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蒲隆地
　　2006年

　　在蒲隆地，因納桑每天都會帶我們重遊德奧去過的地方，這些地方一直藏在德奧記憶深處，等著他回去，而蒲隆地唯一的一所醫學院就是必須去的一處。可口可樂廣告牌依然豎立在街邊，當時德奧從盧安達逃回來時，就是在這裡下了那輛士兵護衛的卡車。醫學院的主樓就在廣告牌的對面，德奧那時候就是在那棟樓裡勤奮苦讀。這座樓很大，現在看起來也還算新。「那時這座樓是那麼漂亮！」德奧感嘆道。他仰望著大樓，盯著一面水泥牆上的一道由上至下的大裂縫，這像是被火炮轟的。
　　德奧還記得，他在這裡讀書時，學校有一百多位在職老師。現在學校重新運行，但據德奧說，只有七位全職教授。德奧想到裡面看看，看門的兩個人同意了。現在學生都放假了，校園裡空蕩蕩的，像是被廢棄了一樣。學校大樓的一側被鎖住了，還上了鐵鏈——樓體的那一側快要塌了。教室裡的窗簾也都破破爛爛的，德奧就是在這些教室裡學的生理學、病理學和藥理學的入門課程。在這裡的實驗室中，德奧曾第一次看到培養皿裡游動著的細菌，而現在，這裡一臺顯微鏡也沒有——守衛說，器材都被偷光了。圖書館裡現在沒有教科書，也沒有教學幻燈片，更別提放映機了，有的只是很少的一些破舊醫學雜誌，圖書館門口貼著提示，禁止學生把書拿出去影印，以免造成損壞。
　　我們又走到了醫學院的教學醫院。我腦海中似乎產生了一幅畫面，德奧那時還是這裡的學生，穿著白袍，在醫院內巡視。以前，醫院病房都是兩人間，現在每間都擠滿了六張床。我們路過病房時，德奧和每一位病人打著招呼，向他們微笑。他在一張病床邊停下來，床上躺著一位年輕女病人，她的一條腿從腳趾尖一直到大腿根都打上了石膏。德奧問她這是怎麼弄的。她告訴德奧，她家菜園就在馬路邊，她在那裡打理豆苗時一輛車撞了她。車跑了，好心的鄰居們把她送來了醫院，為了治病，她花光了全部積蓄，現在已是負債累累。
　　我們離開的時候，德奧說這個女病人很快就會被送到醫院專門的一個地方，那裡會有專人看守，直到有人給她付清了帳單，她才能出院。如若不然，她就得待在那裡，沒有人給她治病，也沒有食物，除非有家人或是朋友來給她送點吃的。這裡的醫院現在就是這麼對付無法付清醫藥費的病人。
　　把窮困的病人拘禁起來——事實上就是囚禁——這種做法在現在的胡圖政府執政前就有了。也許過一段時間，這個新政府會取締這種做法，事實上，之前的圖西政府已經著手取締這一行徑了。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在蒲隆地和非洲大部分地區堅持要醫療系統徵收醫療設備「使用費」，之前曾有一段時間，德奧接受培訓的這家醫院為了多多收費，甚至對屍體也實行這一徵收。如果病人已去世，但仍有醫藥費沒有付清的話，醫院是不會讓死者家人取走屍體的。德奧聽說了後來的事：停屍房沒有低溫設備，屍體腐爛，醫院周圍臭氣熏天，於是市長要求將屍體歸還死者家屬。那些欠債的病人都被埋了起來，醫院還強迫那些被囚禁的病人掩埋屍體。德奧說起這件事時，甚至有點幸災樂禍，這樣的德奧讓我覺得有些可怕。
　　德奧上次回蒲隆地時參觀了一些醫院，他在兩家醫院總共見到了三十八名被拘禁的病人，據說在別的醫院，這一數字可達千人。在被拘禁的病人中，德奧遇見一個女病人。她的半邊身子都被嚴重燒傷，這種病人臉上的表情和所有老人一樣，充滿憐憫和悲傷，這深深吸引了德奧。德奧給這位老人拍了照片，還幫她付清欠款——五十七美元。德奧已經和衛生部部長約好商量建一家診所的事，他決定帶著這位老人一起去，這樣她可以把自己的事講給部長。
