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料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盧安達和蒲隆地的「種族」構成都並不明確。最經常的被引用的種族數據是根據比利時在其殖民統治即將結束時進行的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而後來的數據都出於意識形態和各種政府利益的考慮而被修改，並不可靠。
　　約翰·范西納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對前殖民時期的研究受到廣泛稱讚。約翰·范西納認為「胡圖族」和「圖西族」的意義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已經發生了變化，雖然可以大致表達「相對類別」，卻不能單獨依靠這兩個詞分辨出他們的起源地、氏族或是部落。當然，在歐洲殖民者對盧安達和蒲隆地的王國進行殖民統治之前，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最客觀的區別就已經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逐漸消失了。胡圖族和圖西族使用相同的語言，有同樣的宗教信仰，甚至對香蕉酒的口味偏好也十分相似，使用同樣的俚語，並且絕大多數都分布在同一片地區。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也相互通婚——至少在盧安達是如此，而且成為殖民地後，這種現象變得更為普遍。正因如此，儘管有一套慣用的外貌特徵區分兩者，但是到了德奧幼時年代，就已經很難單憑外貌區分胡圖人和圖西人了。
　　但是，在被殖民之前，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存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區別。主要靠畜牧為生的人被稱做圖西人，而「胡圖人」一詞就被用來指以種植為主的農人。但其中也有很多例外情況，而且「胡圖族」和「圖西族」的說法也並不就意味著他們天生傾向於放牧或傾向於種植。不過，非常籠統地說，特權階級主要出身於擁有牛群的圖西族，而胡圖農民往往處於更低的社會地位，或處於附屬地位。
　　範西納寫道，在始於19世紀末期的歐洲殖民統治之前，盧安達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劃分是「絕對」的。歐洲殖民者來到這片大陸時，在盧安達的「胡圖族和圖西族不僅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痕」，而且「這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敵對也已經公開化了」。
　　在盧安達，國王和貴族都是由圖西族構成，但蒲隆地的社會階層劃分並沒有盧安達一般嚴格。在蒲隆地，權力更多地掌握在貴族和國王後代手中，也就是Ganwa手中，而非為國王所有。貴族和國王在種族劃分中單列一族，既不屬於圖西族，也不屬於胡圖族。各種互相敵對的貴族集團需要尋求盡可能多的支持，不僅是圖西族的支持，也要胡圖族的支持。有很多重要的職位是由胡圖人擔任的，特別是在司法體系中。所以，在蒲隆地，對胡圖族的鎮壓並不像盧安達那樣複雜，甚至不能完全算得上是圖西族針對胡圖族的鎮壓。而且蒲隆地種族階層構成複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種族間緊張的敵對狀態。圖西族又分為至少兩個階層：圖西—希馬和圖西—班雅拉谷魯，而兩族中的每個人又都分屬擁有不同社會地位的某一家族。
　　「家族聯合，」學者勒內·勒馬爾尚寫道，「可以說調整，甚至扭轉了之前種族制度中確立的階級次序。」
　　但是歐洲殖民者將蒲隆地和盧安達當做一個整體進行統治，雖然殖民統治在兩國的影響並不完全一樣，但都同樣深遠。
　　勒馬爾尚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一位德國公爵的話。在1910年，這位公爵曾如此形容盧安達—蒲隆地的殖民地地形：「這個國家地形多山，人口稠密，景色秀美，擁有十分舒適的氣候，清新宜人。土地肥沃，河水四季奔流，對於白人定居者來說，這裡有著最好的發展前景。」但是殖民者真正關心的並非是這裡的美景，對他們來說，這兩個小小的農業國只不過是受到歐洲列強瓜分的非洲版圖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要掠取的是這裡的勞動力，並在這裡傳播基督教。
