般腫脹的臉，我的光頭和我不對稱的胸部。而且，整天在癌症中心度過，好像我也成了癌症中心的一部分。不知怎麼搞的，我好像就應該在那裡，比在健身房、小學、雜貨店、開工作會議或其他地方適合多了。進入那些地方，我需要在車裡坐很久、深呼吸很久才敢進去，試著回歸正常人的生活。
　　丹是我的鄰居，看到他，我能聯想到的就是吹葉機的聲音。他幾乎每天都用它掃落葉，一直都很忙碌，吹落葉、割草、除雜草、澆水、錘打、擦洗、修整院子邊界。在他整潔的房子旁邊，我們這座低矮又不是紫色的工匠房子，看上去就要被森林吞沒。
　　化療很痛苦，類固醇讓我的腦子一片空白。這時我就會光著頭長時間地待在露臺上，思考、種花、種草、呼吸，試著在這個我突然無法自由存在的世界，找回自己的歸屬感，所以我常常聽到籬笆的另一側丹在勞作的聲音。
　　「我們必須明白，如果有些東西無法治癒，就必須忍受。」蒙田也這樣說過。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我整天跟他對話了吧。
　　初夏的幾個星期，露臺上總是覆蓋著那些隨風飄動的一小撮一小撮的柳絮，這是從院子裡的那棵柳樹上落下來的。一開始，我把露臺打掃乾淨，然後進屋喝杯水，我再出來的時候，發現那裡還是像座被廢棄的院子，然後又得撿起掃帚打掃。
　　一天早上，因為類固醇、噁心、一點兒胃口都沒有、看什麼都不順眼，也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於是我穿著襪子和睡衣，光著頭在露臺上「保衛」院子的邊界，堅持打掃柳絮。只要柳絮從柳樹上墜落一次，我就打掃一次。就這樣，一早上過去了，大拇指和食指間比較柔嫩的皮膚都被磨掉了一層皮。
　　我想起愛默生，想起他極不情願地陷入了自己花園的圈套中。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皺著眉頭，意志堅定，在花園裡散步冥想。我彎腰拔出一株就要吞沒玉米的雜草，然後發現還有兩株雜草，在它後面還有一株。我伸長手臂又拔了一株，接著還有四千零一株。我汗流浹背，搖搖晃晃，不久以後，我從這個不斷清除繁縷和美洲茶的蠢夢裡醒來，發現意志堅定的我本身就是繁縷和胡椒草。」
　　打掃柳絮時，我聽到丹在慢條斯理地工作。一連數小時，他在院子裡微微彎著腰一絲不苟地噴灑農達(譯者註：一種除草劑。)，讓磚縫裡的雜草無處生根，根除它們。
　　踏上屋後臺階的那一刻，他停了下來，看向正在打掃的我。如果在平時，就算不是光頭的正常人穿著睡衣，他都不輕易跟人家有目光接觸，但是那天我們互相點點頭，好像在說我們兩人內心的某種東西「喀嗒」一聲，忽然間鬆動了。





21　乳頭高速公路


　　我發簡訊給金妮：「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拓展業務模式了，可以寄訂製照片卡，讓你愛的人瞻仰一下我們乳頭紋身的照片。」
　　我們兩人最近都在看文尼·邁爾斯的事蹟，他常駐於馬里蘭州和紐奧良，顯然是大師級的乳頭紋身師。他過去只是個普通的紋身師，但現在他的網站上寫著：過去幾年間，很多事都變了，現在我主要為與乳腺癌抗爭的勇士們進行乳頭、乳暈紋身。
　　他的手藝爐火純青，女士們像朝聖者一般蜂擁前往。不過他不紋任何花俏的樣式，不用花或龍遮住傷疤，只紋各式各樣的乳頭：青少年是粉紅色的，哺乳後是深色的，大的、小的，甚至還有穿孔的。紋身都是三維的，看上去很真實。
　　我們看了文尼工作的影片，他戴著新潮的眼鏡，打著領帶，頭戴一頂豬肉派草帽。
　　「他顯然就是我們這一類人。」我寫道。
　　「一路行駛在『乳頭高速公路』上，」金妮發簡訊給我，「這是我們的獎品。」
　　此刻，我竟然失去了一個乳房。給乳頭紋身的整個想法讓我不禁悵惘。「有點像新版的《末路狂花》，」我回簡訊給她，「我們需要一臺敞篷汽車。」