　　警衛把德奧攔在了部長辦公室外。「你不能帶她進去。」警衛說。
　　德奧告訴警衛說這個老人是部長的姑媽：「部長見到她會很高興的。」
　　德奧告訴我：「如果我是蒲隆地的居民，那天他們就會把我送進監獄了。」但是部長——也是位女性——深深地被老人的故事打動了。那位老人長得很漂亮，在德奧拍的照片中，老人那種混合了尊嚴和悲哀的表情令人震撼。也許那時候，部長在桌子對面的那張悲傷、堅韌、蒼老的臉上也看到了這些。無論如何，第二天，有多家醫院釋放了一百五十名被拘禁的病人。但是政策還在，而只要還有這項政策，用不了多久，又會有新的一百五十名病人被關起來。德奧回到美國後，曾經想要籌錢把所有病人都贖出來，但是他意識到，這麼做只會讓醫院從拘禁病人這種做法中獲利。連著好幾週，德奧在醫學院學習的同時擠出時間來，想就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不過人權觀察組織提前一步發表了一份報告，詳細闡述了這個問題，這讓他鬆了一口氣。
　　德奧的很多家人和朋友都不明白，他為什麼總是回蒲隆地。很多人，包括他的媽媽，都是希望德奧不要對自己的命運如此挑釁。德奧告訴我：「但是無論如何，那裡都是我的祖國，你明白嗎？」就像所有貧困地區的情況一樣，在蒲隆地，人們的健康狀況令人堪憂。德奧從各種地方仔細收集了蒲隆地的有關數據，而在為要建立的診所籌款時，德奧很喜歡引用這些數據：在蒲隆地，人們的平均壽命是三十九歲；每五個死亡案例中，就有一個是死於水傳染病或是因為其他公共衛生問題；五歲以下兒童中，有54％嚴重營養不良；九分之一的婦女可能會死於分娩；蒲隆地有七百萬人口，但醫生人數不足三百人，而且大部分醫生集中在首都，還有很多醫生不在公共醫院為病人治病，而是在待遇更好的外國援助組織工作。
　　我想，與公共衛生及醫藥相關的部分，應該是德奧這次旅行中最享受的部分。圍繞著這些話題，時間又重新組合連貫了起來，德奧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因為這幾個主題而變得一致且有意義。
　　德奧是在我們去桑噶扎時告訴我他第一次試著建一個診所時的事情，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那時還在上中學。當我們到了他當時試著建診所的工地時，在那裡發生過的往事似乎又一次鋪陳開來——回頭看看那時，享受過程的樂趣多於最終失敗的懊惱。
　　高中二年級快結束時，德奧和幾個朋友說：「我們與其浪費時間天天仰著頭到處瞎轉，還不如在桑噶扎建個診所呢。」說這句話時，他的語氣頗有點爸爸和爺爺的樣子。德奧用「仰著頭」來形容傲慢的神態。蒲隆地全國只有少數幾所高中，那些學校裡的學生一想到做粗重工作，就不屑地仰起頭。德奧說服了七八個朋友，並組織了一個小規模的中學生代表團去見了這個省的省長。省長同意，只要他們建起了診所的牆，他會為診所提供鐵皮屋頂。德奧也說服了爸爸，同意自己可以推推家裡放牛的工作。學校放假的第一週，德奧和朋友們開始造磚。德奧還找幾位當地婦女，在他們工作的時候幫他們做飯。