　　範西納認為，蒲隆地和盧安達王國雖都曾經歷過因搶奪牲畜而發生的爭鬥和數次小規模的戰爭，但殖民統治卻將暴力升級，並提供了新的暴力工具。西方學者羅傑·博特編纂的編年史中就記載了很多如下這樣的事件，這一件便是發生在德國殖民統治時期：
　　1908年，蒲隆地。3月31日至5月18日，格拉韋特向位於東北部的貴族發起了又一次遠征。這次遠征引起了大饑荒，比之前的幾次饑荒更為嚴重，並很快席捲了整片地區。戰爭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當地的大批平民被用步槍或機關槍射死，同時有數不清的牲畜被掠奪，官方記載為4613頭牛和3659隻其他家畜，這使得這次饑荒的規模極為可怕。
　　範西納和其他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有人覺得是歐洲殖民者刻意區分胡圖族和圖西族，並因此造成兩族間的「相互敵視」，但這種看法並不正確。範西納在談及盧安達的形勢時寫道：「歐洲人之所以這麼做，只是沿襲了當地的做法，採用了當地領導人用的術語。」雖然不是歐洲人發明的這兩個術語，但的確是由於他們的一系列行為使得這些術語越發危險。學者馬哈穆德·曼達尼認為，對盧安達的領導人來說，圖西領主和胡圖屬民之間的劃分歷來就有，事實上，這種劃分甚至存在於當地血親之間，但歐洲殖民者卻將這種劃分另作他用，最終形成了種族差異。
　　歐洲殖民者將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傳說帶到了非洲，他們用這個傳說來解釋在這裡發現的很多怪異現象：構成非洲內陸文明一部分的國王、貴族和農民的階級體系，是一種和歐洲有點相似的先進的社會秩序。很多殖民者認為，圖西族是漢姆——《聖經》中被放逐的諾亞之子——的後代，因為長期和低級的當地黑人，也就是胡圖人相接觸，圖西族已然墮落。但在他們黑色皮膚的包裹下，圖西族的根系依然是北歐的白人種族，他們很可能來自於衣索比亞，但事情的關鍵在於，他們是從別的地方來到這裡教化當地人的。
　　皮埃爾·里克曼斯是一位負責治理蒲隆地多年的比利時殖民者，他記錄下了1931年時蒲隆地的情況(根據基隆迪語中的複數形式，他使用的術語分別是「巴圖西人」和「巴胡圖人」)：「巴圖西人是註定進行統治的，僅從他們的舉止就可以看出他們比周圍那些低下的民族文明得多……那些巴胡圖人就沒有那麼聰明，他們頭腦簡單、做事衝動、容易輕信他人，無怪乎他們淪為了奴隸。」這樣的想法本身就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殖民者採取了體現這種想法的統治政策，造成了更加深遠的影響。
　　無論是德國統治者還是繼任的比利時統治者都未向這塊殖民地上派駐大量軍隊，直到20世紀30年代，駐紮在這裡的軍隊人數還不到一千人。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他們實行的是間接統治。從根本上說，在盧安達，殖民者將權力置於圖西貴族手中，在蒲隆地則置於王族和圖西貴族之手。殖民者保留了以前的王國模式，但是將管理階層和普通民眾進一步分離，而種族則成為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比利時人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並藉此在當地人口中劃分了種族，這次普查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結束。從那時起，每一位盧安達和蒲隆地公民都有一個固定的身分，並在身分證上標註了出來。自此，一個人所擁有的機會，更多地取決於身分證上所寫的是「胡圖」還是「圖西」。
　　但並非所有的圖西人都因此受益。歷史學家約翰-皮埃爾·克雷蒂安寫道：「在山區生活的普通巴圖西人(至少占巴圖西族的90％)是無足輕重的。」——無足輕重，是針對歐洲殖民者而言。大多數圖西人依然是飼養牛群，有些人也種些莊稼，而且他們和以前一樣，還和胡圖人有著同樣的宗教信仰(殖民統治結束前，70％的人信奉了基督教)，使用同樣的語言，生活在同一片山區，並且也同樣遭受著圖西領主的剝削和虐待。但作為一個胡圖人，希望卻更加渺茫。殖民者只提供了極為稀少的教育資源，高等教育這一進入權力和特權階層的入場券只是留給少數圖西人的，而在蒲隆地，則是留給貴族和部分圖西人；大多數好不容易才能躋身要職的胡圖人最後都會被迫下臺，而由圖西人取而代之；胡圖農民會被迫種植某些特定的作物，以滿足殖民者的利益要求等。