22　短視


　　照顧行將就木的人會讓護理的人看不到遠方。
　　我們開車載著媽媽往返於杜克中心和家，等實驗室出結果、輸血，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我們取消了家長會和理髮預約，按規定喝水服藥，問候臨終關懷護士。我們坐在床邊，我們在她房外的走廊上商量著，我們在等待著。對於這整件事，我們變得很短視，失去了估量做這些事的意義的能力，也不知道做這些事到底意味著什麼。
　　短視，短視……我一直在想這個詞。我們住在麻薩諸塞州時，附近有個叫「短視」的馬球狩獵俱樂部，建於1882年，是由四個近視的男人創立的，不過我是在很久以後才知道這個名字帶著新英格蘭人式的幽默。我沒怎麼去過那個地方，雖然爸爸的家族都很喜歡馬，但我們並不怎麼騎馬，也絕不打獵。但是「短視」這個詞聽上去有點田園色彩，非常神祕，又非常可愛。我記得自己以前經常沿著國道1A號行駛，途經一個立著標誌牌的路口，那條小路漫長而神祕。儘管媽媽是個不喜歡馬的人，她還是會望著這個俱樂部的名字嗤笑。
　　「一個俱樂部叫什麼『短視』，真是裝腔作勢！」她會這樣嘲笑，「沒有比這更好聽的名字了嗎？」
　　媽媽做了好多年醫學錄音打字員，總是知道好多高級醫學術語，比如，瘻管、酮酸中毒、代謝失調、心肌梗塞。我依稀明白一個狩獵俱樂部因為創始人近視而取了這個名字，其中有一種古怪的不協調感，不過「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這個擁有較深的社會階層含義的詞，我是數十年之後才真正理解的。這個俱樂部的其中之一的創始人就是我爸爸的外曾祖父約翰·莫里·福布斯，這是媽媽去世後，我在網路上搜索這個地方時發現的。媽媽知道的話，一定會覺得很有趣。
　　我弟弟查理和他的妻子阿蜜莉雅住在麻薩諸塞州西部，媽媽決定不再治療之後，他們兩人便趕來父母所在的格林斯伯勒的家裡陪她。很快，他們也捲入了這場「短視」的漩渦中。查理正在讀歷史博士學位，阿蜜莉雅正在考慮讀神學學位，不過我們聊得最嗨的是關於可選擇的牙刷種類以及麻醉劑量的話題。有時候，我們忘記了自己正在解決什麼「問題」，忘記了最終等待我們的是怎樣無邊的安靜。
　　不過媽媽並沒有忘記。無論誰發來為她加油的簡訊，她都喜歡發用一隻手伸出墳墓的表情說「差不多就要死了」。
　　查理正在讀《伊凡·伊里奇之死》給媽媽聽。由於止痛藥和注意力無法集中，媽媽已經看不了書了，不過聽著查理讀，她還是能理解書中講了什麼。
　　「好，有一件事我很確定，我絕對不會那樣。」查理說媽媽是這樣說的，當時她聽到伊凡·伊里奇在殘忍的倒數時刻切身感受到了那種黑暗，他大發雷霆，始終都不相信人生會如此終結。
　　查理和我都在思索。我的意思是，從某種層面上來說，媽媽說的當然是對的：她跟伊凡·伊里奇完全相反。她這一生都在面對一切，包括死亡，她努力接受死亡這件事，已經有近9年的時間。
　　儘管如此，媽媽剛剛決定結束總是沒完沒了失敗的臨床試驗時，查理還是發簡訊問我：「媽媽對這一切都沒有特別激烈的反應，你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安？」