　　他們用濕黏土造了不少磚塊，但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燒製磚頭，也沒錢僱人幫他們燒。一場雷陣雨後，他們辛辛苦苦砌的磚塊又變回了一灘爛泥。德奧無意中聽到大人們談起「那些孩子」時說：「那些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只是在浪費時間，不想回家工作。」這讓德奧意識到，他應該把當地人都調動起來。於是在第二年秋天開學前，德奧在桑噶扎組織了一次選舉，選出一個診所建造委員會，還另組織了一個主要由學生組成的工作隊伍。他們又造了許多磚頭，但是這次，德奧和委員會在當地找到了一個工匠，專門負責燒製磚頭，但只象徵性地拿一點工錢。然而在此之前，他們得先造一個窯爐，這就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等他們終於開始燒磚頭時，持續幾個月的雨季到來了。等雨停天晴，燒得差不多的磚頭也都被泡得一片狼藉，又快成泥巴了。
　　於是德奧和朋友們決定改用木頭建房子。又一個暑假來臨，放假第一週，大家從桑噶扎墓地附近的樹林裡砍樹。他們清理出一塊空地，然後把木頭都搬了過去，邊工作邊唱著傳統的勞動歌曲。他們的木料還差得遠，德奧爸爸給他的時限卻已經到了，德奧不得不回家放牛。但他告訴自己，總有一天他一定還要回來建診所。而現在，他這一篤定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十六年之後，這次是在卡揚扎。
　　德奧對於公共服務的熱情來自於他的母親，而布多迪拉主教則加強了他的這種熱情。我們在蒲隆地旅行時，德奧特地在為主教建造的紀念堂前停了下來。紀念堂建在布多迪拉工作過的教堂一角，用塑膠花裝飾著。而且健康同盟也給了德奧這種信心：在健康同盟工作過的人都堅信，無論一個地方有多麼貧困，都有可能在那裡建起公共衛生體系和醫院。健康同盟的工作拓展到盧安達的時候，德奧就一直希望他們也能到蒲隆地去。但是健康同盟已經有些擴張過度了，它在世界各地有多項重大工程。而且德奧也知道，保羅·法默不希望德奧嘗試自己建一個診所，想讓他至少完成了醫學院的學業再說。可德奧明白，如果自己硬要展開這個工程，而且先啟動一個帶頭項目的話，健康同盟就會幫他。法默就一直在向德奧提供建議，並且打算今年夏天晚些時候親自去蒲隆地看看。
　　在健康同盟工作使德奧找到了一個方法，讓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學時不斷問自己的問題。他開始覺得，有一個答案能夠解決他對這個世界的所有困惑不安，而這個答案就在他的雙手之中，就在他的記憶中：你必須做點什麼。再次嘗試建診所，對德奧來說，正好可以讓他找回以前的生活，並和現在的新生活聯繫起來。
　　一個晚上，經過一天的長途跋涉後，我們終於得以坐在一個戶外酒吧歇歇腳。一如往常，德奧又聊起他在卡揚扎的計劃。我雖然知道這件事情和我無關，可是我還是很關心。德奧還沒有找到一個機構能夠資助、建設這個他想像中的診所，以及為診所提供足夠的工作人員。事實上，德奧現在連診所的名字都還沒定下來。他想了一個又一個名字，每次都聲稱就是這個了，但之後又會因為或這或那的原因推翻掉這個名字。那晚在酒吧，德奧最後定下的名字是「村民健康服務所」。我很高興他終於選定了一個名字——雖然我不確定這個名字能維持多久。
　　夜晚空氣裡有泌人花香，我嗅到了茉莉花清新的氣息。我們的桌上放著各自的第三杯啤酒，德奧說：「我的夢想就是這樣。只要卡揚扎的項目成功，我們就可以在周圍推廣起來，人們就能看到：『哦，這果然有用，太好了！』希望這樣一來，整個國家的人就會明白，你完全可以不用武力，不帶傷人的鐵錘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因為要是你帶了一把錘子，別人就會帶一塊盾牌和另一把錘子來打斷你的腿。那樣的話我們怎能構成一個健康、良好的社會？我們可以在卡揚扎培訓護士，然後在全國推廣這個做法，讓全國的人都知道：『看，生活應該是這樣的。』這些受到培養的人也會去教育別人，讓更多的人看看到底什麼才是正確的，讓人們看看工作的價值是什麼。這樣雖然不會把歷史重寫，但是可以創造一個新世界，一個和平美好的天堂。這個國家很小，沒有理由說這一切實現不了，沒有任何理由。」