　　強制社區勞動在前殖民時期已經存在，現在更是變本加厲——所有的圖西人都可免於做工，但胡圖人則必須義務為比利時殖民者或是圖西首領的工程做工，有時甚至每六天要做三天義務工，成了實際意義上的奴隸。比利時殖民者給予了貴族和圖西首領很大的自治權，他們被賦予權力可以強制百姓做工，可以對農民課稅(常常伴有鞭抽棒打等刑罰)，很多首領也大肆亂用職權。這樣的結果之一就是週期性的饑荒，而胡圖人的強烈憎恨和不滿便是另一個更加可怖的結果，至少在盧安達是這種情況。
　　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往往都是虛構出來的，但一旦了解了盧安達和蒲隆地的殖民史，就很容易讓人思考這種歷史會帶來的結果。
　　根據《蒲隆地歷史字典》，比利時殖民者艾伯特·茅斯的反圖西人情結據說是「達到了病態的程度」。據記載，1961年，當得知魯加索爾王子率領的政黨獲得了蒲隆地獨立時，茅斯絕望地自殺。
　　魯加索爾娶了一位胡圖族妻子，而且他的政黨也是由多民族構成的。魯加索爾要求立刻實現蒲隆地獨立，所以遭到比利時統治者的極度不滿。據《蒲隆地歷史字典》稱，有證據顯示，在蒲隆地的比利時常駐代表曾經唆使魯加索爾的政敵刺殺他：「魯加索爾必須得死。」據說比利時常駐代表曾如此直接地表述道：「這事一旦做成了，風波很快就會起來了。」
　　1993年，蒲隆地總統恩達達耶被刺殺，對於隨之發生的暴力事件，特別是在多個地方發生的針對圖西人的屠殺事件的性質，還存在著廣泛爭論。有些人堅持這些事件都是「自發」的，而其他人則認為事件背後預謀的成分很大：胡圖族極端主義者抓住這次機會實施了他們蓄謀已久的消滅圖西人的計劃。
　　1994年6月，來自各國的多名人權專家針對刺殺後果發表了一份報告(《蒲隆地1993年10月21日後人權暴力事件國際委託調查——最終報告》，人權觀察組織及其他組織，1994年6月)。儘管這份報告對大屠殺的描述並不完整，但是其觀點公正，它指責「蒲隆地軍隊中的重要官員，包括其總指揮」應對謀殺負責。這些官員都是圖西人，他們一定能夠預想到這次謀殺會在全國範圍內引發暴力衝突。報告還批判了逃離了蒲隆地的胡圖政府領導人以及「省和地方胡圖族官員」，並指責他們利用盧安達的無線廣播「呼籲抵抗」。報告聲稱：「這些呼籲抵抗的部長原本可以利用同樣的通信方法呼籲結束殺戮。」
　　報告最後如此總結道：
　　在那些圖西人遭到大量屠殺的地區，都有一小撮當地重要的政府官員參與了開展殺戮或煽動民眾的行動。這些集團先是將圖西人關在公共建築內作為人質，後來又發展為殺戮。而圖西族的政府官員也利用他們的職務和權力之便發起針對胡圖人的殺戮。根據這些發現，認為這次暴力事件是自發、臨時性事件的觀點並不可靠，至少不能整體地用於解釋這些殺戮行為。
　　事實上，圖西軍隊的反應一般非常遲鈍，但是1993年，差不多在德奧穿越邊界逃往盧安達的同時，軍隊卻採用了十分強硬的行動方式：
　　軍隊和警察過度使用了不必要的武力，甚至對一些只是為了逃命自保的平民動用了14.5公釐和20公釐口徑的重型機關槍、裝甲車和直升機。軍隊和警察對拘禁或屠殺過圖西人的區域進行攻擊，但他們同時也介入了本沒有發生殺戮的地區，結果造成各地方發生暴力衝突，而軍隊和警察又進一步鎮壓。甚至在有些情況下，軍隊和警察屠殺了胡圖平民的行為直接導致了針對圖西人的報復性行動。
　　1994年8月，大約在恩達達耶被刺殺六個月後，盧安達總統乘坐的飛機遭到攻擊，總統遇難，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爆發。蒲隆地總統——恩達達耶的指定繼承人——也在這次事故中遇難。現在，關於究竟是誰攻擊了那架飛機的爭論依然沒有結果，而對後來為期四個月的屠殺中死亡人數的討論也沒有停止。遇難者多為圖西人，但很多胡圖人也因為在種族大屠殺前反對胡圖族專制、被懷疑同情圖西人，或是因為拒絕參加殺戮等原因而遭到殺害，也許有一部分人是因為試圖幫助圖西人而被殺。不僅如此，有些胡圖人甚至殺害其他胡圖人以來謀得對方的土地和財產，而許多胡圖人因為被誤作為圖西人而喪命。