　　我們兩個最近都看了《婚禮之後》這部電影，其中的主角知道了殘酷的診斷結果後，完全失控，在地板上哭泣，用力摔東西。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我希望媽媽反應強烈一點兒，我只是有點懷疑她並不是真的很平靜地看待死亡這件事。」他在簡訊裡寫道。
　　「我也這麼覺得！」我回簡訊，「有時候，我覺得她比爸爸還像北方佬。」
　　當然，事實並非如此。臨終時，媽媽還會大發脾氣，還保有幽默感和反抗的靈魂。她最後說的幾個字(幾個星期以後)無疑就是她的寫照：「我太他媽胖了。」但是，她的精神變得很強悍，我發現自己正在仿效她。她的身上有點蒙田所鍾愛的斯多葛學派的影子——無所畏懼地接受一切。嗯，也不是什麼都不怕，而是對恐懼不再感到畏懼。
　　一天早上，我趴在媽媽的膝蓋上啜泣。她撫摩著我的背，憐愛地看著我。「你怎麼都不哭呢？」我問她，幾乎帶著點怒意。她說：「我早就哭完了，像是從中走出來了。你只是還沒有經歷這個過程。」
　　陽光透過歪歪扭扭的百葉窗縫隙溜進來，在木地板上投下奇怪的圖案。她讓我給她帶了冰淇淋三明治，還有她的首飾盒。我們一下午就在她的床上整理這些帶著陳舊氣息的寶石、舊項鍊，說著外婆的故事。我們把她所有的戒指都戴上，之後她送給我一個特別漂亮的玉飾。「如果你要給別人選禮物，又不想費太多錢，記得這裡還有一盒首飾。」
　　我問媽媽還有沒有需要告訴我的事情，作為一個母親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教給我，讓我變得更好。「你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棒，」她想了一分鐘後說道，「不過，你有時候會對人太苛求，尤其是你會在別人背後這麼做，那不像你的作風。而且，我真的希望你能常去看牙醫。」
　　她看到很多幻覺，有細微的東西在她周身盤旋，羅馬教皇蹲在角落的窗簾後，壁爐架上的百合花花蕊翻了出來，露出了漂亮的內部結構。儘管她真的很不舒服，但她的身上還是有一種平和優雅的光暈。有時候，她也會很清醒。
　　一天下午，她醒了過來，當時我正坐在她房間的椅子上讀書。「我知道這首歌，」她在靜靜的房間裡說道，「這是男人和女人爭吵的曲子。」接著，她又沉睡了過去。
　　然而，我們這些人，誰又不是伊凡·伊里奇呢？有時候會為自己走錯的路而暴怒，因為不知道那些行差踏錯會帶來什麼後果。她真的還要費盡心力去反思這些嗎？還是說，現在這些變成了那些愛她的人需要做的事？是否不應該在那隻狐狸身後窮追不捨，是否可以收緊韁繩停下來，去欣賞森林的平靜，去漫無目的地遊蕩，停下來抬頭去看光線透過森林的華蓋落下來？





23　相冊


　　照片有很多：她跟爸爸乘坐雙人皮艇划向海豹岩；她跟弗朗茜阿姨走在路上，笑著跟拍照的人揮手；查理的婚禮過後，她在草坪上跟查理交代重要的事；她坐在阿第倫達克椅子上，腿上抱著打瞌睡的本尼；她和我坐在門廊鞦韆上笑；她站在船屋旁的防波堤最邊上，側身而立的她雙手交叉，頭髮隨風飛舞。最後這張是從船上照的，很明顯她並不是在跟拍照的人揮手，而是在送行，雖然她沒有揮手，也沒有微笑。潮水很高，銀色的浪拍打著岩石。「我在這裡很好。」她不願挪動的雙腳說道，好像這是夏天的終點，而她是唯一留下來的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