　　德奧一直笑著，雙眼好像看到了遙遠的未來。但慢慢地，希冀的表情從他臉上褪去，他說：「我知道我的想法都是一相情願、不切實際的，說什麼這個世界可以和平沒有戰爭，人們都健康，充滿人性。但是，這難道真的做不到嗎？」
　　「這個，你不去嘗試的話就永遠無法知道。」我建議道。
　　「對，得試試……有時我會想自己是不是瘋了，就好像你想救一個人，反倒會被這個人殺掉。可是你即便置身事外，日子也不好過，會痛苦煎熬，因為你沒有做你想做的事情。」德奧乾乾地笑了幾聲，「我現在就是在茫茫大海的中央，進退兩難，滿腦子都是這樣的想法。真見鬼！」
　　「我們現在要去卡揚扎！」越野車在坦喀尼喀湖邊下了公路時，德奧大喊出聲。我們沿著一條凹凸不平的泥路穿過一片棕櫚林，這裡又暗又神祕，像個迷宮，棕櫚樹整齊地排列著，長得十分茂盛。車裡總共擠了七個人，同德奧一起從美國來的醫學院朋友也加入了我們。他們到蒲隆地，就是為了幫德奧把診所的項目幹起來。事實上，到了卡揚扎才算得上是這次夏日歸鄉旅程的開幕式。我一直希望能到卡揚扎看看，作為德奧的第二故鄉，他對這裡的感情顯然要比對布坦扎深得多。而且，我也非常想見見德奧的父母。
　　德奧曾告訴過我一些他們最近的經歷。他們逃難多年，回到蒲隆地後又經歷了好幾年噩夢般的內戰，他們這輩子辛苦勞動得來的一切也差不多全毀了，包括他們曾經引以為傲的牛群。經歷了這些，德奧的爸爸整個人都垮了。
　　德奧第一次回蒲隆地時——就是沒有坐汽車而僥倖逃過一劫的那次——他發現爸爸嚴重酗酒，而且還有自殺傾向。德奧回到美國後，覺得自己必須幫幫父親。又過了很長時間，德奧終於為他安排了一次心理諮詢，就在盧安達的中心醫院。德奧專門從紐約飛到盧安達首都基加利，想幫上些忙，但是在那裡卻只見到了媽媽，她告訴德奧說父親不願意見他。父親說，自己沒什麼能給德奧的，所以他不能見兒子。
　　德奧從行李箱裡抓出一把衣服，塞進一個塑膠袋裡遞給媽媽：「就說這是你給我買的衣服。」這個辦法果然有用，父親讓德奧進了他的病房。一時間，他又恢復了一貫命令的語氣，他告訴德奧：「我給你買了些衣服。拿著。」他把袋子遞給德奧，「穿穿試試。」
　　但是那次回國卻很讓人失望，德奧甚至沒能回蒲隆地。他的叔叔說蒲隆地太危險了，德奧相信叔叔的話，但他心想：「對我太危險了，難道對我父母來說就不危險了嗎？」而且那個心理醫生也沒幫上什麼忙——後來事實證明，醫生甚至不如母親更能幫助父親。回到美國後，德奧聽親戚說過一件事情。有一天，爸爸又威脅要自殺，媽媽就說如果他要自殺的話，她也會跟他一起死。那時，德奧爸爸好像突然找回了往昔的自己，無論如何，他都不再威脅說要自殺了。
　　德奧聽說，自從父母從難民營回來在卡揚扎定居後，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是母親打理著家中的一切：她為還剩下的幾頭牛擠奶，下地種豆子，回家做飯，照顧德奧最小的兩個弟弟。有一天，幾個鄰居突然告訴他們有民兵來了，那時也是媽媽帶著一家子逃走。他們在卡揚扎附近的樹林裡待了一陣子，回到家時，發現房子被燒了。德奧的弟弟們都記得那時候媽媽為了照顧好他們費了多大心血，甚至有一次，她給一個住在遠處較為安全的小鎮中的人家一些錢，讓他們收留自己的兩個孩子。但即便如此，媽媽還是會走上好幾英里的路去給他們送飯，而那些飯卻都被收養的家庭私自扣了下來。兩個男孩決定要回卡揚扎的家時，媽媽並沒有責怪他們，只是自己在一旁偷偷抹眼淚。後來民兵又來了一次，那次媽媽帶著兩個孩子藏在了一片玉米地，回家時，房子又被燒了。