　　有言論稱，盧安達一小部分胡圖族政治領導人早在1992年左右就計劃了消滅圖西人和胡圖族政敵的行動，那是在盧安達愛國陣線從烏干達入侵盧安達的兩年後。盧安達愛國陣線是一支主要由流亡的圖西人組成的武裝力量，有些歷史學家認為盧安達愛國陣線在種族大屠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盧安達愛國陣線將這個事件上升到了武裝衝突的程度。但是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早在盧安達愛國陣線入侵前，盧安達就已經充斥著暴力事件和武裝威脅。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盧安達的種族大屠殺毫無疑問都是一場政府主導的殺戮行為。政府中的部分當權者認為，由於胡圖人的不滿和憤怒、經濟下滑造成時局動蕩，以及國際施壓要求盧安達政府轉變為多黨制政府等事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受到了嚴重威脅，而這種國際壓力在盧安達愛國陣線入侵後不斷受到強化。
　　1993年8月，盧安達總統和盧安達愛國陣線簽訂了一項和平協議，根據協議，盧安達將終止現存的獨裁統治。統治集團對這份協議恨之入骨，菲利普·古雷維奇在一本關於這次種族大屠殺的著作中寫道，對大屠殺的準備工作正是在這項和平協議簽訂後得到了充分發動——「正當胡圖政權遭到和平威脅時」。
　　盧安達愛國陣線的入侵加劇了盧安達的經濟問題。馬哈穆德·曼達尼和其他學者共同撰寫的一本書中提到，這次入侵以及由此帶來的暴力衝突和國內大量難民的產生，或許對當時的政府有一定好處，因為它使得政府的暴力行動顯得更為合法，並且更能獲得民眾的支持。這次入侵也為極端主義者提供了條件，藉此開展他們精心設計的反圖西人的惡毒宣傳。1993年，蒲隆地總統恩達達耶遇刺，加之成千上萬的蒲隆地胡圖難民湧入盧安達，為反圖西族的宣傳者提供了大量宣傳素材，用於「Kangura」(《覺醒》)報紙和盧安達廣播節目中，以煽動仇恨情緒。此外，據說很多蒲隆地的胡圖族難民加入到了屠殺盧安達圖西人的行動中。
　　很多關於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的著作探討了這次暴力事件的原因，有些作者著重討論某一種原因，有些作者則提出了一連串的原因。其中有些是首要原因，有些則是次要的：殖民主義的遺留問題(特別是宣揚圖西族是外來的高等民族這一思想)；歷史上的和正在發生的暴力衝突加深了種族偏見，為將來的暴力衝突埋下了禍根；政治投機主義者利用了民眾大多數未受過教育而習慣盲從這一特點引發慣性衝突；入口過剩、環境退化、經濟危機等加劇了對日益減少的資源的爭奪；法國政府在其中煽風點火，聯合國、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大國對種族屠殺的預兆及屠殺發生時反應冷淡、未盡到責任等。
　　在我讀過的作品中，彼得·尤萬在列舉各種可能的原因並對它們進行區別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還駁斥了許多被廣泛溯及的原因。比如說，有人認為盧安達農民參與大規模暴力活動是因為他們文化中有盲目順從的成分，而彼得·尤萬則駁斥道：「也正是同樣的一批民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耗損了巨大的精力拒不服從政府的命令。」
　　尤萬也廣泛探討了國際開發援助扮演的角色，而且他本人也曾在盧安達和蒲隆地參與過國際援助工作。和蒲隆地一樣，盧安達的經濟和政治也都和外國援助密切交織，且依賴於這些援助。而關於掌控這些援助，尤萬寫道：「變成了一種特權，並演化為一小群領導人擴大自己特權的工具」。尤萬將其稱做「開發計劃」的援助活動，非但沒有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反而加劇了不平等，並在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中造成了「偏見、羞辱和稚化」。若將尤萬的觀點總結說來就是：國際援助在毫不自知的情況下造成了「結構性暴力」，而結構性暴力正是1994年席捲盧安達全國的嚴重暴力衝突中的關鍵因素。不可否認，沉積已深，並被人們當做習以為常的偏見，就是在結構性暴力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
　　「如果意識到結構性暴力這一因素就可以明白，始終存在的暴力就像一個連續體，而強烈的種族偏見和爆發的毀滅性暴力衝突都是這個連續體上的一部分。在這個連續體中，每一分暴力都招致了進一步的暴力，受害者一晃又成了行凶者，然後再次淪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