　　對這些年發生在父母身上的事，德奧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些。他並不知道父母翻過一座座高山逃往尚比亞時究竟吃了多少苦頭，不知道父母在異國的難民營中是怎麼熬過來的，也不知道他們在卡揚扎是怎麼躲過民兵不時的掃蕩。他也不想知道這些。德奧第一次回家的時候，得知媽媽在她名字的兩個詞後又加上了一個詞：沉默。德奧沒有問媽媽這為什麼。幾年後，媽媽說要把自己的全部經歷告訴德奧和他的一個弟弟。德奧受不了，他最終沒有去聽。他雖然知道這樣做不對，也不好，但還是走開了，過了一會兒，弟弟也出來了，眼裡盛滿了淚水。
　　但是，德奧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媽媽深厚的愛和尊敬，絕非不孝。在其他方面，德奧對父母的事情從來都很用心。實際上，正是因為父母都在卡揚扎，德奧才把這裡當做自己的故鄉。我們的汽車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行駛，一路顛簸著穿過了棕櫚林，這讓我覺得卡揚扎這個地方太過偏僻，並不適合德奧。穿過樹林，我們來到了一個叫路庫莫的小鎮，然後又是一段坑坑窪窪的土路。在路庫莫附近有溫泉，還有一家看起來不錯的診所，但事實上這是家收費診所，設備寥寥無幾，也沒有多少人來看病。我們路過診所時，德奧告訴我這是一個歐洲教會團體籌建起來的，現在是一個蒲隆地牧師在負責。
　　「這個牧師身材高大，每天手裡拿著一本《聖經》，穿著西裝，口袋裡放五支筆，還挺著個大肚腩。」德奧還說，他曾經設想和牧師一起合作改進這家診所，但牧師不同意。德奧記得他當時這這樣和牧師爭論道：「如果明天沒幾個人來祈禱，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他們都躺在自己家裡，或是躺在那些破破爛爛的醫院裡，病得就剩一口氣了！給他們些幫助，讓他們起碼週末能到你的教堂來做禮拜。」
　　而牧師卻對德奧說他該做的事情就是讓他那些美國朋友給這裡送來設備和藥品，然後馬上走人。
　　「聽到這話時，我都想吐，」德奧說，「我問他：『你是不是喝醉了？』」德奧知道牧師不能喝酒，他是想故意侮辱激怒他，牧師果然生氣了。
　　但其實德奧很會和人打交道。比如說，這個省的新省長就和德奧成了朋友，並且許諾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會盡力幫助德奧。
　　我們在路上遇到好幾群孩子，他們主動衝我們招手，高聲喊著：「Amahoro！和平！」一個孩子大聲叫著：「Amahoro！別撞到我的羊！」德奧笑了起來：「我喜歡附近的這些孩子。他們會主動和人打招呼。」接著又說，「我現在的感覺就是：『哇！我終於又和同胞在一起了。』」
　　德奧又跟我們介紹起卡揚扎的情況。他說，這個小鎮上除了他家之外，只有一戶圖西人。內戰爆發的時候，鄰居家幾個很激進的孩子為暴亂組織引路，把德奧家指給他們看，好在有其他鄰居事先提醒了德奧父母。德奧家第三次被燒毀後，這些鄉親團結起來，把一個想搶占德奧父母土地的人趕出了小鎮，這也是另一個讓德奧對卡揚扎產生好感的原因。而且更讓他感動的是，這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胡圖族。
　　快要出路庫莫時，路開始變陡了，路邊生長了些許矮小的灌木，但是路面不再那麼坑窪了，顯然因為很少會有車經過這裡。德奧記得他曾經頂著一袋子木薯或是高粱走過這條路——那時他還小，而這裡也還只是一條小土路。
　　「那時這裡有很多猩猩，以前還有很多猴子，四處跑來跑去，上躥下跳。」現在這些動物都不見了，不是被殺了，就是被趕走了。不過偶然還會瞥見一直美洲豹的身影，就像樹葉中閃過的一道光。德奧說，在山上的卡揚扎，空氣比下面靠近湖泊的地帶清涼許多，而且夏天也有很好的牧場，那裡的土地也比布坦扎肥沃，能種更多種糧食。
　　我們爬上最後一個土坡時，路馬上變得寬闊起來。眼前是一片寬廣的平原，到了這裡，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比利時人會把蒲隆地和盧安達比作瑞士。山的東面是波光粼粼的坦喀尼喀湖，湖面平靜，湖水湛藍，像腳下有一片蔚藍的天空。西面是綿延起伏的高山，常有煙霧繚繞山間，但今天卻是一片清朗。當然，和瑞士不同的是，這裡缺少為保護居民身體健康所需的必要條件：公共衛生、藥品、蚊帳等。這裡的居民大部分都喝不上乾淨的水，也完全沒有電力供應。
　　「這就是約瑟夫·康拉德[1]說的地方，」德奧說，「『黑暗的心』，就是這裡。」
　　山的另一邊有一所小學，德奧在健康同盟工作的時候，曾從工資裡省下將近一千美元用於重建這所小學——在這片土地上，有那麼多地方需要錢。過去十幾年中，德奧也存下了一些錢，好讓父母三次重建房子。最後一次重建的房子換成了磚頭牆壁，鐵皮屋頂，也有了幾扇像模像樣的窗戶：在這個基本上都是茅草房的村子裡，德奧家的房子算是很好的了。德奧特地囑咐家人，要把房子建得比以前小，這樣就不會那麼招搖。約一年前，德奧和鎮裡的長輩說他打算在卡揚扎建一家診所。上次德奧回來的時候，帶來了幾個健康同盟的醫生，結果發現有村裡竟有好幾百人出來歡迎他們，甚至還請來了一個樂隊！
　　這次沒有樂隊，但是在一塊周圍種著棕櫚樹的平地上，也有一群人在等著我們，起碼也有幾百人。後來一個村民告訴德奧，他們在這裡等了好幾個小時，他還特地強調原來有一千多人出來了，但後來有的工作去了。而這會兒，我關注的不是人群，而是德奧。德奧從車裡跳出去，馬上被一群人圍了起來，看上去他和這些人很熟悉，而和他擁抱的那一對夫妻應該就是他的父母。
　　他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雖然如果刻意觀察一家人，總會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德奧爸爸比德奧矮一兩英寸，媽媽和爸爸差不多高，但比他們兩個瘦一些。看得出，夫妻二人為了迎接兒子歸來而特地打扮了一番。德奧的爸爸是人群裡唯一一個穿著運動外套、戴著軟呢帽的人，帽子的前簷稍稍翹起。德奧媽媽則一身蒲隆地傳統婦女裝束，既不招搖卻也不失品味——她裡面穿了一條簡單的連衣裙，外面罩著件漂亮的小衫，小衫上染著彩色的圖案，是一群小鳥棲在樹上。他們看起來有六十出頭，在蒲隆地算得上是高壽了，但兩人都還健朗。他們都戴著眼鏡，頗有點書生氣。
　　德奧摟著媽媽的肩膀，向她介紹他帶來的美國朋友。他爽朗地笑著——帶著溫情的笑容持續了很久，但又好像有些不自然，有種孩子般的不知所措，好像是在說：「我現在真是高興極了，又緊張又興奮，我該怎麼做才好？真不知道怎麼表達這些複雜的感情！」
　　德奧告訴過我，他上次回來的時候和村裡的族長商量過開始造磚塊的事情，也特地讓爸爸參加了討論。德奧聽說，從那時起，村子裡就造了一大批磚塊，還搬來了很多用於打地基的石頭。爸爸基本上戒了酒，一心負責領著村民造磚塊，而現在鄰居們現在也都很樂意和爸爸聊天，而且都會說：「你有一個好兒子。」這些由這個項目所帶來的「福利」，都是德奧曾經滿心期待的。自從他知道自己父母都還活著那一刻起，德奧就一直努力想讓父母安享晚年。我覺得從這方面來說，德奧的診所雖然只是剛剛開工，卻已經算是個成功了。
　　如果看看這麼多前來歡迎的人在這裡等了這麼久，就能明白卡揚扎的人對這個診所寄予了多大的希望，也就不難看出來德奧能夠領導這個項目對他的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有那麼短短一刻，我看到德奧父母的目光從兒子身上轉開，夫妻兩人靜靜對視著。媽媽的頭微微仰著，向爸爸微笑，而爸爸露出了最燦爛的笑容——我趕緊抓拍下了這一幕。
　　隨即德奧的爸爸就皺了皺眉頭，粗聲對德奧說：「你怎麼來得這麼晚？」德奧依然呵呵笑著，向我翻譯他爸爸說的話，接著激動地告訴我：「他現在真是好多了！我太高興了。他現在棒極了！你知道，前些年他都很……現在他又有精神了，他過得也很開心。」
　　「來，來！過來看看那些石頭。」爸爸招呼德奧。
　　地基石已經堆了高高一片，隨時都可以使用。但是這些石頭放置的位置並不方便，離山下要建診所的工地還有好幾百公尺遠。德奧看到石頭的位置，猶豫了一會兒。
　　「進度太慢了！」德奧之前看了看村民們造的磚塊，雖然壘得方方正正地擺在工地附近，但是那些磚塊是雨季的時候燒製的，儘管沒有爛成泥巴，但也不結實，不能用來蓋房子。
　　但是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德奧說。這些磚塊可以用來鋪路，或壘造他規劃的花園——用來種植一些菜園和果林，專門給營養不良的病人提供食物，而那些地基石也完全可以費點工夫再搬過去。
　　人群圍在那堆石頭邊，相互打著招呼，高喊著「Amahoro」，大聲談笑著，然後又是一陣歡呼和討議。德奧這時高興地向我喊道：「我真是太高興了！」他說，「看見人們這麼興奮，我也很激動！」
　　曾有人告訴我，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會在教堂中禮拜時產生最冷酷的想法。而我現在就在想，卡揚扎這些村民明天早上醒過來時，這裡依然還是沒有醫生、護士和潔淨的水源，有的也只是一堆放錯了地方的石頭。一股衝動的讓我很想提醒德奧這些事情，可是能看到他高興的神情我也很開心，且對於面前會遇到的困難，德奧一定比我更清楚。
　　我們坐車離開卡揚扎，村民們告別的身影在車窗後慢慢變遠，德奧對我們這些來自美國的朋友說：「非常感謝你們。」他聲音很小，有些哽咽，「謝謝你們能來我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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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約瑟夫·康拉德(1857—1925)，波蘭作家，《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是他最負盛譽的小說，該書描寫了一段神祕的剛果河上的航行。